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克松庄园的新主人

就政治上而言，拉萨是旧西藏农奴主统治的中心，而实际上农牧主统治的基础却位于农村的庄园里。在1965年和1976年，我们两次参观位于山南的克松庄园，它也是索康·旺钦格勒祖籍所在地，是他众多封建领地之一。索康·旺钦格勒是达赖噶厦地方政府的最后一位噶伦，1959年叛逃印度1，后来又移居到美国。

我第一次见索康他还在噶厦政府任职。与许多拉萨贵族一样，他身穿丝袍，神态慵懒，苍白的脸上两眼混浊，嘴巴微张，并且总是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好像在刻意掩饰着什么，这种表情与西藏老百姓淳朴诚实的表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藏，也只有这里，富人与穷人的差别才会如此巨大，而索康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1955年第一次访问拉萨，我们记者曾经租住在索康的一座藏式风格的宅邸里，屋内的所有用品均从印度进口，我还特别注意到屋顶的横梁是修桥用的钢梁，但和西藏传统的木梁一样，蓝色的背景上都极不协调地画着一些花卉图案。这些横梁长约一米，用牦牛翻越喜马拉雅山运到这里，然后再铆接在一起（这种做法在当时拉萨的上流社会颇为流行）。可以想象，不知道有多少农民或牧民被迫加入运输队伍，冒着严寒和大风，艰难翻过海拔5000米的关卡，才把钢梁运到这里。

房屋的周围是英国式的大草坪，与英国汉普顿宫有些相似。草坪边缘是精心栽种的大丽花和其他各色花朵拼成的花圃。而高墙之外，就是拉萨无家可归饥肠辘辘的穷人，他们正在和狗抢夺着一些残羹冷炙。

1965年在克松庄园，我们掌握了索康和他奢华生活背后的真相，这是十年前无法实现的。这座有400年历史的庄园，比索康在拉萨的宅邸更像城堡，因此也更加坚固。几十年来只有管家住在这里，索康和家人另居它处，但是克松庄园是他剥削财富的根据地，是索康家族寄生虫式生活的巢穴。正因为如此，我们对克松庄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财富制造地比财富挥霍地更容易发现问题。

索康·旺钦格勒的父辈对这座用石头修建的宏伟庄园十分骄傲。庄园竣工后，为了防止其农奴工匠设计者再设计出类似的建筑，他们竟残忍地砍掉了他的右手。此外，庄园以克松命名（“克松”藏语的意思为“占了三大便宜”）足以表明他们的剥削有多么无耻。据我们了解，修建庄园的劳力、石头和木头索康家没花一分钱，全部都从奴隶那里勒索而来。庄园下面还活埋着一名8岁男童，寓意庄园将永远压在活着和死去的受压迫者身上“永远不倒”。2

此外，克松庄园也见证了连续三百多年的封建统治。在第四个世纪，它的主人索康家族和英帝国主义勾结在一起，旺钦格勒的父亲扎萨索康是英印度政府的得力帮手，长期支持印度推行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边境“前进政策”，即所谓的“大角逐”，其目的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二战后，在第11小时的军事演习中，美国继承了这个目标，把西藏作为与中国革命对抗的最后一个工具，扎萨索康被召集到华盛顿并与美国密使进行会谈，并且请求美国人在武器和资金上对西藏农奴主进行支持。

小劳威尔•托马斯在《世外桃源》 （1952）一书中提到他和噶厦政府两位“外交大臣”之间的对话，扎萨索康是两位“外交大臣”之一：

……两位大臣毫不掩饰直奔主题。他们说：“如果共产党攻打西藏，美国会不会介入？能介入到什么程度？”……他们最迫切的愿望当然是建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游击队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西藏需要外界在武器上的支持和建议，而且武器最好经过特殊改装，能够适应游击战的需要……而建议则是指如何使用和维护这些现代装备的技术说明以及最先进的游击战战略和方法。3

这是有关扎萨索康的记录。儿子旺钦格勒也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在日喀则江孜英国学校学习后，他成为1941年从英国获得武器事件中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英国作为中国名义上的盟友，却给西藏分裂分子提供武器与中国对抗。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初，索康逃往印度，后来在英国等其他国家的授意下，他又返回西藏，并在噶厦政府任职，成为1959年西藏叛乱的一颗定时炸弹。他弟弟索康·拉旺多杰曾在印度大吉岭英文学校学习，接受过英国军队的训练。1947年，他以西藏分裂势力“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去了美国和英国；从1951年起，成为印度噶伦堡西藏分裂分子的联络员。

上面这些人都曾是克松庄园的主人，由于投靠了帝国主义，无论在个人还是阶级方面，他们都失去了对奴隶实行统治的权力。

1965年，我们曾经参观过索康在克松庄园的卧室，现在里面住着昔日只能住在牲口棚里的家奴们。在庄园的一个大厅里，这些家奴的孩子们作为共青团的成员正在上识字课和政治课，里面还有一个阅览室。赶走剥削他们的管家后，这些过去生活在这里的人在本阶级领导人的带领下，为自己进行着生产和劳动。过去，他们拥有共同的敌人，现在他们又一起分享着胜利的喜悦。

当然，这些并非解放军1959年平叛后一夜之间实现的，也不是人民政府解除索康和其他噶厦政府官员职位后自动实现的，它们体现了中国千千万万其他民族对西藏百万农奴的巨大支持。而西藏的百万农奴，包括本地的首批共产党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为自己进行革命，这才是最最关键的。新生活不会轻易到来，只有受压迫者和受剥削者他们自己才能真正终结旧的独裁统治，并且通过斗争获得自由，成为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1959—1965年六年间，他们发动了一系列群众斗争运动，先是“三反”（反叛乱、反奴役和反劳役）和“两减”运动（减租和减税），接着又分了主人的财产，成立互助组，提高西藏的粮食产量，逐步在自己阶级里发展党员，在各村建立由受压迫阶级掌权的新力量。正是通过这些运动，再加上和全国人民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援助，藏族干部队伍才逐渐培养了起来，人民群众对过去也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对将来要完成的工作也有了清楚的了解。

旧庄园的经济

1965年，42岁的阿旺作为村子的领导人向我们讲述了克松庄园的过去和现在。阿旺身体魁梧，头戴宽边礼帽，饱经风霜的阔脸上蓄着八字胡。阿旺曾是索康家的农奴，他笑着说，当时保持农奴这个身份都很艰难，因此只好把几个孩子送到庄园做地位更低的家奴或朗生，（如果贫苦农奴家有两三个孩子，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他们活下来）。在克松庄园，阿旺一共经历过五位管家，因此在经济方面，他对庄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社会主义计划了如指掌。

阿旺告诉我们，1959年克松庄园有26户差巴（因为劳役而成为地方政府和主人庄园的固定农奴），32户堆穷（不是庄园的固定农奴或佃农，有些人从他们以前的庄园逃跑过来，堆穷一般来说比差巴还穷；但和差巴相比，堆穷能得到极少量的劳动收入，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为工匠）。除此之外，庄园还有72个朗生，以个人而非家庭计算人数。身为奴隶，他们在家庭方面的权利甚至连牲口都不如。

这些遭受压迫的百姓共有200人左右，种着126公顷土地，最好的地约占土地总面积40%，全部归索康的“自营地”所有，并且由农奴和奴隶支差代为耕种；剩余土地中的29%是农奴家庭的份地，28%租给堆穷，3%的地由一些支付租金和提供其他封建服务的堆穷耕种。

当时，每公顷地的平均粮食产量为7.5藏克4，约相当于625公斤（0.625吨）。在此基础上，堆穷还要交相当于6藏克粮食的租金，占粮食产量的80%。

对从自营地和其他渠道得到的粮食，除预留种子和满足庄园需要外，管家每年要给远在拉萨的主人索康送去63.5吨粮食。

阿旺说：除过粮食，索康还要剥削很多其他东西。作为租金的一部分，26户农奴家庭每年要向索康提供1500颗鸡蛋，24大袋面粉，12担蔬菜，以及火腿和大蒜等其他食品，同时他们还要上交35袋羊毛。

终生从事封建主义研究的学者保罗·维诺格拉多夫在《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庄园”部分写到：对欧洲而言，庄园生活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以自营地为核心的生产，另一部分作为辅助，给庄园提供着各种服务和所需的物品。西藏的庄园也是如此。

对农奴而言，最沉重的负担来自强迫劳役。索康庄园26户家庭有104口人，每年要提供45个强壮劳力，每人干180天的强迫劳役。也就是说最好的劳力总不在家，无法耕种自家的田地（农忙时节也不例外）。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给主人和管家干很多其他差役，比如翻山把粮食运给远在拉萨的索康，路上的吃喝花费还要自己负担。阿旺回忆说，山路实在太难走了，有三个他认识的人被活活冻死在路上。其他的无偿差役还包括：

长途送货，通常将货物运往拉萨;

短途送货或送信；

从索康家的地里将粮食运送去碾磨；

在索康宅邸之间送货或送信；

在驿站间送邮件；

管家也会有一些特殊要求，可以要求农奴给他们挤牛奶，照看小孩或做家务。

为了进行比较，下面我再从《大英百科全书》“庄园”一节中摘出描写中世纪英格兰农奴悲惨生活的一些文字：

农奴生活之艰难在于差役实在太多，不仅要为自己租种的土地出钱出力，在差役方面还要付出更多。他要长期用自家的工具和牛给主人犁地，耙地，收割，打场和运输，直到干完一年所需的天数，在庄稼收获或任何需要的时候，主人都可以延长他们干活的时间，农奴对此不能拒绝。同时，如果庄园需要马车，佃农就得提供，甚至包括去100英里之外的地方。犁地、围栏、水渠维护和剪羊毛等其他劳动也落在农奴的身上，有时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时间。此外，他还要提供蜂蜜、鸡蛋、鸡和犁头等。

然而与之相比，西藏的现代农奴制度甚至更加恶劣。显然，在英格兰封建时期，农奴和奴隶有所不同，除非农奴也是土地的一部分，否则不会被买卖。但是在西藏，农奴彻底变成了奴隶，随着家庭和土地之间的交易奴隶被买卖则十分普遍。

以上是要向庄园交的苛捐杂税，而这些还远非全部。

除了庄园，农奴们还要向噶厦地方政府缴税纳差。每年除现金税赋，还要交相当于1.5吨粮食的实物差，官员出行还要无偿提供乌拉差役，这一点尤其让人感到无奈和痛恨。其他方面还包括要随时提供青稞面粉、清油和坐垫，为官员出行备好马匹和马夫，稍有怠慢就会受到鞭打。农奴对噶厦政府的差役还包括提供运粮工具，给马提供饲料，为制衣坊提供染料，运送木头和羊毛，还要为马备好铃铛。最后噶厦政府还向他们征收“耳朵税”（因为藏族人都带耳环或耳坠）、出生税和死亡税。

除此之外，农奴还要向喇嘛寺庙缴纳实物。克松要给寺庙提供1000斤粮食，每天提供3匹马，每1.7公顷土地提供一个劳力，约需74人。每次喇嘛诵经，农奴还要提供酥油、清油和食品，供诵经仪式和喇嘛吃喝之用。5

仅仅听到这些，我似乎已经感到有无数重负压在我的肩上，也认识到像阿旺这样的藏族人为什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有关“剥削就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劳动”的说法理解起来那么容易。在资本主义社会，工资、租金和价格掩盖了剥削的本质；而在封建主义的西藏，人们以直接和原始的方式体验着剥削。因此，马克思向欧洲人解释什么是剥削的时候往往需要做很多深入的分析，而对于这些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人来讲，它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也因为如此，西藏农奴总是用劳动力和劳役的解放来憧憬自己在政治上的解放。

农奴们另一个沉重负担来自高利贷，阿旺愤怒地对高利贷进行了详细的控诉。

在克松庄园58户农奴和堆穷的家庭中，除一户小工头没有欠债，其他人截至1959年，欠粮79吨，平均每户约1.4吨。欠喇嘛庙的债每年还要支付20%的利息，向管家借粮的利息为40%，1951年前从噶厦政府借粮的利息为25%（1951年，解放军进藏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利息减为10%）。现金债务的利息每年通常约为25%，克松庄园平均每户欠40块银圆的现金债务。

最后，每年克松庄园的农奴和堆穷还要支付7%的利息，约合1.6万块银元，但这些钱他们从来就没有借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财产管理部门将这笔钱转给了位于拉萨的甘丹寺，并且允许甘丹寺从克松庄园的劳动人民那里收取利息。从那时起，甘丹寺的喇嘛每年都会定期过来收债，凡拖欠者，喇嘛有权将其处死，或强迫其用劳役来偿债。这笔巨债一直压在克松老百姓的头上伴随他们一生。

相比农奴而言，堆穷还有少许的人身自由，但在经济上更加贫困受到的剥削也更多，更没有人身安全。1965年时任克松乡副乡长的白玛桑堆曾经也是一名堆穷。他说：“过去，每家每户五六口人经常只有一床被子。”这些堆穷不属于庄园，因此按惯有权利，即使他们付出了劳动，也无权得到劳动报酬。相反，他们还要被强行租种一些小块儿的份地，主人或管家可以任意确定租金。他们可以在上面修小屋，但费用自理。由于缺少主人的保护(主人有权惩罚他们，但不保护他们)，上层人可以随时殴打或将他们处死。如果先前的主人找到这里(很多人都是逃出来的)，他们就会被当作逃犯抓起来，下场往往非常凄惨。如果原主人更贪钱财，堆穷自己也不想回去，最好的结果是额外付一笔人役税。简而言之，堆穷的“自由”往往是虚假的，这些“没有主人的人”如果不尽快依附于某个庄园，不但会落得一无所有，而且还会成为所有人的“猎物”。6 

朗生虽然不用纳租纳物，但他们没有基本的人身自由，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别人的财产，一无所有。他们没有住的地方，白天被赶到地里干活，晚上为了防止逃跑还要被锁在主人的院子里，吃的和牲畜一样。在走廊上纺线或干其他活的人，衣服的裙边有时会被绑在地上，以防止他们逃跑。

迄今为止，还从未听说有人在晚上监工解开绑缚之前能够逃走。在此期间如果要方便的话，只能像被绑住的牲口一样就地解决。他们和牲口住在起，干的活比牲口还要苦，受到的对待却更加残酷。

阿旺他们曾经亲眼见到过有6人被活活打死,36人被冻死饿死,16人被折磨致残。奴隶受到这样的对待，反抗的农奴也一样。赤列多杰由于拒绝额外的劳役，遭到了令人发指的折磨，头发被绑在房梁上，衣服被剥光，先是用包银的锋利木签扎手指头，这些木签取自于小三角彩旗的旗杆，然后被打得体无完肤，扔进滚烫的油锅里。后来，赤列多杰的三个兄弟也被用相同的方式折磨而死，罪名都是所谓的“偷盜罪”，其实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杀一儆百下面，

我们将此做法与公元十世纪同样处于封建时期的英格兰的残酷做法做一比较：

自由人偷盗要被绞死，女性偷盗要从高处扔下摔死或投进河里淹死，而奴隶则要遭受酷刑或被烧死……偷牛后如果能够跑掉，将会免受惩罚。但无论发生上述哪种情况，国王阿瑟尔斯坦都要求80个奴隶为一组，每人给那个犯罪奴隶的主人三便士。如果是男性奴蕈，则要用石头活活砸死……女奴隶要吊起来烧死。在伦敦主持这种酷刑的主教和地方官员说：“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惩罚，小偷就会变本加厉。”7

出于同样的原因，担心受压迫者逃跑也成为西藏奴隶主和农奴主实行残酷镇压的动机。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理由可以让他们残害那些给自己带来财富的劳动者。

奴隶主害怕奴隶们有一丝一毫的反抗，并且担心其他人会加以仿效。1927年，克松庄园的农奴和奴隶们一起赶走了管家。一些为奴隶制辩解的作家曾经说过：在旧西藏，人们“满足于自己的命运”，所以不能将其称为剥削。其他那些承认存在压迫并且谴责压迫的人则认为，起来反抗的后果非常可怕，所以无人敢反抗。这两种说法都站不住脚。反抗从未停止过，尽管人口稀少，庄园之间相距太远，相互之间联系困难，每次只有一处起来反抗。

阿旺说：“过去我是农奴，书记尼玛次仁是奴隶，请他给你讲讲奴隶的生活。”

克松乡党支部书记

尼玛次仁32岁，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瘦瘦的脸上有一双若有所思的眼睛，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作为亲历者，他目睹了别处也许需要一千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变革。尼玛次仁起初是贵族家的奴隶，后来又变成农奴的奴隶，好几次差点被卖掉或送人，由于不太听话，曾经多次被打得半死1959年后，尼玛次仁在民主改革运动中表现活跃；1965年，他成为党支部书记和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尼玛次仁说：他家里有五个孩子，他的年纪最小，生下来就和父母一样是索康家的奴隶。一岁那年阿爸遭到管家毒打，回家后就开始吐血，不久就离开了人世。阿妈既要照顾家里的孩子，每天还要出去干一整天活。家里的孩子由于没人照顾，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都不幸天折，两个掉到河里淹死，另外两个被活活饿死。尼玛次仁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阿妈也没有什么东西给我吃，她总是省下一点口粮拿回来给我，有时别的奴隶也会给一点。”

八岁那年他就开始劳动。没过多久，索康把他送给一个叫扎西的上等农奴。扎西自己也有劳役要做，所以就让尼玛次仁替她干。这个女人既任性又冷酷，不让他们母子见面，并且“每天至少要打他两次。”

尼玛次仁回忆说：“奴隶主的孩子也欺负我。有一次他们想打我，我捡起一块石头想还击，管家看见了，就抓住我狠狠地打了一整天。等我艰难走回家后，又挨了扎西的打。她喊道：‘你离你阿妈太近了，不是不好好干活，就是表现得很坏。’为此，她把我送给她的一个亲戚做奴隶。在那里，我要看管一百只羊。有一次因为打瞌睡，有几只羊跑掉了，我因此被关到羊圈里。如果饿了，新主人就会把羊粪往我嘴里塞。当时我只有九岁。

在那里，尼玛次仁的衣服烂得没法再穿，他得到一件尼姑穿过的旧衣服，这也成为他仅有的一件衣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当被子用。他回忆说：“那件衣服上到处是虱子，尼姑穿红色的衣服，颜色很刺眼，所以没人愿意靠近我。有时候病得厉害，他们就把我赶回扎西那里。为此，我经常要连走带爬三天，才能回到那里。回去后，扎西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并且全身散发着臭气，就大声地训斥我说：“你的命很邪恶，你带来了坏还气。说完就把我赶了出去，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才敢去阿妈那儿。阿妈见到我的时候，还以为是哪个快要死的乞丐，认出是我后，她难过得晕了过去。阿妈把我拥在怀里，我们母子两人抱头痛哭。

“虱子差点把我吃掉，它们从我嘴里鼻子里往外爬，阿妈从别人那里要了一些清油让我喝下去把虱子吐出来。继父是个热甲巴，阿妈便托他给我找一些死人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别人都不要，我们没有衣服只好将就着穿，阿妈把我穿过的那件尼姑服烧了。渐渐地，我的身体也开始恢复。

扎西听说我的情况后就派了一个奴隶来到我家。那个奴隶带来了她的命令：“如果尼玛还活着，他就是我的人，今天必须回去干活。”阿妈向那个奴隶求情说：“我们都是穷人，请你转告她，我儿子还病得很重。”由于惧怕扎西的淫威，那人最终还是把尼玛次仁领了回去。

扎西不只是冷酷，她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这些想竭力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人无论在哪个社会都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仰仗着压追者的施舍苟且偷生，思想上和行为上处处为压迫者考虑。她常常对尼玛次仁说：“你们这些奴隶都是我们的敌人。如果不对你们厉害一些，你们就会起来造反。”有一次尼玛次仁给她家放牛，牛吃了索康家的庄稼，为此尼玛次仁在庄园里遭到毒打，回去后扎西把他的手绑住吊起来接着打。

说到茶，奴隶们都是用带有苦味的草泡茶喝。酥油茶被认为是西藏的传统饮品，但像尼玛次仁这样的人，喝酥油茶只能是一种奢望。他说：“我见过酥油茶，但从来没有喝过。”

本来逢年过节应该吃点好东西，但实际上比平时吃得还要差。尼玛次仁说：“望果节的时候主人们说：“今天要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是好日子。’实际上，给我们吃的是从装酥油的袋子里刮出来的酥油碎渣，又硬又难闻。大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美味。有一次，扎西特别开恩，给我们吃了一些剩了五天的米饭，当时米饭已经馊了难以下咽。而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在她面前吃完，当时大家都想吐，但还要强忍着向她表示:感激。

不单单扎西说过我的命不好，我自已也这么想。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找一个能对我好一点的主人，但是去哪里找啊?恐怕永远也找不到！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不逃跑?我亲眼见过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受尽折磨。为什么不自杀呢?这个念头我也想过，可一想到阿妈，我就放弃了。有时，我真想大病一场死掉算了，但每次生病我都挺了过来。

“20岁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流浪的女乞丐，我们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只能像阿妈养我那样偷偷地养着。”

从尼玛次仁的叙述和表情中，我看到了西藏那些最穷苦的人，虽然他们因为奴隶的身份不能成家，但他们之间往往会产生最真挚的爱情，家庭的观念也更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而相比而言，贵族对爱情往往既随意又任性，他们处心积虑地设计着自己的婚姻，想得更多的往往是怎样能从中积累更多的财产，或者以姻结盟。即便是关系很近的亲戚之间也经常反目成仇，强奸女奴隶的做法已经司空见惯。

尼玛次仁说：“一直到1959年3月，我24岁的时候才看到了希望。参加平叛的人民解放军来了，看到奴隶们饿着肚子，没有衣服穿，他们就把自己的衣服和食物让给我们。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我们指引了进行民主改革的发展道路，对于这条道路我们坚信不疑，而且一定要永远走下去，没有什么能让我们再回到过去，即便想一想也不行。我们终于挺直了腰杆，也终于敢说出心里话了。

“但是，那些旧主人和他们的追随者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次他们改变了策略，一些在叛乱中没有逃跑的人开始讨好我们穷人。大家想想看，我是个奴隶，他们来找我，并且说：“不要轻信汉人的话，他们对你们没安好心，那些藏族干部都是些马屁精。’但我知道应该听党的话，听汉族同志的话。他们是汉人，但对我们像阶级弟兄一样好。我向上级检举了这些人的做法，而且成为改革的积极分子，奴隶和农奴们还推我做农民协会的领导。

“民主改革也把妻子送回到我的身边，我们又团聚了。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还分到七只羊，一头牛,15.5藏克土地8。有新衣服穿，有一套家具。1959年9月，我和其他改革积极分子被送到北京、武汉、南京、天津、上海和鞍山等地参观，我们还见到了毛主席，也看到了西藏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实现的未来。社会主义让大家有了财产，并且过上了新的生活。1960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

克松的前进之路

从尼玛次仁和其他农奴和奴隶以及“那些没有主人的人”那里，我们知道了1959年后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们已经是克松的干部。

在他们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庄园的房子。37间房子过去都归管家、管家的随从和他们的家人所有，现在里面住着昔日的奴隶。在那里我们还见到一户人，分住在四个房间里，主人卓嘎次仁46岁，双目失明。她说她出生在“牛肚子下面”，孩子们也跟她一样。她自豪地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四间屋子，床上崭新的厚毯子，衣橱里的新衣服，还有灶头上的青稞饭和其他食物。1959年前，她家没有人尝过茶或酥油的味道，现在每人每年要用掉12块砖茶和15公斤酥油。她家分的地里打的粮食足够家用，结余的部分卖给国家，卖粮食的钱又能买生活必需品。他们还分到两头耕畜，把好犁和其他工具，还有六只羊，家里人老老少少都能吃饱肚子，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

阿旺向大家介绍了克松庄园分发生产资料的情况。他们首先召开了管家批斗会，大家讲出了埋藏在心底对克松庄园的仇恨。随后，大家对庄园的财产进行登记，并且平均分配了庄园的土地、牲畜和农具。1959年秋是他们的第一个收获季节，粮食产量和索康时期的产量持平。阿旺说：“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没有卖余下的粮食，我们也不用向别人交钱。和过去相比，我们吃的粮食还是要多一些。但我们还很穷，这也是我们1959年1月响应党的号召，从每家每户单独劳动转变为互助组的原因。”

这个决定让1964年每公顷土地的粮食平均产量增加到两吨左右，五年间粮食的产量增加了66%，这也是他们得到的第一笔共同财富。1965年他们购置了43套新农具和92头耕畜。过去，克松庄园的地每年只翻一次，现在每年要翻三次，接下来就是粮食产量的连年提高。

灌溉情况也得到了改善。当时，索康的管家每年要给自家地浇三次水，大多数农奴和堆穷根本无水可用，灌溉水渠的维护情况也不好。就像阿旺说的那样：“难道大家愿意让索康分到更多水吗?”现在大家一起劳动，情况就不同了，互助组修了一座水库和多条用于灌溉的新水渠。195年春天,40个人整整花了一周时间用于完善灌溉的设施。

克松周围都是其他组的土地，耕地的面积不能扩大，所以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只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而且要施更多的肥料。过去的肥料主要是庄园里牲畜的粪便，现在通过互助组的安排，可以节省出一些劳力，加上人们高涨的劳动热情，能够派出一些人手去山上的牧场拾粪。1963年，为了方便拾粪还专门修了一条路；1965年，地里施的肥料是1959年的12倍。

除草也能够提高粮食的产量。在旧西藏人们很少除草，甚至还认为除草“不吉利”。

阿旺说：“不光是地种得更好，人也变得更好了。1959年这里只有管家识字，现在72个大人已经在夜校学习，包括我们的党支部书记。”说着，他朝尼玛次仁示意了一下。“62个孩子上了学，学校的三个老师也是在这里接受的培训，他们过去都是农奴和奴隶，他们分别是25岁的拉珠，20岁的次仁，还有才刚刚19岁的朗珍。”

“有了互助组，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也得到了照顾。阿达措姆现在75岁,8岁起就给索康当奴隶,63岁的时候因为眼睛失明，被索康赶了出去。整整六年时间，她都睡在田边的地头上，幸好有一条流浪狗可以靠着取暧。民主改革中她分到两藏克耕地，政府每年救济两套新衣服，家里的地互助组帮她无偿种着，大家都把她当作大家庭的一员，宁愿自家的地少施肥，也不会忘记她的地。1962年，她家的粮食产量是168公斤,1964年粮食产量增加到742公斤，几乎增加了4.5倍。现在，她生活得很幸福。”

1965年夏天，克松乡的农民正在筹划下一步的发展，但是它已经超出互助组这个简单集体组织的能力范围。他们了解到国内其他地区已经开始实行合作社和人民公社，这些曾经穷困潦倒的人，尤其是大多数年轻人，对这些做法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从技术上来讲，首先要着手完成的事情是实现电气化。作为大自然的馈赠，西藏到处都是流速极快的山间溪流，第座水电站虽然已经建成，如果要建小型农村水电站网，就只能依靠集体所有制的力量来实现。

阿旺说：“现在我们正忙着建水电站,20名社员在搬石头垒大坝，县政府还分给我们一台发电机，几个年轻人已经去拉萨学习如何发电，要不了多久的时间，大家也能用上电灯，这可是索康当年都没有过的东西。现在，我们正在为人民公社的成立做准备,30个年轻人学会了记工分，我们还培训了6名会计，全体老少都盼望能早点实现人民公社。有一个老爷爷叫次仁罗布，今年72岁，他经常念叨着说，希望能在他去世前看到人民公社成立。当然，他的这个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实行民主改革后，大家对能够摆脱索康的压迫已经感到十分知足，并且不再抱有其他什么想法。但是党让大家不要只满足于眼前的成就，一定要开阔眼界。现在，几乎不需要人督促，不管多早去地里，你总能看见有人比你去得更早。从现在开始，发展将会越来越快。”

他们发展得的确很快，老次仁罗布没等多久时间，克松人民公社于当年宣告成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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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我第二次去克松参观，当时尼玛次仁和阿旺还担任着领导的职务。

我们又绕着老庄园走了走，而且每迈出一步总会有新的发现。

当时拖拉机正在刚刚收完庄稼的地里复耕(1965年克松村还没有一台拖拉机，现在已经有四台拖拉机）。复耕是为秋播做准备，几年前这可是大家连听都没听说过。当时由于还没有能适应西藏气候的越冬农作物品种，加上没有机器，种这些庄稼需要的准备工作总不能按时完成。

在打谷场上，过去用连枷打需要花几个月时间，现在有了柴油机为做动力的打谷机，谷子打完后直接装袋运走，再把麦秆堆起来就完事。还是同样土地，1976年粮食的产量是1965年的三倍。

黄昏，我们坐在村子新会议室里面说话，房间的照明用电来自克松村已竣工多时的发电站。尼玛次仁和阿旺告诉我说，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不简单也不容易。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土地改革和互助组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但无法回避的是，有些人变得更富，有些人却变得更穷。对于那些劳力和牲口少，劳动工具也不足的家庭，就需要拿钱给家里条件好一些的家庭，因为人家帮他们种地，收庄稼，喂牲口。慢慢地，这些人从民主改革中得到的好处就没有了，有些家庭只好把地卖掉，还有人开始出租自己的劳动力，而另外的少数人又开始了剥削。

简而言之，现在封建主义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一个尖锐的新问题出现了，到底是走让部分人富起来的道路，还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

仅靠自己务农依然困难的那些贫困家庭渴望社会主义，而那些富起来的人则想走另一条道路，还有些中间派仍没有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时，封建主义的残余势力自然卖力地夸大这个分歧，并且别有用心地煽动人们跟党作对。一个曾作过管家随从的家伙编造了这样两种说法：“哪里有肉，鹰就会扑向哪里，”“在公社，大家要穿铁衣服和铁鞋子。”第一句话是说过去几年收获的东西，都被社会主义“拿走”了，第二句话是说参加公社修水利修农田水利，会让大家倾家荡产。

因此，人民公社制度最先实施于那些缺少牲口缺少劳动工具的社员。人民公社制度要和生产条件更好的互助组进行竞争，并且要证明自己具有更多优势。

只有在粮食产量、平均收入和集体提留资金带来的生产条件改善等方面优于互助组，支持互助组的人才会加入公社，他们包括19个中等收入家庭，2个富裕家庭和2个一般家庭。

1972年，克松公社具有了社会主义的性质，土地和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社员自己出钱购买的牲畜和工具都被集体赎买，大家除了劳动的收入外，再无其他的收入来源（享受抚恤金的人除外）。

截至1976年，公社连续迎来七个大丰收。1973—1974年间，粮食的产量已经超过国内北方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每亩400斤，每公顷3.6吨），公社用上交公粮和其他产品换来的集体收入购置了以下设备：

4台拖拉机

3台柴油发动机

9台脱粒机

4台扬谷机

8台条播机

9辆胶轮马车

全公社小孩入学率达80%，还有一个诊所和3名赤脚医生，可以对一些常见病进行处理。

除了在这些设备和服务上的投资，以及分给社员的劳动报酬，公社提留1.2万元用于扩大生产，2.1万多元用于办福利。在粮食方面，一部分粮食分给了社员，一部分给国家上缴税金和卖给国家，除过预留种子和饲料外，集体的粮食仍然结余了40吨，每家每户的余粮都够吃好几个月，60%的家庭有了存款，不少人靠公社盖了新房。

1959年民主改革前，在当地农奴主势力的统治下，克松人根本不可能加入共产党。截至1965年，村里发展了6名党员和6名共青团员。到1976年，党员人数增加到19人，团员人数增加大到37人，全部都来自昔日的农奴和奴隶阶层，他们是当地社会主义发展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技术方面，来自农奴和奴隶家庭的8名年轻人经过培训，掌握了农机的操作和修理技术，其他人中有会计师、电工和老师，还有3人在外地当干部，7人到西藏的新工厂当工人，6人在部队服役，5人在大学学习。

看到这些数字，大家似乎感到旧社会是一千年前的事情。

但是人们没有忘记过去！1976年，克松公社举行了阶级斗争的展览，用保存下来的遗物、事实和数字，向人们清楚地展示了奴隶制下克松历史。和自治区内其他地方一样，过去的一些情景用泥塑的方式进行了再现。几个世纪以来，这种艺术形式在西藏通过为寺庙制作无数人物塑像而得到高速发展（当时制作的神的数量比人还要多）。现在，这种艺术得到了改进，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

展览中展出的物品还有一些著名起义的档案，其中就有至今让人仍然记忆犹新的1927年起义。

在这里，大家又一次看到庄园的监狱和奴隶主对奴隶的残酷折磨，奴隶主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威慑和镇压奴隶反抗。作为“法律和宗教”的补充，这些残忍的惩罚手段迫使受压迫阶级被迫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而这些残忍惩罚手段能够在西藏存在几个世纪，表明了人们的反抗不仅存在，而且正在累积和爆发，这正是奴隶主最恐惧和害怕的东西。曾有人说过，人们的不满是最近才“从外面引入西藏”，或者是人为灌输的，这些说法都荒谬之极！

这也是逃往国外的西藏旧统治者一直喋喋不休的主题。达赖喇嘛的大哥土登晋美诺布在与一位西方作家合著的书中这样写道：“......在西藏，有钱有势的人从未操纵过他人对生活的满足感，因为大家都很满足。”10

对这些作者而言，寺院的经济和社会作用是“作为土地的拥有者，为当地的农民提供帮助”。11

作者最后结在论部分写道：“就我对西藏的了解，我敢说没有什么比它更完美了。”到底对谁来说完美？！！

让我们再来看看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面的一些藏品。1981年，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些旧西藏的艺术品和场景，在一个描写西藏贵族的大型画作前摆放着这样的说明：

“贵族的财富来自对土地和草场的所有权，农民通过种地支付税金，农民和地主关系的核心是他们彼此相互需要：农民需要生存，贵族需要劳力。”

如果不问“贵族的财富不是来自农民和牧民，又来自哪里？”这个问题，这种说法听起来是何等的美妙！

克松的展览记录着人民取得的胜利，记录着人民重新获得对自己的身体、土地和劳动的所有权，记录着克松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开展的各种运动，记录着大家摆脱了无知和迷信实现的自我解放。

克松人民公社成立后十年间取得的成就有数字和人物典型为证。克松新修了10条灌溉水渠，9条旧水渠也得到了改造，1400块分散的小块耕地被改造成41块平整宽阔的整片耕地。

所有这些都在有关67岁白玛拉姆一生的展览中得到呈现。

大约40年前，白玛拉姆还是个堆穷，她带着三个孩子从数百公里外的地方逃到克松，克松庄园立刻抓住她大儿子做奴隶，一家四口人在一个乱石堆里安了家，两个年幼的孩子只能依偎在阿妈的怀里取暖。

1959年实行民主改革，白玛拉姆家分到一公顷多土地，当年就收了2吨多粮食，按每人每年需要330公斤粮食计算，粮食的一半就足够全家人一年的口粮。剩下的一半除了留作饲料和种子之外都卖给了国家，卖粮的钱又买了家具、床和衣服。

在互助组时期（20世纪60年代），白玛拉姆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但总体来说改观不多。

1975年人民公社成立，白玛拉姆家分到了4吨左右粮食和324元现金，收入比以前翻了一番，这还不算家人外出务工得到的收入。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白玛拉姆一家是一无所有的流浪者。作为阿妈，她无法改变这种生活，孩子也只能一辈子做奴隶。现在，白玛拉姆已经退休，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大儿子给公社赶马车，小儿子参加了解放军，女儿是一名赤脚医生，女婿是公社民兵连的领导，五个孙子都上了学。

克松村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一幅革命的图景。对于压迫者而言，天堂般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而对于受压迫者而言，新的生活和新的世界已经到来。

【作者注】

1、1971年的一份报纸称其为索康·拉旺多杰，……他曾在华盛顿大学写过西藏现代史。

2、这种活埋习俗一直持续到1959年西藏农奴制度晚期。我见过一位预定的受害者，在他还是个孩子时，就被指定为“被活埋的人”，于是他逃走了。

3、回到华盛顿后，托马斯夫妇将这些思想传达给美国的高官，但为时已晚。关于这一点，他们写道：

如果美国给西藏提供任何形式的军事援助，我们国家必须为西藏的独立承担责任。但是如果中国的红军将我们的援助称作虚张声势，我们如何让军队越过喜马拉雅山?我们如何提供军事援助?

进驻西藏的人民解放军的确把美国的援助称作虚张声势。此后，华盛顿派出部队和代表支援1959年农奴主叛乱，后来证明此举以惨败告终。

再后来，1970年美国国会和新闻界的通气会详细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在西藏为时20多年的努力。大卫·维斯在《说谎的政治》(纽约,1973年)第8章中谈到科罗拉多州附近的赫尔营里训练藏族叛乱者的“高级机密”；1975年9月5日，克里斯·穆林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杂志上撰写题为“中央情报局：西藏的同谋者”的文章，文中给出了该阶段的所有事实。

4、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使用的是公用的度量标准(通常带有英式单位的等价物)。实际上，藏族人所讲的藏克(通常按汉语的发音音译为“克”)，是用来度量粮食和耕种土地面积的单位。一藏克粮食大约是14公斤(30磅)。一藏克的土地是用传统的耕作手法能撒一藏克种子的面积，和中国其他地方所用的单位“亩 (大约1/15公顷或16英亩)大致相当。用藏克所表示的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就是一藏克的土地上能产出多少藏克的粮食，即：简单地算就是所收获的粮食是所播种子的倍数。一藏克的旱地(撒种稀疏)比一藏克的水浇地(撒种要密得多)的面积要大得多。

5、10世纪和11世纪[据 Dorothy Whitelock的《英国社会的开端》(伦敦，1952)]撒克逊英格兰的教堂也向庄园征收许多税，包括开垦高山草甸税，指的是每一个工作队交的1便士税；什一税，指的是每户每年呈给罗马教皇的1便士献金；教堂捐(每块“地皮”上产出的许多最好的粮食)，指的是一年交三次的轻税以及丧葬费(开放的墓地价格最高)。

在克松庄园里，死亡税需交给世俗当局，但仍要给喇嘛付念经费。

6、西藏的堆穷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对应的阶层，例如在查理帝国时期的庄园里，就有类似的阶层叫作 lidies。在法国，设法逃到外面谋生的庄园里的农奴或依附于庄园的人要由他原来的主人缴纳人头税( chevage)。在有农奴制存在的地方就有农奴逃亡。

7、马里恩·吉布斯，《封建社会》(伦敦,1949年)

8、仅在一公顷的土地上。

9、由于西藏和中国其他地方的不同，西藏在互助组和公社之间没有中间阶段农业合作阶段。从个体经济到半社会主义然后再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转变就在公社进行。

10、土登晋美诺布和特恩布尔，《西藏》(伦敦,1972年)。

11、同上，第347页。

（选自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高全孝郭彧斌郑敏芳译《西藏的变迁》，新星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