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泽民：参加曲水、尼木民主改革纪实

我于1957年从西藏山南分工委被保送到西藏公学（现西藏民族学院）学习，1959年回到西藏参加民主改革。

到拉萨后，先是在拉萨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为平息叛乱的解放军作翻译，登记没收物资，并学习关于农区“三反双减”、牧区“三反两利”、城市“三反三算”（包括寺庙）的有关文件，熟悉情况，之后，即到曲水等地参加基层民主改革。

一、参加曲水民主改革情况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各级机关、部队抽调大批藏汉族干部，组织工作队或工作组，下农牧区进行民主改革。那时候，我跟随军管会的张政委一起到曲水（现曲水县）地方搞民改。住在“曲水桑岗”谿卡里，谿堆名叫朗杰。我们工作队边学习民主改革政策、边集训各地的领主代理人和参加过叛乱的人。当全县普遍开展民主改革工作，组织工作队、工作组分布各区（乡）的时候，我做为翻译跟随李代表（当时叫中央代表）一起到“达噶谿卡”（现达噶区），了解当地农牧民群众的诉苦情况和社会经济情况。

区队组织工作组分布到各乡进行民主改革的时候，我又跟随土改工作组组长汪钦才旦同志（青海人）从区队到“赛普”（现达噶区赛普乡）地方搞民主改革。起初住在“平措德庆”谿卡，开始调查了解社会情况、阶级情况、思想情况；召开大小型诉苦会和批斗领主代理人、参叛分子；组织集训队，收缴枪支弹药等工作。我还是给汪钦才旦同志（还有军代表、平叛部队）当翻译。几个月后，工作组又从平措德庆谿卡搬到“赛谿卡”。赛谿卡是爱国开明人士（僧官）才旺朗杰先生的别墅，他原任拉萨市中心小学（原名色兴学校）的老师。

全乡的民主改革工作第一步实行“三反双减”工作。搞了一段时间后，全乡开始分两个片分头进行民主改革工作。这时，上级把我派到“三个谿卡，一个喇让”的地方（即：美本谿卡；卡郎谿卡；粗如谿卡和坚蚕喇让），并任命我为副组长。这里由于地处深沟，群众的觉悟还不如本乡下游的群众觉悟高。因此，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工作组研究决定：首先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党的民主改革政策，宣传“三反双减”、“三反两利”；访贫问苦，开大小型诉苦会，忆苦思甜、吐苦水挖苦根；召集当地的谿堆、更波到集训队学习；批斗参叛分子。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建立基层政权，培养积极分子；然后再分田地，为民主改革工作的第二步打下基础。

1、“三反双减”运动——民主改革工作的第一步

我们根据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把平叛与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根据群众要求平息叛乱，摧毁农奴主阶级的封建政权，扫除民主改革障碍；另一方面满足群众的要求，进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从根本上埋葬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为了提高广大农奴和奴隶群众的阶级觉悟，使民主改革运动成为他们奴隶群众的自觉的行动，结合当地的实际，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实行“三反双减”；第二步是分田分物。

为了彻底完成“三反”工作任务，我们结合当地实际，组织开展了吐苦水、挖苦根的大小型诉苦会，很多苦大仇深的农奴们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愤怒地控诉了受叛乱分子糟踏的苦，诉了惨遭阶级压迫的剥削的苦，诉了乌拉差役的苦，用很多事实揭批了叛乱分子和封建农奴制度的罪行。有一位“朗生”出身的老人在诉苦大会上痛哭流涕地说：

我叫“波娄仔”（牧羊老人之意），小时候母亲起名叫欧罗，现年69岁，给农奴主放牧羊。听我妈说过，我爷爷也是给农奴主干活儿的，是揉皮子的；我父亲也是给这家农奴主放羊的“娄仔”，到50岁时，由于年老体弱，在山上放牧，突然昏倒，从山崖上摔下来死的，第二天才找到尸体。我妈也是和农奴主干活，是捻羊毛的朗生，每天要捻5斤羊毛。有一天，母亲为了我，和农奴主顶了嘴，就被农奴主用棍打，用脚踢，把她打成半死不活，嘴里、耳里、鼻里都出血，被甩到羊圈里，两天后就死了。我从11岁给农奴主放羊到今天……如果工作组不来，我也同样会惨死……”。

还有很多农奴（朗生，堆穷）在诉苦大会上吐出了自己的苦水，挖了自己的穷根。

我们还算了一笔剥削账。当地的“谿堆”（庄园头子）和“更波”（相当于村长）们经过政策教育后，主动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还交出枪支、地契、藏币等，也揭批了领主剥削农奴的手段。如据“美本谿卡”的谿堆提供情况，由工作队整理的一份揭发叛匪头子之一、大贵族索康·汪青格勒的书面材料：“山南乃东的克松谿卡是汪青格勒家的主要庄园之一，几百年前（大约300年）前，他霸占的庄园、牧场共有10个，土地2万多克，牲畜2万多头（只），农牧奴3千多人……。民主改革前夕仅有农奴59户、302人，土地只有1200多克。

三大领主每年的剥削项目如下：谿卡主索康及其代理人摊派的税收18项，差役14项，占劳动日26800天；西藏地方政府摊派的税收9项，差役10项，占劳动日2700多天；“日乌曲林”寺摊派的税收7项，差役3项，占劳动日900天多。总计：每年由克松谿卡摊派交给三大领主的税收有34项。摊派的差役27项。共占30400多个劳动日。

三大领主掠夺的实物共计：

青稞8340克，糌粑178克，面粉66斤，青油1180斤，酥油368斤，鸡蛋6780斤，牛1头，牛尾22条，羊3只，羊毛154斤，青草3200斤，藏酒10罐，内库哈达42条。以上各项共计藏银14900多两。

如此，沉重的差役租税，加在全谿卡140个劳动力的身上，平均每个劳力每年要给三大领主服210天多的无偿劳役，提供和缴纳1600多斤粮食，100两藏银……剥削的残酷、掠夺的野蛮，由此可见一斑。

再说克松谿卡的高利贷。全谿卡59户农奴中，有51户是借高利贷的，负债数额共计青稞5400克、大洋800圆、藏银7500多两。每年因欠债而沦为奴隶的就有10人。

私立监狱。索康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不仅依仗西藏地方政府的军队、法庭、法典，而且还在谿卡里私立监狱，用手铐、脚镣、木枷等10多种刑具，对农奴实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由于这样，民主改革前50年间，克松谿卡有50多户（名）无辜的农奴和奴隶惨遭杀害；有将近150人因贫困而冻死、饿死、病死等。原克松谿卡有农奴606人，到1959就只剩下302人。和索康一样，不到西藏总人口5%的农奴主都是这样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

诉苦大会上，群情激愤，当场焚烧了成堆的高利贷债券和其他封建契约，群众对反叛乱、反剥削的觉悟更加提高了一步，对大家启发很大。在场的一个农民大吃一惊地说：“原来像索康这样的农奴主是这样剥削我们的，是这样害我们的……。”

2、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第二步关于分配土地的具体作法是：对于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农奴主代理人所占有的土地和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等生产资料实行赎买政策；对于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农奴主代理人的土地、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一律没收。所有赎买和没收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在尽可能满足贫苦农奴和奴隶的要求的原则下，公平合理地进行分配，对农奴主及农奴主代理人也分给同样同等生活水平的一份地及其他物资（生产资料）。

经过土地改革，约几千克土地分给该地方三个谿卡一个喇让的群众，每人平均分得土地3克半；由于实行了“谁种谁收”、“减租减息”和废除高利贷等政策，每户农民分得种籽及很多粮食（口粮）；牲畜每人平均11头（只），包括耕牛、奶牛、骡马、羊，以及其他生产资料，如农具、房屋等等也都分给广大劳动人民。

3、划分农村阶级成分

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主要依据是：经济账和政治账。只占西藏人口5%的农奴主阶级即三大领主（地方封建政府、贵族、寺庙），占有全西藏的全部土地、山林，绝大部分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生产资料。

占人口90%的农奴阶级根据他们从农奴主那里取得土地的多少、占有牲畜和农具的多少、受剥削程度的轻重等（经济账、政治账）分别划分为：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这些阶层在西藏被称作“差巴”和“堆穷”，他们是构成农奴阶级的主要成分。

在农奴阶级中，占人口5%的“朗生”，意思是家里饲养的。他们没有一点生产资料，也没有丝毫的人身权利，人身和劳动完全为农奴主占有，主要被农奴主用于家内劳役。朗生多半是从差巴和堆穷这两部分人中破产下来的。朗生的子女，仍然要做朗生。

差巴和堆穷在等级上即在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上是农奴。“差巴’’意思是支差的人，是领种地方政府的差地、为地方政府和所属农奴主支差的农奴。“堆穷”意为小户、差巴和堆穷同属农奴等级，但差巴的地位略高于堆穷。堆穷是只耕种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给予的少量份地，而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支差的农奴。“堆穷”的地位低于差巴，他们主要是从差巴分化下降而来；还有一部分是外来的逃亡户。

差巴和堆穷中个别户是富裕户，占有较多的生产资料，他们把大部分负担转嫁给贫苦农奴和奴隶，从而使自己的阶级地位上升为农奴主代理人。绝大多数的差巴和堆穷，都是身为农奴主所占有，同属于农奴阶级，只是在经济地位上稍有不同。

在阶级分化中，差巴可以降为堆穷，堆穷也可能上升为差巴，但以差巴下降为堆穷的较为多见。差巴和堆穷破产后，还会从农奴等级下降为朗生即奴隶。

“朗生”的阶级地位和等级地位基本上一致。但也有少数被领主收买了的“贴身朗生”，依附其主子的权势，实际上变成了农奴主的走狗。

4、曲水土改工作的结束

我们只用两个多月时间，土改工作结束了，完成了宣传政策、土地分配，划分农村阶级、培养骨干分子、政权建设、组织生产互助组等工作。庆祝会那天，县上来领导讲话，派了舞蹈队跳舞。已解放的广大农奴正处在积极备耕、积肥，整修水渠、改良农具，互助生产的热潮中，工作组撤回县上集中时，群众含着眼泪，送鸡蛋、核桃、倒酒茶等，依依不舍。

二、参加尼木民主改革情况

曲水“赛普”土改结束后，上级把我派到尼木土改，说是暂时去支援尼木土改，土改结束了就可以回来，实际上我到1984年干部内调为止一直在尼木工作。

到尼木后，我参加的是牧区民主改革工作。先是在“麻江宗”（现麻江区）纯牧地区，属于该区还有一个“玉隆寺”的小庙；后来在“吞巴霍尔德”牧场。“吞巴霍尔德”牧场的大部分牲畜属于“吞巴”家族，还有相当一部分牲畜属于林珠岗吉若·仁登借波（多吉帕姆的父亲）家族。

在牧区，依靠牧工和劳动牧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未参加叛乱的牧主），打击叛乱的领主、牧主及其代理人，对他们的牲畜没收过来分配给原放牧者和贫苦牧民；对于其他牧主则采取不分牲畜，不划阶级，不批斗的方针政策；深入开展“三反两利”运动（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两利”（即牧工牧主两利、扶助贫苦牧民）政策；在玉隆寺庙实行了“三反三算”（即：反对叛乱、反对奴役、反对封建特权；算政治迫害帐、算等级压迫帐、算经济剥削帐）的政策。

由于牧区实行了“三反两利”政策，大大调动了广大牧民群众的牧业生产积极性，牧民们迅速掀起了一个“爱国保畜”运动，他们储备饲草、修棚搭圈，防灾抗灾，改善放牧管理，改善饲养管理等。已解放的牧民们正在人畜两旺的道路上前进！

最后谈谈民主改革工作组的工作作风。民主改革工作组下乡搞民主改革工作，自始至终，都是一面深入农村访贫问苦，倾听广大农奴的诉苦和要求，一面调查了解社会情况、经济情况，和群众实行“四同一交”（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和群众交心），发扬艰苦朴素，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开会或睡觉有时在畜圈里，在家里帮他们背水扫地等，很快同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干部向群众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划分农村阶级；群众向干部倾诉反动农奴主的罪行和自己的迫切要求。这样，在土改运动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积极分子遇事找干部出主意、想办法。群众反映：“只有共产党，才有我们今天的抬头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