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玛江村：参与平叛改革的难忘经历

60年啦！今年是昌都解放60周年，曾经的战友和一起工作的很多同事都走了，回首昨天，有多少辉煌已成为了丰碑，有多少瞬间却总让人铭记，也有太多记忆值得抒写，太多情怀想要表白。

记得解放军到我们村（江达县岗托乡）那年，我只有十四五岁，大一点的都被噶厦抓去当了藏兵。当时从甘孜、阿坝等先解放的地方逃到昌都的一些贵族造谣说解放军要杀死妇女、老人和小孩，抓壮丁，把姑娘抢到内地去。村里有权势的人家有的跑到昌都，听说还有少数跑到印度去了，还有一些听说解放军要来就躲进山里去了，村里留下来的基本都是一穷二白生活很苦的人，村里还有一些人趁天黑向睡在路边的解放军打石头。直到后来到咸阳上西藏公学（现西藏民院）时我才知道，其实，这些都是西藏当局为维护其残酷黑暗的统治，不惜制造谣言，扩充藏军，蛊惑群众抵御解放军。当时的西藏人民长期在三大领主的黑暗统治下，根本不知道全国解放了，也不知道解放军是怎么回事。解放军到村里，白天闲暇时帮老百姓担水劈柴火、修补破旧房屋，给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听不懂就比手势。晚上就睡避风一点的路边，下雪天就搭个简易帐篷宿营。老百姓的柴火就堆在旁边，他们从来没有拿过。慢慢的，老百姓给解放军送些柴火和青稞，解放军总是要给一些钱。接触多了，当地群众感觉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甚至连老百姓家的一口水都不喝的解放军并不像传言说的那样可怕，慢慢的，都亲切地称他们“菩萨兵”。在人民解放军走过的很多地方，留下了许多军民一家亲的感人故事，其中活跃在江达—妥坝—昌都战线为人民解放军承担粮食补给、弹药运输的其美巴珍为后来的昌都战役胜利做出了较大贡献。

记忆最深的是，当时家里比较穷，经常吃不饱饭。一天，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偷偷跑到解放军住的地方，用手去抠解放军煮饭后留在铁锅上的锅巴吃。刚刚抠了一点就被一个穿浅绿色军装、戴红五角星帽的战士发现了，他非但没有打骂我，还十分亲切地给我盛了一碗菜粥稀饭。看我穿得又少又破，还给了我一件让我欣喜若狂的旧棉衣。现在我们生活好了，吃穿不愁，人们追求吃什么营养好，怎么吃健康，穿的追求时尚，不光是暖不暖和，连家里十多岁的孙儿孙女都要讲究穿什么名牌，住的要舒适。一碗有点夹生的粥、一件旧棉衣在现在的人看来算不了什么，但那时候的意义完全不同！

1959年武装叛乱爆发时，我刚好20岁，正在西藏公学上学，西藏军区到学校招兵（可能考虑学校懂汉藏双语的学生随部队便于开展工作），我们学校很多人主动报名参了军，经过几天的短期军事训练，我就参加了黑河—拉萨—鲁朗—边坝—洛隆一线的叛乱平息。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鲁朗集中冬训期间（冬训结束准备翻雪山去洛隆）前往穷多山（波密与洛隆交界的雪山）救援追剿残匪而遭遇雪崩的战士的经历。当时平叛的先头部队（军区采取分批清剿，集中合围的战术剿匪，我们是第二批部队）从洛隆追击往波密方向逃窜的残匪，在翻越穷多雪山时遭遇了大雪崩，一个排的战士全部被埋后（除一个司务长外全部遇难）。军区指示：“一定要尽全力营救，哪怕是一颗子弹都必须挖出来！”当时200多群众和我们一起参加营救，血气方刚的我，在黑河和叛匪短兵相接一起滚下山崖打落两颗门牙，没有害怕过；子弹擦着耳朵呼啸而过，没有战栗过，但看着从雪地里挖出来还紧握钢枪、相互搀扶、保护物资……的战士尸体（后来全部安葬在波密松宗烈士陵园）的时候，还是触动了我潜藏在内心深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同志的感情，以至于刨雪时冻坏一个手指都没有感觉到疼痛。

我们的部队到八宿时，拉萨等地的叛乱已经平息，部分叛乱分子依靠外国支持（为叛乱分子提供武器和物资），逃到昌都一带。当时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叛匪使用空投下来的“八粒快”枪，这种枪打完8发子弹后弹夹就跳出枪膛，叛匪打完8发子弹就不会使用了，加上当时的叛乱分子也不得人心，并没有能力进行大的抵抗。

1959年底，平叛基本结束，为了巩固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和西藏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党中央对西藏平叛改革做出指示：“边打（平）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地区后改。”采取“两结合”（即地方和部队相结合）的方式组建民主改革工作组。当时我们部队上的27人和地方上的3人留在洛隆腊久区，负责巴堆、巴美、雪阿、孜西4个乡的民主改革。我们的组长姓冯，因行事果断，快言快语，时间一长，大伙都亲切地称他“冯大炮”。那时候，我们的工作相当艰苦，工作组干部们去村里开展工作都是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与群众“四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当时走到哪儿，都选最穷的家庭去住，并且发动广大农奴参与民主改革。那时不像现在下乡可以坐汽车，连骑马都是奢望。我们工作组带的粮基本都分给困难户了，很多同志还把汗衫等衣物都送给了没有衣服的群众。当时一起工作的普巴、扎西拉姆等妇女干部，因为家中两个孩子都还小，工作时只有背上背一个，胸前抱一个，和工作组一同走村入户，不分白天黑夜地做动员、讲政策，培养积极分子。按照分工委《关于西藏土地改革方案》规定，我们天天走村入户、访贫问苦、调查研究、宣传政策，划分出朗生（奴隶）、差巴（农奴）、代理人（管家）、农奴主四个阶级。继而开展“三反双减”，寺庙则进行“三反三算”，随后又分配土地、牛羊等生产资料。对西藏地方政府、叛乱寺庙和农奴主的土地、牲畜、房屋等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对未叛乱的寺庙、农奴主多余的生产资料，实行赎买，然后将这些没收和赎买的生产资料按照人口一并平均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当时工作组还当众焚烧、没收了很多地方政府、寺庙、农奴主的契约、字据、账目。

1961年5、6月，家中带信来说，哥哥和姐姐（母亲1952年已过世）在家分得3亩多地、2间房子、1头牛和7只羊，村里还成立了农协会，吃穿再也不用发愁了！那时，我们在巴美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地的领主帕巴堆本，家中有耕牛50多头、骡马50多匹、羊1000多只，犏牛、牦牛等200多头。听说土改工作组要来，他把家中的粮食分别藏匿存放（建了一个不留门的仓库、在附近山洞和家中马棚底下挖洞）。开始当地群众不敢检举揭发，工作组的工作一度很被动，少数农奴还是心存疑虑，不敢拿分给他们的粮食衣物等生产生活资料，即使他们白天拿了，晚上还是悄悄地送还给农奴主。但我和组长还是通过一个往外漏青稞的老鼠洞发现了那个没留门（只在屋顶上留了个方孔）的仓库——大约藏粮八九吨。慢慢地，一些分得土地和生活资料的农奴向工作组揭发了另外的藏粮地点，也有很多农奴说：“有解放军在，我们什么都不怕！”当时很多农奴分到土地和生活资料后都很高兴，记得巴美乡的顿珠次加分到牛羊后高兴得一夜没睡，半夜都起来看牛羊还在不在。他觉得简直像在做梦，以前为领主放牛做苦工，今天自己竟然住在领主的房子里，牛羊也是自己的。

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仿佛一场透雨洒向干涸的大地，农牧民载歌载舞，欢庆解放。民主改革结束后，老百姓听说我们要走了，就把我们围起来不让走，村民们还合伙杀了一头牛，做了包子，要我们吃完再走。很多人说：“我们给领主干了一辈子活没有吃饱过；磕了一辈子头，没有穿暖过！只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说到做到的！”一连两天，组长给群众做了很多工作，告诉老百姓：其他很多地方吃不饱的老百姓还等着我们去分土地。临走时村民们聚集了很多人哭着送我们，很多人高声齐喊：“金珠玛米亚古都！（解放军好！）”

（选自《亲历西藏民主改革》，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