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的社会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

四十年前(公元1959年)，在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发生了一场惊天地泣鬼神、举世瞩目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百万农奴自己解放自己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铲除了三大领主联合专政的“政教合一”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从此，西藏历史翻开了新篇章，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新西藏，开辟了康庄大道。

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及其重大意义，是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不仅仅是对历史前进的轨迹做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更重要的是对西藏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民主改革——西藏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有生老病死，天有寒暑交替。世间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铁的法则，亘古不变的真理。它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因时间、地点、事物的不同而改变。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探索、发现、总结客观规律，从而启发、引导人们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以便为人类文明进步服务。

这些，也是我们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基本目的和出发点。

西藏的民主革命有两大任务：一是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与统一。一是进行社会制度的民主改革，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基础，为西藏的发展进步，走向繁荣开辟道路。民主改革作为西藏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划时代社会大变革，它的发生和胜利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变革的真正动力来自西藏社会内部，是西藏社会矛盾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1959年以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地方政府、贵族、上层僧侣(通称为西藏的三大领主)，利用政权和宗教对广大农奴和奴隶实行野蛮、残酷的统治和剥削。他们(及其代理人)仅占西藏人口总数的不到5%，但却占有几乎百分之百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据统计，西藏原有耕地约330万克，其中西藏地方政府占有38．9%，寺庙占有36．8%，贵族占有24．3%)；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做人的基本权利被剥夺，变成被三大领主役使的“会说话的工具”，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当时的西藏地方上层建筑是“政教台一”的三大领主联合专政，有一整套的专政机器——军队、法律、法庭、监狱等。其法律和刑罚，大多是沿用古代的，且与封建迷信和原始“神判”相结台，极为残酷。旧西藏沿用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把人分成三等九级。贵族等上等人的命价是与身体等量的黄金，属于下等人的铁匠、屠夫等的命价则仅为。“草绳一根”。农奴主的意志就是法律，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以任意对农奴打骂和处罚，甚至割舌、挖眼、砍手、剁脚等极为残酷野蛮的刑罚。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农奴，同时放高利贷等直接进行经济剥削外，有的寺庙还设有监狱、法庭，以及各种刑具，可以随意对农奴滥施酷刑、掠夺民财、奸淫妇女等。当时农奴们流行的谚语说：“能带走的只是自己的身影，能留下的只是自己的脚印”，就是他们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可抗拒的基本法则之一。西藏的农奴和奴隶为生存、为争取做人的基本权利，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有零星的个人拚博，也有成群结伙的反抗；有自发的，也有组织严密的；有的重在反对苛重的经济剥削，也有主要是针对三大领主的野蛮统治。这些斗争虽然形式不同，手段各异，力量有限，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其斗争的矛头，都是对准三大领主的，客观上都是对封建农奴制的冲击，是加速这种腐朽制度衰亡的催化剂。

消极怠工是农奴们经常采用的一种反抗形式。他们被强迫为农奴主无偿耕种土地时，偷吃种子；或者播种时故意疏密失当，使大片土地稀稀拉拉长几棵苗，反之则使其密不透风，从而造成大量减产。在牧区，“协租”(封建牧主将牲畜和牧奴协定期约租佃，坐享其成，进行剥削，藏语又称“结约其约”，即有生有死制)的牧奴，常偷杀肥壮的牛羊，换上瘦弱的充数，或者谎报狼吃和风雪灾害，减少交回的数额。给三大领主支乌拉(差役)的农奴，则“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或以老弱病残充数。

请愿和控告，是农奴和奴隶向三大领主斗争的合法形式。其主要内容多为请求减少乌拉，更换管理庄园的农奴主代理人，以及裁减超越常规的掠夺等。例如，1939年，黑河千户头人巴乌占堆收债务时，抢走了阿巴部落的几百头牛，激起了广大牧奴的愤怒。他们派出代表去拉萨向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控告。噶厦害怕因此激起更大事端，只好宣判牧民们只还本不付息。巴乌占堆害怕被激怒的牧奴“造反”，只好退出了11匹马、90头牛、200只羊、一顶帐篷和一些珠宝首饰作为赔偿。同时．他也失去了世袭头人的职务。

公开抗税、抗债是农奴们比较普遍采用的一种斗争形式。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差徭名目繁多，无奇不有，凡是农奴主所需要的一切，都以差税的名义，向广大农奴无偿地索取。农奴只要耕种份地，就必须服两种差，即外差和内差。以甘丹寺为例，其乌拉差役多达142种之多。举凡捡粪、送粪、修渠、浇地、割马草、牧放牲畜、磨糌粑、炸油饼、做鼻烟、碎辣子、扫地、擦地板、擦窗台、扫厕所、背水、搞运输等等，农奴都要无偿去干；高利贷也是三大领主剥削、掠夺广大农奴的一种残酷手段。这种高利贷不仅利息高，而且带有强制性，花样不断翻新，有驴打滚、利滚利的“吉来吉加”，有相互作保的“吉本吉右”，有铁索连环的“加达哲”，以及不生不死制的“结美其美”，等等。西藏地方政府通常在每年春耕前把粮食放出去。秋收收回时．一般是借四还五(即春“借”4克，秋“还”5克)。农奴不“借”不行，不“还”更不行。到时不能偿还就变成了还不清的子孙债，愈“欠”愈多，包袱越背越重。有的农奴负债数万克，还“欠”二三百年之久。为了争得最基本的生存权，农奴不断进行抗差、抗债斗争。1948年，摄政达扎活佛，派武装人员到那曲地区，强派僧差。当地农奴联合起来，软拖硬抗，结果仅25人被强押支差，而他们又乘机陆续逃回。再如，洛巴拉章在森巴部落放过100头牛租，由于牧租太重，森巴部落的牧奴集会抗议，并派出代表到拉萨控告。洛巴拉章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不得已在第二年收回了100头租牛，森巴部落的牧奴也拒交一年的牧租。逃亡是农奴经常采用的另一种反抗形式。为了防止农奴逃跑，习惯法规定，谁能捉获逃亡的农奴，即将逃奴所带东西的一半奖给他，另一半则给予逃奴原来的主人，而逃奴则被鞭打甚至被处死。但严刑厉法阻挡不了农奴的逃亡。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墨竹工卡等4个地方的逃亡户数达45％；昌都地区察雅宗4个村逃亡户达39%；藏北三十九族尺牍热代地区逃亡户数则高达60%以上。

杀死农奴主和官兵，是民主改革前西藏农奴最高的反抗形式，也是在死亡线上拼命挣扎的农奴，为挣脱枷锁，争取生存权所采取的最激烈斗争手段。1918年，三十九族尺牍宗150多户牧奴，忍无可忍，群起反抗，杀死宗本(相当内地县长)，驻地5名藏军被迫缴械；1926年，西藏地方政府派藏军开进波密，强派乌拉差役，奸淫掳掠，广大农奴被迫揭竿而起．3000余农奴手持农具、石块，包围藏军驻地，杀死代本(相当于团长)及其所带30余人；1931年，山南隆子宗加堆地区30多个村庄联台，反对贵族才巴的残暴统治(加堆地区原属西藏地方政府直接管辖，才巴利用贿赂手段获取了统治这一地区的政治权利)，聚众袭击才巴，用棍棒、石块、刀枪，送他上了西天。西藏地方政府虽曾多次派军队前往镇压，但被激怒的广大农奴毫不屈服，斗争持续20余年。

广大农奴的反抗斗争，虽然还没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没有先进的政党和领导群体进行正确领导，也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严密的组织，从总体上来说，处于自发斗争的历史阶段，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三大领主统治的根基，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奴的反抗斗争，毕竟表现了广大农奴争取人身自由和基本生存权的愿望和斗争决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农奴制。当社会矛盾处于极端尖锐的状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觉得自己已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时候，就会发生革命，导致社会巨变，这是中外历史早就证明了的。民主改革之前的西藏社会正是处于这种状态。曾经身历民主改革前后两重天、深受藏族和其他兄弟民族尊敬的阿沛·阿旺晋美，坦言切身感受说：“记得在40年代，我同一些知心朋友曾多次交谈过西藏旧社会的危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将毁灭”[2]。这深刻说明了西藏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其最根本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存在于西藏社会本身。

众所周知，早在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就在藏区播种了希望的火种。这对西藏百万农奴是一种激励，增强了他们反抗“三大领主”的信心，使他们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1931年12月，中央苏区在江西瑞金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其中第14条明确规定：我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等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必须努力帮助这些弱小民族．使他们脱离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王公、喇嘛(上层僧侣)、土司等压迫统治而得到完全的解放。这项方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得到认真执行。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震撼世界的万里长征。在万里征途中，从1935年4月至1936年10月的一年多时间，三支红军主力分别经过了四川、云南、川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藏族聚居区，宣传了党和红军的民族、宗教政策，使藏族僧俗群众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也有了初步了解，以实际行动支持红军的甘孜白利寺僧众，在以爱国、进步的格达活佛为副主席的博巴政府动员、带领下，踊跃交纳“红军粮”，仅半年时间，就献出青稞134石、豌豆22石，另有军马15匹、牦牛19头。川西的藏族青年四五百人参加了红军。这些，都在西藏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广大农奴和奴隶开始觉醒．要求生存权和翻身解放。

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就开始筹划和平解放西藏问题。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做出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这一英明决策立即赢得了各族人民特别是藏族人民的拥护。藏族中许多知名爱国人士自愿为和平解放西藏奔走效力，有的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使在黑暗中苦苦挣扎和摸索的西藏广大农奴，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前途。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最终结束了帝国主义侵略、控制西藏的历史。西藏民主改革的第一项任务基本完成，改革西藏社会制度，就成了民主改革的主要任务。

为了实现。“十七条协议”，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主要任务是开展以争取团结教育西藏的上层僧俗、提高爱国主义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工作，贯彻执行以争取达赖集团为主要对象，同时坚定地团结班掸集团和昌都上层集团的方针。与此同时进行影响群众工作，启发群众觉悟。在这两个方面作了艰苦的努力，付出很大的心血。例如，组织致敬团、参观团到内地参观访问(从1952年至1957年，先后组织了13批、1000余人到内地参观)；成立爱国青年联谊会、爱国妇女联谊会，选送上层人士子女到内地学习、培养教育；开展同上层人士的经济统战工作，同贵族、寺院、商人订立购货合同，建立贸易关系。进藏部队指战员和工作人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消除由于上层反动分子恶意歪曲、煽动而造成的对共产党、解放军的误解，以事实影响群众、争取群众，启发群众觉悟；实行社会救济，以工代赈，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1954年，年楚河上游冰川暴发，日喀则、江孜地区发生严重水灾，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及时发放了救济粮、衣物和帐篷，中央还专门调拨了救济款和物资(但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江孜官员却趁火打劫，把存放几十年、已霉烂变质的粮食以高利贷发放给受灾农奴群众)。1956年，黑河地区遭受雪灾，有的部落牛、羊死亡过半，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立即组织发放救济物资，解决了牧民的生活困难，同时，又用以工代豫的办法，吸收大批民工修筑公路、机场，既解决了群众生活困难，又使他们受到教育。进藏人员长期坚持平价供应藏族必需的茶叶，免费给群众治病(解放军进驻拉萨的10个月内，就为群众治病52300余人次)，发放无息或无偿农牧贷款(仅1952年就发放了30万银元的贷款)，给贫苦的僧俗群众发放布施(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于1951年进驻拉萨，给拉萨三大寺的15000余名喇嘛发放了布施，又给乞丐和赤贫居民1500余人发放了布施。一份布施是藏银20两、约折合2个银元。

中央还从财力、物力方面，给予西藏地方大力支持。据统计，从1952年到1958年，中央给予西藏地方的财政补助高达3．57亿元。同时还拨给西藏地方大批无息贷款。另外，在中央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支援下，西藏开始有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现代工业和交通设施。1953年，西藏第一座工厂——拉萨地毯厂建成。1954年，川藏、青藏公路通车；1955年，重新修建660千瓦的夺地电站；1956年，西藏到北京的航线开通；1957年，阿里至新疆公路通车。随后，土门煤矿、班戈湖硼砂矿、更樟林场、纳金电站格尔木砖厂等陆续建成投产，为西藏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使西藏广大僧俗群众感受到中央的关怀，祖国大家庭温暖，同时，对本民族，本地区的发展，也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从“十七条协议”签订、人民解放军和平进驻西藏各国防要地到1959年民主改革之前，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忍让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而少数反动上层分子则阴谋策划了八年，捣乱了八年。结果是广大僧俗群众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改革封建农奴制的要求日益强烈，他们说：噶厦政府压迫我们、剥削我们，解放军和干部处处为我们着想”，“我们给上层支乌拉还挨打，给解放军运东西(不挨打)还给运费”，“藏军打人骂人、奸淫妇女，又抢东西；解放军不打不骂、买卖公平，还尊重我们的风俗习惯，尊重妇女”，“解放军是菩萨兵”。不少地方的农奴把要求改革的信件用洁白的哈达卷着送给当地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诉说他们强烈要求改革的心情：“我们都是种地的农民，比任何人都更加焦急地盼望实行改革。我们听说西藏要实行民主改革，不知用什么话来形容心里的高兴。我们要求改革，并且要求越快越好。”1956年修筑当雄机场的数百名民工(都是农奴和奴隶)，联名上书噶厦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要求民主改革，有的甚至咬破手指在请愿书上按手印，表达决心。百万农奴和奴隶强烈要求改革的心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这就是说，西藏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必须改革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早就达成了协议的既定方针，但是在改革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上，则要“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

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处理重大问题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又一光辉范例，也是坚持实事求是，从民族和地区特点出发，稳妥地处理民族问题的典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是西藏贫穷落后的根源，不对其改革、废除，广大僧俗群众将永远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西藏也不可能走上文明、进步、富强的康庄大道，更不可能实现民族间事实上的平等，所以必须进行改革，这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没有马上在西藏推行改革，这是因为，西藏上层人士对民主改革还心存疑虑，耽心政治、经济利益受影响，不愿民主改革；不少僧俗群众有沉重的、历史形成的心理负担，对民主改革也需要一个了解和认识过程；特别是西藏上层中的亲帝反动集团利用民族、宗教作招牌，欺骗群众，挑拨民族关系所造成的民族误解，一时还难以消除。所以，在实行改革的社会条件还不成熟时，中央采取了“慎重稳进”的方针，即对西藏的改革既“不加强迫”，也不消极等待，更不急燥冒进，而是积极创造条件，稳步前进。

但是，西藏上层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则阳奉阴违，施展一切阴谋手段妄图阻止民主改革。在和平解放初期，西藏地方政府中掌握实权的鲁康娃、罗桑扎西等，公然组织伪“人民会议”，破坏“十七条协议”的执行，唆使流氓、坏分子围攻中央驻藏代表和解放军驻地，袭击反帝爱国人士，企图挑起内乱。中央驻藏代表和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坚持政治解决问题的方针，与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坚决斗争，揭露了他们的阴谋，面对大量被揭露出来的确凿事实，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不得不撤销了他们的司曹职务，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立即解散。

螳臂不能挡车，历史照样前进。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这是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协商办事机构。西藏上层反动分子预感到封建农奴制将被废除，三大领主的政治特权，将会逐步消亡，于是又迫不及待地公开发难，伪“人民会议”死灰复燃。1956年下半年，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给各寺庙、宗(县)发布命令．要他们盗用“僧众”、“群众”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所谓“意见书”，公然叫嚷。“我们要保持旧制度，不要分地”，并制造谣言，威吓群众：“哪个人要求改革，接近人民解放军，就要割鼻、挖眼、抄杀全家”。并且在康区等一些地方公开进行叛乱。

1956年底，中央决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同(1958—1962年)，西藏不进行改革。六年之后是否进行改革，到时仍由西藏人民和领导人员根据当时情况决定。但是，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把中央对他们的苦心争取、教育和耐心等待，视为软弱可欺，采取种种阴谋手段进行对抗。一方面制造舆论，鼓吹封建农奴制是“最美妙最神圣的制度”，一方面煽风点火，里通外国，策划武装叛乱。1957年5月，在西藏地方政府的纵容支持下，成立了“四水六岗”叛乱组织，不久又成立了叛乱武装“卫教军”。他们把中央的一再教育和警告当做耳旁风，于1958年公然在山南地区建立起叛乱基地，武装窜扰拉萨周围地区，伏击我运送物资的人员和车队，破坏交通，劫掠财物、烧杀奸淫。1959年1月，叛乱武装又围攻扎木、丁青县委机关和山南工委。1959年3月10日起，他们借口反对达赖到西藏军区看文艺演出，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公然在拉萨发动背叛祖国、背叛民族的武装叛乱，狂呼“赶走汉人”、“西藏独立”等反动口号，他们武装包围西藏军区机关和中央驻拉萨办事机构，杀害解放军官兵和反对叛乱的藏族官员和僧俗爱国人士，以及无辜的僧俗群众，对僧俗群众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3月17日夜，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核心分子和武装叛乱的主要头目，挟同达赖及其家属、随员逃出拉萨，经山南逃往国外，开始了政治流亡生活，继续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3月18日凌晨，叛乱武装向西藏工委、西藏军区和所有部队、机关，发动了全面进攻，驻藏人民解放军被迫还击。在广大僧俗群众和爱国上层人士支持下，很快平息了叛乱，肃清了拉萨及其周围地区的叛乱武装，赢得了平叛斗争的伟大胜利。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派人物的必然结果。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也不可能逃脱这个历史法则的惩罚，他们自以为发动武装叛乱就可以挽救封建农奴制必然灭亡的命运，但却受到历史无情地嘲弄．他们的倒行逆施。使民主改革被迫提前进行。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任命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代理主任委员，帕巴拉·格列朗杰为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撤销了叛国分子索康·旺清格勒等18人的筹委会委员等一切职务，任命了16位新的筹委会委员，至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实质上成了西藏自治区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坚决贯彻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团结带领百万农奴展开气壮山河的民主改革运动。在民主改革中对参加叛乱或没有参加叛乱的区别对待：对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没收其占有的生产资料，无偿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并进行批判斗争和法律制裁；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有的生产资料，由国家赎买，然后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对他们保护过关，并且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在叛乱了的农耕区实行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在没有叛乱的地区实行双反(没有反叛乱任务)双减；在寺庙开展三反(反对叛乱、反对奴役、反对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帐、算等级压迫帐、算经济剥削帐)；在牧区开展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两利(牧工、牧主两利)。经过二年多的斗争与艰苦工作．民主改革终于取得了伟大胜利。

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必然走向灭亡；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百万农奴，为了争取生存的权利，不断愤起反抗、斗争，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下，他们的民主革命意识开始萌芽。特别是“十七条协议”签订、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进藏后关心群众疾苦的模范行动，使广大农奴受到了启蒙教育，民主革命意识逐渐增强，自我解放的觉悟不断提高，终于，汇成了冲垮封建农奴制的滚滚巨流，这是西藏民主改革最主要的动力。

西藏的民主改革，从本质上来主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近百年的痛苦摸索、艰苦卓绝斗争的历史，不可辩驳地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才能把苦难而古老的中国，从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深渊中拯救出来，夺取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当然，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民主革命才能获得彻底胜利，这是历史早已证明了的。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历史的必然!

民主改革——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

四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西藏的民主改革，经过历史的检验，越来越证明它对西藏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历史影响：通过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万恶的封建农奴制，扫除了西藏社会发展的最大障碍，铲掉了外国侵略势力同西藏少数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相结合图谋“独立”的政治基础——三大领主专制；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当家做主．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在血泪中苦苦煎熬的藏族僧俗群众，焕发了健康向上的勃勃生机，被束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经济迅速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切实保障，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央为了加快西藏经济建设，使西藏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先后三次召开专门会议，研究西藏的发展问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作出了明确的战略部署，动员各省、市、自治区大力支援西藏建设，有力地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与发展，使西藏的现代化建设驶入了快车道。总之，从历史和民族发展的角度看，民主改革确实是西藏藏族和其他各民族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开创了西藏历史新纪元。

正如一些正直、不带偏见的外国学者所说的：这对西藏广大僧俗群众来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吴天威博士，全面考察了西藏民主改革后30余年的发展变化，深刻指出：“对广大的西藏人民用委婉的术语‘解放’，比用于中国的其他民族更为恰当”[3]。

正确、客观地评价、判断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要有一个公正的标准、有大量的事实根据，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评价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当然也应该这样。

1987年6月29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先生时，关于西藏问题的一段谈话，是高瞻远瞩、从宏观角度揭示历史本质的，他说，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这虽然不是专门讲西藏民主改革的，但把它作为衡量、判断西藏民主改革历史意义的标准，也是很合适的。

就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来说，人民就是指的95%以上的农奴和广大僧俗群众，而不是5%的三大领主。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低级走向高级，由落后走向先进，是人类的共同愿望，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我们评价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就是要看它是否对西藏人民有利，是否有利于西藏很快发展起来，这是唯一正确的标准。在同一篇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又说：“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4]。这是党一贯提倡的实事求是作风的体现，就是说，判断任何问题．都要抓住其实质，以事实为根据，而不被其表象所迷惑，这样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那末，我们就按上述标准，以事实为根据，考察一下民主改革在西藏历史上所产生的影响吧！

通过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严重阻碍西藏社会发展的封建农奴制，铲除了三大领主实行专政的社会基础，建立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为西藏向文明、进步、繁荣和发展扫清了道路，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社会基础。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后，1959年3月28日和4月20日，国务院先后发布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撤销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取缔解散了维护三大领主专制统治的藏军，解散了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基层政权。建立了党领导下的农牧民协会、平叛保畜委员会、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建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政权。1961年7月9日国务院批准结束班禅会议厅委员会的工作。1965年正式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它标志着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永远成为历史的陈迹，标志着西藏各族人民真正当家做主时代的开始，标志着西藏各族人民真正享有了我国宪法所赋予的全部公民权利和民族区域自治权，标志着西藏的革命和建设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正是由于有了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祖国的西南边疆安全才有了可靠保证，西藏的建设才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

通过民主改革，铲除了封建农奴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废除了三大领主对全部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和农牧民人身的占有和奴役。广大农奴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确立了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百万农奴得到彻底翻身解放，成为国家、民族、社会和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藏族人民长期被禁锢、压抑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大批的行政管理和其他各类专门人才迅速成长起来，1965年出席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300多人，其中藏族出身的代表220多人，门巴族代表5人，回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代表11人，少数民族代表占代表总人数的80%，这些代表中除一定数量的上层爱国人士和宗教界人士外，很多都是翻身农奴，少数民族干部有1．6万多人，其中已有1千多名干部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这是民主改革之后仅仅数年间的社会新景象。到1990年底统计，全区共有少数民族干部3.7万人，占全区干部总数的66.6%，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西藏自治区一级干部中占71.7%，在地厅级干部中占69．6%，在县级干部中占74．8%，最可喜的是藏族专业技术干部迅速成长，1990年统计已达1.7万余人，占全区专业技术干部的62%，他们挑起了工农、科技、文教、卫生等各个领域的重担；近年以来，西藏的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更有了进一步发展。据1998年统计，全区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干部总数的74．9%。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中占71．4%，在自治区人大常委委员中占80%，在自治区主席、副主席中占77．8…%。

在西藏，广大僧俗群众，都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充分享有人身自由和行使民主权利。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据统计，在1993年进行的乡、县、市、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中，全区共有选民1311085名，占l8岁以上公民的98．6%，其中91．6%的选民参加了选举，有些地方选民参选率达到100%。

这一年，全区乡(镇)、县、市和自治区换届选举后，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各级国家政权机关组成人员的93．2%，分别占当选的乡(镇)长和县长的99．8%和98．6%，分别占自治区、市、县三级人民法院院长和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96%和99%。

通过民主改革，打破了三大领主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垄断，翻身农奴成了这块古老土地的主人，从而为工业建设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民主改革以前，旧西藏几乎没有现代工业。1950年的西藏仅有一座简陋的铸币厂和一座125马力断断续续发电的水电站。整个西藏工人总共才120人左右。民主改革以后，现代工业迅速建立，经过40年的建设，西藏目前拥有电力、采矿、建材、森工、毛纺、印刷、食品等十多个现代工业门类，国营企业职工5．1万人。1998年全区工业总产值13．5亿元，比1959年增长30倍

国家和各省、市、自治区从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西藏大力支持，为西藏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活力。国家给西藏的定额财政补贴每年都达12亿元以上，从50年代至1997年中央政府向西藏累计投入高达400多亿元。1959年至1996年调运西藏的物资674万吨，其中商业物资110万吨、粮食130万吨、石油148万吨。

1984年，由中央政府指导、动员全国9个省市援建西藏43个工程项目。1994年，中央政府和全国其他省市无偿援助西藏建设62项工程，包括农业、水利、能源、交流、通讯、工业、社会事业、市政工程项目，总投资达36．6亿元。近年来，全国14个对口支援省市还在西藏援建其他项目151个，总投资达4．9亿元

旧西藏没有一条正规公路。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修通了川藏、青藏公路，西藏高原才有了正规公路。此后国家又陆续拔巨资投入西藏的公路建设，以确保西藏经济命脉——公路运输的畅道。目前西藏有干线公路15条、支线公路315条、建成公路总长21842公里，所有的县和77%的乡都通了公路，一个以拉萨为中心，以青藏、川藏、滇藏、中尼公路为骨架的公路网络已经形成。继1956年开辟拉萨—北京的航线后，40年多来，又相继开通了拉萨至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西宁、上海、广州等国内航线和拉萨至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国际航线。

西藏已建成和开通了7个地(市)卫星通信站和51个县的程控电话交换机，98%的县实现了卫星传输和电话的程控化，并进入国内国际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

通过民主改革，长期被压抑、禁锢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农牧业生产迅速发展。由于农牧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的第一年就获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1.6亿公斤，比1958年增长了4.8%；1960年达到2.55亿公斤，比1959年增长27．5%，l950年全区牧畜存栏头数1050多万头(只)，比1959年增长10%；1966年，粮食总产量增加到3．15亿公斤，牲畜从1959年的955.6万头(只)，发展到1817．5万头(只)，增长90．2%；到199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8亿公斤，1997年达到8．2亿公斤

据统计，1998年西藏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8.55亿元，年增长率为10%，连续五年保持高速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经过40多年的艰苦奋斗，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了显著提高，1952年，西藏亩产粮食平均只有80公斤，人均占有粮食125公斤，而且这少得可怜的粮食，70%以上还都集中在三大领主手中，广大农奴很难享用。1997年，人均占有粮食372公斤，在人口增长了约一倍半的情况下，人均占有粮食仍比50年代初增长了2倍，1997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达5130元，1998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1150元，城乡居民年底储蓄存款余额30．45亿。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照相机、摩托车、自行车等，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80年代中期，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时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拉鲁先生，在考察了拉萨群众生活之后感慨地说：“我看现在拉萨有四分之一的市民的生活超过了我当年做宗本(相当于县长——引者)时的水平”[5]。这是从旧西藏过来人的亲身体验。十几年后的今天，西藏人民的生活又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

旧西藏教育十分落后，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西藏和平解放后，1952年拉萨小学建立，1956年拉萨中学建立，西藏有高原开始出现了现代学校教育。民主改革四十年来，为发展西藏教育事业，国家累计投资11亿元，并实施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例如，实行免费教育，藏族学生自小学至大学毕业的学习费用全部由政府支付，从1985年起，在广大农牧区学校推行寄宿制。各级各类学校招生实行“以当地民族为主”的原则，对部分藏族中小学生实行包吃、包住、包穿政策。据1997年底统计，西藏有高等院校4所，中等专业技术学校16所、中学90所、完全小学和村办小学4251所，在校小学生达300，453人，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78.2%。1998年底统计全区各类学校4365所，适龄儿童入学率81．3%。从80年代中期起，中央政府拨出专款，在北京、天津、成都等内地一些省市建立了西藏中学，供部分西藏中学生到内地学习，他们的交通、食宿、服装、医疗等日常费用支出均由国家承担。

一大批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藏族专业人才，正在成为科研、教育和各个科技领域里的骨干。民主改革以前的西藏，只有三所医疗设备极为简陋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业人员不足百人，加上民间藏医也只有400人。民主改革以后，国家对西藏群众的医疗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在农牧区实行免费医疗，在城镇实行个人医疗资金帐户和公助相结合的医疗费用承担办法。40年来，西藏已初步建成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保健网络。1997年底，卫生机构发展到1324个，医院床位总数6246张，平均每千人口医院床位超过2．5张，专业卫生技术人员10929人，平均每千人口医生1．84人、护士0．7人，乡村医生和卫生人员数已达4402人。从60年代起，西藏就消灭了天花病，其他一些危害较大的传染病，地方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或被消灭。藏医藏药得到继承和长足发展。

为了保障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西藏自治区根据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有关法律、法规、环境状况保持良好状态。大气、水环境基本没有受到污染。工业废气的消烟除尘率达到88%，工业废水的有效处理率在50%以上。全区没有出现酸雨，城市大气中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为340微克／立方米，大大好于国家大气环境质量的要求。环境辐射在正常范围之内，不存在任何人为造成的放射性污染。

由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医疗卫生保健条件的不断改善，西藏人口的平均期望寿命从民主改革以前的36岁，大幅度提高到67岁。人口也有了大幅度增加。1953年，西藏地方政府申报的人口数为100万，到1996年底，西藏人口已达244万，其中藏族人口占95%，40年的时间，西藏人口增加了近1．5倍。

也正因为民主改革废除了三大领主专制的封建农奴制，西藏广大僧俗群众才获得了真正的信仰自由，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才得以真正的弘扬。

民主改革以前的旧西藏，有大量农奴和奴隶出家为僧尼，人数约12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大多数是被迫去支僧差或为生活所迫，而并非出于个人信仰。掌握政教权力的上层集团，把不信仰佛教的人，视为异己力量，加以排斥和打击的。人们只有信教的义务，没有不信教的权利，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自由。

民主改革后，在废除上层僧尼的政治、经济封建特权，实行政教分离的同时，中央政府再次重申要“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俗习惯”，广大僧俗群众才真正有了信教和不信教的自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遭到了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西藏重新全面地落实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寺僧尼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受到应有尊重和保护。目前，西藏的藏传佛教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全部开放，充分满足了在寺僧尼和信教群众宗教活动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已拨专款3亿多元，以及大量的黄金、白银等物资，用于寺庙的维修、保护。对布达拉宫的维修，国家即拨专款5500万元，这是几百年来耗资最多、规模最大、施工最为科学的布达拉宫维修工程。在第十世班禅亲自主持下，国家资助专款670万元、黄金111公斤、白银2000多公斤，以及大量珠宝，修复了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祀殿。第十世班禅圆寂后，中央派专使致祭，又拨专款6620万元、黄金650公斤，为其建造灵塔、祀殴；又按照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于1995年经金瓶掣签，完成了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灵访、认定，以及第十一世班禅的册立、坐床、受戒等佛门盛事。1992年，根据宗教仪轨，国务院宗教局批准了第十七世噶玛巴活佛坐床继任。目前，在西藏各寺庙开办的学经班中，有3270余名学僧们进行宗教经典的研习，一批高级宗教职业人士被选送到北京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进修深造。

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和弘扬。大量文物古迹得到保护，经科学普查，西藏共发现各种文物保护点1768处，其中，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处，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7处。拉萨、日喀则、江孜、昌都被公布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布达拉宫被联台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由国家投资近亿元的西藏图书馆于1996年正式建成并开馆，投资9000多万元建设的西藏博物馆也于1997年交付使用。西藏现有图书、音像出版社4家，公开发行的藏文报刊有23种，无线电台2座，电视台2座，广播发射或转播台35座，电视转播(差转)台240座、卫星地面接收站700多座。艺术表演团体、多功能群众文化艺术馆、乡村文化室、电影发行单位等，形成了群众文化活动网络。寺庙的宗教活动、城乡的群众文化活动，汇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响曲，展现了古老的西藏在现代化建设的大道上奔驰的蓬勃朝气。

1997年，在中国西藏做了一番认真的实地考察的德国联邦议会副议长福尔默感慨地说：“西藏为藏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作出了很大努力，这是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贡献”，“这在世界上许多拥有少数民族的国家是不多见的”[6]。

但是，制造武装叛乱欲图阻止民主改革、失败后叛逃国外，成为政治流亡者的达赖已经堕落为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集团的总头子，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他们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编造大量谎言，意欲否定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意义．否定40年来西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其妄图分裂祖国的阴谋服务，这是徒劳的。

西藏近四十年的社会发展实践证明：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民族才能获得解放，社会才能发展进步，人民才能充分享受当家作主、建设自由幸福新生活的权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西藏发展进步，人民自由幸福的根本保证。西藏人民只有团结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内，才能把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勇敢顽强的精神同中央的帮助和全国的支援很好地结合起来，加快西藏的发展。

现在，我们引用江泽民主席的话为本文作个小结。他说：昔日的西藏和今日的新西藏相比，谁个黑暗谁个光明、谁个落后谁个进步、谁个专制谁个民主、谁个践踏人权谁个尊重人权，凡是尊重客观事实的人们都会作出公正评价。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只有实行民主改革、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救西藏、发展西藏、繁荣西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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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本文数字，分别引自：《西藏的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郑汕主编：《西藏发展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出版；《西藏的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2年9月；《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8年2月；1999年1月《西藏日报》。不一一俱注，谨表谢意。

[2]阿沛·阿旺晋美：《西藏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纪念“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十周年》，原载《中国藏学》1991年第1期。

[3]见《中美论坛》1988年5月号，转引自沈开运、达玛等著：《透视达赖》，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4]邓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

[5]转引自《透视达赖》。

[6]见1997年9月30日《人民日报》。

[7]转引自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原载《中国西藏》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