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新旧西藏对比

下面，我将以自己三次进藏的时间为顺序，对我在西藏的所见所闻进行一些比较。

首先来比较一下西藏与全国其他地区在交通上的联系。

1955年，我从四川成都乘车去拉萨，路上整整用了12天时间，在那个时期这个速度已经非常之快。当时，刚刚修建完成的川藏公路长约2413公里，宛如过山车一样迅速攀升到海拔5000多米，接着又很快滑落到众多河谷之中。说实话，坐车进藏我骨头都要被摇散架了。但是，单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条公路的建设代表着迄今为止人类难以想象的伟大成就。在过去几千年里，进出西藏只能靠牦牛或驴车，一个单趟走六个月是非常快的速度。1951年，一个朋友跟随解放军部队进藏“仅仅”用了104天，他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他们的确走得不慢。

1965年，我们从成都乘民航班机进藏，在空中乘务员的例行广播声中，大家品尝着发来的糖和水果，两个半小时后便抵达拉萨的机场。如此便捷的交通让人很容易忘记不久前刚刚完成的试飞。这条航线上的气象条件如此之差，试飞工作该是何等艰难和危险！最初，在这条航线上执行特殊飞行任务的大多是一些军用飞机的老牌飞行员。现在，满载乘客和货物的定期民用航班已经开通。当时正值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之时，与我们一同进藏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和访问团约2000人。

1976年，进藏的两条定期航线，一条从四川成都起飞，另一条从甘肃兰州起飞，当时我们就乘坐这两条航线的航班进出西藏，飞过地球上一些最雄伟壮观又难以逾越的山峰和沙漠。我们乘坐的飞机十分宽敞，一天一班，乘客中既有汉族也有藏族，就像一辆通往郊区的公共汽车，大家彼此相安无事。乘客中有地质学家、气象预报员、建筑施工人员、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也有初出茅庐的新工人，在内地上大学的藏族大学生，还有出差或休假的干部。拉萨城区附近又新修了一座机场，不仅比1965年修建的机场海拔低，而且在设施上也更先进。（截至1980年，每周进藏航班有10班，其中6班从成都起飞，4班从西安起飞，并经停青海格尔木，就是这条从西安起飞的航线取代了从兰州起飞的临时航线。）

在陆路方面，1951年西藏解放前没有一条公路。截至1955年，两条宏伟的干线公路修建完工，一条从四川出发，长度为2413公里；另一条从青海出发，长度为1965公里。1957年，从新疆出发1179公里长的第三条进藏公路修建完成；1976年，从云南省出发716公里长的第四条进藏公路通车；此外，从拉萨到尼泊尔加德满都还有一条国际线路。至此，虽然和实际需要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西藏公路在路面、道路等级、路堤、排水设施和通车能力等方面一直在不断进步。（在随后的几年中，相关工作仍在继续开展。据报道到1980年，青藏公路上所有53座木质桥梁将要被混凝土桥梁代替，川藏公路上256座桥梁中，混凝土桥梁总数将要达到216座。）

西藏地域非常辽阔，截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超过1.6万公里地方公路几乎将所有71个县和大多数人民公社连在了一起（截至1981年，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约为2.1万公里。）1976年，我们在西藏见到的汽车主要是国产车，并且数量增长很快。几十辆汽车组成的运输车队艰难行驶在海拔4000至6000米的高原上，汽车发动机可能比人的心脏可能更难适应，发动机的有效功率要下降大约3/1。但是人们并没有被这些困难所吓倒，西藏各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工作不仅涉及抗高原反应药物的研制，也包括如何让汽车发动机在世界屋脊之上能够“正常呼吸”。

我们亲眼看到一些长长的货车运输车队，部分车辆载重为8吨（通常这种吨位的汽车为日本铃木牌），进藏的时候它们满载货物，出藏则拉得很少甚至空车，让那些宣扬所谓“北京剥削西藏”的人对此做出解释！

不可否认，虽然该地区的运输能力不断提高，但交通仍然是西藏的一个瓶颈，这种情况现在依然存在，这也是1980年决定大幅度减少在藏工作汉族干部数量的原因之一，其目的是要减少由此造成的运输压力。因为如果要减少对当地资源的依赖，完全依靠内地省份给这些汉族同志提供生活必需品，那就意味着每个汉族干部每年大约要消耗一卡车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当然，上述做法只是经济上的考虑，而在政治上则考虑把更多工作移交给当地藏族干部。）

有关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援助，我这里仅仅列举其中的一小部分：

西藏自治区的行政管理开支由中央财政负担，而且头几年的拨款年均增长10%，西藏税率远低于内地的税率，农业税仅为内地农业税的一半。（按照1980年的政策规定，西藏将连续几年实行免税。）

中央对通过陆路运入西藏的商品实行补贴，因此西藏大多数商品的零售价格与原产地的价格持平。仅以茶叶为例，零售价是中央政府送货成本的40%。从1959年开始，每年运进西藏的货物总量几乎以三倍的速度增长，拉萨市场的商品供应品种甚至比内地城市还要丰富，并且还在委托内地省份工厂专门生产特供商品，以满足西藏的需要。后来，这种工厂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中央政府承担了所有在藏从事科研和开发人员的费用，承担西藏所有在内地上大学学生的费用。

从1959年起，国家对西藏农牧民及集体所有制企业提供低息或免息贷款，这些资金均被用于购买耕畜和各种生产工具。

国家还多次提高西藏生产的农牧产品销售价格。截至1970年，不同种类产品的价格比1959年提高20% -75%，在藏销售的生活日用品零售价格却同比下降了20%至80%，总销售额增长了6倍。1980—1981年间，中央政府对西藏自治区的补贴总计达10.4亿元，这个数字占西藏自治区总预算的98%，平均每人补贴大约612元。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还保证对西藏的补贴要实现年均增长10%的目标。

所有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能像宪法规定的那样，能够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而要完成这种转变只能依靠物质生产、教育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当然在这一点上，与当初完全依赖国家财政支持不同，西藏也将开始为这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西藏经济的真正发展需要铁路，而修建铁路面临着许多困难，如高山，沼泽，流沙和永久冻土带等问题，铁路运营和燃料供应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需要克服。1979年，火车已经修到青海格尔木，向西藏迈近了一步，一个南部铁路方案也正在讨论之中，我希望下次能坐火车进藏。

在我三次进藏的过程中，拉萨发生的巨大变化最难以用语言进行描述。

1955年，西藏首府拉萨仍然保留着过去封建社会时期的面貌，与中国其它地区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新气象形成鲜明对比。布达拉宫依然像中世纪时期一样，包着金箔的宫殿顶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里面存放着金银财宝等贵重物品。底层地牢关押着犯人和敌人，阴暗潮湿，蝎子遍地，污秽不堪。当时，3/1的拉萨人口是乞丐和流浪者，高大的喇嘛庙围墙和庭院环绕的庄园外面是一些破烂不堪的小屋和帐篷，人们挤在狭小的空间里，随时都有饿死的危险。周围到处都是粪便和散发着恶臭的水塘，一些年老体弱的人正在和流浪狗争夺一些污秽不堪的食物。而骑着高头大马的贵族官员则衣着光鲜，依据地位的高低身后跟着数量不等的随从招摇过市；农奴和奴隶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低着头弓着腰为这些贵族无偿地做着苦工（看见贵族或喇嘛膝盖以上身体部位将被视为冒犯，要受到严厉惩罚）。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无论地位高低均相信因果或命运决定着人的地位，前世积德会有好报，犯错就会有报应。因此，富人根本不会考虑骑在穷人的脖子上有什么不妥（尽管少量的施舍也会得到尊敬），而穷人也甘愿忍受欺凌。1

当时，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已经飘扬在拉萨的上空，从内地通往西藏的两条公路在这里交汇，第一所现代化医院和世俗小学已经落成。虽然西藏统治阶层的内部为了兑现公开做出的承诺，答应切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对改革也不阻拦（这两点根本没有履行），但拉萨依然被那些身居高位的喇嘛和世俗贵族们统治着。

最让人难忘的情景是1955年10月1日，当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六个国庆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举行着大型群众集会，检阅台后面摆放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旁边依次是达赖喇嘛的画像，1951年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的照片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画像。身着蓝色制服的中央政府官员，和穿着金色绸缎长袍的噶厦政府官员站在检阅台上，深红色的旗帜在旧拉萨警察的头顶上飘舞，他们三三两两走在人群中，虽然由于时间特殊没有带枪，但是他们手中的鞭子仍在挥舞。的确，我没有看见他们用鞭子打人，而且此时此地他们也不会这样做，但没有什么比这能够更加形象地反映出，这些年以来，西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组成部分，与当地依然存在的农奴主势力之间渐渐累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人民和红旗之间依然有鞭子存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能依靠改革或暴风雨式的革命。1959年，革命真的来到了。

一直等到农奴主政权发动武装叛乱，撕毁1951年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中央政府才真正行动起来。协议规定，对人民实行任何形式的帮助都要通过当地封建当局完成，或者事先征得他们的同意。但是对于这个无法回避的变革过程，他们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加以阻拦。

人民政府对西藏公共工程建设劳务工资进行改革，但是许多参与工程建设的农奴和奴隶的工资都被他们的主人或头人领走。对于农奴和奴隶而言，他们自身就是别人的财产。因此，按照奴隶主的逻辑，奴隶或农奴的工资也理所当然归奴隶主所有。

修建学校的工程也开始启动。但为了照顾当地旧政权的需要，学校必须开设宗教课程，自然科学课程由于“和信仰相抵触”遭到了反对，在这点上旧政权不愿做出任何让步，学校也不能开设历史或其他与土地剥削有关的课程。在这片土地上，他人的劳动不需要用钱来计算，而被剥削者以最赤裸裸的方式占有（许多农奴每年要给寺院或贵族做劳役300天，仅有的一点剩余还要被课以重税）。

虽然遭到强烈的反对，区内或国内民族院校针对从藏族大众挑选出的骨干的政治和普通教育的培训工作已经在启动。除此之外，藏族骨干也在学习西藏所需的各种专业技能。但是即便这些人回到家乡，也无法为同胞服务，原来的主人仍然把他们当做没有自由的奴仆，甚至仅仅因为开口说话就能杀死他们。所以，事实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一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后才得以回去，他们往往是革命的积极分子。2

这些就是西藏和国内的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以及它们又如何演变成为西藏内部的尖锐矛盾。要解决它唯有通过革命，这个难题最终以农奴主的叛乱及其很快失败得以解开。

我们将会看到，从解放军依据1951年和平解放协议进藏的时期开始，西藏并非死水一潭，它的内部正在酝酿着一种运动。正是在那些年里，新势力积蓄了战胜旧势力的能量，新观点的实践得到了肯定，并开始在人民心中生根发芽，革命并非是一夜之间从外面被带进西藏。

其实，革命的根源来自于西藏社会的内部，源于几个世纪以来农奴和奴隶零零散散的起义和反抗。3而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新形势则点燃了这些西藏革命的种子，并将其燃烧成为席卷全藏的革命火焰。

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人民观察了八年，思考了八年，也比较了八年。”人民的愤怒在不断累积。

截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藏越来越多受压迫的民众开始公开质问：为什么旧统治者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进步，但对于改善民众生活的做法却始终持反对的态度？就像我在本书“控诉者”一章里所作描述一样，为什么统治者还在鞭打和欺凌百姓？为什么像阿旺嘉措（见本书第11章）那样的穷人，孩子到免费的新式学校接受教育还会被骚扰，并且家长也会因此遭到牵连？难道这就是他们所谓对“民族和信仰”的保护，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竭力维护农奴制度？

对于反对派，共产党在政策上给他们尽可能多的机会让其自我适应。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在不可抗拒的进步和本民族的利益面前，他们愿意做出让步。若果真如此，事情对于他们来说将会变得十分简单。如果盲目坚持旧的社会制度，竭力抗拒历史的潮流，对日益觉醒的人民大众公然坚持其无可救药的做法，那么现在就是发动愤怒的群众果断打击他们并且一举推翻旧的阶级压迫的时候。

参加叛乱的奴隶主顽固分子认为，借助传统势力激起民众对汉族的仇视，再加上当地依然不可小觑的地方势力，就能很快将藏族群众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共产党顺应时势，行动迅速，完全信赖日益觉醒的被压迫阶级，信赖全国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兄弟情谊，信赖有利于实现团结和共同进步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事实证明共产党是正确的，否则，在高原地区，游击战争可以以任何理由无休无止地存在下去，农奴主叛乱也不可能如此迅速地得到平息。大多数藏族人本不应该反对或拒绝给叛军施以援助，而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这样做，并借机把自己武装起来。如果不是这样，民主改革及其带来的物质和精神变革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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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进藏是1965年，当时的拉萨是1959年西藏平叛后的新拉萨，雄伟的布达拉宫依然屹立。但对朝圣者而言，它已不再是一个让人生畏的“圣殿”或一个主要奇观。最值得称赞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尤其是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拉萨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布达拉宫对面是新落成的西藏革命展览馆，它由西藏有名的第四建筑队建设者以创纪录的速度修建完工的。展览馆的展厅里陈列的展品让大家有理由相信，藏族过去1/10的人遭受的不幸不是命运造成的。历代达赖喇嘛积累下来的财富包括毛皮、珠宝和纯金做成的物品等等被首次搬出布达拉宫。除在数量上不足一百万件，这些珍品与旧俄国沙皇的1.6亿件奇珍异宝相比，其壮观程度不亚于后者。在这里，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人民的“命运”怎样实现了逆转，他们获得了权力和土地，摆脱了拿走他们80%劳动成果的阶级剥削。从那时起，劳动者可支配的粮食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牛羊数量增长超过1/3。

截至1976年，以公社为单位的西藏农村粮食产量是1959年的2.5倍（1974年已实现本地区粮食供应的自给自足），牲畜数量几乎翻倍，牲畜总量比1965年增加26%。

1965年，西藏处处洋溢着新生活的景象。穿过广场，具有藏式风格的自治区政府大楼刚刚落成，旁边的人民文化宫主大厅拥有1200个座位，对于拉萨这个小城市而言，它的面积已经相当可观。除此之外，拉萨还有一些剧院和大厅，每当夜幕来临，里面就会挤满不久前还住在牲口棚里的人们；附近还有一座新建的百货大楼，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大到缝纫机和自行车，小到针线和晶体管收音机，人们可以在这里购买到需要的各种商品。而1959年前，他们本人还像商品一样被买卖。

数公里长的拉萨新街道灯火辉煌，街道是清一色的柏油马路，地下排水管网一应俱全（1955年，拉萨没有这样的街道），一支妇女管道铺设队伍正在铺装第一条自来水主管线，拉萨街道上再也看不到骨瘦如柴的乞丐，臭气熏天的水沟，以及堆满垃圾的水塘。

机场航站楼和长途汽车站等一些新建筑也在修建之中。人们可以在长途汽车站，乘坐上海和济南的汽车厂专为高原生产的旅行车，车内不仅有暖气，而且还有供氧设备。

解放后，尤其是民主革命以来，拉萨新建建筑的占地面积（用于修建住宅、工厂、办公大楼、学校、医院和剧院等）是过去1300年的10倍。

解放前，拉萨只有达赖喇嘛和一些贵族能用上电，英国帮助修建的那座小型发电站故障不断，电力供应极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5年。而到了1965年，拉萨城区90%的家庭不仅可以用电照明，而且还可以用电做饭。

1976年，拉萨有三座发电站，其中水力发电站2座，火力发电站1座。还有一些工厂自行发电，一些公共浴池利用太阳能烧水4，附近的一座地热发电站也在建设之中。要不了多久，一台实验发电机组将投入使用，与原来的传统电站一起并网发电（截至1980年，两座新型地热发电站正在建设之中）。到1979年，西藏的小型水力发电站数量将超过500座；到1981年，这个数字将增加到800座左右。

1955年，拉萨没有什么现代工业。到1965年，拉萨已经建有卡车修理厂、水泥厂和消费品生产工厂等类似的基础工业。1976年，西藏本地已能够生产农机、拖拉机零件、小型涡轮发电机和电动机等产品。整体而言，1955年西藏的工厂数量几乎为零，1965年增加到67个，1976年为260个，这个数字不久将增加到300左右，工业产值将占西藏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当时，拉萨1/3的人口是工人和雇工（其余的是郊区农民）。像本书第21章提到的拉多一家，两代人都是工人的家庭并不少见，而且有趣的是，一些工人过去曾经是寺庙的喇嘛。1955年时，全西藏工人阶级的数量几乎为零；到1965年，工人的数量增加为2.5万人，1976年约为6.5万人，1978年超过7万人。

当然，现代化建筑和设施的本身并不等同于进步。假如帝国主义在西藏取得胜利，也可能会在拉萨修建一些高楼大厦，比如一座由国际连锁酒店经营的多层香格里拉酒店，为有钱人提供装有供氧设施并能远眺布达拉宫的豪华客房服务。或许酒店的特色服务中还会有一个转世舞厅，每当夜晚来临，许多全身上下装扮起来的欢喜佛塑像摆出男女交合之状来吸引顾客。也许还有一个被刻意叫作“奴隶地牢”的特色酒吧5，或者整个城市就像我在美国西南部见到的一样，那里的美洲印第安人像极了西藏人。6 20世纪50年代初，在麦卡锡时代的新墨西哥州陶斯市，酒店经营者在印第安年轻人和二战老兵中嗅到了一个“红色阴谋”的商机，他们在美国土著人居住时间最长的普韦布洛村安装了一些基本的生活设施。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11世纪的生活场景一旦被电灯和自来水等现代化的东西所破坏，那些寻找新鲜感的人们就会立刻兴趣全无。这也许和某些人现在的感受一样，如果穿工作服操作汽轮机的人越来越多，手摇转经筒的人就会越来越少，那样的话拉萨就被毁掉了。

1976年我们在拉萨的时候，一位在西藏旅游的作家就曾做出类似的反应。他在《时代周刊》上伤感地说：“作为世界奇迹的传统西藏正在消亡。”在他的眼中，新西藏这个重获新生的奇迹似乎并不存在。而实际上西藏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使用“重生”这个词最基本的含义形容也不为过，生活上发生的上述变化和免费医疗制度的建立，使西藏人口比1959年增加10%。也许那些依然沉溺在旧西藏记忆中的人不愿乘飞机来到社会主义的新拉萨，他们却愿意凭借某种倒退的“超自然力量”飘到过去的旧拉萨。但是，这种想法已经太过陈旧！

20世纪70年代，西藏的确出现过一些错误的做法，持“西藏是正在消亡的奇迹”等类似观点的观察者也许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当时在全中国（不仅仅是西藏），由于“四人帮”的煽动，过去一些好的、正当的做法遭到随意批判，这种做法违背了基本的历史事实。随着教育和科学的进步，有些习俗的去留也许可以留给人们自己做出选择，但也遭到了无端的干涉。如果这些缺点就是他们看到的全部，那就完完全全误解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误解了那些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明的民族政策。

在这些政策之下，几个世纪来热情勇敢的西藏人民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的伟大成就正在得到发扬和保护，尤其是建筑学、古代桥梁建筑、医药、工艺品制作、音乐、舞蹈、藏戏，以及没有遭到寺院蒙昧主义破坏的那些丰富的古代文学等方面的成就。现在，所有这些都属于创造它们的西藏人民，包括那些曾经奴役过他人的少数人。古老而丰富的藏族语言也同样得到保护和发扬。在旧社会，95%的藏族人是文盲；现在在资金的支持下，绝大多数学龄儿童正在学习用自己的母语进行阅读和写作，语言中也去掉了那些讨好上层人的奴性词语和贬低下层人的轻蔑词语。如果公平地讲，假如真的有人要批评，近年来由于挫折和耽误，我们在当代藏语语言文化的建设方面没有做出更多的成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正在积极做出进一步努力的原因。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已经取得的初步成绩，它们也为未来的发展扫清道路，并做好了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

“世界屋脊”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四人帮”横行的十年和“极‘左'路线”引起的混乱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有些影响是全国性的，比如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而对民族和宗教事务的影响则是地方性的。但是在西藏，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关怀，自治区领导层保持了相对的连续和稳定，加之远离内地，西藏躲过了很多破坏。总体而言，如果与其他民族自治区相比，西藏受到的不良影响则要少得多。

为了防止受到破坏，1973年毛泽东发起了针对中国民族基本政策的“再教育”运动，目的就是要维护并且保证民族政策能够得到更好实施。1976年我们在西藏的时候，这场运动正在进行之中。1980年，又再次重申要采取新的重要举措来促进西藏自治区的发展。

1979年夏天，在首次赴拉萨参观的西方主要媒体记者中，有部分人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在西藏受到如此尊敬感到吃惊，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时代的错误”。如果我在20多年的时间里做出的直接观察有任何参考意义的话，我认为所谓“时代的错误”，应该是这些人自己的观点出现了偏差。藏族人对党和毛主席的这种情感发自内心，不值得大惊小怪。而了解这一点他们却晚了整整20多年！

西藏人民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自西藏解放以来，这已经内化成为西藏发展和进步的核心。1977年，第三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召开（1971年召开第一次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包括守卫西南边境的解放军部队代表在内，5.5万名代表中3/4出身农奴或奴隶，1/4代表为女性。会上选出的7名主任中4名是藏族（正主任不是藏族），中共中央委员里也有藏族领导。

的确，西藏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大家庭的一员，它所走的道路与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道路有所不同。正如事实和数据反映的那样，西藏获得了大批援助，同时从未受到主要民族的剥削。当然，西藏的经济上也出现了一些的错误，造成了劳动力和资金的浪费，类似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了中国其它地区，但是中国从未因为任何地区或任何人的利益，从西藏地区其人民那里拿走任何东西。

然而，记者们却忽略了这些事实，尽管他们只在这里做短暂访问，却似乎更喜欢把西藏和“殖民”这个字眼扯上关系，并且故意对西藏社会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1979年甚至有人撰文说：与西藏旧的封建时期相比，农牧民的生活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和“沉闷”。过去，奴隶主可以随时杀害农牧民，后者连看一眼或说句话都会遭到鞭打，难道现在农牧民的生活真的变得比过去更加小心谨慎吗？！

但即便在这些报道中，藏族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的事实也得到了普遍承认。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欣喜的变化，昔日的那些老生常谈式的谎言已经被揭穿。

同时揭穿的还有“大批汉人涌入”造成藏族“种族灭绝”的荒谬言论。现在大家普遍承认，藏族人口大大增加。20世纪70年代末，西藏非藏族人数数量占西藏总人口的7%左右，而且多数是流动人口，并不长期居住西藏。

随着时间的推移，外界对西藏发生的基本变化或量变将会有更加普遍的了解。最重要的是，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作为藏族人民的主体，正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愿望冲破旧世界，迈向新世界，并且一天天成长起来，勇敢面对和解决前进道路上出现的种种困难。

【作者注】

1、在旧西藏，将穷人当马骑是有文字记载的。在陡峭的山路上或过河时，富人就让奴隶或农奴将他们驮过去。当主人上马时，奴隶或农奴就趴下来四肢着地，像上马石一样让主人踩着上马去。

2、通常如此，但并非一成不变，因为早期送往内地求学的人中，相当多的都来自剥削者家庭。但许多这样的家庭对进步持支持的态度。

3、见附录一，重大农民起义列表。

4、1979年，一座拉萨新建的宾馆里安上了太阳能电池板。新闻采访者报道了用太阳能为全市供热的长远规划。

5、为了做对比，曾经一度在香港的一家外国宾馆里，有一家装潢特别的酒吧，它的价格昂贵品位低俗，被称为“鸦片窟”。后来因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抗议影响下，其改名为“酒吧”。

6、这种相似性绝非巧合。长期以来很显然的事实是美国的印第安人来自亚洲。最近，美国的学者发现证据表明，距今年代较近的大多数移民，大约在3000年前，起源于中亚地区的牧民，而这个区域正好是西藏的所在地(还有新疆和蒙古西部)。现今，部分移民后裔形成了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印度族群。相对来说，他们移民较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美印第安人和中亚地区牧民两者不仅体格相似，艺术和手工艺品(布纹等)也基本相同。语言上和中亚的亲缘关系也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纳瓦霍人和阿帕切族人。

（选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 高全孝 郭彧斌 郑敏芳译《西藏的变迁》，新星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