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鲁·次旺多吉：抚今追昔忆当年

土狗年(1958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们应邀出席布达拉宫的“破九跳神法会”，他们与达赖喇嘛见礼后，边看节目边聊天，谈到现在军区也在演出新的歌舞，邀请达赖喇嘛去看。

达赖喇嘛说：“藏历一月，拉萨举行传昭大法会，大法会结束后马上就去。”

当天，基巧堪布噶章将此事通知了噶厦。之后，一些坏人利用此事，在火猪年（1959年）藏历二月初一上午在拉萨和布达拉宫的雪地区，突然发动暴乱。

孜仲·丹玛觉等一些人，在拉萨雪地方制造流言蜚语，造谣说：“嘉瓦仁布且（指达赖喇嘛，下同）要被请到军区去，人民快去阻拦！”使许多人都往罗布林卡跑去。

罗布林卡派信使，一再催我去罗布林卡开会。我正要去开会，听说桑颇·次旺仁增在罗布林卡大门口被石头打倒。我顿起疑心，未让汽车走大路，想经过江塘那卡进罗布林卡北门，但北门紧闭，无法进去。我们主仆三人下车步行，向罗布林卡正门走去。走到罗布林卡东北角时，正碰着哲蚌寺的擦恰。他对我说：“不可再往前走，刚才在罗布林卡门前，帕巴拉堪穹被打死了。情况非常乱。”听了他的话，我的心里疑惧丛生，回头钻进汽车回家了。

不久，一部分伪人民代表在拉萨街上游行。这天晚上，罗布林卡又派人到家说，你今天未来开会，请明天一定去开会。我感到非常难办。因为，如果参加这次叛乱，对付不了共产党是显而易见的。还不如把握住自己，不参加为好。又想，西藏地方政府过去给了我这样大的权势，这么多的庄园，这样高的职位，我应终身报恩才是。现在西藏地方政府就像一盏风中的油灯，危在旦夕，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不去维护它怎么行呢？我不站出来，这张脸往那里放？

第二天，即藏历二月二日，我到罗布林卡的厦丹佛殿（佛事殿）时，当时会议正在进行，会议主持人是仲孜·堪仲大喇嘛觉顶·图丹诺桑，参加会议的人有：曲培图丹、土丹丹达、土丹强曲、孜本·凯墨巴、雪苦巴等人。他们正在谈论昨天，即二月初一的情况和今后如何采取对策的问题。

我插话说：“昨天在罗布林卡正门前，杀死帕巴拉堪穹是欠妥的。因为，如果在罗布林卡内这样做，总有一天，其恶果会玷污达赖喇嘛的名声。我们把会议地址设在罗布林卡也不合适，改到别的地方较好。特别是以我看来，这样的动乱，很难办成事。如果发生骚乱，军区有很多大炮，大炮一响，布达拉宫上下会遭到破坏。与其这样，还不如采用既不惊动鸡、又要取到蛋的办法好。”

紧接着玛囊阿颇说道：“第巴雄（原西藏地方政府）成立到现在已有三百多年，现在面临这样大的危险，无需左思右想，我们豁出去了！”

我答道：“进了这个房子，就不得不豁出去哩！”

此时，仲译钦莫觉顶·图丹诺桑从座上站起来说道：“刚才拉鲁说得很对！大家要好好想一想，糊里糊涂地闹起乱子，大炮一开口，我们就只能像豌豆一样四处散开！”

他虽这样说了一通，但没有一个人听得进去。贡普隆·群则和一个安多人站起说道：“在安多地区，汉人叫喇嘛、活佛去开会，去后很多人都没回来！嘉瓦仁布且的命运我们不能不管！”

伪人民代表雪巴·达东巴等一些人站起来，有的人说：“西藏要独立！”有的说：“吃米的人和吃糌粑的人要区分开！”

札萨擦绒·达桑占堆说道：“今天，我们上层人士站得低些，你们平民站高些，让我们一起好好地讨论一下！”

这一天，因为发言的人很多，决定各小组作好记录交上去。

藏历二月初一在罗布林卡，除叛乱藏军司令堪穹·达热娃、孜本·雪苦巴二人外，今天又增加任命了功德林·札萨、堪穹·格桑阿旺、喇恰·拉顶色、仁希·夏格巴等四人为司令。

藏历二月初三，会议改在雪印经院召开。会上讨论的议题是，经常开扩大会没有时间，决定开代表会，选举政府官员代表40人，色拉和哲蚌两寺代表30人，伪人民代表30人。选举出代表后，由伪人民代表雪巴，达东巴造册交仲孜向大家宣布。大家听后，表示一致同意。接着新选代表到雪印经院平台另行开会。其余的人仍归座大礼堂。当时仲译钦莫（秘书长）曲培土丹在会上讲话道：“今天选举的代表中罗布林卡的玛基（司令）功德林·札萨·维色坚参、堪穹·达热瓦·多俄塔钦、堪穹·格桑阿旺、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喇恰·拉顶色等人，让他们既参加开会，又当司令，二者难能作好。所以，请各小组另选五名新司令。”根据选举任命的新司令有：我、堪穹·洛桑丹增、吞巴·堪穹·强巴凯珠、颇本·帕拉色·多吉旺堆、仁希·夏羌苏巴·阿旺杰参等五人。我们五人于初四上午到罗布林卡上任。当时，五名原任司令已经开会去了，只剩下仁希·夏格巴一人。他招待我们五位新司令，并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于是，我们先去指挥部，到那里时，有许多人来问工作方面的事情，但不知道这些人是那个部分的。所以，我派孜仲·洛桑曲觉（俗名班觉）、雪仲·哲林二人去罗布林卡调查志愿来作警卫的康巴军（以下简称志愿警卫军）有几部分，每部分有多少人，领头者的名字叫什么，并写成花名册。

色拉寺的代表请示关于事变方面有什么任务，并请求从剩余枪支中发给他们几百支。当我查询枪支在何处时，有人说，一部分枪支在罗布林卡，但管理人员孜恰·杰参曲培去雪印经院开会去了，于是我从新任司令中派堪穹·洛桑丹增到雪印经院的代表开会处，讨论如何分发枪支的问题。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明确答复。因为对新旧司令中由谁来负责此事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议而不决。

因此，我向色拉寺的代表吩咐道：“关于分发枪支之事，等会议作出答复后马上解决，你们的首要任务是防守好寺院的山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要提高警惕，避免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先前已让你们派两三个僧人，伪装到山顶放桑烟，待将情况侦察清楚后派一百五十人占领山头”。

古松代本（警卫团长）达拉·彭措扎西问道：“热玛岗的山头占领了没有？”

我转问下面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没有占领。于是我给功德林喇章一个重要的纸条，指示道：“从百姓中派二人装做打柴人，到擦古尔谿卡的热玛岗侦察，该岗是否被解放军占领。如未占领，可从防守热玛岗渡口的守军中，调派一百名藏军占领”。

罗布林卡各门的守备任务，分别由一名藏军司令担任。守备罗布林卡前门的任务，由正司令担任。下午三点多钟，我去察看正门时，正门两边有一部分正规藏军和志愿警卫军严密地把守着。到正门顶上察看时，只有十五名警卫军士兵和一名排长。他们面前有一条石砌的工事，一门迫击炮，一挺重机枪。看后我指示道：“用石头修建的工事，一旦双方打起来，子弹会击起很多石面，对我方不利。最好的办法是将石头拆除，换成装有沙子的麻袋。另外，此处还需增加一挺重机枪”。

大多数士兵在罗布林卡院子里面，做了一批像水泥工作台一样的东西，士兵站上去从院墙里往外放哨。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这种站法，就像古代格萨尔王时期的打仗方法。现在炮一响，非常危险，因此，多数人要隐蔽在坑道里！”（从这天起，我卸任了，他们也未执行我的这个命令）

下午五点左右，因副司令颇本·帕拉在帕拉·卓钦家里，我就到他家吃饭。刚坐下不久，忽然听到一个消息：罗布林卡里的一部分人说，只要旧司令，不要新司令，现正在厦丹拉康开会。过了一个多钟头全副武装的两个康巴人和阿南医生到门口指名找我，并有几个人远远地站在一边助威。看到这种情景，颇本·帕拉惊慌地说：“不要在这里坐了，请到东边那间房子接见他们行吗？”我立刻提高了警惕。因为，我当时虽然是坚决维护旧政府的人，一些人却杯弓蛇影地怀疑着我，也许会遇到像帕巴拉堪穹一样的生命危险，我今天要特别提高警惕啊！所以，把两支手枪中的一支揣到怀里，一支藏在袖筒里。对他们说：“进来！”

进来的三个人中，一个是康巴人，说话时尽量装得稳稳重重；另一个也是康巴人，装得气势汹汹，我想，今天很难过关。正如成语说的，狗被追到墙角会反扑一样，他要向我下手，我首先要对这个气势汹汹的人提高警惕。他们说的中心问题是：“旧司令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不恢复他们的原职不行的。因此，旧司令们要官复原职，新司令请回去！”

我回答道：“我们不是志愿到罗布林卡当司令来的，是会议任命后来的。你们既然说不要我们新司令，只要能圆满地完成这项工作，谁当都一个样！可以！可以！”

阿南医生以调和的口气说：“新司令们请回去！我们走！走！”边说边拉着他们出去了。

我坐在那里对这个问题考虑了好半天。仆人白巴尔进来打断了我的沉思。听见他说道：“一些人站到那里好半天，现在还不肯走！还是我们快点走了好。”我也有点着急了，心里暗想，如果碰上几个坏人打起来，出不了院墙，就会发生危险。出了院墙，或打或跑都比较好办。想到这里，立刻提枪站起来，毫无顾虑地经过正门往前走，走到院墙外的玛志拉康。由于既无马，也无汽车，也不知前面的路是否好走，滞留了好一会。扎萨凯墨·索朗旺堆知道这个情况后，随后追上来说：“现在，不能在这里等了，快点走好，我的女儿要回家，正在我的车里，您跟她一起走吧！”所以，我就坐着他的车回到我家。

藏历二月初五。我呆在家里，帕拉·土丹维色派吞巴堪穹捎来话说：“昨天发生的情况，都是下面的一些人干的，上面的人一点也不知道”。我觉得也是一些坏人干的，根本不是地方政府做的。我认为自己应该继续工作，因此我继续到粮食局去工作。

藏历二月初六。罗布林卡的志愿警卫军，昌都人嘉央索巴来到我家说：“今晚领导会议决定，有马的人都要准备好马匹”。听了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达赖喇嘛及其随从可能要出国去的想法。

藏历二月初七下午。夏苏派一个仆人到我家说：“请明天务必去罗布林卡噶厦一趟”。

第二天，我应约赴会，索康·旺钦格列说：“昨天，让新司令回家之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之后，经过了解知道你在家呆着，没到别处去，这很好。你还是来当司令吧！”我回答道：“在罗布林卡当司令，最近有些人对我有不好的看法，和他们合不来。如果又回去当司令，我们搞不好团结，工作做不好吧？现在拉萨地区没有总管，还不如让我去担任总管，这样对工作还有些益处”。

索康说：“那么，关于担任拉萨总管之事，随后另行给你回话”。

这时，柳霞·土登塔巴说要去布达拉宫，乘坐一辆紫色轿车走了。

我想可能是到孜囊更佐（布达拉金库）拿贵重物品去了。就在这天晚上，达赖喇嘛及其随员都已出走了。因为我未接到关于任命拉萨总管的明确答复。藏历二月初九上午。我派仆人米玛去见厦苏。米玛回来说：“因罗布林卡正门不让人通行，我找了一个在罗布林卡住的熟人，说明要找夏苏。不一会，从门内出来一人，是夏苏的仆人，他一句话也未说，只是打手势表示叫我回去”。我听了后，心里产生了一个大疑团：可能这次连噶伦们都出走了。

藏历初十上午。粮食局的工作人员，孜仲羌孜·洛追曲培来我家说：“嘉瓦仁布且及其随行人员已经走了，罗布林卡的志愿警卫军的精兵良马的一半可能也走了。现在怎么办好？”

看他的表情，似乎在说，要跑我们一起走！我想，我的妻子快临产了，孩子没出生以前没法走。就对他说：“嘉瓦仁布且及其随从虽然已走，但我们的工作还是等明后天再说，到时再商量”。他听后就走了。

藏历初十。下半夜仍可听见枪声。

藏历十一日，早晨。罗布林卡方向仍有枪声和炮声。交通中断，不能通行。远处可看见药王山上枪炮互射的火光。

藏历十二日早晨。拉萨市区发生严重骚乱。枪炮互射，愈演愈烈。我住在市中心，枪炮的威胁很大。就留两名康巴守门人和其他仆人护院守门。让妻子带领小孩先行慢慢出发。我与三个仆人全身武装，从房后的楼下房子的窗户出去，钻进拉萨普觉寺的房子里。这一天，小昭寺、大昭寺附近，交火非常激烈。午后，拉萨地区大致归于平静，许多房顶上哈达飘动着。一部分人向拉萨北部逃窜。

这一天的晚上，我的管家扎西热丹说：“老爷！你留在这里不好，您带一些人离开这里行不行？”

我的心里想，现在看来，没有希望带妻子孩子一起走，只能带两三个仆人走。所以，我就带了一点用具，与妻子、孩子简单说了几句。当我离开之际，看见自己的妻子即将临盆，其他孩子也非常小，心里想，留下这些人，我自己逃跑，他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现在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我还是留下好。

于是对管家说：“我不走了！”管家说：“您的生命不会有危险吗？”我安慰他说：“以前，昌都解放时，对抓到俘虏没有杀。也许这回也不会有多大问题”。所以，就决定不走了。

次日，藏历十三日上午。解放军一来，我就向他们投降了。他们带我到拉萨家里，这里已来了一部分解放军。于是他们把我带到军区，与其他俘虏归到一起。总之，我们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干了一场，但不到一天半就冰消瓦解了。

被俘以后，领导严厉地审问了事件前后我的罪行。想起所犯罪行，心中恐慌不已。心想这次完了，不知那天掉脑袋。这时，党和政府的干部耐心教育说，坦白交待罪行，就能得到宽大处理。但是，我心里想，坦白从宽，是指小罪行，像我这样有重大罪行的人，不会得到宽大的。一定把我的前后罪行一起算总帐，杀头，只好等着杀头。过了一段时间，带我到照相地方时，心里想，今天是不是要杀我，非常害怕。但是经过政府干部耐心地、和气地教育，不得不交待一些小小不言的罪行。又产生了说完小罪行后，会不会加强严厉管制的疑心。但是，第二天对我更加宽松了。因此，逐步将全部罪行交待清楚了。特别是我生病时送医院治疗，关心生活，耐心挽救，使我非常感动，对自己的罪行认识得更加清楚了。

木蛇年（1965年），阳历8月31日，我得到宽大释放。回到拉萨时，看见拉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此时，妻子索朗德吉在农村务农。我想为了能与妻子彼此照应，就提出到农村务农。从此，就与妻子一道在拉萨的郊区干农活。

火龙年（1976）年底打倒“四人帮”以后，全国的形势有了好转。火蛇年（1977）阳历7月，上级征求了群众的意见，并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宣布：“拉鲁·次旺多吉在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中表现很好，因此要摘掉他叛乱分子的帽子”。就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后在西藏政协给我安排了工作。到了年底委任我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土羊年(1979)又委任我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常务委员。铁猴年(1980)又委任我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特别是党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关于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出台后，在水猪年(1983)，选举我担任了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项政策有了很大的改进，西藏的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全面的改善，我自己也有了光明的前途。现在，我的一家人包括我的孩子们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这一切，我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的关怀。今后在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事业中，我要遵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努力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