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扶汉：甘丹寺、哲蚌寺民主改革琐忆

其时，我是《西藏日报》的一名编辑。

局部叛乱，陆陆续续已经折腾一年了。伏击车队、围困机关、抢掠百姓、奸淫妇女……

1959年3月20日零晨3时，叛乱武装在拉萨全面进攻，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苦难深重的藏族人民的头上。21日，叛乱分子放火点燃了报社编辑部小楼，报社全体藏汉族同志坚决自卫、奋力扑救，保住主楼未化灰烬。

26日，西藏工委抽调各单位干部，组织三个工作组进驻三大寺，为在全区展开平叛改革摸索经验。我还未抖落身上的烟尘，便被抽调到甘丹寺工作组担任秘书。

30日早上。在组长杨东生（藏族）、副组长魏克的带领下，工作组开到甘丹寺附近的一个村落。村民们照常进行耕作、放牧，好象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看到我们毫不惧怕，围上来问长问短，帮助我们装卸物资行李，主动借炊具烧饭。当我们告诉他们中央宣布解散噶厦政府时，众人脱口而出：“杰马启差久莫古若”（以后不用再支外差了）。看来，对中央这个决定，他们比我们更加高兴。

10时，通过和寺里派出的代表短暂交涉，工作队和平进入甘丹寺。该寺上层几乎全部参加了武装叛乱，在他们的威逼利诱下，很大一部分僧人也卷入叛乱，离开了寺院。工作组进寺时，留在寺里的僧人共563名，其中除叛乱武装有计划留下的叛乱组织人员外，大多数系老弱僧人。杨东生同志向全体僧人作了报告，讲了四个问题：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叛乱和坏人划清界线；走爱国守法的道路；积极进行学习。工作队的同志兵分两路，一部分同志在僧人的带领下搜查武器和叛乱罪证；一部分同志深入僧人中间访问登记，进行甄别排队。

一天多的时间，查获了一批步枪、冲锋枪、手枪、弹药和土炮、大刀；叛乱文件；脚镣、手铐等刑具。在“捏古拉让”还查出两大箱鸦片，约140余斤。

31日下午，降孜扎仓航东康村喇嘛伊喜绕杰、粗陈阿旺、西绕达杰报告：叛乱分子央培持枪抢劫他们的东西，把刀架在他们的脖子上，威胁他们不得声张。工作组同志在伊等的协助下将央培捕获。

为打击叛乱分子的嚣张气焰，鼓励僧众对叛乱分子作斗争，工作组召开全体僧人大会。杨东生同志宣布了央培的罪状，将其交有关部门严惩。杨东生表扬了伊喜绕杰等人的爱国行动，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并当场奖励伊等三人每人30元大洋。

在登记排队的基础上，4月5日将叛乱骨干和寺庙当权者共56人临时集训，进一步查清他们的问题，陆续解脱；将609名下层僧人编成十个小组，进行学习诉苦、揭发。我和藏族干部公布扎西参加第八组。僧人们同我们的信仰和世界观虽然不同，但追求美好未来的愿望却是共通的，仅仅经过短短几天相处，对叛乱、压迫的认识就统一了，心也贴在一起了。僧人们说，过去我们和解放军中间隔着一条河，谁也不知道谁的心，现在才知道我们原是一家人，是亲兄弟。于是，他们在学习会上纷纷揭发叛乱的人和事、诉说自己的苦难史。一个名叫扎巴才仁的小僧人诉说；“我从小死了母亲，家里很穷。一天我在苏老爷的草场上玩耍，不小心将草场燃着了一小块，惹下了大祸。几个狗腿子像疯子一样闯到我们家，不由分说将父亲上了绳，然后提着我的耳朵把我从屋里甩出门外，将手脚捆在一起，厉声吆喝着要我跟他们走。手脚绑着如何走呢？他们用棍棒撬着我在地上滚，我被弄昏了过去。我和父亲被押到头人那里。头人说，你们这些一天打一百鞭子还嫌少的黑骨头，想烧毁草场要我们也变穷鬼？父亲说，我就是喝醉了酒也不敢动一动老爷家的狗。孩子小不懂事，烧了老爷的草，我愿赔偿，请老爷开恩。头人冷冷一笑说：那好，我这草是公、母合欢草，公的是银子，母的是金子，就照这么赔吧。经我们再三恳求，头人判定我父亲给头人支一辈子差，直到父亲累死。我万般无奈，就到甘丹寺当了僧人。”茶瓦康村僧人岗扎说：“我们穷僧人进寺庙，不是来念经拜佛，是来当娃子，来受欺侮的。我因一件小事得罪了措钦协敖（大经堂铁棒喇嘛），他们把康村的金顶藏起，说是被人偷去。传讯我为什么不好好看守金顶。我辩解说，康村三百多人，为什么单责备我一人。雪吾拿起鞭子，劈头盖脑给一顿好打，判我赔偿。我只好借了十品高利贷交给雪吾。后来，金顶‘找’回来了，可是利滚利，现在我的债务经增至五十品了。”

僧人们通过学习和小组诉苦，揭发出叛乱武装离寺时潜伏下一个以乃穷典巴江村为首的五人应变组织，其任务是继续进行破坏捣乱，待机东山再起。

15日，举行“平叛诉苦大会”。大会由僧众自己推举的主席团主持。560多人参加会议，有160多人登台控诉发言。群众当场揭发应变组织成员格西阿果隐藏枪支，并让他背着步枪、手举短枪绕场一周。群情愤怒，全场高呼：“看呀！行善的格西、念经的格西”。不少僧入围上去向他吐口水，工作组的同志极力拦阻才使会场平静下来。大会最后，魏克同志再次宣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宽大与严惩相结合的政策。

在揭发控诉叛乱罪行告一段落之后，转入寺庙民主改革，这一运动是寺内寺外相结合进行的，即邀请寺庙所属庄园的农民进寺参与寺庙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反对寺庙特权，算寺庙的剥削账、压迫账。作为三大领主之一的寺庙，它对人民的剥削是残酷的，压迫是沉重的。在一次群众会上，我听到若西古溪卡一名叫杨金的妇女的哭诉：十年前寺庙委派甲荣康村甲荣厦洛桑庆饶当若西古溪卡头人，这个衣冠禽兽，敲榨勒索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一天，洛桑庆饶要杨金家支差给庄园田里灌水。杨金让她儿子去，被洛桑庆饶臭骂一通赶回来，指定必须要杨金亲自来。威胁恫吓之下，杨金万般无奈只好自己去。她被强奸了。自此杨金被洛桑庆饶蹂躏长达五年之久。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她就告到了寺庙执法者雪吾那里。雪吾反倒说是她诬告，打了她二百皮鞭，几乎要了她的命。从那以后，洛桑庆饶更是肆无忌惮，干脆将她关在牛屋里拷打奸污，每天丢点粗糌粑给她维持生命，直至洛桑庆饶卸任回寺才得以脱身。

6月上旬，组织上抽调我参予筹备“叛乱寺庙罪证展览”，我们离开甘丹寺到哲蚌寺集中。我离开后，甘丹寺经过“三反”（反对叛乱、反对奴役、反对封建特权）、三算（算政治迫害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完成了该寺的民主改革，推选出以贫苦僧人为主、上层爱国僧人占一定比例的“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在它的领导下恢复了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

我到哲蚌寺后，会同该寺的筹备展览的同志，围绕着叛乱罪证、经济剥削、宗教迫害、从宗教领域看西藏是祖国的一部分等四个题目，搜集到大量实物和文件，使展览具备了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和巨大的教育意义。

寺庙的经济文件，证实寺庙对人民的掠夺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高利贷剥削，其残酷程度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哲蚌寺占有175座谿卡，151个牧场，农奴两万数干人。每年这两万数千农奴的绝大部分劳动果实，几乎全部上交寺庙，但是，到1959年，这些被榨干了骨髓的农奴还欠下寺庙藏银四百多万品；青稞千万克以上，平均每个农奴负债500多克青稞。

甘丹寺降孜扎仓航东康村保存的高利贷契约中，有很大一部分记载的不是银两的具体数目，而是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偿还的“帕布米差”（父子世代贷）债。事实上，这是要把农奴子子孙孙牢固地捆绑在债务的生死链上，使他们永无挣脱之日。旁多地方一个名叫洛珠农奴，欠下甘丹寺40000多克青稞，寺里假发慈悲，减免其债务的六分之五，剩余六干多克另立新契，规定每年还6克，仍须偿还一千零一十三年。拉萨西郊东噶宗郎中谿卡一户差巴，百年前借哲蚌寺某扎仓15克青稞，每年还6克，百年后还欠下200多克。

查阅这些吃人的文件，使我联想起几年前亲眼见到农奴们被寺庙债主逼债的悲惨景象。1953年10月，我参加农贷工作组，到林周、旁多、达孜、卡孜、郎塘等宗谿收交无息农贷。无息农贷是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无偿贷给穷困农户的，是一种救济，原本不打算收回的。我们的任务是调查情况，有偿还能力的贷款收回存放当地，来年春耕再发放出去；无力偿还的办理缓还手续，来年是否偿还，视情况再定。我们在该地区逗留了两个多月。农贷组配有医生，我作为翻译，每天同医生黄锡炳同志走村串户，给群众免费治病。看到一贫如洗的穷苦农奴，自然会问起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艰难，多数回答说是债务所逼。问欠多少债，如果是年轻人，他会说：“不知道，请问我阿爸”。如果是老阿爸，他会说：“我爸爸的爸爸就欠债，到我这辈还欠债，究竟欠了多少，主人那里有帐”。一个晴朗微风的下午，我和黄锡炳在林周仲噶谿卡目睹了这样凄惨的一幕：在一块打麦场上，男女劳动者举起黑瘦的臂膀，挥动连枷，拍打着被太阳晒干的青稞。阵阵劳动歌声，伴着庄稼禾杆的芳香飘过。一堆堆金灿灿的麦粒在阳光下熠熠闪烁。各家的孩子，围着自家的麦堆，伸出小手抚弄着，让珍珠般的麦粒从掌心和指缝间滑落。突然，两人两骑在远处出现。霎时，场上歌声凝结，天真的笑容从孩子们脸上消失。来到场边，两个僧人翻身下马，从腰间解下一块方形木牌，在每堆麦堆上按过数次。每当木牌抬起，麦堆上便清楚地显出“色拉”字样。这麦便被查封了。来人厉声宣布：“大家听着，这些青稞全抵债了，明天过‘博’（量器，一克约28至30斤）。从现在起谁也不许乱动，不然当心小命。”男女老少一齐跪下：“老爷开恩，留下一点吧，要不我们都会饿死的。”“哼！吃肉时脸白，还肉钱时脸黑”，那俩人说罢扬场而去。原来，那俩人中的中的一人是色拉寺的“强佐”，专门派到这一带收债的。那块木板，叫做“沙当”（地封、地印），在当时的西藏，它具有不可侵犯的法律权威。这一幕使我们感到震怒不平，但因有纪律规定，怜悯又无能为力，至今想起犹怦然心动。

债逼得人民没有活路，为了活命，动了寺庙一点食物，一经发现便被残害。这样的惨案，屡见不鲜。展览会展出了三颗人头颅：两颗为旺果父子的。热振地方牧民旺果父子，偷拿了哲蚌寺果芒扎仓在当地收交待运的实物租税中的一颗牛头，扎仓巧布苏巴曲久绛秋即指使打手，于1954年12月6日将他们父子俩杀害，并将头颅带回寺里掩埋。僧人揭发后，工作组派工作人员杨澍桥同志，由几个年轻僧人引路挖出来提供给展览会。另一颗头颅是一个名叫东噶若的，他和另外11名农奴，被甘丹寺诬指为小偷。该寺铁棒喇嘛将他杀害，其余11人施酷刑后释放。东噶若的头和右臂被该寺宋仁波且留作供品和“仰腊”（招财手）用。这一事件，该寺僧人众所周知。

寺庙并不像他自己标榜的对众信徒一视同仁、平等相待，美妙圣洁。恰恰相反，这里等级森严，上层对穷苦僧人压迫、虐待、凌辱随处可见，馨竹难书。展览会展出了几位上层当权老爷的“辉煌业绩”：哲蚌寺雪吾藏巴伊喜曲桑，一次借口格喜洛珠曲培向他窗户打石头，责打洛珠曲培二百鞭子，并关禁闭；一次，他一时兴来，无缘无故令穷苦僧人洛桑旺堆将一条野狗押送到旁多地区，害得洛桑旺堆风雨奔波十多天；又一次，他诬屠夫平措偷东西，没收了平措的全部财产。甘丹寺茶瓦康村当权僧人曲巴，要穷苦小僧人赤孜每天为他向施主讨糌粑，一天讨不到就给一顿鞭子，不给糌粑吃，要他吃牛粪灰。赤孜有一次饿急了，吃了一点“朵玛”，曲巴就用烧红的火锥烙他的头，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哲蚌寺吉苏金巴镇美，人称“打卡若”（胀破嘴的老虎），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凶神恶煞。在他管理的庄园中私设公堂，随意拷打百姓；他横征暴敛以肥自己，奸淫妇女以泄兽欲；他每年两度到所管辖赤孜卡察看，百姓须黄砂铺路、焚香迎送；1954年，因十克青稞的债务，他将旁多一位老妇打死；他施虐寺内，穷苦僧人动辄取咎，因一点过失，他指使打手将一个名叫曲培杰曾的穷苦僧人活活打死。

“叛乱寺庙罪证展览会”，经过积极筹备，在哲蚌寺作了两个月的预展，1O月1日在拉萨策墨林正式展出。每天接待数千人参观。一进大门，观众就被一幅张贴画深深吸引，注目久待，凝神思索。一棵成熟的青稞孤孤零零地竖立在画面中央，四周三个人挥动三把硕大无比的铁锨，齐向那棵青稞铲去。一人身披袈裟、一人头戴顶子帽、一人身穿缎子袍。不言而喻，青稞象征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三个拿铁锨的人分别代表寺庙、官府和贵族三大领主。作者绘声绘色地揭示了三大领主对劳动人民的毁灭性的掠夺，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声讨。这不是一幅深刻揭示西藏封建农奴制度本质、颇具哲理的艺术杰作吗！这画并非出自名家之手，它的作者就是哲蚌寺的青年僧人伊喜西绕。本展览只有四名汉族干部管理人员，30多名解说员全由甘丹寺、哲蚌寺的僧人担任。筹备期间，两寺工作组从自愿报名的青年僧人中推荐30多名解说员。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发现益喜西绕的藏文书法不错，便要他为展览写藏文说明。在写说明之暇，他画了一张描绘三大寺剥削的画。我们建议他把三大寺改作三大领主，作为本展览的唯一的张贴画，他欣然同意。就这样，我和他也成了几十年的朋友。展览结束后，我回报社，经组织批准，益喜西绕参加工作，当上报社美工组的一名见习编辑，往后成了美术编辑、编辑组长，逐渐成长为西藏有名的画家、藏文书法家，取得高级职称，并有专著《西藏美术史》行世。那次展览会的其他解说员也大都参加了工作，仅到建工处当木工的就有六七人，成为建设新西藏的有用之材。他们自愿无偿作解说员，尽职尽责，展品中包括展示寺庙上层豪华生活的珠宝玉器、黄金白银，在没有专职保卫人员的情况下，在一个多月的展期内，未有一件丢失。他们在社会大变革中，灵魂得到了净化。从他们身上折射出西藏人民新的精神风貌，说明这场社会大变革是必然的，人民是衷心拥护的，人们不但在经济上、精神上得到大解放，思想上也起了大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