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杰布、扎西旺姆：“我生活在香巴拉”——克松村一位农民眼中的西藏民主改革60年

2018年7月13日， 西藏民主改革系列丛书民生卷课题组一行10人赴西藏山南乃东县克松村[1]进行调研。7月19日，当课题组结束访谈时，索朗顿珠用一句话总结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社会生活：“我生活在香巴拉。”民主改革之前，索朗顿珠生活在一个差巴家庭；民主改革之后，他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作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一名建设者，开始了不平凡的一生。今年，索朗顿珠76岁了，在克松村安度晚年。在克松村期间，课题组先后两次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度访谈。[2]在第一天的访谈中，索朗顿珠老人对16岁之前的往事一一道来。索朗顿珠总是以新旧对比的方式和我们交谈，这体现了他的历史记忆与当下现实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也通过其他文献资料进行了核实。“新社会”是第二次访谈的重点。第二次访谈我们就坐在他家二楼阳台上的藏式沙发上，他早已备好了酥油茶，特意换了新衣服，戴上礼帽，态度庄重。索朗顿珠端坐在我们对面，面对摄像机镜头一点儿也不紧张。几句寒暄之后，我们开始了访谈。西藏的民主改革是从克松谿卡开始的，索朗顿珠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变革。当我们问及“新社会”的社会变化时，他自信地说出了克松村在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四个第一”，即民主改革第一村、第一个建立农民协会、第一个成立党支部、第一个建立人民公社。瘦高的索朗顿珠，耳聪目明、说话清晰、思维缜密，在访谈中给我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一生跨过新旧两个“世界”，且对新旧西藏的记忆如此清晰的老人已经不多了，因此我们格外珍惜这一机会。

下文便是基于对克松村的田野调查，以索朗顿珠的一生为主线，采用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展示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社会变迁。

一、走进“克松村”

2018年7月13日，课题组从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的山南市乃东县泽当镇出发，沿着柏油马路向南驶出喧嚣的高原小城，缓缓驶进了恬静的昌珠镇。夏季的克松村，静静地坐落在雅隆河谷麦浪起伏的麦田之中，令人神往。香曲河水滋润的这片沃土，宛如“绿松石的盆地”[3]，自古以来就是西藏的粮仓。根据藏族的起源神话，这片土地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摇篮，克松村东南的“雅隆索当”被誉为西藏“第一块农田”。开创历史新纪元的吐蕃从这里兴起，逐步完成高原的统一大业。至今在当地还保留着古代的地名，例如，克松村西北的“拉日江托”山和“赞堂”坝子，据说系因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在此下凡而得名。克松村北边是西藏帕竹地方政权时期的中心之一。因此，在历史上，克松村一带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雅隆河谷有许多佛教圣迹，例如“三圣地”“三佛塔”“三圣洞”等。其中，“三圣洞”就在克松村附近，西山有“热琼普洞”和“遮如普洞”，北山有“协扎普洞”。据索朗顿珠说，“克松”这一地名的一个说法，是站在“克松谿卡”的宅邸可以见到这三座圣洞。[4]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克松村东山腰的日乌曲德寺与克松庄园关系十分密切。此外，还有昌珠寺、扎西曲德寺等对当地村民的生活有一定影响。

二、索朗顿珠在“克松谿卡”的日子

1943年，索朗顿珠出生在克松谿卡。他的父亲是克松谿卡的差巴，母亲是乃布谿卡的人。在旧西藏有个说法：“儿子随父，女儿随母”，即支付赋税徭役[5]，儿子要在父亲所在的谿卡，女儿要在母亲出生的谿卡。因此，索朗顿珠从8岁开始就在克松谿卡支付徭役。1959年，索朗顿珠年仅16岁。但是，民主改革之前的许多事情，索朗顿珠仍记忆犹新。

（一）索康家族和“克松谿卡”

“克松谿卡”是索康家族的庄园。索康家族是旧西藏的世俗贵族之一。[6]据不完全统计，西藏原有200多位贵族，[7]可分为亚谿、第本、米扎、一般贵族四类。[8]索康家族声称自己是第四世达赖喇嘛的后裔。自1728年以来，历经噶伦索康·才旦多杰前后三代人的苦心经营，索康家族成为西藏历史上地位显赫的“米扎”，即门第高贵的贵族。[9]“一个家族的政治势力最明显的标志是其在噶厦中的席位”[10]。据调查，在1772—1844年和1844—1959年两个历史阶段，索康家族在噶厦[11]中均占有两个席位，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的14个家族中排行第五。[12]索康·旺钦格勒是该家族见证西藏地方政府走向没落的最后一位噶伦。

“贵族的权力依赖于他们的土地庄园和农奴，因而也就依赖于农业”[13]。在旧西藏地方经济中，作为“雄（政府）—格（贵族）—却（寺院）”三大领主之一的世俗贵族，占有这三者所占土地总面积的21%。[14]索康家族在山南拥有7个谿卡，其中最大的当属“克松谿卡”。[15]据索朗顿珠的回忆，除了克松谿卡，在“措美”（今山南市措美县境内）、“扎”（今山南市扎囊县境内）以及在“藏勒巴”[16]等地都有索康家族的土地和牲畜。每年年底，“措美”“扎”的酥油、奶渣、青稞等赋税先要送到克松谿卡进行清点，然后由克松谿卡负责运到拉萨的索康宅邸。

土地是克松谿卡的主要财产形式。据索朗顿珠回忆：克松谿卡占有大量的土地，除了今天的克松村之外，在“卡多”占有相当大的农田，在“白荣”有500亩地，在“赞塘”还有部分田地。克松谿卡与周边的其他谿卡的土地界限十分明确。索朗顿珠大致还能记得附近的其他谿卡：东边有玉莎谿卡（向日乌曲德寺支“差乌”）和扎西拖麦谿卡，西南有克麦谿卡（向拉萨贡桑孜支“差乌”）[17]和卡多谿卡，东北有茶如谿卡（向乃东宗支“差乌”）等。在民主改革之前，克松谿卡有40多户、130多人。其中，在克松谿卡干活的将近40人。农作物主要有青稞、小麦、豌豆、土豆等。另外，还饲养一些牲畜，如犏牛、黄牛、山羊、绵羊、马、驴、猪、鸡等。

（二）作为权力中心的“克松谿卡”

据索朗顿珠说，克松谿卡的宅邸最初在“玉莎”一个叫“扎西热旦”的地方。林田的新闻报道中记述：这个宅邸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近侍“森本堪布”的，而后者就是索康家族的[18]。这一宅邸后来赠与了日乌曲德寺，索康家族在克松新建了宅邸。索朗顿珠还记得当时老人们讲的故事：在新建克松宅邸的时候，发动了居住在雅隆河谷的所有劳力。运送石材时，劳力排成长队，从山下一块一块递送；木材选了最好的，并运送到门口，这些都不用支付任何费用和酬劳，因而得名“克松”，即“三得利”。对“克松”地名的这一解释最为常见。

关于克松谿卡的宅邸建筑，索朗顿珠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据说，一位“朵索钦姆”（直译为“大石匠”，意为工头）负责修建克松宅邸，完工之后又负责建了克松附近的“克麦宅邸”。由于没有任何酬劳，这位工头就将宅邸起名为“克麦”[19]，意思是这两座宅邸在形制、格局都一模一样。民主改革之后，索朗顿珠去过两次克麦宅邸，看到除了规模要比克松宅邸稍大一些之外，格局确实是一样的。令人十分惊异的是，正如这一名字，这两个谿卡在民主改革中同时被改造的历史命运也是一样的。克松宅邸的建筑，可以从林田的描述中略知一二：村落正中，是一所三层楼大房子。四周和田野里，一些破烂小土屋，就是农奴们的住所。大房子分里外院，外院有排列成行的马棚牛棚，宅旁大柳树下，专有饮畜池。内院一进大门，便是双行楼梯。二楼和三楼正厅，垂挂黑色牛毛织成的大窗帘。一旁有家庭经堂，里面柱子上挂有人面塑像。楼下的库房里，堆满了青稞、酥油等物。[20]我们走访克松村时得知该建筑早已不复存在了。

宅邸是克松谿卡的权力中心。据索朗顿珠回忆：常住宅邸的有六七人，其中权力最高的是“谿堆”，是由索康家族派来全面管理克松谿卡的，要确保每年的赋税徭役和内外差组织有序。“索康老爷”两三年来巡视一回，平时由“谿堆”通过信件与索康家族保持联系。“谿堆”有两个助手：“甘巴”和“尼瓦”。“甘巴”是轮换制的，或从措美派来，或从泽当派来。“尼瓦”，俗称管家，由“谿堆”带来，主要负责赋税徭役，与百姓交往较多。克松谿卡的宅邸格局充分体现了社会学的权力结构。

克松谿卡具有独立司法权，在社会管理上不受乃东宗政府的干涉。不过，同属于一个阶级，克松谿卡与乃东宗之间交往甚密。平时克松谿卡的官员会骑马去乃东宗政府。

（三）谿卡的日常生活

在谿卡中，差巴是中坚阶层。克松谿卡的土地以经营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即差地、自营地和出租地。差地是差巴家庭从谿卡领受并世代耕种的土地。作为回报，除了缴纳一定的赋税之外，还要承担大量的内差和外差。[21]据索朗顿珠回忆，克松谿卡共有大差巴家庭18户，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每家都有自己的房名。索朗顿珠用大拇指点着手指关节的纹路数出了18户大差巴的房名：上林嘎、下林嘎、西嘎、玉巴岗、甘夏二、岗金、玉波、乃波、达日努、曾卡巴、宁卡尼、日德卡萨、杰卡强、上卡萨、下卡萨、志嘎萨、吉汤罗考。[22]其中的玉巴岗就是索朗顿珠父亲家的房名，他就是在这儿出生的。这些大差巴的房屋主要分布在3个地方，在克松有9户，卡多有5户，白荣有4户，而在赞唐只有守田者。此外，还有小差巴家庭。大小差巴家庭似乎与差地大小有关，相应的徭役也有差异：大差巴要支付两个“乌拉”徭役，小差巴只要支付一个半“乌拉”徭役。

在索朗顿珠的记忆中，在差地里耕作和运送赋税，是差巴家庭日常的主要任务。从8岁开始，索朗顿珠就在克松谿卡服役。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索朗顿珠几乎支付了所有形式的徭役。克松谿卡拥有大量的农田，农活儿都靠人力完成，因此，春耕和秋收的内差十分繁重。从藏历初五开始施肥，三月至五月春耕，然后浇水、锄草，从藏历七月开始秋收。索朗顿珠回忆说：“干活的将近40人，这么大的谿卡，什么活都要干。干农活，住在田间，没日没夜地干。秋收时节不可能在家睡觉，在卡多一个多月，白荣一个多月，赞塘也要待一些日子，有时候秋收结束就到过年了，就那几个人。”运送赋税是索朗顿珠记忆中的另一大差事。他特别提到跟随父亲运送赋税去拉萨的往事。索朗顿珠几乎是一口气说完了这些经历，足见这事在一个孩子充满好奇的内心留下的深刻印象。

当时，我家有1匹马和5头驴，要送索康家的油、肉、奶渣、面粉等去拉萨。有时候没有其他容器，就用山羊皮袋装油，在皮袋封口处都要盖一个章。如果章子等不齐全，就会被马鞭抽。

拉萨一个来回就要半个月。途中会遇到强盗、看路人或狼。

从这儿去的话，要走“云”码头，然后过桑耶“艾玛隆”对面的贡嘎山口。那儿强盗多。

在拉萨传召大法会的时候，我和爸啦一起去过一次拉萨。我当时是另外一家的佣人，恰好被派去给爸啦帮忙。藏历正月初三是传召大法会的赛马会，作为徭役要派出3人参赛。由于我还不会照顾马匹，这些活儿全都是爸啦的了。过了贡嘎山口，就到了古如大桥和甘丹寺方向。当时，还没有古如大桥，在那儿要乘皮船渡河。

在拉萨，可以住在索康宅邸，但是差巴的盘缠和马饲料都要自己解决。

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拉萨就和现在的泽当差不多，不大，除了八廓街再没什么可以逛的街。都是荒滩、草坪和农田。现在的拉萨邮政大楼那里都是农田，色拉寺和哲蚌寺附近都是荒滩和沼泽地。回来的时候，会在拉萨买布匹、糖、茶叶、鼻炎药等。

在克松谿卡还要承担其他许多的内差和外差，可能随时被召唤。索朗顿珠说：“克松谿卡有两户赶骡的长工和两批骡子，一批约有15匹，主要的任务是从印度运输物资，路过克松要休整数日，我们要去喂养骡子，然后他们过江去‘扎’地。这都是内差。外差一般都很紧急。如突然会被告知‘你有马垛子，要去路边等’。我和其他差巴就要去雍布拉康上边等。有时候马帮很快就到，有时则迟迟不到就得没日没夜地等。马帮到了，他们骑着马走，我们就跟在后边跑到乃东宗。我去过一次，自己要带着糌粑等干粮。主人有时候会给糌粑、清茶，有时候不给，我们只能找凉水拌糌粑吃。”

由于每个差巴家庭的劳力不一，经济状况参差不齐，索朗顿珠回忆说：“一套氆氇长袍不分男女穿，一年要打几次补丁。每年听到布谷鸟叫，就要光着脚丫，一直到秋收结束都不穿鞋子。鞋子都是自己编织缝制的，没有买的。隆冬穿皮靴，里面装干草，还算暖和。氆氇都是自己编织的，羊毛都是自家产的。一般差巴有十几只绵羊，个别家庭会买羊毛编织袍子。”秋季，当雄的牧民会驮着盐、羊毛、酥油来此贸易。无论如何，领受并世代耕种“差岗”（意为“份地”）的差巴，可以说是谿卡经济和社会的基柱。相对而言，“堆穷”具有较大的流动性。在克松谿卡有堆穷30户。据索朗顿珠说：“堆穷是从外边来的，在别的地方或无法缴税服役，或被打了之后逃来借住，然后就在这儿帮工生活。”由于差巴缴税服役十分繁重，就面临劳力不足的问题，而流动的堆穷恰好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堆穷还可以承租谿卡的土地，一般有“博”和“谢”两种租佃关系，前者是定额租地，后者是对半分租地。[23]农忙时，差巴会支付一定的酬劳雇佣堆穷。在谿卡生活，堆穷还要承担一定的徭役，比如修渠、打场、锄草等。此外，还有“朗生”。克松谿卡和一些差巴家庭中会有朗生，一生都依附于这些家庭，维系生存。

（四）节庆、仪式与庄园社会

在克松谿卡，人们认为农业丰产和人丁兴旺是由出生神“赞”，特别是地域神“杰波”和宅邸的家神“白拉姆”所掌控的。因此，一年中的重要时节，克松谿卡都要围绕地域拉神和家神举行隆重的节庆仪式。索朗顿珠告诉我们，克松谿卡举行这些“神圣”的仪式都要邀请日乌曲德寺的僧人做专业的祭师。根据文献记载，日乌曲德寺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坚耶巴·曲杰顿珠白巴所建。第司桑结嘉措记录当时该寺有150余僧人，其中就有克松的出家人。[24]民主改革前夕，该寺规模不小，有500位僧人。根据1830年的《铁虎清册》，克松谿卡与日乌曲德寺不存在规定的供施关系。[25]不过，克松宅邸供奉的家神为格鲁派的护法“白拉姆”，而克松谿卡的地域神“杰钦”是日乌曲德寺的护法，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日乌曲德寺与克松谿卡的联系十分密切，逢年过节，克松宅邸都要邀请日乌曲德寺的僧人念经作法。

根据索朗顿珠的回忆，藏历新年期间的法会是一年当中最隆重的日子。每年藏历新年正月十二，克松谿卡要邀请日乌曲德寺的全体僧人，在宅邸念经7天。法会期间，一般的百姓会绕转宅邸。僧人的伙食以及其他开支都由宅邸负责。法会前后要搬运法器等物件，这都意味着增加了徭役。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一年当中最期待的当然是藏历新年。索朗顿珠还记得当时过年的情景：“差巴过新年5—7天。这几天谿堆不安排活儿和徭役，大家就在自己家缝制衣服等。初三是‘达则’，这是固定的，要祭祀地域神、挂经幡。为了准备拉萨赛马会训练赛马，初三那天可以放松。参赛的马有19—20匹。”

对于个人而言，最重要的节庆是新年；作为农民，最重要的时节则莫过于春耕和秋收。这两个节日特别受有田农户的重视。

与西藏其他农区一样，克松开耕要过“聂扎”节日。先根据藏历，选择一吉日庆祝。这时一般要看“星象”，见到“斯通”认为是最好的，叫“次松夏”。[26]节日当天，先是煨桑，然后用犏牛和骡子象征性地犁地，并撒种子，预祝好的收成。那一天差巴都是在自己的农田上过节，可以喝酒放松一天。这个节日也会请一两位僧人祭祀地域神。

藏历六月，即秋收之前的“望果节”十分隆重。索朗顿珠大致描述了当时过节的场景：马队在前，背经队伍在后，其后是其他步行男女。一二“喇嘛”同时要吹海螺长号，祭祀地域神。马队要沿着108个像塔一样的土堆走，在“岗江”的地方进餐。望果节期间宅邸会请差巴喝茶、喝酒，在地里跳锅庄。

三、新社会的曙光：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开始预谋叛乱。[27]1959年3月，拉萨的“武装叛乱”平息之后，索康·旺钦格勒跟随十四世达赖喇嘛途经贡嘎、扎囊、琼结、隆子逃亡印度。离开西藏之前，索康·旺钦格勒在隆子宣告成立“西藏临时政府”。山南成为叛乱分子的根据地，“四水六岗”的叛乱分子集结于泽当、昌珠、克松、克麦一带，组织武装叛乱。克松谿卡的谿堆恩久多杰参与了叛乱。最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了武装叛乱。[28]年仅16岁的索朗顿珠，经历了那段可怕的日子。

当时来了许多说是“四水六岗”的康巴人和一个叫慈诚的人为首的兵团。“四水六岗”的康巴人大部分住在昌珠，一部分住在克松，1959年在泽当的“岗普”（现在的“香素”和“达乌”地方）发动了叛乱。当时生活特别困难，他们从老百姓手中抢了马和吃的、厨师、马料、马夫等，还要老百姓去给他们干活。我被弄去当马夫，要和马睡在一起，有时候马会靠到我身上，有一次差点把我压死。1959年的一天早晨，不记得具体的日期了，好像是藏历三月十五日晚上，叛乱分子在谿康屋顶告知我们喂好马。他们骑着马一会儿上了，一会儿下了。那时候，我们政府的军队有序地从上面下来了。当时普通百姓不知道是政府，叛乱分子传言：大家赶快逃走，不然汉人会来的。汉人来了会杀人，吓唬我们。我回家马上驮了驮子，杀了一只羊驮上，拿上糌粑。大家都往琼结方向跑。有我一个亲戚在那边的白荣，上面的尼姑寺波沃贡巴的下方有个泉水，我们就住在那儿，晚上下来住在那个亲戚家。那里其实离我家特别近。在这儿的人，丢下所有的家当，或逃到田里，或逃向沃尧，到处逃，有的逃到寺院的熟人那儿。过了两天，有几个差巴在谿康屋顶上，看到我们政府的军队来了，就去献哈达，然后他们来传话说：都下来，不用担心，政府的军队来了，自己的房子、田地，有多少都是自己的。我们都很高兴地回家了，开始种地、养牲畜。叛乱分子最后基本都逃走了，加萨格曲和吉仲被政府军队活捉，关进了监狱。

1959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实质上成了西藏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在改组后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29]克松一带的叛乱平息之后，社会秩序开始恢复正常。当年5月，西藏工委各地分工委在平叛部队的配合下，派出干部到各宗接管旧政权，建立军管会或县、区人民政府，并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进行民主改革。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中确定的“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中央批准西藏地区的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三反双减”，即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第二步是土地改革。5月底在山南分工委[30]副书记张增文的领导下，山南分工委和乃东县县委派出工作组在克松谿卡进行“三反双减”运动。工作组先后经过摸底调查和政策宣传，积极培养阶级队伍，筹组克松的农业协会，以大会和游行的方式发动群众控诉“三大领主”的滔天罪行，解放朗生61人安家置业，并为其顺利完成了这一运动。[31]记者林田的《西藏春潮》记录了在克松谿卡开展“三反双减”运动的全部过程。[32]

7月中旬，正式成立乃东县克松乡农民协会。这是西藏第一个乡级农会。农民协会主任是朗生出身的尼玛次仁，副主任是朗生出身的吉加（女）和差巴出身的吾金，委员7人。在农民协会10人当中，朗生和乌拉5人、堆穷3人、差巴2人。这标志西藏地区的贫雇农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克松的人民基层政权正式建立。根据有关的档案资料，在贯彻国务院关于划分阶级成分决定的前提下，结合西藏地区的特殊社会情况，将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家庭劳动状况和生活状况以及占有生产资料（耕牛、农具、牲畜等）这3个条件作为划定克松谿卡阶级成分的主要标准，克松乡工作组协同农民协会，并组织群众民主评定，将70户划定二地主、中农、贫农、雇农、其他五类，其中二地主2户，占总户数的2.86%；中农13户，占总户数的18.57%；贫农和雇农48户，占总户数的68.57%。这确保了贫雇农在阶级成分中的绝对优势，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阶级基础。[33]

在“划定阶级成分”的基础上，工作组在克松乡进行了土地改革。依据1959年9月16日西藏工委制定的《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和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的《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和《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要文件，以“叛与未叛”为根本性原则，没收克松谿卡的所有财产，分给农民所有。索朗顿珠回忆了拆分克松宅邸一事：“宅邸是从上层开始拆分的，一批是劳役和差巴，一批是堆穷，分得的就是自己的了，宅邸的底层做了粮库。”在土地改革中，工作组首先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由选出的有经验的老年农民20余人与农民协会的干部组成4个小组进行了查地评地，然后贯彻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以尽可能满足贫雇农、稳住中农的土地分配原则，根据土地数量、质量、远近，由土地改革的合法机构——农民协会以克松谿卡为单位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1960年3月经西藏工委复查之后，颁发了土地证，确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34]。经过平叛和民主改革，广大的克松人走进了“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四、索朗顿珠走进新社会

1959年之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藏语俗称“吉措萨巴”。“新社会”改变了索朗顿珠的命运。195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1962年，担任互助小组组长。196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到1984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索朗顿珠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以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参加了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建设事业。

（一）克松乡：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基层政权组织

1960年6月，克松乡（金珠乡）人民政府成立。1962年3月，依据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关于在全区开展基层选举工作的指示（草案）》，克松乡进行了基层选举，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建立了贫雇农为主体的人民政权[35]。1965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新中国顺利完成了在西藏地区的行政建置。

20世纪60年代，克松乡隶属乃东县昌珠区，区公所驻地昌珠。昌珠区建于1959年4月，克松乡是该区下辖的6个乡之一。在基层行政单位的边界划定中，克松乡的占地面积远小于克松谿卡。克松谿卡分别成立了克松乡、卡多乡和白荣村、赞塘村。[36]克松乡的人口，根据有关的档案资料，1960年9月共有90户、370人。与民主改革之初相比，克松乡的人口有所增加，这与行政建置中的人口调整有关。在访谈中，当问及克松建乡时的面积和人口，索朗顿珠回忆说：“‘克松’（在此指地名）的范围之外，卡多、白荣、赞塘划归其他乡了。现在的四组以前不属于克松乡，其中的部分家户是玉莎的，1960年并入克松乡。大部分家户原先住在卡多，根据远近并入了克松乡。”

（二）基层领导核心：党支部

1959年12月2日，乃东县昌珠区克松乡发展了第一批6名党员，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克松临时党支部，由工作组成员丹巴见参（又写为丹巴江村、登巴江村）兼任党支部书记。丹巴见参是1955年开始培养的民族干部，拉萨人，雇农出身，中共党员，1959年5月到山南地区工作，任昌珠区区长一职。1959年11月20日至12月24日，中共乃东县举办了第一期“积极分子培训班”，在克松村挑选了在民主改革中涌现出的28名积极分子参加。期间，由山南地区分工委的陈涛和山南地区团委的周建英同志作为介绍人，发展了6名预备党员，成立了克松乡党支部。党员6人，5男1女，出身皆为贫雇农。1960年6月4日，这6位同志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尼玛次仁被选为乡党支部书记。[37]

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在贫雇农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其中，朗生出身的尼玛次仁是广大贫雇农的优秀代表。1951年他担任农民协会主任一职，1960年至1978年一直任克松党支部书记。我们在克松居委会的实地考察中，参观了“西藏第一农村基层党支部”展览馆。它是人民公社时期建成的，至今保留了基本的样貌，与宏伟的新展览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展览馆的主角就是尼玛次仁，图文并茂的黑白照片讲述了他光辉的一生。

1959年12月5日，克松乡发展了第一批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6人和第一批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20人[38]。在共青团员6人中，贫雇农出身的5人，中农1人，其中就有索朗顿珠。贫困差巴出身的他，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索朗顿珠回忆道：

共青团是培养共产党接班人的。那时候的团员工作特别多，比如帮助贫困户拾柴、背水等，什么都要干，没有酬劳。我们去干小组的活儿，也要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在当年柴火不像今天这么宽裕，在路上见到一点灌木都要捡回去。现在柴火多了，没人会这样的，生活很富裕啊。

1962年，自卫反击战，我原本要去支援的，后来不用去了。强巴赤列是第一个，克松一共去了4批人马，前3批去了之后，轮到第4批的时候，说不用去了。我们一批有20多人，20多支枪，后来又增加了。刚开始有些害怕，把大伙儿集合起来教育之后，大家信心倍增。想着自己可以报答中国共产党的恩情，也就不害怕了。可是，最后乡里通知解散，我们就没去成。战争取得胜利后，大家都回家了。

作为一名共青团员，索朗顿珠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国家危难时刻，充分体现了较高的政治觉悟。第一批党员、团员已经成长为合格的国家公民，支援前线成为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强巴赤列组长在1962年自卫反击战前线殉职，由索朗顿珠代理组长一职。索朗顿珠怀着悼念之情说道：“1962年我当了互助小组的组长。我的前任组长在1962年去自卫反击战中牺牲了。他是个英雄，葬在桑格塘烈士陵园。他的名字叫强巴赤列，一片赤心。他好像是在郭麦转山路上执行任务时被敌人的子弹射击中受伤后去世的。他去世之后，我接替了他的组长一职。”

1966年，索朗顿珠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索朗顿珠双眸充满喜悦地回忆道：“我入党的时候，和我一起的还有3个人。入党要有两个介绍人，我的介绍人是丹巴见参和次旺扎西。丹巴见参说你申请入党吧。当时我对党组织不怎么了解，然后我就请教他们，他们一一作了解释。我还是有些担心，我不会写入党申请书、不识字、不会藏文，什么也不懂。但是他们鼓励我，说入党申请书他们可以帮助写，他们当介绍人。丹巴见参是拉萨的，那时候为克松办了许多事。”

索朗顿珠沉浸在美好的回忆当中，滔滔不绝地说着：“入党之后，由党代表学习小组讲课。上了两年。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党员都会冲锋陷阵，要起好先锋模范作用。当时教育人等工作特别多。在社会上斗争很多，党员作为先锋，要去做这些事情。不像现在，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视，要走路去每家每户通知。根据‘三会一课’制度[39]，一周要开会一次。当时对会议和学习都非常感兴趣。白天干活儿，晚上开会，有时候开会到12点、1点，都不知道累的，真是欢欣鼓舞啊。当时就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想象着那将会是什么样子。在学习的时候，还会讲外国的家庭有多富裕、有多少辆车、一个人可以养活多少牲畜等。”作为党的基层干部，在当时通过学习和会议，可以第一时间掌握时政和国家政策，在传达上级指示精神的同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党员树立起了权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带头作用。

（三）“以粮为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1959年7月，克松谿卡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之时，内地各省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在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的进程中，提出农业“以粮为纲”，具有特殊的意义。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在实际的工作中，克松乡在“三反双减”运动开始后就组建了互助组。1959年11月，全乡97%的农户共组成10个常年互助组，1960年春耕时，合并建立6个互助组，每组9—15户。在互助生产运动中，改进了生产农具，采用新式步犁“深耕细种”；在生产的组织和分配上不同于一般的互助组。据索朗顿珠回忆：评工计分比较特别，干农活儿轮流去，按人头核算。由于他家当时人多，干活的有爷爷、父母、他自己以及一个女孩（指姐姐或妹妹），所以核算的时候要返还许多钱。由于家里困难，他自己要求不去上学，在家帮忙干活。这一农业经济组织形式，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公布的材料，1959年12月，克松乡超额完成国家的征购和还借粮任务，交售国家12万多斤上好的粮食。[40]

1960年7月13日，克松乡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初级合作社。根据公布的档案资料，初级社的建立工作分为五步完成，第一步宣传教育，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进行教育、发动，并有针对性地解决思想问题，如犹豫动摇的、有抵触思想等，共12天。第二步建立建社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共7人，朗生出身的代理支部书记尼玛次仁为主任，49户在一天内全部申请报名入社，其中3户未被批准入社、3户为非社员，都与“成分”有关，要进一步教育改造之后再考虑批准入社。第三步，处理具体的入社问题。牲畜、土地和树木作价入社，在分配中土地报酬占二成；暂时无用的奶牛、猪、鸡可以私养，另外每户根据人口在宅边留出不超过3升的菜地。房屋问题，集体修建6个棚圈，有可用的仓库，暂不借用社员房屋。1960年的秋收，以青苗入社，统一秋收，分配比例是土地20%、生产费15%、公积金5%、公益金2%、劳动报酬58%，公粮由社员从土地报酬中缴纳。另解决公共积累和股份基金问题。第四步是召开社员大会，选举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和由5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并通过社员章程。第五步是在望果节召开庆祝大会，制定生产和财务管理计划，建立制度。[41]

在我们的访谈中，虽然没有如此详细地谈到合作社的建立过程，但是索朗顿珠清楚地记得克松乡两次建社的经历。他说：“大队公社先后建了两次。第一次建了之后马上解散了，刘少奇说建立人民公社太早，条件不成熟，就恢复原样了。过了三四年，再次像第一次一样建立起了人民公社。”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与班禅额尔德尼谈话之后，2月，中共西藏工委制定了《关于农村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简称《农村26条》），指出要稳定发展、5年以内不办合作社，大力开展爱国丰产运动，以1960年核实的常年产量为计算基础，计征爱国公粮。4月，《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重申了这一要点。[42]根据文件精神，克松乡调整初级社为互助组，并逐步将临时互助组发展成为常年互助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一年，1965年3月22日，张经武传达中央书记处3月15日会议上关于西藏试办人民公社的决定。1965年10月7日，克松乡转入高级社，全乡123户全部加入，建立了西藏第一个人民公社。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到会祝贺并作了重要指示。1966年年底，全区共试办了150多个人民公社，1975年年底西藏农牧区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建立起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43]西藏地区的人民公社实行“两级所有，队为基础”。据索朗顿珠说：克松公社共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有1名队长，其他还有生产队长、政治队长等。他任第一大队的政治队长。

农业生产由大队统一负责。索朗顿珠回忆说：“大队有大队的头儿，大队的头儿一大早就要去一个一个分配工作，比如今天有什么新活儿，都要步行去，要当面说。”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我们可以参考克松乡第一次建社时候的情况进行了解。例如，秋收时，“全社把劳力分成收割、运输、打场、耕地以及杂活5个专业队”[44]。在农业产量的提高方面，克松公社在不断改进生产工具、进一步优化农田的同时，还广泛应用了农业科技。索朗顿珠说：“人民公社时候用机械耕地除草，以前没有办法根除的杂草‘然卜’，用当时国家生产的七五、五五牌机械汽车全都除了，这让粮食增产。一是种了冬麦，杂草自然就不长了，粮食产量还增加了。因为机械和农民基层组织得力，农田全都变得十分肥沃松软。冬麦最初试种，后来慢慢扩大面积。这大大提高了产量，平均产量一亩24垛的话，冬麦最少也可以产出30垛。还有种了冬麦之后，在空地种植豌豆，这又多了一种，粮食产量又增加了。二是不同于以往，按计划施肥，最低二十到二十五，不能低于二十。有化肥和碘肥，这样产量增加了。”

在农业生产中，每户都要根据出工情况累计工分。以“按劳分配”的原则，“工分”是分配的主要依据。索朗顿珠回忆道：

工分是根据自己的劳动计算的。例如，如果我每天努力工作，一天不缺，就会有较高的工分。一天，有的5分，有的4分、7分，最高10分。年底结算的时候，工分最多的分配的粮食最多，这叫“按劳分配”，也就是根据自己的劳动分配。

我家有4人。我工分最高。我平时工作十分努力，不喜欢瞎逛。我从小劳动，所以劳动很踏实。每天晚上开会，就一个一个叫名字，问可以得几分，对于劳动好的大家都会马上说话打分数，对那些不好好劳动的和生活好一点的，没人说话，就打4分、5分。比如说，问次仁可以得几分的时候，如果他活干得好，大家马上讨论，说7分、8分这样。

分配农业收入，有“米珠”和“嘎珠”之分。根据生活必需，给每人分的生活粮食，是“米珠”，每人分2垛或5垛，每家按人头分配。“嘎珠”是在此基础上，根据劳力所得的工分分配粮食。另外，还要向国家缴纳“杰吉吉珠”，即爱国公粮；在大队存放战备粮食。[45]

克松公社在促进农业生产的同时，进行了工业化的尝试。1961年颁布的《关于农村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中，就指出要“大力开展爱国丰产运动，积极扶持发展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生产”[46]。克松公社成立后，社队统一组织开展副业和手工业生产，外出务工的收入由社队评工记分。1965年，山南地委工作组协助克松公社创办了集体所有制的手工粉条加工厂。[47]历经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基本确立，人民公社时期的西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各项事业亟待建设。在社会主义新西藏成长起来的索朗顿珠，已经成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基层干部，并赢得了区政府领导的肯定，经常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农业基层组织学习班的负责人、区歌舞组负责人、砖瓦厂负责人等。

砖瓦厂的建设表明当地开始尝试新型产业，这与当时全中国的经济环境是分不开的。索朗顿珠回忆道：“建了一个砖瓦厂，自从建厂开始让我全权负责。砖瓦厂大概是1975年建的，当初谁也没有经验，区里就派我去了，说区的干部不够。当时，区长说：你努力干，以后提拔为干部。砖瓦厂有也算是企业，所以效益不错。”

（四）新面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

索朗顿珠谈到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来，根据《党章》的规定，党员每周都要开会学习。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从民主改革开始，每一次的政治运动都由贫雇农出身的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为先锋，以大会的形式举行。日常的生产会议，在互助小组时期，会议或在“宅邸”或在某人家中集中开会；在人民公社时期，以大队为单位，每天晚上都要开会集体评分。

创办夜校等是公共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索朗顿珠回忆了民主改革之初的扫盲夜校。

当时办了一个夜校，有30个男女青年，要上2个小时。只上藏文。老师是原克松谿卡培养的那两个差巴家的孩子，叫哈茹和旺秋，都是贫民。当过僧人的也会教。在谿康里面上课，当时谿康还在，特别大。当时没有课桌、凳子，用土坯砌的台面抹泥巴当桌子，木墩当凳子。与旧西藏相比条件已经好多了。上课的时候，点上煤油灯。这个夜校后来没能办下去。当时生活困难，我就没怎么去上学。当时我算成人了，可以读点报纸。课本是扫盲读本，就是一年级的课本。我刚读完，所以可以读懂一点报纸，之后就没有去过学校。

除了识字班，当时还举办了成人的政治、文化夜校。[48]还鼓励女性受教育，扫盲教育倡导“男女平等”思想。实际上，男女平等在农民协会的委员构成中就有充分的考虑。作为普及新知识的重要方式，通过夜校等培训教育，启蒙了广大农民的科学观念。如：“1961年夏天，（克松乡）地里发生了虫害，一些老年人赶忙祈祷神灵，并准备请巫人来念经。这时，学生和青年出动了，他们提着桶下地捉虫，捉过虫的农田，虫害终于减轻了，老年人见到这种情况，也纷纷下地捉虫，这样，终于保住了庄稼。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群众，以后人们有病也不再请神了，而是到医院去治疗”。[49]

看电影和参加文艺活动是公共生活中十分令人期待的。1959年，山南地区建立了电影放映站，一部放映机和两名放映员，轮流在乃东县和琼结县放电影。人民公社时期，每月在克松公社可放2—3场，播放《农奴》《雪山泪》等。文艺活动由翻身农奴组建的业余歌舞队和藏戏队表演，绝大多数反映翻身农奴的革命斗争和新生活。最具代表性的是1968年克松的农民自编自导的话剧《赤来多吉三代一家六口人的故事》。在人民公社时期，以藏语或汉语演唱《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50]索朗顿珠曾负责昌珠区文艺队，他回忆道：“我在昌珠担任文艺队负责人3年。我不会歌舞，好像当负责人比较合适，就派去那里了。最初一起派了两名干部，一个叫布玛乃，一个叫强巴曲觉。之后说区里干部不够，他俩被撤回去了，让我负责”。《东方红》和《社会主义好》在当时的克松大为流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亦发生了变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每家每户都建起了自己的房屋。在民主改革中，首先解决了朗生的住房问题。索朗顿珠回忆道：“民主改革之前堆穷住在差巴家某个角落的房间，有一间或两间房屋，一般都是一间，约半个‘柱子’大小。其他住在宅邸，后来宅邸的牛棚、马棚都拆了分给他们。”据有关的档案材料：“在安家的22户朗生中，除15户安在谿卡（指宅邸）内、6户安在村内亲戚或堆穷家外，仅1家安在差巴家内”。[51]人民公社时期，“克松在‘学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中，将分散居住于农田之中的农民的房屋拆掉，集体出力，个人出木料，集中建了一批土、木、石结构的民房，这些房屋连片修建，被群众称为‘大寨式’的藏式平房，后来大多拆掉另建了新房”。[52]

饮食方面，据索朗顿珠说，通过国家的粮食分配制度，每户可以分得一些大米，另外开始食用蔬菜和“杂交”猪肉。20世纪70年代，在克松公社尝试养猪，经过藏猪和内地猪的“杂交”，培育出适应西藏气候的“特种猪”。[53]

阶级意识在服饰变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民主改革后，全乡男子自动剪辫子，砸碎戴在手腕上的海螺等，废除一些迷信习惯，部分年轻人和干部开始穿中山装、绿军装等。[54]

五、索朗顿珠的“辉煌时代”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1979年，克松公社革命委员会改为克松公社管理委员会。[55]根据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和西藏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决定，1984年撤销克松人民公社，恢复乡级人民政府。[56]当年年底，进行了农牧业经营体制改革，正式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土地政策，牲畜、生产工具等所有权归户经营，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一时期成了索朗顿珠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我们的访谈中，说起这一时期，索朗顿珠口若悬河。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索朗顿珠已渐渐走上了人生新的舞台。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克松的代表，他就被派去昌珠区公所负责全区的农业知识普及。据索朗顿珠回忆，冬天带着被子去参加学习，一去就是两三个月，学员来自敏珠康、扎西曲登、白荣、卡多、东嘎、克松，一共30多人。索朗顿珠负责外联工作，之后又负责区艺术队工作。经过多年的锻炼，1975年，昌珠区区长委以索朗顿珠重任，派他去负责砖厂。砖厂在卡多乡，从各大队抽调2—4人，员工一共30多人。在建厂过程中得到区领导的大力支持，例如，在山上砍了柴火，运输困难，索朗顿珠发挥外联能力，取得区相关部门的运输支持。经过几年的艰苦创业，砖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84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产权明晰成为这一制度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随着葡萄种植等其他产业的引入，带动砖厂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好。但这引起了砖厂产权的争夺。索朗顿珠不无遗憾地回忆了他一手辛辛苦苦建立的砖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如何走向解体的过程。

我当厂长一直到1984年砖厂承包。昌珠区的书记换了，新来的书记似乎没有太多经验，由于是卡多的地，说把砖厂转给他们，就承包给了卡多。当时，开始在山南种植葡萄，现在种植大苹果。我们商量好，对方全额付款，我按时按需提供砖瓦，签好了合同。这个时候卡多和白荣的说让我去别的地方。这都是我一手辛辛苦苦建起来的，现在都来争抢，昌珠区里没有人支持我，新来的书记来视察也没有表态，说从“五四”青年节开始就不要争了。我一个人无能为力，就让秘书管理好一切物资，让会计保管好账目，我说这要分给工人。手头只有四五千元，大部分钱都是外账。当时出售砖瓦，不像今天都是现款，外账有3万多，说好要保密。他们的人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干。我说家庭联产承包了，我要回家务农，把汽车交接好以后就走了。他们当天晚上新生产的土坯，没有洒水，都失败了。我在分红的时候，请次珠帮忙，每人刚好有3000元。后来卡多年底分红，每人只有6角钱。辛辛苦苦干的事业就这样被别人承包了，区干部相互推诿，无人关心，我就带着人回家了。在青年节那天，人们都去过节了，我从克松雇了两个人把东西运下来了，有几个技术员被他们请去喝酒了，卡多的人是我这边的，最后都皆大欢喜，今天见面都很感激我，而他们那边的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这样砖厂没了。

由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转型，新的土地产权制度落实之后，国家权力从农村基层被抽离，遗留的问题放任产权相关者自行协调处理，这导致了在集体时代经过多年艰苦创业积累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重创了本地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潜能。据调查，在人民公社时期创建的克松粉条加工厂经历了同样的命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克松经济逐步融入了山南市经济圈，这才走上了真正的多元化发展时代。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砖厂被承包之后，索朗顿珠十分失落地回到家。一个叫阿佳卓嘎的干部来请他去出任乡长。他甚为满意地回忆道：“我说自己没有文化，再三拒绝，但是她还是坚持做工作，最后我只好答应，任了副乡长。当时的乡长是白玛云丹，支部书记是白玛次仁。”1984年，索朗顿珠担任克松乡副乡长。1987年撤区并乡，克松乡改为村民委员会，成为昌珠乡的7个行政村之一，下辖4个村民小组，他担任村主任一职。1990年村支部书记退休，他兼任书记和主任6年。之后，任命了新的主任，索朗顿珠任党支部书记。1999年，乃东县进行乡镇合并，昌珠乡与卡多乡合并为昌珠镇，克松改为居民委员会，下辖4个居民小组。索朗顿珠任党支部书记一职，直到2002年正式退休。

索朗顿珠在克松村委任职期间，除了常规的事务之外，管理农业生产是他的主要工作。一方面，在“去集体化”的时代，他格外重视村民的团结。索朗顿珠回忆说：克松村的村民十分团结，在春秋农忙季节，大家都会相互帮忙。谁遇到困难，大家都不会袖手旁观。他对全村的精神面貌十分满意。另一方面，作为众望所归的一名村干部，索朗顿珠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通过各种渠道，特别是以克松代表出席会议，为广大农民群众争取政策，促进农业生产。

索朗顿珠回忆了最让他满意的工作经历。

我作为代表多次参加了会议。当时的代表会多是两天，不会开三四天的，主要是汇报一年的工作，然后就是下一年的工作计划和具体任务。我没有文化，只好听了装在脑子里，然后回来召开一两次群众大会作报告，报告这次的会议内容，如一年的总结情况，来年的工作计划等，这些都要向群众报告。我们是代表群众去的，所以一定要群众放心。在大会上也提过意见，为了群众，我是不会害怕领导的，只要是对群众好，我是不会客气的。为了群众，降我的职务都无所谓。当时，改善群众生产条件的建议，比如挖井、农业机械、化肥等，没有落实的情况都会请示，说群众面临什么困难，要什么，所有的意见都直接向大会报告。但是，我从来没有提过自己的要求，说要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从来没有过。

从自治区到山南地区都有五年计划，如果要完成这些任务就要有条件、要有支持，所以见到高层领导我就会直接请示，只是不是为了自己。如果把群众放到一边，为自己谋利，那就不对了。我是全心全意工作了。但是，当时经济条件差，像现在贷款很容易，为村里提个什么要求也好，都可以解决。那时候两年的贷款、请示打井都解决不了。

在计划中明确规定农业产量一亩超过1000斤打一口井，当年我们超过了1000斤，结果挖井的项目却给了二村，那之前在六、七村的村民面前公开说明了这件事情。

地里没有水，如何提高产量。我就去找县水利局的干部夏佐，直接喊他的名字说：现在的名单当中挖井的项目是谁？县委会议决定的是谁？说是“克松”。我就径直去找副县长，问昌珠有没有挖井的项目，说有，“名单中是克松村”。然后我就没有去区里，直接找了两个挖井的人，让他们第二天早上就来挖井。我和他们单位关系挺好，说好第二天就来挖井，等他们把挖井的设备都安装好了之后，我才去区里，我说，超过1000斤的是谁？是我们克松，那为什么把挖井的项目给了二村？他们没有什么说的。我说在两年前我就说好了。为了群众我就是这样努力工作的。

1980年，中央召开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通过取消农业税等政策，促进西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克松村在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其他产业渐渐开始兴起。据调查，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松村就有村民跑运输、开商店。[57]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前后，克松村的“非农产业”收入超过了农业。[58]在我们实地调查中也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目前全村的农田基本外包，除一些年轻人在村中自主经营牛奶厂、药材种植、采蜂蜜、家具加工等产业之外，其他劳动力都流入城市打工。

索朗顿珠家就十分典型。

目前家里共有8人，其中6人的户口在克松，2人的户口在扎囊。我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女儿在家。大女儿叫巴桑，42岁，她的丈夫是玉萨村的，40岁。巴桑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白玛曲珍毕业于拉萨师范大学，目前在中国联通公司上班；儿子叫洛桑丹培，20岁，毕业于山南一高，目前在泽当开出租挣钱，这都十多年了，之前他父亲开出租，月收入1万左右。洛桑丹培的妻子叫卓嘎，户口在扎囊，他们原来是同学，现在有孩子一男一女，男孩白玛旦增5岁，上幼儿园；女儿旦珍2岁，户口在扎囊。他俩在这儿生活，平时外出打工。儿子索朗次仁（巴桑的弟弟）42岁，上过小学，目前在加萨（泽当附近，译者注）打工。他的妻子目前在农牧局上班，他俩有一个儿子，17岁，去年上大学了。他的妻子是泽当人，两人生活在泽当。小女儿次仁德吉（索次的妹妹）35岁，丈夫叫多钦，泽当人，在拉萨国土资源局上班，有一个男孩，11岁。

索朗顿珠讲述了1984年至2002年他任村支部书记期间以及2002年退休之后的克松村。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克松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农业产量的增加和多元产业的发展。这在保证农民基本生活的同时，增加了农民的现金收入。其次，人民公社时期，国家的分配制度，实现了基本生活物资的大调度，作为奢侈食品的大米，克松村的普通农民都可以吃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基本的生活物资越来越充裕。第三，生活物资越来越丰富，村民的饮食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蔬菜成为更多人选择。“时尚”观念的出现，说明一般的村民进入了世界体系。随着中国加入WTO，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塑了新的消费观念，出现了“世界的扁平化”现象。最后，自民主改革以来，科学技术成为增产的主要方式，比如机械化耕地、施肥，机械除草等。而在过去，要靠天吃饭，因此生产生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掌握“神圣知识”的僧人就在社会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每年开耕、秋收都要严格进行宗教仪式，祈祷神灵护佑可以有一个好收成。民主改革之后，科学技术削弱了宗教的生存空间，开耕和秋收都成为民俗节日。可以说，西藏从“神圣世界”走向了理性社会。

目前，民主改革第一村——克松已经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高原村庄。宽阔的“民主大道”从公路通向克松居委会办公大院，大院两侧是敞亮的党员活动中心和宏伟的展览馆以及开阔的广场。克松村一、二、三组的居民都住在这一“中心”周围和“民主大道”两侧。四组聚居在居委会东南不远处。村子的水泥路干净、整洁，路边是一排排翠柳。鸟瞰克松，它静静地坐落在葱葱郁郁的林间，分外美丽。今天的克松居委会，一共242户872人，党员166人，90岁以上的1人、80—89岁的14人、70—79岁的40人。家家户户都新建了藏式楼房。据支部书记边巴次仁说，自2006年实施安居工程以来，每户发放国家建房补贴6—7万元。[59]我们参观了索朗顿珠的藏式楼房，一楼是储藏室，客厅、厨房、卧室都在二楼，阳台遮上明亮的阳光板，十分舒适。藏式风格的装修和家具，一般要花上十多万。我们之前就是在这栋楼房里结识了精神抖擞的索朗顿珠。他说：“平时女儿一家外出务工，自己在家照顾奶牛，偶尔去泽当。早上吃糌粑，午饭和晚饭孩子们会做米饭、面食。中午偶尔看电视打盹休息片刻。晚上从不失眠，早上7点起床，身体很健康。如果患病，就去村医疗室检查开药，看病一次2元。现在抚养老人十分容易。像我的话，可以领取养老金、党员补助，还有节假日各级领导的慰问金。”

克松村拥有1578亩农田。2018年，种子公司承包了1006亩农田种植优质青稞。外出务工成了克松居民的主要生计方式，其中运输业最为发达。一些年轻人在家创业，在克松办起了多家合作社，从事的行业有藏式家具加工、奶牛养殖、粉丝加工、藏药材种植、手工编织（妇女为主）等。民主大道两侧经营的数十家茶馆、商店，生意红火。此外，2009年建起了89个蔬菜大棚。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投资3988.4万元，建设“生态文明小康示范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目前，克松居委会人均年收入达17000元，2017年成为西藏第一个脱贫村。

夏天的克松村一片祥和的气氛，老年人和孩子享受着闲暇时光，或聚在居委会大院门口闲聊，或在茶馆休闲娱乐。昌珠镇幼儿园和小学就在克松村附近，市幼儿园的黄色客车早晚接送孩子，放学后孩子们在广场一角的健身场地尽情地玩耍。我们在调研中亲身感受到了克松村发生的巨变。

六、结语

通过访谈，我们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起，回顾了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社会变迁。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民主改革之前，西藏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土地制度构成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基础。克松谿卡作为一个典型的封建庄园，大多数人必须缴税服役以获得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这限定了日常生活的基调。民主改革前夕，西藏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经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终结了封建农奴制，通过“三反两减”和“土地改革”，让处于社会底层的穷苦大众认清了苦难的根源，且每个人都获得了维持生计的生产生活资料。在此基础之上，逐步建立起了各级党组织为核心的现代国家行政制度，并培养和重用了一批又一批的民族干部，这为西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根基。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确立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西藏在现代国家经济体系中的意义在于农业现代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集体时代，通过社会化的经济组织和科学技术的普及，农业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在社会生活的层面，“阶级”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工具，勾画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情状。在这一时期，作为政治教育、社会制度、科技推广以及知识教育的综合结果，西藏渐渐成为一个倡导平等、自由、科学的现代公民社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西藏走向了一个经济多元的开放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西藏的民主改革便是一场启蒙运动、土地革命、社会运动。如果说西藏和平解放掀开了历史的新篇章，那么，民主改革便是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大变革。从此，西藏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民主改革成为西藏现代化的起源。

当我们结束访谈时，索朗顿珠用诚恳而有力的话语说出了他一生的感悟：“我经历了好几个时代，无论是旧社会、民主改革，还是互助小组、人民公社，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老人祈祷的时候，希望自己往生香巴拉，我看现在的社会就是香巴拉，没有比这个社会更好、更幸福的了。”

附记：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央民族大学苏发祥教授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1]由于地方行政建置的多次调整，克松村先后用名克松乡、克松公社、克松村民委员会以及克松居民委员会，为了便于叙述和继承民族志的传统，除了特定用法之外，统一用“克松村”。在开始访谈之前，索朗顿珠就告诉我们，民主改革之前他还小，不晓得许多事情。在慢慢交谈的过程中，他告诉我们，一些事情是听老人说的。

[2]访谈时间：2018年7月17日、19日，访谈地点：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居委会，访谈对象：索朗顿珠，访谈人：桑德杰布、扎西旺姆。需要说明的是，文中他回忆的内容，有一些加引号的，表明是他的原话。后面不再一一出注。

[3]索朗顿珠说：克松村有“གཡུ་ཡི་གཞོང་པ”的美称。

[4]这一说法另见林田的《藏行纪实》第542页。

[5]藏语“ཁྲལ་འུ་ལག”的翻译。在文中，“ཁྲལ”译为赋税，指实物、货币等形式的税收；“འུ་ལག”译为徭役，指人畜劳役。为了便于阅读，文中基本采用汉译词汇，个别地方采用“差乌”的音译。

[6]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1900—1951》［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

[7]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19页。

[8]次仁央宗：《西藏贵族世家1900—1951》，第36—38页。

[9]同上，第141—155页。

[10]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导言第15页。

[11]噶厦是噶伦夏朗杰的简称，是西藏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

[12]毕达克：《西藏的贵族和政府》导言第18页。

[13]同上，第16页。

[14]皮德罗·卡拉斯科：《西藏的土地与政体》［M］，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第86—87页。

[15]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16]具体地点暂时无法考证。

[17]在《百万农奴站起来》第99、165页中指出，这是西藏地方政府贵族凯墨家族的谿卡。

[18]林田：《藏行纪实》［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第542页。

[19]藏文写法为”ཁྱད་མེད།”

[20]林田：《藏行纪实》，第591页。

[21]同上，第542页。

[22]藏文分别为：གླིང་དཀར་སྟེང་ཤོད་གཉིས། གཞིས་དཀར། ཡུམ་པོར་སྒང་། གན་ཤར་གཉིས། སྒང་ཅང་། ཡུམ་པོ། གནས་སྤོ། རྟ་ར་ནུབ། རྫིང་ཁ་པ། ནང་ཁ་ཉིད། རུ་ལྟས་ཁ་གསལ། རྒྱལ་ཁ་བྱང་། ཁ་གསར་སྟེང་འོག་གཉིས། སྤྲི་ཀ་ས། སྐྱེ་ཐང་བློ་ཁོག

[23]林田：《藏行纪实》，第542页。

[24]第司桑结嘉措：《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第220页。

[25]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铁虎清册》（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3—89页。

[26]“斯通”意指其藏文写法暂时无法确定；“次松夏”为ཚེས་བཟང་ཤར།

[27]本刊编辑部：《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的社会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J］，《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

[28]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40页。

[29]本刊编辑部：《开创西藏历史新纪元的社会大变革——纪念西藏民主改革四十周年》，《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

[30] 1956年7月1日山南地区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山南分工作委员会（简称山南分工委）。

[31]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101—103页。

[32]林田：《藏行纪实》，第533—589页。

[33]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47、108、114页。

[34]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114—118页。

[35]同上，第49、50页。

[36]同上，第12页。

[37]普次仁、次仁：《西藏第一个基层党支部：克松乡党支部》［J］，《西藏研究》2011年第3期。

[38]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48页。

[39]“三会一课”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长期坚持的重要制度。“三会”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一课”指按时上好党课。

[40]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120页。

[41]同上，第129页。

[42]同上，第131页。

[43]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136页。

[44]同上，第129页。

[45]涉及的3个专用名词的藏文分别为མི་འབྲུ་དང་སྐར་འབྲུ། རྒྱལ་གཅེས་སྤྱི་འབྲུ།

[46]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131页。

[47]同上，第177页。

[48]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294页。

[49]同上，第294页。

[50]同上，第320页。

[51]同上，第105页。

[52]同上，第269页。

[53]同上，第304页。

[54]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266页。

[55]同上，第53页。

[56]同上，第54页。

[57]徐伍达、范友悦：《克松的变迁》，第179页。

[58]同上，第182页。

[59]访谈时间：2018年7月16日，访谈地点：西藏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克松居委会，访谈对象：边巴次仁（男，53岁）；访谈人：苗运长、扎西旺姆等。除了索朗顿珠的采访引用之外，本段的数据都来自于边巴次仁，不再加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