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回望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的中国纪录电影创作史，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在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事业初创的阶段，原本山高路险、时局动荡的西藏，不但未因偏远闭塞无人问津，反而成为纪录电影拍摄的热点地区。中国中央政府指示电影生产部门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用动态影像记录的手段，书写了一段史诗级的西藏现代历史画卷，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反映西藏时事进展与社会变革的纪录片络绎不绝，几乎串联起自西藏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的整个历史进程。其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解放西藏大军行》（1951）、《光明照耀着西藏》（1952）、《春到西藏》（1956）、《珠穆朗玛之歌》（1958）、《百万农奴站起来》（1959）、《欢腾的西藏》（1960）；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1953）、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西藏农奴制度》（1961）等影片，均为兼具历史文献性、民族文化性与政治宣传性的纪录电影。这批以西藏历史事件为创作主题的纪录片，在中国现代电影史上，堪称是浓墨重彩的时代大手笔，却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中，逐渐为世人所淡忘，尘封于电影片库的幽深之处。
一、行路高原：纪录电影中的西藏和平解放
在从事西藏题材纪录片拍摄的中国电影机构当中，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今中央新影集团）入藏历时最久，作品最多，并且拥有最早的一批藏族电影工作者。可以说，近70年来西藏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被存录在新影厂的电影资料库里。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新闻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前身）派出的一支特派前线摄影队随军出发，成员包括后来担任厂长的郝玉生，以及摄影师徐彬、任杰、李秉忠、徐来等人。他们与进藏官兵同行，沿途记录行军途中发生的重要事件。经过一年多的拍摄与剪辑，一部名为《解放西藏大军行》的纪录片于1951年制作完成，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官方电影机构生产的第一部涉藏纪录片。
纪录片《解放西藏大军行》主要以进藏部队的行程为线索，表现了军队从受命誓师到昌都战役期间的主要活动。在战事准备阶段，官兵集体学习藏语文与进藏注意事项，医疗队准备药品，宣传队制作宣传品，工厂赶制饼干、胶鞋、被服等军用物资，影片还展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刘伯承、邓小平与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等人的视察工作。在进军西藏过程中，影片主要表现沿途各地民众——特别是康定、甘孜等地藏族僧俗人士对军队的欢迎态度，也用大量镜头展示工兵部队逢山开道、遇水搭桥的繁忙施工场景。除了宏大的行军场面之外，片中还刻画了一些较为生动的细节：如流落甘孜的红军老战士向进藏部队献旗、藏族同胞在欢迎仪式上表演黑牦牛舞与狮子舞、官兵为了适应高原生活积极学习吃糌粑和编织毛袜等，为影片增加了几分情感色彩。影片在临近结束时，简要记述了入藏第一战——昌都战役的基本战况：解放军用迫击炮压制藏军火力，士兵乘坐牛皮船强渡金沙江，呐喊着冲向敌方的阵垒，并未凸显战事的惨烈。创作者将更多的笔墨留给了战后事宜：如缴获英美物资、抓获英美间谍以及遣散投诚的藏军官兵，并以字幕形式宣告西藏地方政府将派遣代表团赴北京谈判，以此彰显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的政治主张。
与《解放西藏大军行》构成姊妹篇的纪录电影，是展现解放军入藏之后进军拉萨的《光明照耀着西藏》（1952）。继续执行拍摄任务并担任本片导演的郝玉生回忆：“挺进拉萨的路是艰苦漫长的。英勇的进藏部队以昂扬的斗志，翻越十多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趟过十几条冰河激流，走过渺无人烟的草地；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高原缺氧、风雪冰雹、疲劳、饥饿、疾病等重重难以忍受的困难，硬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拉萨，让五星红旗飘扬在雪域高原。”[1]由于1951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了中央政府通知，派遣代表来北京举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并于5月23日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进藏部队沿途较少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医疗和慰问活动。《光明照耀着西藏》表现了西藏民众和僧侣对进藏部队的欢迎、医务工作者为群众诊疗治病、解放军官兵参加农牧业生产、提高藏族女性社会地位，科学工作者研究土壤、进行水文地质测量等场景，以强调“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后，带动西藏人民改善了生活，巩固了团结，更保卫了国防，从此，西藏在伟大的共产党和英明的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逐渐地走向富裕、繁荣的道路”[2]之创作宗旨。
1953年，刚刚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一部反映康藏公路建设以及汉藏团结进步的彩色纪录片，暂定名为《康藏公路》（后更名为《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由《解放军报》胡奇担任影片的总导演，电影创作骨干李俊担任执行导演。为提高作品的艺术品质，八一电影制片厂还邀请了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制片厂的团队参与创作。在大多数国产电影都还在使用黑白胶片的时候，八一厂破例为本片摄制组提供了进口的法国、西班牙摄影机与艾柯发彩色胶片。
当摄制组出发的时候，康藏公路筑路大军已经挺进到西藏昌都以西一带。电影工作者沿途记录了皮肤黝黑的战士、红旗猎猎的运输大队，以及屹立在世界屋脊上的筑路烈士墓碑，重点拍摄了施工难度极大、牺牲官兵人数众多的雀儿山路段。此后，摄制组兵分两路，胡奇跟随筑路大军拍摄工程进展，李俊率领另一组人马向拉萨挺进，拍摄筑路之前的西藏自然风貌、历史文物，以展示修路的意义。李俊曾著文《我爱藏族人民》，回忆这段创作历程：“这一年中，我和修筑公路的藏族民工接触的比较多。我喜欢他们艰苦勤劳的精神，开朗乐观的性格，当我知道他们有人遭受领主老爷鞭打的时候，我在内心里向他们抱不平，表同情。那时，西藏还没有实行民主改革，广大的藏族人民仍然在残酷、落后、黑暗的农奴制度下过着非人的生活。”[3]正是这段入藏拍摄纪录片的经历，令李俊导演长期难以忘怀，他于1963年重返西藏，带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拍摄了反映西藏农奴解放的著名故事片《农奴》。
由李俊等人组成的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沿途记录了藏族民工与解放军官兵之间的深厚感情，在拉萨访问了阿沛·阿旺晋美等西藏谈判代表，也拍摄了珠穆朗玛峰等地壮美的自然风光、萨迦寺收藏的唐代金印，以及山南某寺院收藏的相传由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刺绣等珍贵文物。在结束一年多的拍摄工作之后，李俊等人赴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电影剪辑，并邀请著名作家魏巍为本片撰写了解说词。“在四年多的时间里，11万人民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各族民工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顽强的战斗意志，用铁锤、钢钎、铁锹和镐头，劈开悬崖峭壁，降服险川大河，修筑川藏公路（原名康藏公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彩色纪录片《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就见证了这段历史，它记录了川藏公路的修筑过程，也保存了一段如歌的岁月。”[4] 1955年，《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在国内公映，并于次年荣获第九届卡罗维发利电影节纪录片奖，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获得国际影展大奖的彩色纪录片。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现代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之一，中国的电影摄影师们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拉萨进军的全部历程。《解放西藏大军行》《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等影片延续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电影手段进行随军拍摄、军事报道的新闻传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记录下进藏部队的战斗与建设业绩。从誓师出发到入城拉萨，从修建川藏公路到进藏官兵与藏族民众的交往，无论是镜头采录还是影片叙事，都带有新闻摄影朴实、生动的特征，既忠实呈现入藏行程中的重大事件，也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点滴细节。特别是在高原地区筚路蓝缕、甚至付出摄影师牺牲代价（新影厂电影摄影师关志俭在甘孜牺牲）的艰辛拍摄过程，客观上减少了摆拍、补拍等影响影片真实性的“艺术再创作”环节，使西藏和平解放的历史进程得以在纪录电影中较为如实地呈现。
除了跟随拍摄和平解放西藏、修筑川藏公路等历史重大事件之外，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纪录电影工作者长期坚守在雪域高原，持续关注和拍摄西藏的政治军事活动、社会文化动态，留下了大批珍贵的历史影像文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不仅培养了第一批藏族摄影师：泽仁、扎西旺堆、计美登珠、次登，并于1952年建立西藏摄影站。据西藏摄影站最早的成员之一孔令铎回忆：“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是报道反映西藏各条战线的新气象，新变化。为此，拍摄了大量讴歌军民关系、汉藏民族团结的新闻片，这些表现新西藏的新闻电影都及时地汇编在《新闻简报》之中。由于这些新闻主题明确、取材新颖、表现生动、数量众多，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1949年至1955年优秀新闻片银质奖章。”[5] 1958年，新影厂摄制的《珠穆朗玛之歌》详细讲述了西藏的地理、历史文化、人民生活、宗教活动等，以及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藏族民众生活的逐渐改善。摄制组还翻山越岭，第一次来到不通公路的墨脱县，拍摄了门巴族种植鸡爪谷和丛林狩猎等生产生活情景。《珠穆朗玛之歌》是第一部反映西藏风土人情的大型彩色纪录片，具有较高的民族志价值，值得影视人类学界进一步研究。
二、农奴新生：西藏民主改革的影像战歌
1959年3月，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国务院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迅速平叛，并在整个西藏实行民主改革，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让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这一西藏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被中国电影工作者用多部纪录片作品留存于史册当中。
最早记录平叛斗争的是来自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李振羽、王喜茂、沈杰和赵民俊等新闻电影工作者及时赶到平叛现场，拍摄了新闻报道影片《平息西藏叛乱》。随后，时任新影厂副厂长兼总编辑的丁峤亲自挂帅，带领何钟辛及摄影师泽仁、计美登珠、扎西旺堆等飞抵拉萨，深入西藏各地，进行广泛而细致的影像拍摄，以展现西藏民主改革摧毁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藏族农奴的历史性贡献。曾经担任《解放西藏大军行》摄影师与《光明照耀着西藏》编导的郝玉生，由于“擅长编辑概括性的重大题材影片，善于组织各方面力量参与创作，注重影片的总体设计和构思，重视影片的综合艺术处理，强调反映生活和历史的深度”[6]，第3次入藏，担任本片的编导，肩负起向中国和世界人民传达西藏民主改革之声的重任。
这部定名为《百万农奴站起来》的纪录片，以翻身农奴控诉旧制度为开篇，一张张悲愤的面孔，一排排挥动的手臂，烘托着一句句慷慨激昂的旁白：“枷锁砸碎，牢门打开，千年奴隶要翻身！百万农奴站起来！听吧，听吧，这是世界屋脊上一百多万农奴的呼声，这是西藏世世代代被压迫人民的怒吼！”[7]影片首先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兴修道路、运送援藏物资、开通北京至拉萨航线、培养藏族技术工人、开办医院和学校、发放无息贷款和粮食、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劳动等，受到藏族民众的拥护。影片继而揭露与声讨西藏上层集团的分裂企图：扩充藏军兵源、运入外国武器、召开独立会议、公开反对改革。
影片的主要篇幅用以描述和批判西藏的农奴制度，除了整体性地展现藏族农牧民的艰辛劳动与赤贫状态，控诉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之外，纪录片创作者还以拉鲁庄园、帕拉庄园等西藏贵族庄园为个案，将农奴制度之下，领主的奢华生活与农奴悲惨的生存境况进行了鲜明的对比。根据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堆回忆，他们在帕拉庄园拍摄时，要求庄园管家用三皮口袋钥匙逐一打开房门，拍摄到大量金银财宝：“我们为了揭露上层集团的财产那么富有，而农奴的生活那么贫寒，一无所有，所以用这种对比方法来揭露农奴主的本质。”[8]《百万农奴站起来》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收尾，在会议代表班禅·额尔德尼、张国华、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的庄严表决与掌声中，在百万农奴的血泪控诉与欢呼声中，彻底推翻农奴制度的西藏民主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
继《百万农奴站起来》创作完成并获得热烈反响之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驻藏创作团队再接再厉，于1960年完成了另一部表现西藏民主改革的纪录片《欢腾的西藏》。这部影片虽然也以一定的篇幅控诉了农奴制度的黑暗残酷，但主体内容更为欢快，展现出西藏农奴翻身做主人的喜悦情怀。影片的开篇是一位骏马上的骑手一路奔行，在村庄和牧场欢迎的人群中，将民主改革的传单撒向天空，活跃的电影艺术手法令人耳目一新。片中另一个动人场景，是拉萨郊区的翻身农民在翻身斗争胜利的时刻，把高利贷债券和契约拿出来用火焚烧，万民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拍摄这一段落的摄影师扎西旺堆谈起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他们亲眼看到把这些地契真正把它烧了以后，群众完全就沸腾起来了，你看他们跳舞不是说跳的什么舞姿，他也不讲究什么姿势，完全是狂欢，完全是跳，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姿势，就是发出一种农奴砸碎锁链，翻身做主人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的心情。”[9]
《欢腾的西藏》的电影叙事主线，是讲述西藏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与贯彻：在农区，没收叛乱领主的土地财富，对未叛乱领主的土地、牲畜、农具进行赎买，分配给农奴家庭；在牧区，执行不斗争、不分配牲畜、不划分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改善牧民生活条件。影片还通过几户农奴家庭在民主改革前后生活条件的鲜明对比，用具体事例表现出推翻封建农奴制度为西藏民众带来的惊天巨变。《欢腾的西藏》于1960年获得第三届德国莱比锡国际纪录片短片电影节第一主要奖，在世界影坛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除了上述3部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带有时政宣传色彩的纪录影片之外，1960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委托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名为《西藏的农奴制度》的纪录片，也是这一时期展示与批判农奴制度的多部电影作品之一。从1957年开始，根据国家决策层的指示，“要在几年内把国内在社会制度、社会生活上正在迅速变化的少数民族的历史面貌真实地记录下来，便于科学研究”[10]。中国民族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携手合作，远赴中国各少数民族聚居区，拍摄了一批展现民族历史文化与当代面貌的纪录片，定名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由康玉洁任导演，张世鸿、袁尧柱任摄影的《西藏的农奴制度》即是其中之一。
与新影厂的3部作品相比，成片于1961年的《西藏的农奴制度》在结构上较为完整，相对更注重影像表述的学术性。在影片开篇的前十分钟里，简要介绍了西藏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主要物产，以及拉萨、萨迦、江孜和日喀则等主要城市的景观样貌。这一组镜头画面优美，节奏明快，具有较高的艺术和文化价值。西藏农奴制度是本片主要讲述的内容，摄影机在熙熙攘攘的拉萨街头拍摄了豪华的贵族、讨饭的乞丐、觅食的残疾人、被贵族雇佣磕长头的穷人、戴着镣铐示众的囚犯，以及横行霸道的藏军官兵，描绘出一幅“人间地狱的图景”。本片的价值之一，在于较为详细地展示了数件噶厦政府文书，如噶厦封给楚布寺的封地文书，并对文书内容进行了翻译：“皇帝谕：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令：晓谕普天下僧俗人等，及各地宗本、管家、头人，从达前达穷下面算起，戈波、德勒卡觉、帕波、沙错山沟等地的土地、水草、山及百姓，封给楚布寺。初普寺在五世达赖时立有功勋，曾赐有封文，故仍按原封地封给，不得侵犯。遵照执行。铁羊年。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呾喇达赖喇嘛之印”，[11]以及由摄政热振活佛签发，封给贵族拉旺贡布“将墨竹工卡宗的卡加谿卡、卡加再绕谿卡所属土地、百姓均属所辖，永传子孙万代，不得侵犯”[12]的土地文书等。这些文件对于理解西藏土地分封制度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西藏的农奴制度》以帕拉庄园为标本，详细解剖西藏领主庄园制的组织结构与农奴的阶层差异和生存状况：“差巴”为领主支差，拥有部分生活资料和小农具；“堆穷”主要由破产逃亡的差巴变成，依靠打零工，从事手工业生产或临时种少量的土地来维持生活；“朗生”是藏语家奴的意思，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影片讲述了农奴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年满16岁须支差或缴纳人役税，农奴婚姻受限、子女归领主所有，朗生在领主的眼里不如牲畜，毫无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支差作为劳役地租的主要形式，在影片中被细致地表现出来：为政府支差叫“外差”，包括运送货物、修建工程、服兵役、接待政府信使与官员等；给贵族和寺庙支差叫“内差”，包括为领主耕种土地、背水、砍柴、磨糌粑等家务劳动等。与支差紧密联系的另一条束缚农奴的锁链是债务，沉重的高利贷让农奴世世代代无法还清。
《西藏的农奴制度》也表现了藏北牧区的领主政治与经济体制：“牧区一般是部落组织，部落中有头人和牧主，依靠雇牧工、养牧奴放牧。牧工每天要从事十六到十八个小时的劳动，有微薄的工资收入，生活十分困难。牧奴没有工资，也没有人身自由。不管是刮风和下雪，晚上和牛羊睡在一起。”[13]影片展示了领主对牧民主要的两种剥削方式：“吉美其美”——不管牛羊死活，每年按原数收取酥油、肉等；“协”——牛羊数量如增加则多交酥油和肉，牲畜死亡须拿头和皮注销，牧民往往会因此遭受毒打。牧区的商业也被三大领主把持，不等价交换相当普遍。每当天灾人祸出现，寺庙乘机念经免灾，索取费用，掠夺牧民仅存的财富。
影片继而对三大领主之一的寺庙进行了描述与批判：“它除了剥削农奴以外，还从思想上麻醉人民。三大领主利用宗教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把农奴制度给人们造成的灾难说成是人们的命运，叫人们把幸福寄托于来世，以巩固农奴主的统治。”[14]影片聚焦于西藏最大的寺庙哲蚌寺，讲述其组织结构与权力核心，并揭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副经师赤江洛桑益西“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穷苦喇嘛则没有任何权力和地位，“只不过是穿上一件袈裟的奴隶”。此外，西藏贵族的奢华生活以及对农奴的残酷刑罚也再度成为影片表现的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西藏的农奴制度》并未以1951年的西藏和平解放或1959年的西藏民主改革作为影片的结尾，而是讲述了1927年西藏地方政府对波密地区的一次兼并战争，赞美波密的藏族人民“在深山密林中射击敌人，杀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斗争一直继续到解放以前”。[15]这一略嫌突兀，且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体例颇不相符的片尾因何而定稿，有何特殊的意义，因影片的创作时代较为久远，主创者都已过世，恐怕难以获得释疑的机会。
上述4部纪录电影，是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最重要的影音文献，记录了60年前发生在雪域高原的历史性巨变。它们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召性与视听震撼性，“影片的解说词富有激情，鲜明，生动，富有战斗性”，[16]如战刀一般刺向西藏的农奴制度；影片的视觉语言也选择了最能体现农奴制度黑暗性与翻身农奴喜获新生、愤怒控诉的画面，通过不断地对比铺陈，强烈刺激电影观众的情绪，使他们能够与创作者的价值观念产生共鸣，伴随着影片的叙事进程，不时发出控诉的怒吼、悲伤的唏嘘与欢乐的笑声。这几部影片是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经过多年淬炼后磨砺而成的政治刀锋，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新闻电影主张：“这种新闻片要具有适当的形象，就是说它应该是形象化的政论，而其精神应该符合我们优秀苏维埃报纸所遵循的路线。”[17]这种带有强烈的政治意志与创作者主观意识的拍摄方法，运用到纪录片创作当中，也成为195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纪录电影最主要的摄制模式。
三、结语
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期，大批中国纪录电影工作者纷纷奔赴西藏，融入进藏大军的洪流，伴随川藏公路的修筑，更为西藏民主改革唱响光影赞歌。回顾中国纪录电影史，这一时期有关西藏的纪录片不仅数量多、篇幅长，而且质量精良，获奖不断，在国内外均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无论是《解放西藏大军行》《光芒照耀着西藏》《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还是《百万农奴站起来》《欢腾的西藏》与《西藏的农奴制度》，其时代使命便是宣传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基本政策，控诉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展现和平解放与民主改革是西藏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以当代纪录片评价的学术标准，上述影片都有值得商榷之处，如高亢的旁白和激昂的音乐会过度刺激观众的情绪，一些搬演再现镜头也妨碍了观看者对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判断。但总体而言，即使是在世界范围之内，运用旁白引领观众思维路径，以电影为讲坛进行宣教，仍然是20世纪50年代纪录片的主要类型，而中国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用影片呈现出来的，也正是那一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西藏的主流民意。
在西藏民主改革60年之际回望这批纪录电影，除了重温影片的时代意义之外，更应将这些来之不易的影像作品视为极其宝贵的西藏影音文献，进行细致的文化解读、人类学式的重访拍摄与多元化的社会应用。正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堆所言：“半个世纪里，我们用我们的摄影机，我和我的同事们通过新闻电影，反映出了西藏五十年的历史变迁，这就是我们新影厂对西藏，对我们的国家一个比较重大的贡献。作为自治区或省份来讲，新影厂可能西藏资料是最多的，最丰富的，这给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财富，使我们西藏老百姓，使西藏千千万万新生的一代，可以永远回忆、看到过去他们的祖先是怎么生活的，后来慢慢怎么改变的，才能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18]西藏纪录片的创作先驱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刻画在电影胶片上的一道道历史痕迹，更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代西藏，进而思考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一面光影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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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郝玉生：《三进西藏》，中央新影“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页，http://www.cndfilm.com/special/hpjf60/20110523/106784.shtml.
[2]参见《光明照耀着西藏》宣传页。
[3]李俊：《我爱藏族人民》［J］，《民族团结》1964年第4期，第26页。
[4]崔斌箴：《〈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拍摄故事》［J］，《档案春秋》2011年第4期，第29页。
[5]孔令铎：《在西藏工作的日日夜夜》，中央新影“西藏和平解放60年”主页，http://www.cndfilm.com/special/hpjf60/20110523/106882.shtml.
[6]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A］，载于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第145页。
[7]纪录片《百万农奴站起来》解说词。
[8]扎西旺堆：“我用镜头记录西藏往事”，央视《新闻会客厅》栏目2008年4月21日节目内容笔录。
[9]扎西旺堆：“我用镜头记录西藏往事”，央视《新闻会客厅》栏目2008年4月21日节目内容笔录。
[10]齐燕铭: 《齐燕铭同志在少数民族科学纪录片座谈会上的发言》［A］，载于杨光海: 《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资料汇编》［C］，（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1982年，第2页。
[11]纪录片《西藏的农奴制度》字幕。
[12]纪录片《西藏的农奴制度》解说词。
[13]同上。
[14]同上。
[15]同上。
[16]高维进：《中国新闻纪录电影》，载于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144页。
[17]同上，第139页。
[18]扎西旺堆：《亲历西藏民主变革》，中央新影口述史内容笔录，http://www.cndfilm.com/2013/09/03/VIDE137817596134230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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