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丕一:昌都平叛那段日子

发布时间:2019-04-03 15:00:00 | 来源:《亲历西藏民主改革》 | 作者:苗丕一 | 责任编辑:

1957年6月1日,我刚从成都参加完由解放军总参谋部召集的平叛工作会议回来,就赴拉萨参加西藏工委扩大会议。在拉萨时,王其梅同志与我交谈最多的、也是我思考最深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制止昌都局部地区的叛乱,并防止其向昌都全区乃至西藏其他地区蔓延这个问题。

叛乱为什么在昌都地区最先发生?这与当时整个藏族地区的形势有关。中央在《对西藏地区可能发生叛乱问题的批复》中讲得很清楚:“中央对藏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一向坚持和平改革的方针……但是藏族反动分子根本不要改革,永远不要改革,而要把藏族人民永远束缚在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之下。(金沙)江东地区,这类反动分子在和平改革尚未开始时就举行叛乱,甘肃、青海南部也是如此,在昌都地区的部分地区也是如此。”昌都地区的东、南、北三面均与其他省的藏族地区毗邻,当1956年春四川康定和云南丽江的藏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时,其影响很快波及昌都地区。少数上层人士思想有所动荡,产生恐惧心理,怀疑党的政策变了,对川、滇两地的民主改革产生了抵触情绪,并同情和包庇这些地方逃跑来的人。随着昌都地区民主改革开始宣传和准备试点,他们的怀疑、恐惧情绪逐步发展为反抗,有的铤而走险,公开进行武装叛乱。

昌都江达宗解委会主任齐美公布1956年4月在拉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曾得到了达赖之兄洛桑三旦关于“昌都地区应按江东那样行动”的授意。返回江达后,在6月20日的宗各界代表会议上讨论贯彻筹委会精神时,齐美公布不愿意在江达带头进行改革的试点,留下“害怕改革”的纸条于当晚不辞而别,随即与从德格逃到江达的叛乱骨干分子俄马日郎等沆瀣一气,于8月5日在江达附近的妥坝袭击解放军汽车,打响了西藏局部地区武装叛乱的第一枪。云南西北地区的叛乱分子、特别是以旺堆为首的叛乱分子600余人窜入宁静、盐井地区后,宁静宗解委会主任、头人普巴本·泽仁江村与之勾结,进行秘密活动。10月初,156团进驻宁静,叛乱武装视其为“眼中钉”。11月7日,普巴本策动该地区的其他头人和寺庙组织叛乱武装,于25日袭击守卫澜沧江竹卡桥的解放军小分队,造成官兵22人伤亡的严重事件。

对已经发生的局部叛乱如何处置?西藏工委、军区12月6日向中央的报告说:“昌南(指昌都以南包括宁静、左贡、盐井等地)发生的叛乱,显然是江东江西地区一部分上层分子对我改革不满的一种反抗行为,但是已有为数很大的藏族人民群众被裹胁进去,其性质是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民族和宗教煽动起带有民族性、群众性的暴乱。因此,必须坚定地采取政治解决的方针,军事上则坚持自卫原则。”报告建议组成以邦达多吉为司令员、西藏工委统战部部长陈竞波为政委的昌都警备区昌南指挥部,到宁静地区做普巴本的工作;并调53师政委兼师长的苗丕一任昌都分工委第二书记兼昌都警备区政委,以加强昌都地区党政军的领导。这一意见,中央于1956年12月13日批准。

为了保卫民主改革的正常进行,四川康区和甘肃南部地区已着手平息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总参谋部在成都召开平叛工作会议,让西藏军队派人参加会议。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在会上讲话,强调中央对金沙江以东藏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心和重大意义,讲了军队支持与配合改革、平叛的方针政策等问题。粟裕总长指出,在军事行动上,仗打得越少越好,“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策;攻心为上,打谈结合;打的对象应选择最顽固者,“擒贼先擒王”,过去的作战经验必须灵活运用,讲究对付叛乱分子的战术;充分发挥民族干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作用。部队要加强联络,搞好协同动作,主动支援。最后总长还讲了思想工作、政策教育、统一领导等。参加会议讨论,特别是听了粟裕总长的讲话受到了很大启发,为我后来思考对付叛乱的策略打下了基础。

遏制局部叛乱蔓延

当中央以“六年不改”对西藏上层集团作出让步时,妄图永远维护其统治制度而达到“西藏独立”的西藏反动上层,却视中央为“无能”和“软弱可欺”,因而放肆地纵容叛乱活动。1957年5月20日,以从邻省逃来的叛乱骨干分子为主,在拉萨拼凑反动的“四水六岗”叛乱武装,把分散在西藏各地的叛乱变成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昌都地区虽不属西藏地方政府管辖,但其实际上有一定的影响和对头人的控制作用。在他们看来,把昌都地区搞乱,既有利于配合西藏其他地区和邻省藏区的叛乱,又可以推迟西藏地区的改革。到6月底,昌都叛乱武装在江达地区已有益西平措、齐美公布、然日德郎、俄马日郎4股共1150余人。在宁静、盐井地区有从云南丽江地区窜入的桑树林、吉如松部500余人,从金沙江以东窜入的叛首义敦县大头人曲麦多吉、巴塘康宁寺的八角喇嘛等部400余人,总计2000余人。

为贯彻军区会议精神,7月16日起,昌都警备区连续几天召开会议,研究对付叛乱的作战、训练等有关工作问题。王其梅书记在会上指出,我们对齐美公布的争取工作已做到仁至义尽,现拟配合江东的军事行动,即以157团在江达采取作战、训练、政治争取的办法,将整个地区清扫一遍,给叛乱武装以适当的打击,力争使江达周围的贡觉、三岩、拉多、西邓柯等地区稳定。此时警备区共有4个团的武装部队,其中驻昌都的原53师的157团为编制2000人的大团;驻江达的158团为600人的小团;另156、153两个团担负邦达至左贡段修路任务。加上其他分队的力量,足以应付昌都地区局部的叛乱。

警备区将打击齐美公布的军事部署上报后,军区转来总参谋部的指示,在金沙江以西不宜大搞,仍应采取自卫原则及政治争取的办法。此时,金沙江以东的康南地区部队根据上级指示,对叛乱武装正采取“停战和谈”、政治争取的办法解决。因此对齐美公布叛乱武装也不用军事行动。

其实,自齐美公布公开叛乱后,分工委和解委会已多次派人或去信劝说其停止叛乱活动。1957年1月,组成以降央白姆为团长、王启(甘孜州委副书记)为副团长的昌东工作团前往江达,开展宣传争取工作。降央白姆为金沙江东德格的大土司,其领地跨金沙江西的江达和西邓柯两地,齐美公布为其下属的头人负责管辖江达宗。齐美公布虽然最后到会听了工作团的解释,接受了昌都解委会赠送的礼物等,但对“六年不改”仍持怀疑态度。

1957年3月,我初到昌都时,在解委会会议上就曾听到过降央白姆关于去江达做齐美公布工作的情况汇报,对齐已有较深刻的印象。此时,我考虑对其争取必须达到如下要求:齐美公布如回来时要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保证以后不再叛乱;保证江达地区社会稳定,保证沿线交通安全;不能窝藏江东逃来的叛乱分子,不再干涉江达的事;归还抢劫解放军的武器弹药及道班的物资等。这样可以不做刑事处理,但在解委会内应给以行政处分。8月15日、27日,我几次与解委会副主任们研究,在基本统一以上看法后,再次派降央白姆和分工委统战部部长阎桃源前去江达,按上述原则对齐美公布作争取工作。

金沙江以东康区的“停战和谈”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大多数叛首顽固不化。他们甚至拟定了13县(康南6县、昌都5县、云南2县)拒绝和谈,反对改革的协议。金沙江两岸的反动农奴主纠合在一起,继续进行对抗。对此,康区部队于8月下旬开始对康南地区叛乱武装实施军事行动,金沙江以东叛乱分子又有千余人窜入昌都地区的宁静、三岩等地。

我根据这种情况判断,还可能会有更多的江东叛乱分子窜入昌都地区,也许将达到两三千人,范围为沿江的七个宗。其发展趋势可能有三:一是与当地头人结合,搞起全区大的叛乱;但由于“六年不改”方针,本地头人大部分叛乱还不是时候。二是当地大部分头人与外来的叛乱分子对立,与我一道平叛。这种可能性也不大。三是当地大部分头人同情包庇外来叛乱分子,并与之密切联系起来对付我们。这种可能性是最大的。我们的方针是避免第一种,争取把第三种逐渐变为第二种。拟应采取以下对策:一、稳定本地者,孤立外来者,以便集中力量打击之,防止两者合在一起对付我们。二、在军事上对沿江一二日路之内之敌,采用短距离袭击之;对大股之敌采取东西、南北配合行动的办法予以歼灭之。三、在政策上对江东、江西者应有所区别;对包庇、支持者与现行叛乱者应有所区别。四、对外区来的叛乱分子的枪支坚决收缴;对本区除现行叛乱分子在战场上收缴其枪支外,其余一律不动,条件是他们与叛乱者割断联系。五、凡是俘获的外区俘虏,均送外区处理。这些意见经过分工委和警备区研究,正式形成文件,上报下发。

经过对齐美公布等人的反复争取,1958年新年过后不久,叛首齐美公布、然日德郎等人于1月12日回到了江达。这标志着一年半前开始的江达武装叛乱活动暂告一段落。次日,王其梅与邦达多吉、降央白姆、格桑旺堆等前往江达,召开宗解委会让齐美公布做检查。王其梅严厉批评了齐美公布等人的罪行。

对齐美公布能被争取回来,我觉得主要是“六年不改”方针的威力,还有江东平叛的胜利和金沙江以西的争取工作,以及党的宽大政策的影响等。下一步当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的作用,争取工作更加耐心,军事力量配合适当,解委会成员的作用充分发挥等。几个月之后,齐美公布来到昌都解委会。我见到这个40来岁的康巴汉子,在江达解放初期曾积极配合解放军工作,但在半年前却率先叛乱。我要他不再支持金沙江以东叛乱分子的活动,并让外出的家眷赶紧回来。齐美公布表面答应,虚以应付,显得阴险狡猾。

在齐美公布被争取回来的同时,昌南指挥部进入宁静开展工作也初见成效,普巴本的活动有所收敛。但其他地区的叛乱分子仍蠢蠢欲动。由金沙江以东地区窜入的俄马日郎、康多呷多部500余名叛乱分子,经江达流窜到类乌齐一带,同当地上层暗中勾结,直接威胁到昌都市区。警备区令158团团长刘广桐率四个连于4月9日进入类乌齐地区,歼其百余人,其余溃逃至洛隆宗一带。6月10日,昌都运往三岩的物资280余驮途中被抢劫。叛首曲美多吉部在察雅一带活动。因青海玉树大部分地区已经公开叛乱,丁青头人、宗解委会主任呷日本也预谋叛乱。严重的是滇西窜入盐井一带的桑树林、吉如松、董小狗等部叛乱武装500余人,有继续西窜或逃往国外的迹象。在盐井一带平叛的云南军区42师部队拟出兵进剿,昌都警备区奉命予以配合。

这是首次在昌都地区对叛乱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必须特别慎重。6月18日,分工委、警备区党委开会认真研究了采取军事行动的有关问题。考虑到收缩时盐井的军代表已经撤出,并有一年多时间,再进去时必须注意政策,加强宣传工作。确定的原则是集中力量打击外区窜入的叛乱武装,对当地与叛乱分子有联系的上层采取稳定方针;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大力开展政治攻势,力争全歼;加强国防边境警戒,防止叛乱分子逃往国外等。随后拟定了行动部署和政策宣传的布告。这些部署意见和布告的内容上报,经西藏工委和军区批准后,7月23日,由参谋长赵衍祥指挥157团等部共7个连,配合云南军区进剿部队,在碧土一带合围并击毙桑树林、董小狗,后又在盐井地区反复清剿20天,共歼灭叛乱武装300余人。此战摸索了叛乱武装的特点,积累了战时军政工作以及后勤保障的经验。

在8月下旬召开的分工委、警备区党委会上,我提出:从外区窜入的叛乱分子与本地上层联系较过去密切、几个宗的叛乱武装正在组织之中、谢瓦拉秘密向拉萨转移财产、昌都与拉萨联系较前增加等情况看,昌都整个斗争形势比前两年严重,但还没有扩展到全地区叛乱的程度。对策是争取稳定,准备大打,对已叛的逐股歼灭。前已拟订的作战方案正报军区审批中;还将以解委会名义发出布告,揭露叛乱分子造谣煽动;还将组织两个工作组到察雅、贡觉开展工作。同时已经工委批准恢复了分工委社会部,加强了对敌情的调查研究。

8月中旬至9月初,陆续传来上级关于对付局部叛乱的指示:邓小平总书记在京对张国华司令员的谈话中指出,巩固自己的阵地,维护交通,只有叛军直接威胁我军和主要交通线的时候才上马(出动部队平息),而且要有把握的时候才上马。西藏工委的具体指示是:叛乱如果停止在局部状态,我们仍坚持“六年不改”方针;如果发展为全面叛乱,我们就要坚决彻底地摧毁封建农奴制度,解放劳动人民。9月初,西藏工委在对昌都的一个批复中明确指出,昌都地区很可能由局部叛乱发展成为全面叛乱,要准备大打,把平叛作为昌都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目前首先在宁静地区平息叛乱。

据此,警备区党委会接连几次开会,研究对宁静、贡觉地区的普巴本、曲美多吉成股叛乱武装的作战问题,决定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由各团抽出总共十三个连投入战斗,另组织工作队下去,大力加强政策宣传,封锁澜沧江、金沙江岸,限制叛乱分子活动范围,以便有效地进行政治争取和军事打击。

9月20日,由杨永恩副司令员统一指挥的警备区部队和康定分区一个营的兵力,在宁静以北地区对普巴本部(1000余人)与曲美多吉部(300余人)叛乱武装展开围剿。在两个半月时间里,进行大小战斗数十次,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歼灭叛乱武装1185人。仅普巴本等少数人逃脱(后于1960年1月25日将其全歼)。此战的胜利,暂时稳定了昌南地区局势。

通过这两次平叛作战,使我对昌都地区局部叛乱及对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叛乱分子反对改革是一致的,但外来的叛乱分子与本区叛乱分子态度不完全相同;他以游击战的形式活动,我也必须以游击战术对付之,部队的装备与训练均应与之相适应;因为封建制度的存在,群众参加叛乱属于被迫,是有可能被争取的;要充分利用政策分化敌人;多做统战工作;通过平叛作战练兵和训练干部,熟悉地形;要解决好翻译、道路问题等。我的这些想法经过与其他同志交谈酝酿成熟,后来逐步成为昌都地区平叛作战的指导原则和开展工作的依据。

当宁静地区进行平叛军事行动时,窜至西藏盐井与云南德钦交界处的叛乱武装偷袭了地方工作队,杀害地方干部6人;另叛乱武装在江达至妥坝一段公路上继续伏击军车,抢劫道班。丁青地区大头人呷日本到10月中旬已纠集2000多人,扬言要攻下丁青办事处及驻军,并给昌都解委会写信,辱骂共产党没做好事,要驻军和办事处撤走。因丁青距离昌都三百余公里,此时尚不通公路,分工委要求当地军民进一步加强自卫手段,中心县委统一组织指挥党政军应付叛乱。同时,解委会复信呷日本以事实予以批驳。

9、10月份,西藏军区部队遵照上级指示,已对直接威胁交通线的叛乱武装“四水六岗”头目恩珠·公布扎西部进行了数次军事打击,歼其近千人,余部向西逃窜至昌都以西的丁青一带。在青海玉树粉碎叛乱武装的包围后,其残部越境窜入昌都西北一带。10月22日,“四水六岗”叛乱武装另一部向驻山南解放军分队发起攻击被击退后,接着在泽当至贡嘎的公路上两次伏击得逞,使解放军伤亡百余人,西藏武装叛乱气焰愈发嚣张。11月中旬,波密松宗的月儿岗区500余人公开叛乱。12月初,类乌齐解委会主任、杨贡寺活佛庞秋借口玉树部队平叛越界进入西藏类乌齐境内,叫嚷准备公开行动。下旬,在洛隆宗发现叛乱分子500余人活动。至此,昌都全区已经查明的叛乱武装27股超过5000余人,其中由外区窜入的3500余人。盐井、西邓柯两个宗整个宗都已叛乱,另有15个宗部分叛乱或准备叛乱。昌都地区形势空前严峻。

1959年1月4日晨8时,从外区窜入的恩珠、波密松宗的头人蔡刀等多股叛乱武装共1600余人向扎木中心县委突然发动攻击,妄图一举夺下这个孤立点。县委机关武装人员15人和驻军158团一个加强排38人,在县委书记孟宪民统一指挥下,顽强坚守县委大院。此前,中心县委早已根据上级要求,加强了守备措施,修筑碉堡12个、掩体41个、挖交通壕80米,此外还挖掘水井6眼,储存了足够的粮食、弹药。因此,尽管叛乱武装人多势众,还使用了美国空投的迫击炮、轻重机枪、半自动步枪等火力很强的武器,但始终未能攻进院内一步。情况上报到分工委、警备区后,经研究决定,由副司令员杨永恩率领157团、158团的八个连,迅速前往驰援,另报请军区派部队从西面进行夹击。扎木被围困的第二天夜里,战士趁黑夜烧毁叛乱分子据守的康藏公路管理局大礼堂高房,解除了对院内的直接威胁,赢得了坚守待援的时间。1月14日,杨永恩率部队到达,同时从拉萨来的159团一部也逼近扎木。叛乱武装遂向边坝方向逃窜。10天之内,扎木党政军仅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歼敌190余人。此战受到总参谋部的表扬和西藏工委、军区的通令嘉奖。

波密地区是最早由我在那里负责开辟工作的,整个地区形势总的比较稳定,唯有松宗月儿岗头人蔡刀裹胁群众叛乱。我决定从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都给予一定打击。杨永恩率部在此驻剿半个月中,歼灭叛乱分子400余人,没收了蔡刀的骡马200余匹,收缴各种武器一批。战后,以一个加强连驻守扎木,另由副书记牛瑞騆带工作组前去看望慰问,并运去一批百货物资,供应当地军民需要。

丁青也是一个远离昌都孤立无援的点,为了坚守这个点,分工委决定要从拉萨开会回来的县委副书记王正廷立即回丁青工作。行前我找王正廷谈话:“你不能在昌都过年了,丁青的呷日本要叛乱了,党委决定你去丁青县委主持工作,把部队也管起来。如叛乱发生了,三个月之内没有部队去支援你们,要做长期坚守的打算。”王正廷到任后立即按分工委的要求,把县机关60余人组成两个排六个班,和驻军158团2连一道修筑工事,加紧军事训练,准备对付叛乱分子进攻。

预谋已久的丁青叛乱终于在1959年初发生。1月24日早晨8时许,叛首呷日本指挥四五十名叛乱分子,挥舞着大刀突然冲进驻丁青街上的158团2连一个排的一座民房小院内,挥刀砍死了欲问明情况的副连长和一战士。带枪吃早饭的战士们立即开火还击,击毙进入院内的大部分叛乱分子后,全排迅速撤至县委院内。武装叛乱分子700多人随即包围县委大院,最多时增至3000余人,控制了县委周围所有制高点,向院内发射炮弹50余发。县委副书记王正廷、李茂斋和2连连长王保安、指导员石高宝指挥机关、部队人员坚守大院,并几次主动出击。叛乱分子见无法攻破大院,遂切断水源和烧柴,妄图长期围困。大家以收集地面积雪来融化成水,连里每周以火力掩护到河里抢水一次,并在夜间潜至附近的山上挖来油母页岩燃火做饭。党政军民克服一切困难坚守阵地,受到总参谋部的通报表扬。空军适时出动飞机进行了支援,使丁青得以坚守92天之久。

1月29日,昌都解委会召开全体成员学习座谈会,我在会上概述了昌都地区的形势之后说:叛乱发生的原因除有国外反动势力的指使外,还有一些寺庙的负责人、一些地区的头人的包庇与支持。如果他们敢于掀起昌都地区的全区叛乱,那就不得不考虑新的有效措施,坚决平息叛乱,提前进行改革,昌都人民就会早一天从封建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

1959年年初,中央决定从四川康定军分区复员的老兵中动员两千人到西藏屯垦戍边。毛主席在中央的这个文件上加了一段批示:“在西藏地区,现在及今后几年内,是敌我双方争夺群众和锻炼武装能力的时间”,我们“(一)必须在几年中将基本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反动派;(二)把我军锻炼得很能打。这两件事,都要在我军同叛乱武装的斗争中予以完成”。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了平叛斗争的重大意义。3月下旬,四川千余名复员老兵到达昌都,组成昌都地区民警大队,加强了各地基层武装自卫力量。

昌都全区平叛与民主改革

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支持下,公然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走上了反祖国、反人民的罪恶道路。西藏广大人民强烈要求平息叛乱,从封建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西藏广大人民的愿望,命令人民解放军平息这场叛乱。从此,西藏进入全面平叛和民主改革的历史时期。

在3月拉萨进行平叛的同时,中央军委下令调内地一批部队入藏协助平息叛乱,并在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的指挥下组成301部队指挥所,与昌都分工委共同领导昌都地区的平叛斗争(内部称“黄指”),率领130师以及162团等部队进入昌都地区。总政治部发来关于平叛政治工作指示,要求采取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的方针,坚决消灭叛乱武装。中央发出关于实行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的指示等。西藏工委、军区也有一系列的关于如何进行平叛、改革等政策、指示、规定下达。在京的张经武、张国华、王其梅等研究了昌都地区平叛问题。

4月2日,兼任“黄指”政委的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陪同黄新廷副司令员到达昌都,接着就是一连串的会议,包括研究组成军管会、平叛改革、支援作战、筑路和护路、调整昌都行政区划、补充配备干部等问题。我参加了这些会议,参与研究和作出各项决定。

中央3月22日指出:西藏地方政府发动全面叛乱,“迫使我们提前同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战争。中央原定的‘六年不改’政策自然不能继续执行下去”。“我们的方针是边打(平)边改,叛乱地区先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根据中央的方针和昌都地区叛乱的情况,会议确定,首先平定澜沧江以东地区的叛乱,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先平息昌都东北面地区及盐井地区的叛乱;第二步再平息昌都东南地区的叛乱,本着边平边改的原则,分工委同时在昌都和江达选择强巴林寺和几个村,进行民主改革的试点工作。

昌都东北地区不仅有四川康区窜入的一批叛乱骨干分子以及以齐美公布为首的叛乱武装活动,还有从青海逃来的叛乱武装分子在这一带流窜。经过相应的军事、政治和物资准备后,“黄指”指挥130师一部和157团,并在兰州军区两个骑兵团的配合下,从4月17日起,在昌都东北的江达、类乌齐、拉多地区对叛乱武装发起进剿。130师部队刚过金沙江,立即投入战斗,在20天内跋山涉水、辗转奔袭,歼灭这一地区的武装叛乱分子,缴获各种枪支690件。叛匪头目然日德郎被击毙,但未抓着再叛的齐美公布。随后部队在这一地区进行搜剿叛乱分子,组织工作组深入农村、牧区,发动群众,瓦解争取敌人。李本信同志先随130师师部,配合指导发动群众等工作,使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活动得以彻底平息。随后,157团乘胜挥戈西指,为被叛乱分子围困三个多月的丁青中心县委和驻军分队解了围。

4月20日,国务院发出撤销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的布告。布告指出,昌都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全地区性的叛乱,昌都解委会、各宗解委会的委员大都参加了叛乱,解委会已失去职能,无法维持社会秩序及贯彻执行国家的法令,因此决定解散两级解委会。两天后,宣布成立以王其梅为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昌都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昌都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等一切事宜,同时向各县派出军事代表。王其梅主要负责平叛军事工作、地方政权建设,以及民主改革的统一领导;我协助他工作,但侧重于民主改革,发动群众,政权建设等地方工作方面。

为此,我着手系统地考虑关于发动群众的问题。为更好地对叛乱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必须充分发动群众。经分工委研究后,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工作的指示》。指示包括以下内容:争取被迫参加叛乱的群众回家,安定情绪;动员群众支前;动员群众开展政治攻势;动员群众配合平叛作战;动员群众自卫,并且不资敌。以广泛宣传、进行诉苦、打击敌人破坏、给群众以好处,配合救济等方式,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完成平息叛乱的同时,为改革创造群众条件。

4月2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明确在西藏平息叛乱和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逐步建立各级地方政权机构,逐步实现民主改革,以便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奠定基础。5月1日上午,昌都市区举行有各界群众5000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上正式宣布昌都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6月21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到达昌都,检查指导平叛改革工作。“黄指”召开有师、团、营、连干部164人参加的会议,汇报情况,交流经验,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与有关工作。张副总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以发动群众、政治争取为主,结合军事打击,解决叛乱问题。我聆听了张副总长的讲话,参加了会议的必要讨论,也给部队干部们传达了平叛改革的政策。

为适应平叛和改革的需要,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把昌都原来的28个宗(县)划出8个宗归塔工、那曲地区管辖,余下的20个宗合并为12县。为加强对叛乱政治争取工作,昌都地区于7月底组成了政治争取办公室,以王其梅为主任,格桑旺堆等人为副主任。各县、团也都建立了类似机构。对真诚回归者,无论罪恶轻重,一律实行不杀、不关、不判、不斗(简称“四不”政策),有立功者给予奖励。我在分工委研究政治争取工作时,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如发动群众、发动中上层人士去做,大胆利用归降者及俘虏;对归来的叛乱分子的财产处理、生活出路、学习做出适当安排等。分工委发出关于开展政治争取工作的十条指示,昌都地区部队和地方立即开展声势浩大的争取工作。

8月20日,平叛部队进入昌都东南地区。这一地区包括贡觉、察雅、三岩等地,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高山峡谷,道路崎岖。由金沙江以东窜入的以俄马日郎、江卡果郎、曲麦多吉为首的几股叛乱武装,裹胁群众达7000余人,拥有钢枪3500余支,在这一地区活动。“黄指”部队三个团和昌都警备区的153团、156团以及126团两个营,在康定军分区部队的配合下,进剿这一地区的叛乱武装。经过部队东西堵截、南北合围、分区清剿,两个半月时间将其大部歼灭,缴获各种枪3964支,有力地打击了叛乱武装的嚣张气焰。随后部队划片分区,进行清剿。在察雅设立的大型广播站,隔江对叛乱分子进行喊话,声势很大。部队派出的工作组,深入山区广泛进行争取工作。这些措施,使数千叛乱分子放下了武器,被裹胁的群众纷纷返回家园。

11月初,我参加了“黄指”召开的党委会,主要是对平叛工作进行初步总结。黄新廷司令员指出:大半年来,昌都地区在12万平方公里面积、15万人口地区基本上平息了武装叛乱,在已平息叛乱的地区开始了民主改革。各团政委都兼任了当地县委第一书记,地方干部和部队抽出数百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参加发动群众、“三反双减”等工作。平息叛乱的胜利,为深入民主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1月底,“黄指”奉命撤销,130师仍然留在昌都执行任务。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的昌都指挥所(简称“昌指”)。由赵文进(原54军副军长、年底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任司令员,王其梅任政委。“昌指”党委由王其梅任书记,赵文进和我任副书记。赵文进主持“昌指”日常工作。

昌都江达、贡觉、宁静这几个县区敌情严重,还因为昌都西部的边坝、洛隆地区集结了万余叛乱武装,他们得到了国外反华势力的大量援助和有力支持。11月23日夜,两架飞机在边坝县波东桥空投特务16人。这些人是随达赖集团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中挑选出来的青壮年,包括巴塘、理塘、德格、盐井、察雅、贡觉、丁青等地的人,经美国中央情报局设在科罗拉多州的“康巴游击队员营地”训练后再派到西藏活动的,其中一半是担负教练新式武器的使用和修理的人员。在此前后,美机7架次进入洛隆境内空投特务17人、电台11部和大批美制步枪、高射机枪、无后坐力炮以及各种弹药等,大大加强了这一带叛乱武装的实力。

西藏军区针对此情况,正在筹划组织一次大的战役行动。在拉萨开会的王其梅根据军区指示,电告我并分工委,要考虑附近几个县的支前工作,并着即组建中共边坝县委。至此,昌都分工委从1959年4月以来,已先后组建了全区12个党的县委机构,以及县级人民政府,22万人口地区已开始改革。

1960年2月底,由军区统一组织的边坝、洛隆、硕般多地区(称为“一号地区”)的平叛战役行动开始。参战的130师、134师和157团共七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的部队,在大雪封山季节突然合围了叛乱武装。从3月5日起,连续45天的清剿,共歼叛乱武装1.1万余人,其中俘虏4624人,争取放下武器4100人。各部队与民兵、群众深入牧场山区反复搜捕,俘获了昌都地区一批漏歼的叛首及骨干分子。此役,缴获了无后坐力炮、高射机枪、轻机枪等各种枪支近4000件,电台6部,还有268顶降落伞,粉碎了境内外反动势力妄图在昌都以西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

昌都地区经过一年多的平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不少问题,少数地区叛乱活动尚未根绝。到1960年秋,还残存武装叛乱分子1000余人,其中10人以上的有26股。为此,我在机关联合办公会上指出:平叛进展不快、效果不大的主要问题,是“三结合”方针贯彻得不好,军事上对敌情判断不准,有时使用兵力分散,部队行动慢赶不上战斗需要;政策尚未深入人心,政治争取工作力度不大;群众发动不够,派工作组下去迟缓;机关工作、通信联络跟不上等,要立即从这几方面加以改进。

10月中旬,由130师统一指挥几个团的各一部,深入山高沟深、地形复杂的宁静以北、三岩以南的地区,对分散潜藏的各地漏网叛乱骨干和坚决分子,进行了反复清查搜剿。一月余时间共歼灭240余人,并初步发动了长期处于闭塞落后状态的山区群众。11月上旬,162团部队和当地工作组统一行动,几次突击合围与分片搜剿,上千群众密切配合,于11日终于将夏扎才郎叛股彻底歼灭。

也就在11、12月份,分布在丁青地区搜剿残余叛乱分子的130师部队,捕获漏网的叛首齐美公布和呷日本以及骨干分子多人。翌年春,活动在宁静的叛首八角喇嘛投降,这些叛乱头目的捕获或投降,标志着平叛在全地区取得彻底的胜利。

1961年11月初,在昌都地区平叛的部队130师奉命撤出。分工委和军分区及时办理了有关工作交接、善后事宜、慰问欢送等。12月底,“昌指”宣布撤销。至此,昌都地区三年平叛胜利结束,彻底肃清了叛乱武装分子以及空投特务分子,粉碎了国外反华势力勾结境内上层反动分子分裂西藏的阴谋。按照边平边改的原则,同时完成了昌都地区的民主改革,使广大农奴翻身做了主人,这些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三年来我为此殚精竭虑,所付出心血几乎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但看到昌都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选自《亲历西藏民主改革》,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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