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力源：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的历史评介(1949—1965)

2015年8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站在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60多年的高度，提出了“党的治藏方略”的概念。“西藏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在60多年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形成了党的治藏方略。”[1]通过学习习近平在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是指：中国共产党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进步而确立的基本理念、主要目标、总体部署，以及为实现这些基本理念、主要目标、总体部署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方法艺术等。1949年至1965年，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主要内容为：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维护西藏社会内部团结，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变革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新西藏。[2]这一时期党的治藏方略的实施有效维护了祖国统一，保证了西藏社会内部团结，奠定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也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同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与现实问题解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对其进行客观评介与正确反思，有利于理解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治藏方略，开拓党的西藏工作新境界。

一、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1949年至1965年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它的实施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统一和西藏社会内部的团结，奠定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

(一)有效地维护了祖国统一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自元朝开始就被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它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与蹂躏。西藏地处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当时祖国内地连接西藏的交通极不便利，中央政府派员管理西藏事务大多要绕道印度入藏。同时，中央政府国力日衰，对于西藏事务力不从心，帝国主义势力抓住了中国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软肋”，抓紧通过军事、政治以及外交手段控制西藏，由此便产生了“西藏问题”。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西藏民族与祖国内地各民族相互交流交融交锋，成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西藏民族的生存领域也自然成为中国的神圣疆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28年浴血奋战，最终完成了反帝与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也提上了议程。

在了解西藏具体情况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从“内外”角度确立了解决西藏问题的基本理念与主要目标，即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维护祖国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同时提出了“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任何国家对于西藏问题无权置喙”等政策方针。在这些理念目标与政策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外交手段与印度展开斗争；通过昌都战役以战促和，打击了西藏社会反动上层：加强与西藏社会爱国上层的统战工作等具体路径，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十七条协议”，其第一、二条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3]这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为人民解放军进军全藏，巩固国防，将帝国主义势力彻底驱逐出西藏提供了法理基础。

帝国主义势力的本性决定了他们是不会轻易地将其在西藏的利益拱手归还。西藏和平解放后，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支持西藏反动上层从事破坏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行径。1959年3月，西藏反动上层发动了全面叛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叛乱。坚决抵制帝国主义国家的言论，对帝国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军事行动毫不犹豫给予反击。最终，将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势力彻底清除出去，有效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二)保证了西藏社会内部团结

19世纪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藏后，为了达到有效控制西藏的目的，积极扶持了一批亲帝的社会上层，并不断向他们灌输破坏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的思想。这批人后来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在西藏利益的忠实代表，他们是分裂祖国的“急先锋”，维护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领头羊”。与此相对，西藏与祖国内地历史上长期友好的关系，使得部分西藏社会上层与普通僧俗群众中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面对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支持下的分裂主义势力破坏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言行与活动，他们或出走内地，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加强与祖国内地的联系，或留守藏内与帝国主义势力及其支持的分裂主义势力展开斗争，甚至以身殉国。然而不幸的是，当时民国中央政府在民族与宗教政策上的一些过失，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西藏社会内部的不团结。

西藏民族全民笃信佛教，达赖喇嘛与班禅活佛在西藏僧俗群众心中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第十三世达赖喇嘛与九世班禅活佛失和，这对西藏社会内部团结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此，解决达赖喇嘛与班禅活佛的“失和问题”对于维护西藏社会内部团结尤为重要。中国共产党在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就将此问题作为谈判的重要事项提出，后经双方协商，达赖喇嘛方面与班禅活佛方面就双方关系正常化的问題初步达成一致。班禅活佛返藏后，与达赖喇嘛举行了历史性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正常化，随后，双方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就一些具体问题解决达成一致，双方关系基本得到恢复。

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按照“十七条协议”合法入藏。人民解放军与进藏工作人员抵达西藏后，在新中国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十七条协议”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针对西藏社会上层的统战工作，加强对西藏社会上层人士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他们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的认同。此后，中国共产党与西藏社会爱国上层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处理与西藏有关的问题过程中，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遇事及时与他们商量。对于西藏社会反动上层，中国共产党坚持与其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提出“六年不改”方针，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做出让步，让其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藏问题上与西藏社会上层合作的诚意，以期达到对西藏社会反动上层分化之目的，扩大西藏爱国进步力量。在对待普通僧俗群众方面，中国共产党主要是通过自身的言行感染他们，在征得西藏社会上层同意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筑路、医疗、教育等，用以改善民生，这使得西藏普通僧俗群众非常感动，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普通僧俗群众中的影响力。

总而言之，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针对各方面的力量采取不同的方针、政策，有效地维护了西藏社会的团结，为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西藏各方面力量团结的核心与纽带。

(三)奠定了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础

人民解放军及进藏工作人员进藏之时，由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西藏经济社会出现了长达300年的衰退与停滞，已经处于内卷化的状态。[4]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程度罕见，僧俗群众生活水平的贫困程度罕见，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落后程度罕见。

要解决西藏社会发展进步问题，首先，必须使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十七条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为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创造了首要的条件。其次，必须变革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的角度，希望西藏社会能够自主进行变革，逐步达到和平变革封建农奴制的目的。在1951年至1959年这八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西藏社会内部团结，大力加强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在一些问题上对于西藏社会上层也做出必要的让步。但是由于反动上层的阶级本性，他们于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叛乱，西藏社会内部主导的变革戛然而止，中国共产党开始主导西藏的民主改革，彻底推翻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根本上解除了制约西藏发展的“藩篱”。最后，建立人民民主新西藏。1961年西藏民主改革基本结束，广大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生产及生活资料，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然而此时祖国内地省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已有五年多时间。西藏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一定是社会主义社会，但鉴于当时的西藏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没有立即对西藏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是选择了放缓步伐，使西藏社会经历一个稳定发展时期，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内只进行民主建政工作，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基础：大力发展生产力，并对普通僧俗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

从1949年到1965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变革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在西藏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同时，在与西藏社会成员的交往过程中传播了先进的思想理念，开启了西藏普通群众的民智。还通过中央政府加大对西藏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为西藏社会生产力发展提供条件等措施。以上种种举措奠定了西藏社会迈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为西藏社会进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实施的理论价值

中国共产党的治藏方略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的，又以独创性的内容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是置身于资本主义的大环境下进行的，苏联解决的民族宗教问题的环境也与西藏民族宗教问题存在的环境截然不同。西藏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条件，帝国主义势力的影响，使得1949年至1965年的西藏民族宗教问题极其复杂。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西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继承了中国历代中央政府处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合理因子，形成了这个时期的治藏方略，在这个方略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通过和平解放、执行协议、平息叛乱、民主改革与稳定发展等步骤，完成了驱逐帝国主义出西藏，推翻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及巩固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的任务，从而完善与升华了这个时期的治藏方略，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其中对于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处理堪称典范。

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过程中无法绕过的问题，关系到西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从未涉及过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其必须推翻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维护广大僧俗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西藏社会进步发展。然而囿于当时西藏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和平解放西藏之初，决定暂时维持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5]当西藏社会上层对改革出现疑虑时，中国共产党还是保持着最大耐心，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中央和毛主席历来认为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内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6]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由西藏社会内部主导进行民主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处理西藏民族宗教问题的一大创举。

1959年3月，西藏社会反动上层为了永远维持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发动了全面叛乱，终止了由西藏社会内部主导的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被迫领导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在西藏进行了民主改革。“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的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7]

在领导西藏广大僧俗进行民主改革的过程中，“怎样处理西藏社会上层的生产生活资料”是进行民主改革的关键点，对此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分类进行的办法，将叛乱上层与未叛乱上层分开来进行民主改革。对于叛乱上层坚决予以平息，其生产、生活资料予以没收，分配给广大僧俗群众；对于未叛乱上层的生产、生活资料采取赎买的方式处理，并且在政治上与生活上给予适当的安排。在处理寺庙民主改革的问题上，在坚持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与各教派平等的基础上，主张政教分离，剔除宗教中受到封建农奴制度所玷污的东西。同时也对寺庙的未来发展提出要求：“寺庙必须爱国守法，不得违反国家的政策法令和干涉政府的行政事宜；不得私藏枪支；不得强追群众当喇嘛，群众有当喇嘛的自由，喇嘛有还俗的自由。对于寺庙财产，可由寺庙僧众组织管理委员会民主管理，取消寺庙间的隶属关系。”[8]在西藏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用赎买的方法处理未叛乱封建农奴主的生产生活资料，确保了西藏社会发展稳定。

在处理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和平协商的方式逐步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理论”“民主改革过程中对于封建农奴主生产生活资料处理理论”以及“寺庙改革理论”等，这些理论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与宗教理论。

三、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与现实问题解决之间的张力

在1949年至1965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的形成与发展、实施与完善，使西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员，推翻了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为西藏社会发展进步创造了条件。然而凡事都有两个方面，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与现实问题解决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张力。正确看待与分析这种“张力”，有利于更好地总结历史经验，谱写新时代治藏方略的新篇章，开拓新时代治藏方略的新境界。

（一）针对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与具体政策运行

1959年3月17日，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出逃，开始了其政治流亡生涯，从此，他从中国西藏地区的一个宗教领袖人物变成了国际热门的政治人物。在近半个多世纪里，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在某些西方国家的支持下利用其手中的民族宗教大旗，在国际国内频繁制造政治事端，企图破坏中国统一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考察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回到那个年代。

概而言之，20世纪50年代，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准备出逃国外及付诸行动总计三次，中国共产党为了挽留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两次他都回到拉萨，但最后一次则踏上了叛国的道路。

1950年，当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时，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就来到了西藏边境小镇亚东，在出逃国外与返回拉萨之间徘徊，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争取使他改变了想法。毛泽东致信于他，对于他的合法性给予了确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对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的一种承认。在随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也规定“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在“十七条协议”的附件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执行协议的声明》中指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达赖喇嘛在西藏地方政府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第一年内，如因某种需要，得自行选择驻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9]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不顾路途遥远与帝国主义势力的阻挠，千里迢迢前往亚东直接对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做思想工作。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在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诚意后，于1951年8月17日返回拉萨。1951年到1955年，中国共产党与达赖喇嘛方面虽有隔阂，但是总体平静，在这样的条件下，西藏社会各方面也取得进步。

1954年，达赖喇嘛与班禅活佛联袂进京参加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参会期间及会议结束后，达赖喇嘛及其随从还被安排到祖国其他省份进行考察，这是达赖喇嘛首次脱离西藏封闭的环境，感受到外部先进的思想与文化，这对西藏社会上层“外向派”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打击。1955年5月间，达赖喇嘛及随行人员，由内地途径四川藏区返藏，目睹了四川藏区正在进行的民主改革。让达赖喇嘛方面看一看其他藏区的改革，也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引导西藏社会上层进行变革的一种方式。“我们设想，在青海、甘肃，在四川，做出一个和平改造的榜样，让西藏地区的群众、西藏地区的上层人物去看一看，这个榜样，如果他们觉得很好，回去也愿意进行改革，这样就加速了西藏的和平改造。”[10]但此时西藏工委在推进民主改革问题上犯有“急性病”，在西藏大力进行民主改革的舆论宣传，这使得西藏社会上层对民主改革产生了恐惧，西藏社会上层反动分子利用靠近达赖喇嘛的便利，加紧了对达赖喇嘛的控制。对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而言，此时他才只有20多岁，实权都被其身边的一群人所把持，加之其自身“缺乏主见，常常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摇摆不定”[11]。实际上，西藏的事情，包括法王本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都由他身边的官员严格安排，不能轻易更改。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只是西藏传统的囚徒。[12]西藏社会反动上层很容易控制达赖喇嘛的思想与行为。

1956年，达赖喇嘛应邀赴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分裂主文势力纷纷对达赖喇嘛施加影响，劝其留在印度。这时达赖喇嘛的思想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周恩来总理赴印度访问，亲自做达赖喇嘛的思想工作，并向其传达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这使得达赖喇嘛方面最后下定决心返回拉萨。四年后，达赖喇嘛回忆说：“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见中，我记得告诉过尼赫鲁先生，有两个原因使我下定决心回到西藏：因为他劝我这样做，也因为周恩来向我和我的哥哥们许下过明确的承诺。”[13]1957年4月1日，达赖喇嘛由印度返回拉萨。

在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期间，内地藏区的叛乱分子流窜到西藏地区，并与当地的反动分子联合发动局部叛乱，同时还成立了“四水六岗”的反动组织。随后，叛乱分子以“四水六岗”的名义向达赖喇嘛递交了一份报告，请求达赖喇嘛领导“四水六岗”地区，让这个地区同样都实行“六年不改”方针。早在达赖喇嘛赴京参加全国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达赖喇嘛就在其身边“谋士”的策划下，利用全国藏区上层人物聚集北京的机会，秘密召开了“大西藏自治国”的御前会议，会议提出“要成立像印度那样的独立国家，称为大西藏斯坦，制定国旗、军队，还放了官员。”[14]因此，当反动组织将“六年不改”方针适用于其他藏区时，达赖喇嘛方面囿于其狭隘的单元民族利益，对于这种主张欣然接受。另外，在前期的西藏工作方面，中国共产党也出现了若干失误。对此毛泽东在1957年8月18日给达赖喇嘛的信中曾提到：“工作中发生缺点总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改掉了缺点以后，工作就会做得更好。”[15]达赖喇嘛方面见中央在一些问题上的一些让步，错误地认为中央恐于他们发动的局部叛乱，更加肆无忌惮地提出要求，妄图使“六年不改”方针适用于其他藏区。针对此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自然不会答应，因为“在中国适宜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宜于建立也无法建立民族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所管辖的地区，藏族只有一百多万，可是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自治州、自治县还有一百多万人口，这些地方和各省的经济关系更密切。”[16]所以，四省藏区是否实行民主改革应该由他们各省的情况决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无权干涉的。

面对反动分子所发动的叛乱逐渐升级，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叛乱并未再做妥协。1958年6月24日，毛泽东在处理青海藏区叛乱问题的时候指出：“青海反动派叛乱，极好，劳动人民解放的机会就到来了。青海省委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对西藏可能由此引起的全面叛乱做出指示：“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17]而此时的达赖喇嘛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其他省藏区民主改革问题的态度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再一次打起了出逃的主意，以此胁迫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但是这一次，中国共产党未像前两次一样极力挽留达赖喇嘛方面的所有人员，仅仅对达赖喇嘛个人问题的处理做出了安排。1959年3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对达赖喇嘛及其随从的出逃不要阻拦。“如果达赖及其一群逃走，我军一概不要阻拦，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另外，还分析了对于达赖喇嘛本人应该采取的政治态度。“我们现在就应考虑，在他们逃亡时，我们对达赖在政治上取何态度的问题。有两种办法：(一)宣布为叛国者，以后只有在他悔过认罪之后，才可以回来；(二)宣布为被人挟逃者，仍然希望他设法脱离叛众，早日回来，罗布林卡位置及人大位置仍给他留着。”[18]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以谭冠三名义致信给达赖喇嘛：“历述几年以来中央对诸大事件宽大、忍耐的目的，无非等待叛国分子、分裂分子悔悟回头，希望达赖本着十七条及历次诺言，与中央同心，平息叛乱，杜绝分裂分子，归于全民族团结，则西藏便有光明前途，否则将贻害西藏人民，终遭人民弃绝。”[19]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挽留达赖喇嘛本人。3月16日，毛泽东在谈到对西藏叛乱问题的处理时，指出：“尽可能不让达赖走，将来要放也容易，反正在我们手里，万一跑了也不要紧。”[20]这番讲话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挽留达赖喇嘛的态度。达赖喇嘛逃到国外后，中国共产党也还是保留着最大耐心，期望他能够回心转意。4月1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希望达赖喇嘛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但是达赖喇嘛本人性格上的软弱性与政治态度上的两面性，使得其难以脱离其身边的一批反动分裂分子，在这群人的影响下，在背叛祖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国共产党于1964年12月正式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且宣布其为叛国分子。

综上所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达赖喇嘛问題上，从开始重视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在西藏社会中的作用，在政策上极力争取他们，到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给予让步。如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民主改革问题上显得比较心急，政策上出现了一些失误，这给西藏社会带来了疑虑，因此，中共中央立马提出了“六年不改”的方针，对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时间问题做出了让步。但是达赖喇嘛方面得寸进尺，要求将“六年不改”的方针推向全体藏区，并且企图构建所谓的“大藏区”，还企图利用叛乱迫使中国共产党屈服。然而，中国共产党经过在西藏几年的工作，各方面的条件已经远远优越于进藏初期，因此对达赖喇嘛方面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叛乱分子的态度显得非常坚决，但是对于达赖喇嘛本人留有余地。然而，达赖喇嘛最后还是选择出逃，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动摇。周恩来在谈到达赖喇嘛出走的原因时指出：“他在那样的环境中，总是受到他周围坏分子的影响，一方面怕他们，一方面对我们也有怀疑，所以被他们挟持走了，他跟着走，说明他对我们还是有怀疑的。”[21]

具体说来，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叛逃国外具体原因有三：一是他们想永久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建立包括四省藏区在内的所谓“大西藏自治国”，这样的要求与西藏社会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相悖，是绝对不会得到满足，这个原因是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出逃的根本原因。二是帝国主义势力从外部不断地给西藏社会上层的分裂主义势力施加影响，制造其分裂条件，这是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出逃的重要原因。三是中国共产党在当时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在关于西藏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一定程度受当时国内“左”的思想的影响，也使西藏社会上层的一些摇摆分子怀疑动摇，最后倒向了西藏社会进步发展事业的对立面。这也是需要加以总结的。

（二）“左”的思想对于西藏工作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路高歌猛进，先后经过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谱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但在具体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单一，以致在长期间遗留了一些问题。另外，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22]。“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党的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23]尽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处理与西藏有关的问题时，慎之又慎，但是也难免会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

人民解放军及进藏工作人员进藏后，见到了西藏社会发展的落后状况，从内心上非常想迅速改变西藏的此种状况。西藏的僧俗群众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原环境之中，高寒缺，生活节奏明显慢于祖国内地其他省份，然而当时的人民解放军与进藏工作人员组织井井有条，令行禁止，生活节奏明显快于当地传统居民，这种文化心理上的冲突在当时西藏社会客观存在，但是有时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情况的关注不够，想用先进的生活方式取代西藏民族原有的生活方式，促进西藏社会快速发展，然而欲速则不达，在西藏工作上造成了一些失误。同时，中国共产党想迅速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改造藏民族的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从西藏社会挑选了一些积极分子送往祖国内地各民族院校学习，处于祖国内地这样一个多民族共存的环境，这些积极分子的民族情感可能变得非常敏感。1957年，在中央民院一位老师在授课时，指着布达拉宫的照片说：“这是地主的房子。”[24]这迅速引起了藏族学员的抵触，后因处理得当，才未酿成骚乱。

鉴于其他省藏区民主改革的开展，1956年，西藏工委就开始着手准备西藏的改革事宜。正如其在《一九五六年第二季度工作综合报告和第三季度安排》中指出：“西藏的民主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达赖、班禅在自治区筹委会上提议并经过会议全体通过，事实上已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过去我们对这个形势发展估计不足，现在必须抓紧这个机会，大力进行宣传和重点实办工作。”[25]即使在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指示(六年不改)下达后，西藏工委关于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也没有马上停止，只是“适当地收缩了宣传，但在各项准备工作上仍积极进行中”。[26]这在某种程度上给西藏社会上层带来了恐惧，给西藏叛乱分子带来了口实，影响到西藏社会上层主导的民主改革进程。

1963年至1965年，西藏工委在西藏开展了“三教”(阶级教育、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由于对西藏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认为“西藏那时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复辟与反复辟，把一些性质不同的问题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27]。因此扩大了打击面，伤害了一些基层干部与僧俗群众的感情，对党的民族与宗教政策的执行造成了负面影响。总体而言，1949年至1965年期间，“左”的思想对西藏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经验教训也是需要认真加以总结的。

四、结语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1949年至1965年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实施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新的历史阶段西藏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即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涉藏问题西化、分化中国以及向中国施压的政策没有变；达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没有变，其不断变化手法、制造事端，破坏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大局；新时期以来，西藏经济社会建设、民生保障虽然显著增强，但是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与历史原因，其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滞后，民众贫困问题较为突出。因此“怎样更好地维护西藏社会稳定、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各族民众生活水平”成为亟待回答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新期待，着眼于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中国共产党不断丰富与完善党的治藏方略，具体而言：一是揭批敌对势力的反动本质，打击其制造的违法犯罪，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二是传承民族团结的历史优势，应对具体问题带来的挑战，促进西藏社会发展进步；三是坚持已经确立的基本制度，完善具体体制机制，谱写西藏进步发展新篇章。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重要判断。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工作保持一如既往的重视，全国各兄弟省市不断加大对西藏的援助力度，西藏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治藏方略会更加系统完善，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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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人民日报》2015年8月26日。

[2]杨力源、陶砥：《毛泽东治藏方略的内容、特征及启示》，《中国民族学》2017年第1期。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二OO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4]郎维伟、刘琳：《试论西藏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与特点》，《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二OO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二OO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二OO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西藏工作文献选编(一九四九一二OO五)》，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05页。

[9]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

[10]李维汉：《统一战线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0页。

[11]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5页。

[12]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6页。

[13]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18页。

[14]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6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16]西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一九七六)》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77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富：《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一九七六)》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30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1页。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一九七六)》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35页。

[21]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西藏民主改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6页

[23]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75-76页。

[24]曾传辉：《20世纪50年代西藏的政治与宗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02页。

[25]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96页。

[26]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1949-200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1页。

[27]《解放西藏史》编委会：《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5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