次旦伦珠：活佛转世制的产生及历史作用

藏传佛教是一种把佛教与藏族古代文明逐步融为一体的宗教，属于佛教范畴，是无庸置疑的。宗教本身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广大的藏族地区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佛教——藏传佛教，主要受藏族社会发展的具体条件所制约。佛教传入西藏后，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传播、变化，发展，慢慢渗透到每个角落，成为一种藏族化了的宗教。藏传佛教较之于通称的佛教，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相异的一面。活佛转世制便是藏传佛教所独具的一大特色，为一般佛教其它诸教派所没有。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制度就是藏传佛教之根基。便把藏传佛教干脆称之为“喇嘛教”。虽然这种观点本末倒置，夸大其词,然而也抓住了藏传佛教具有的特色，不无道理。区分佛教与其它宗教之分水岭，就是看是否皈依“佛、法、僧三宝”，皈依“三宝”者为佛教徒，反之就不是佛教徒。这一点是佛家区分佛教与其它宗教之标准，已为众所周知，无需多谈。

活佛转世制是藏传佛教独创的制度，大体上已被藏传佛教诸教派所接受，并作为确定宗教或着“政教合一”领袖来源的重要途径之一。这种制度之所以产生，不仅受有藏族社会独特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而且亦为藏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所制约。从理论上看，这种制度是对一般佛教理论的发挥，可以从佛教理论中找到它的根源。可以说：活佛转世制是佛教理论在藏族社会中具体运用的结果。从历史的观点看，活佛转世制曾有过某些积极的意义，它对藏族社会的发展，对完成国家统一大业，曾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我们只能在我们所处时代的条件下对它进行分析，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只能认识到什么程度。

公元八六七年，藏族地区发生了藏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起义。这次起义直接摧毁了吐蕃王朝政权的根基，使赞普·聂赤开创的王业土崩瓦解。各地的奴隶主趁机纷纷发展自理的势力，利用各自掌握的权力各据一方，形成了藏区割据的局面。随着西藏历史的发展，藏族社会开始走向封建农奴制社会，那些昔日的奴隶主割据势力慢慢转变成封建割据势力。社会的变革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各地封建割据势力为了日益扩大各自的地位，巩固各自的权力，利用正在发展的佛教，同佛教僧团结成神圣同盟，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制度。新兴的封建贵族积极扶植僧团，资助大批僧人赴印度学习佛学。这些僧人学业结束之后，在农业发展、人口稠密的地区建立寺院，并在封建贵族们的支持和捐赠下，获得生产资料，掌管大片的良田、牧场。在封建贵族势力的扶植下，各僧团的势力范围在不断扩大，甚至喧宾夺主，接二连三地登上了政治舞台。这为各种藏传佛教教派的诞生打下了雄厚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也给活佛转世制提供了适合生长的土壤。可以说：“伟大的历史变革带来了宗教的变化”。①

活佛转世制是从佛教的“轮回转世”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并非凭空捏造。在浩瀚无垠的佛经中可以找到它的根据。释迦牟尼生前曾多次给他的弟子们讲述过他前生的故事。藏传佛教僧团仅不过是以佛家的“轮回转世”说为依据，以释迦牟尼的前生故事为楷模，加以具体运用和发挥而已。让我们看看昔时释迦牟尼讲述的关于他前生的故事吧，从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线索。如：“尔时佛告诸比丘言，‘我念往昔，久远世时，于雪山下，有二头鸟，同共一身，在于彼住。一头名曰迦喽嗏鸟，一名曰优波迦喽嗏鸟’。……佛告诸比丘：‘汝等若有心疑，彼时迦喽嗏鸟，食美华者，莫作异见，即我身是。彼时优波迦喽嗏鸟，食毒华者，即此提婆达多是也’。”②又如：“昔有菩萨身为鹿王，厥身高大，身毛五色。……佛告诸比丘，时鹿王者，是吾身也。国王者，舍利弗是。菩萨慈惠度无极行布施如是。”③再如：“佛告诸比丘：‘欲知尔时野猫，今梅比丘是也。时鸡者，我身是也。昔者相迂，今亦如是。’佛说如是，莫不欢喜。”④佛经中关于前生之论述不胜枚举。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藏传佛教采用活沸转世制之前，也是把前代某某高僧追认为某某高僧之前生。而且当活佛转世在最初出现时，很像佛讲述前生的情景。从这点上，我们很容易看到活佛转世制在很大的程度上所受“佛本生传”等经典的影响。藏传佛教的噶举派根据本教派的需要，首先采用转世的方法，给本教派领袖的继承问题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此后，藏传佛教诸派亦予以采用。活佛转世制“最早是由噶举派的噶玛噶举创始的。噶玛噶举的首领噶玛巴喜(1204—1283年)于1253年在绒域色堆地方见过忽必烈，1256年，又在喀喇和林见了元宪宗蒙哥，蒙哥赐他金边黑帽一顶，后世称为噶玛黑帽派。噶玛巴喜后来回到西藏，于1283年(元世祖至正二十年)，死于粗布寺。据藏文史料载称：噶玛巴喜死后，于1284年‘转世’，名昂迥多吉 (1284—1339年)，成为噶玛黑帽派的第二世。从此，喇嘛教才建立了‘转世’相承的制度。⑤传统上把昂迥多吉当作噶玛黑帽派世系的第三代活佛，把巴喜当作第二代活佛，把都松勤巴认作第一代活佛。然尔，“巴喜圆寂时，传于弟子朱妥·邬坚巴并为他授记说：‘远方拉堆方面，必出一名继承黑帽法统的人，在他未来以前，汝当作为佛的代理！’遂把金缘黑帽加在邬坚巴头顶上，旋即示寂。不久他转生在拉堆地方，是米拉降生的故乡，此人就是第三世昂迥多吉(自然金刚)。⑥“虽然传说都松勤巴曾戴黑帽，后遂称为黑帽派，然而实际是在巴喜时才受元帝赐与职官的黑帽，从此以后，历代转世大德始有黑帽系之称。”⑦“噶玛黑帽系的巴喜是邦扎巴的弟子，有人说他是都松勤巴转世的说法，却没有什么史实根据。但是噶玛派计算世系时，却以巴喜为二世。”⑧藏传佛教诸教派几乎都把教派的鼻祖或名僧认作是印度某某大师之化身，传说如此，却没有什么根据。即使如此，这些说法也不会同佛教的“轮回转世”理论相抵触。佛教认为所有的人及有生命的动物皆是前生之化身，故这种传说同“轮回转世”理论是一致的。与此有关的许多传说只包含着一个目的，即标榜本派所传的教义纯正而已。这种做法不仅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所采用，而且世俗世袭领主们也把自己的祖先追作赞普之族或某著名大臣。我们翻开贵族家谱就会看到这种情景。噶举派把都松勤巴说成：“最初是往昔龙树的弟子名扎连阿朗嘎；次为措杰(海生)的弟子噶玛菩提；次为法王赤松德赞的大臣阿阑黎莲花生为他灌顶，获得马头金刚成就者嘉哇却央(胜音)；后来成为善知博垛哇大师，博垛哇逝世后转生即是此师都松勤巴。”⑨

藏传佛教诸派中，噶举派普遍采用活佛转世制，萨迦派一方面保持本派传统的世袭传承制，但这只限于萨迦法王家族，另一方面对其它高僧的传承逐渐采用活佛转世制；宁玛派大体上采用活佛转世制；格鲁派则采用两套传承制，即对本派之祖师宗喀巴的传承采用甘丹法王制，而这种法王制的基础是对一般僧人的升级考取格西制，同时又采用活佛转世制。为此，可以说藏传佛教大体上接受了活佛转世制。由于采用活佛转世制，几乎每个著名的高僧都有转世灵童，新的活佛如雨后春笋般地增多，只有个别高僧及活佛没有转世。到清朝时期，“西藏本部达较喇嘛所属之大活佛二十九名，小活佛九十一名。”⑩

当我们对活佛转世制在西藏历史上的作用进行评价时，绝不能拿现代社会突飞猛进的要求作标准，而要看它是否对当时西藏社会的发展起过什么作用。“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的前辈提供新的东西。” ⑪活佛转世制这种以人形的权力转换，披着一件超凡的神圣外套，对西藏这块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普遍承认“轮回转世”理论的地方，起过“超人”统治的作用。自元朝时期，西藏归入祖国大家庭以来，“转世”活佛们逐渐成为历届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安定边域，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助手。特别是在清朝时期，“转世”活佛们对中央政府直接管理西藏，巩固边防，使藏蒙地区长治久安起过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

十三世纪初叶，封建制度已初步在西藏地区确立，元朝扶植萨迦地方政权，分封十三万户，治理西藏。随着元朝的灭亡，萨迦地方政权失去了生存的动力，逐渐衰落。明朝时期，帕竹·降曲坚参建立的政权取代萨迦政权，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对有功于帕竹政权的贵族分封庄园，创立“十三条法律”，整修和新建宗，分十七个宗来治理，封建农奴制经济获得了发展，农副牧业生产空前发展，初步完善了封建农奴制。在这样大好的局势下，格鲁派作为新兴的教派登上了西藏历史舞台。格鲁派的祖师宗喀巴针对当时其它教派的上层僧人严犯戒律，追逐利禄，积聚巨财，腐化堕落的局面，撰写了《抉择别解脱戒海心要摄颂》，并以此作为整顿的纲领，进行了宗教上的“拨乱反正”，改变了以往佛教界“颓废莠靡之风”，不仅得到了广大僧众的拥护，而且赢得了广大人民的拥护。此后，格鲁派势力不断增强，很快成为长期在西藏占统治地位的教派。

在蒙族势力的支持下，格鲁派终于夺得了政权。固始汗占领西藏，噶玛政权的统治垮台。固始汗拥立五世达赖喇嘛建立噶丹颇章政权，从此格鲁派正式登上了西藏政治舞台，施行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五世达赖喇嘛得到政权后，推行在全藏征取税收、建立“宗、谿”制度和统一的差役乌拉等措施，大力加强了西藏封建农奴制，使之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西藏封建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清朝中央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要治理藏蒙两地，只有依赖势力日益壮大的格鲁派。顺治皇帝册封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从此，正式确定了达赖喇嘛在西藏政治上的地位。乾隆皇帝认为扶植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不仅对治理西藏，而且对治理诸蒙古势力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曾说：“盖中外黄教总司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⑫为此，清朝中央极力扶植、保护、提高这两个活佛体系，希望借助他们的威望和他们在藏蒙广大信徒心目中的地位，使国家安宁，维护统一。“蒙古素崇拜佛教，有达赖之名皆皈向之，……”⑬清朝一贯执行兴黄教以求安定的战略性政策，朝廷册封的活佛大都是格鲁派的诸活佛。这些活沸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统一确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同时，清廷也清楚地看到了活佛转世的一这弊端，于是创立了“金瓶掣签”制度，以便控制这一有利的位置。总之，在西藏历史上活佛转世制度曾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

但是，任何事物都决不会违背“产生，发展、灭亡”之事物发展规律，活佛转世制也不例外。“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 ⑭随着西藏历史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必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活佛转世制在重大的社会变革面前，也将或者改变其生存方式，或者消失。因为，当西藏社会发展需要这一制度时，它便会应运而生，并有发展，而当西藏社会变革不需要这一制度时，它将离开历史舞台。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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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恩格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656页。

②《佛本行集经》第59页。

③《六度集经》第18页。

④《生经》中之“佛说野鸡经”。

⑤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17页。

⑥《土观宗教源流》汉文版第65页。

⑦《土观宗教源流》汉文版第64页。

⑧《土观宗教源流》汉文版第64页。

⑨《青史》汉文版第310页。

⑩《关于蒙、藏、汉等地区转世诸活佛登记名册》。一八一四年。

⑪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⑫《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七集，第3552页。

⑬《皇朝藩部要略》卷17、13页。

⑭恩格斯《马恩选集》第三卷393—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