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坏事变成了好事——纪念西藏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

从1959年开始在西藏大地上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以平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为起点的。那场叛乱是蓄意已久、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反对民主改革、分裂祖国。早在1957年7月，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以“给达赖喇嘛献金宝座”为名，在所谓的宗教活动掩护下，在布达拉宫举行盛大仪式，接受了反动组织“四水六岗”藏语“曲细岗珠”，意为“四条河、六座山”，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区藏族聚居的地方。要求将所有藏区统归达赖喇嘛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表明了对反动组织“四水六岗”的支持。此后不久，这个反动组织的头头们麇集在山南哲古塘，在那里成立了所谓“卫教军”的叛乱武装，在拉萨以外的各个地区进行叛乱窜扰活动。1958年8月，少数上层反动分子玩弄“明抢暗送”的伎俩，让叛乱头子恩珠仓·工布扎西率领大批“卫教军”取走了西藏地方政府存放在南木林噶丹青科寺军火库的包括大炮在内的全部武器弹药。

1958年12月，他们以“争取中央谅解，平息康巴叛乱”的题目，召开十分秘密的官员会议，制定了“在适当时机把达赖喇嘛接到险要地点，在拉萨同解放军进行武装较量”的叛乱计划。1959年3月10日，就是他们选定的实行叛乱计划的“适当时机”。因为那一天是达赖喇嘛自己选定的要去西藏军区观看文工团演出节目的“黄道吉日”，反动分子们认为有机可乘，制造和大量散布了“西藏军区要把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主要官员抓上飞机送往内地”这样一个完全无中生有、荒唐离奇的谣言，煽动群众制造了“3月10日事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谣言不仅在当时欺骗了很多人，而且在很长时期中，大多数国外藏胞对此深信不疑。在我会见过的回国探亲藏胞谈到那次叛乱的原因时，都异口同声地重复这个谣言的内容。至今在西藏内部，不但青年人不了解事件真相，连许多老年人也不甚了了，仍然受谣言迷惑，心存疑团。这是非常不幸的。在今天纪念民主改革40周年的时候，我作为那次事件全过程的知情人和目击者，深感自己有责任把那次事件的真相再一次公诸于世（说“再一次”，是因为在1988年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短文），以期彻底消除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后来人懂得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付出了血的代价，值得十分珍惜，再珍惜。这也是我作为年届耄耋的藏族老人，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做的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1959年3月10日上午8点多，拉萨街头一片混乱，人们哭喊着奔走相告：“到罗布林卡去保护如意至宝（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这喊声对于笃信宗教的藏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声炸雷。于是，人们怀着震惊、惶惑、恐怖的心情，涌向罗布林卡，以保护达赖为名，包围了罗布林卡，揭开了武装叛乱的帷幕。这就是后来发展成为全面武装叛乱的“1959年3月10日事件”。

按照藏历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舞大会”。西藏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日”地方政府都要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1959年“破九跳神舞大会”时只有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和副司令员邓少东在拉萨。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邀前往布达拉宫。达赖喇嘛在他的卧室会见他们时主动提出：“听基巧堪布洛桑三旦说西藏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新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邓副司令员当即欣然应允，并告诉达赖喇嘛，这事很好办，只要达赖喇嘛确定时间，军区随时可以派出文工团去罗布林卡为他演出专场。达赖喇嘛说，罗布林卡不方便，那里没有舞台和灯光等设备，就在军区礼堂演出，他去看。事情就这样说定了。邓少东副司令员从达赖喇嘛卧室出来，回到噶厦专为他们看“跳神舞”设置的座位时，把这件事告诉了在那里的全体噶伦，他们都知道这个过程。后来，因为达赖喇嘛要在传召大法会上考“格西”，去军区看文艺演出的时间就拖了下来。

1959年3月9日下午3点左右，西藏工委统战部李佐民同志到我家告诉我，达赖喇嘛决定3月10日去军区看文工团演出，并转告达赖喇嘛的意思说：“噶厦官员明天不用到罗布林卡了，可直接去军区礼堂等他。”当时我想，怎么这样安排呢？按一般规矩，这类活动，噶厦官员都应先到罗布林卡，然后随达赖出行。我觉得情况有些不正常，预感会出事。我就对李佐民说：“这几天拉萨很乱，匆忙决定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文艺节目可能会出现麻烦。”李佐民说：“现在已没有办法改了，看文艺节目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不好改变，只好这样了。”当天下午六七点，我接到代理噶伦柳霞·土登塔巴的电话说，3月10日上午10点达赖喇嘛到军区看演出，要全体噶伦9时到罗布林卡集合，研究好达赖喇嘛去的办法后随同达赖一起去。因为首席噶伦索康·旺清格勒家没有电话，要我转告索康·旺清格勒。3月10日上午正值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政治学习时间，我要主持学习会没有直接去罗布林卡，而是带着官服先去筹委会主持政治学习，同时等待罗布林卡的电话，也想观察一下动静，看有什么情况。不到10点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西藏地方政府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桑颇才旺仁增径直坐车去罗布林卡，在距罗布林卡不远处被石头打伤，立即被送到德吉林卡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的医务室进行了包扎。10点以后，帕巴拉·格列朗杰的哥哥堪穷索朗加措被叛匪打死在罗布林卡门口，他的尸体被拴在马鞍上，由叛匪跑马拖尸游行。很明显，达赖喇嘛不可能到军区看演出了，我们也不可能去罗布林卡了，我就从筹委会到了军区。这就是1959年3月10日事件的起因和全过程，可是当时不了解内幕真相的人，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许多僧俗官员，全都听信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谣言。至今在国外藏胞中的大多数人仍然被蒙在鼓里，可见这个谣言误人之深、流传之广。

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观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数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按照常规，当时达赖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札萨以上的高级官员和部分贵族。

至于他们当时为什么要制造这个谣言，说穿了就是以此欺骗群众，发动武装叛乱，以反对民主改革。其实他们当时反对民主改革也是毫无根据的。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到拉萨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在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曾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的决定。后来，中央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于1956年底，决定在西藏六年之内不进行民主改革，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不进行改革，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1956年底至1957年初，达赖喇嘛与班禅大师应印度政府邀请，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总理亲自给达赖喇嘛面交了毛主席的亲笔信，信中将中央这一决定通知了达赖喇嘛，并向他做了许多解释工作。当时达赖喇嘛说，他个人认为六年不改的方针以及周恩来总理讲的许多问题很好，但这是一件很大的事，他还年轻，不能一人做主，要同随行官员商量后再答复周总理。当时，我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噶伦，也是达赖喇嘛随行官员之一，我们随行的主要官员认真讨论了周总理同达赖喇嘛的谈话后认为，西藏从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方面，没有任何违背协议的地方。因此对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见。但是在康区和甘青等藏区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视并认真纠正。周总理采纳了这个意见。当时不存在西藏搞叛乱的任何理由，因此1959年在西藏发生的叛乱是毫无道理的。这次叛乱并不是中央政策和中央造成的，而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自己搞起来的。

至于“西藏独立”的口号，这更是荒唐的。西藏是不是独立的，无论从汉文、藏文的史书记载中还是从现存的许多历史文物里，如皇帝赐给西藏统治者的印信、金册等，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吐蕃同唐朝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从元朝开始，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实行王权管辖治理，至今已有750多年。这就是说，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毫无根据的，是站不住脚的。那些鼓吹“西藏独立”的人无非是以夏格巴的一本书为依据。我反复详细地研究过这本书，发现夏格巴在引用藏文的历史资料或汉文的历史资料时，对史料完全采取了断章取义、取其所需的态度，这样得出的结论只能是谎言。谎言是改变不了历史事实的。

据我所知，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上层统治者中确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害怕民主改革，反对民主改革，而那些亲帝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向他们灌输“要维护政教合一制度永远不改，只能摆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实现西藏独立，才是唯一的出路”这种主张，于是把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同“西藏独立”融为一体。由此可见，就上层统治者中间反对改革的那些人来说，他们同分裂主义合流的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至于实现民主改革，是符合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到民族进步、兴旺发达的大事。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兴旺发达，当然也包括了作为民族的一部分的上层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反对民主改革是毫无道理的。在这里必须指出一点，中央对西藏的社会改革，始终坚持了和平改革的方针。这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早就明确规定。和平协议第十一条明确写着：“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这里提出的“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同上层统治者们协商，体现出和平改革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点，在和平解放后至1959年3月10日之前的八年中，中央在藏工作人员既没有提出过有关改革的任何主张，也没有做过有关改革的任何宣传鼓动。与此相反，而是一再教育和等待上层统治者觉悟起来，“自行进行改革”。然而上层统治者的少数反动分子，不仅不觉悟，反而错误地估计形势，一再制造事端，反对民主改革。中央在1956年底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西藏的民主改革一定要在得到西藏领导人员同意后才去进行，只能改好，不能改坏。在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支持叛乱分子在各地进行窜扰破坏活动的情况下，中央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起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责任，平息叛乱，并没有其他行动。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以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的武装叛乱，却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奴和奴隶迅速觉醒，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叛乱，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如燃烧的烈火，把封建农奴制度的垃圾全部烧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西藏取代了封建领主专政的旧西藏，坏事变成了好事。

从那时到现在，40年过去了。这是极不平凡的40年，西藏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进步。尽管受到“左”倾思想和政策的干扰，尤其是遭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破坏造成的严重创伤，但是这40年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农牧业生产连年丰收，总产值比民主改革前翻了三番多，现代工业、现代交通运输、现代文化教育、现代医疗卫生、现代科学技术等等，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总体上，西藏社会从长期封闭状态摆脱出来，开始走进现代先进民族、先进社会的行列。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说明，对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民主改革，是西藏藏族和其他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选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亲历西藏民主改革》，中国藏学杂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