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莲蒂：波密曲宗民主改革记

1958年，随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嘹亮的歌声，我离开了首都北京。经半月的艰辛路程，于当年“五一”前夕，抵达雪域高原的古城拉萨。这是我第一次进藏，那年我24岁。

西藏春意正浓，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湛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阳光普照在雪山环绕的宽阔土地上。车道边的农田里，藏民农事正忙。二牛抬杠，牦牛颈下还不时发出铃响；汽车驶进市区，又传来藏族妇女盖房打阿嘎的阵阵伴唱，布达拉宫在阳光照耀下雄伟壮丽，耸立眼前，拉萨给我的印象永不会忘。

住下来后，听说拉萨曾发生过许多让人痛心的事情，汉藏干部和人民解放军经常遭到非礼，有的同志甚至下落不明。我们在拉萨街头也受过“吃大便”的辱骂和被人往身上吐口水的侮辱，但组织纪律要求我们躲避和忍耐。自1958年5月起，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派遣藏兵携枪参加叛匪，窜扰藏区各地，并袭击和包围中央驻当地的机关、部队。由于时局日趋紧张，机关里建立了基干民兵连，我也是女基干民兵班的一员，白天工作，晚上扛枪站岗放哨，每周定期参加军训、投弹、打靶射击，要求我们这些不穿军装的兵，遇到敌情一不要怕，二要能拉开枪栓、射出子弹。这段紧张艰苦的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经历。

是年，因工作需要，我们一行五人到了日喀则、江孜等地。我生平第一次骑马。由日喀则出发，沿雅鲁藏布江到海拔4800米的拉孜县托吉谿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西藏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下的农奴，他们无地缺粮，因为土地掌握在农奴主手中；为了生存，他们在多如牛毛的繁重的乌拉差役下痛苦地煎熬。

冬日里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我们去看农奴们碾场，只见部分人围站在场院，乃旦（司农事管家）站在场院中央，挥鞭叫喊，催赶赤着脚的农奴拉石磙碾青稞，农奴们发出阵阵被刺痛的“阿若……”的呻吟；另一部分人借助晚风翻扬脱粒后的青稞，农奴们蓬乱的头上粘满麦芒，双眼被吹刺的布满血丝。藏民艰辛、痛苦的农事活动，给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1959年初，一些身穿外地衣着的藏人，由四面八方云集拉萨。在藏南边远地方的我们，也不得安宁。记得一天下午，从谿卡的远处传来狗吠声并伴有嘈杂人群急促的敲门声，这些声音由远于近，很快就出现在我们住的楼下，敲我们的院门。这天，只有我和老姚两人在家整理材料，我们顾不得害怕，急步将平日放在枕头下的手枪别在腰间，我的小左轮手枪险些走火。我和老姚迅速各持冲锋枪，瞄准楼下大门，将子弹顶上膛，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险情。这时，房东东墙·彭措达结为了我们不受伤害，沉着地打开院门，将自家的青稞、糌粑给了前来敲门的人群，那些人这才没闯进楼上。房东是位负债累累的差户（1958年，笔者在日喀则拉孜县托吉谿卡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亲眼见到《差巴东墙·彭错达结的粮银债务账折》藏文原件并抄录。译文载于《西藏社会历史藏文档案资料译文集》，第173页，中国藏学出版社版1997年）。我们能转危为安，完全靠的是藏汉人民之间的友情和信任，那时，多数藏族群众相信共产党、相信解放军。

1959年春节前夕，我们返回到拉萨。此时，反动分子气焰嚣张，八廓街上行人稀少。2月正值拉萨传昭期间，拉萨的外地人异乎寻常地多。3月10日下午约四五点钟左右，我从西藏工委大门两旁的岗楼往外观看，看到一大群乱哄哄的人，手中打着雪山狮子旗以及各种反动标语旗，喊叫“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等口号。3月19日凌晨，由叛乱据点布达拉宫向工委大院的枪炮袭击声，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我们赶紧赶快全副武装，每人挎着手榴弹袋，腰间系着子弹夹，右肩扛着冲锋枪，左肩背上干粮袋。外面漆黑一团。敌人正向我们开枪射击，子弹从我们头顶嗖嗖飞过，借助叛匪向我方发射探照灯的光亮，女民兵们急速由工委旧小楼下来，跑步通过交通壕，进驻战斗岗位，保卫工委大院新大楼，当东方太阳升起后，女民兵们又接受新的任务，掩护解放军通过大昭寺去收复小昭寺。当拉萨市区内结束了平叛斗争，进入军事管制时期后，我们也由战斗队转入工作队。我参加了清扫布达拉宫叛乱据点和宣传活动，后来又调到西藏军区参加审讯俘虏工作。西藏平叛迅速取得胜利是西藏形势发生变化的转折点，接下来，西藏进入民主改革的新阶段。

时隔半年，在1959年底，我第二次进藏，参加轰轰烈烈的西藏民主改革。

抵藏后，得知西藏在“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下，民主改革已在全区大部分地方深入开展，唯有藏东地区刚刚开始，需要人力支援。即此，我和中央民院的王老师接受任务，去波密地区曲宗乡曲宗大队参加民改。出发时，西藏工委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手枪和一梭子弹。此次藏东之行，由林芝去往波密途中，公路桥断受阻。估计几天前，这里发生过一起车祸。大家下车观望，仍能见到掉入崖下沟里的汽车残骸，要等待桥修复再前行，时间渺茫。这个地方上不挨村，下不着店，自然环境恶劣危险，无法露宿。车队司机和乘客们商讨的结果：争取在天黑之前，搭起简易木排，步行通过，然后找到有人烟的地方，再雇马前行。大家一致同意。于是，司机们带领大家四处寻找树干，人多力量大，不一会儿，长短粗细不一的树棍备齐了，每辆车上都有备用的铅条，在能工巧手的合力下，用铅条把树干捆绑在一起，横放桥头两端，搭成了简易“木桥”。紧接着乘客肩负行李，前后成行，步行过“桥”；我和王老师待大部分人快到彼岸时才启步，这样可以减轻走在木排上忽悠忽悠的颤动，王老师让我走在他的前面，我右肩扛着马背套，左手拎着脸盆网袋，每前进一步，脚下的树干就颤悠悠地滚动一下。我提心吊胆地走到木排中间最窄处时，心里更加害怕，不知哪来的一股劲儿，竟把全部装备用右手负重，腾出左手，摸着崖石，目光紧盯着自己的脚，一点点地向前挪动，不敢四顾，快走尽头时，耳边听到“这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还有一个女同志”。距终点约1米远时，只见援助的双手向我伸来，接过我的提物。回过头来看王老师，他脸色苍白、双腿颤抖，正在一步步向前移动。我们终于按原计划在1960年的春节前夕，赶到了波密分工委。我们住在小木屋里，自己动手，吃川味水饺，过除夕，忘掉了一切疲劳。

曲宗位于波密东部，去那里没有公路，只有骑乘前行。为了早日到达曲宗，我们急忙备马动身，小马倌抄近路先行，我和王老师乘马前后走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由于两匹马的速度差距大，我们经常是一人独行。最恼火的是遇到叉路口时，不知所措，既不能下马等候，又无本领稳住马不动，因为马背上拴系着我的马背套，下马就够不上马鞍，路上没有借助条件，独自不能上马，只有紧紧勒住缰绳，马在原地打转着等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在进退两难之际，迎面传来由远至近奔跑的马蹄声，当看清是穿黄袍的人向自己方向骑来时，心里怦怦乱跳，只好迅速把头发往皮帽里塞，戴上墨镜，将手枪子弹上膛，放在皮大衣右侧口袋里。因为这一带多数地方还未实行民改，我想：“这回可完了，只有闯过去，牢记不开第一枪，做好战斗准备。”眼见对方距自己越来越近，我佯装满不在意的样了，眼光朝前，两腿夹紧马肚，快速奔跑。路很窄，黄袍由我身边擦过，虚惊了一场。惊吓还未缓过劲儿来，我又被老马领进了遮天蔽日的原始大森林（由波密至曲宗路经之地），稀奇、惊恐又接踵而来，密密麻麻矗立的大树遮天蔽日，我只能借助从树枝的空隙射进的缕缕微光才能看到遍地丛生的苔藓植物以及各种奇花异草，耳边听到的是咚咚顿挫的声响及鸟鸣，林子里阴森森忽大忽小的怪声十分恐怖。我心里怕得不敢大喘气，生怕窜出坏人和野兽，唯一给我壮胆的就是手中的枪。大约在林子里走了约1小时多，才见到了天。当夜幕降临时，我才遇见微笑着向我招手的小马倌，然后，我们又焦急地等候王老师。

工作队驻地在曲宗寺，该寺建在川藏公路线上的制高点上。寺内有层层院落和殿堂，寺周围是一片丘陵，桐树遍布山岗，自然环境幽美，藏民居住分散。工作队员少，任务重。男同志每日骑马到远处谿卡工作，早出晚归；女同志不远行，每人负责曲宗寺周围的一个谿卡。在曲宗那段时间里，我目睹了控诉叛匪罪行和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各阶层人士，也目睹了乌拉、差役、高利贷和人身奴役对他们的盘剥。藏族人民迫切要求民主改革，争取彻底解放。我印象最深的是曲宗寺召开数日的“吐苦水，挖穷根”的群众集会。那些贫穷僧人，纷纷上台，愤怒声讨寺庙领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残酷、阴险的欺诈、剥削。那些贫穷的僧人就是世代披着袈裟的奴隶，他们强烈要求摧毁农奴制度，还俗返乡，参加生产劳动。在运动后期，掀起农业生产高潮时，那些穷僧人坚持要还俗回家；而曲宗寺属保留寺庙，需要留少数僧人住寺。于是工作队加大力度宣传党的宗教政策，动员少数僧人留寺，并拨给一部分土地，让他们耕种，使世代披着袈裟的奴隶也获得了“谁种谁收”的生产劳动权利。

曲宗工作队按照民主改革政策，将没收和赎买的牲畜一律分配给翻身后的农奴和奴隶所有。我亲眼见到他们流着喜悦的热泪，口中不停地感谢中国共产党、感谢毛主席。那段日子全谿卡人民喜气洋洋，热闹异常。但是，由于曲宗地处丘陵地带，人烟稀少，敌人利用自然环境的可乘之机，空投特务，隐藏在民众中破坏该地区的民主改革，增加了我们工作难度，然而发动起来的群众很快将隐藏的空投特务挖了出来，清除了破坏曲宗乡民主改革和正常生产的隐患。

今年是废除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40周年。西藏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取得了巨大的变化。西藏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由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百万农奴当家作了主人，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勤劳智慧的西藏人民，实施科教兴藏战略，发展了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四十年前，我目睹了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带给藏族人民的苦难；今天，我衷心地祝愿西藏人民加快建设团结、富强、文明的新西藏，走向光辉灿烂的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