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宗烈：回眸雪域往事

1956年夏，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前，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保送我去学校就读）后回原单位。正待分配工作时，恰逢西藏派人来京调干。据称西藏正筹备改革事宜，要增设机构，并将从内地调派一批干部职工进藏。当时，上级已向新影厂下达文件，指令抽调三名摄影人员，去《西藏日报》《西藏日报》创刊于1956年4月，有藏、汉文两种文版。工作。国家需要，义不容辞，我即应召入藏。

到达古城拉萨，时年24岁。

西藏情况什么样？

西藏日报社坐落在一个藏式楼群大院内。它以前是贵族巨商“桑多仓”的私宅。50年代初，工委（即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用高价买下了这座大院，作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的机关。后来工委搬迁别处，便将大院拨给报社和新华社西藏分社。

由于历史原因， 《西藏日报》与内地各省报不同，一是在名称方面不叫中国共产党机关报，而称作“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机关报”；二是报社领导成员广泛，除工委任命的两位正副总编辑（中共党员）外，还有三位副总编辑是藏族上层人士，如噶雪·顿珠先生，是“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派来的四品俗官，德瓦夏·顿珠多杰先生，是“堪厅”（即班禅堪布会议厅）派来的“四品”僧官（两年后，改由札门·赤列旺杰接替），都是西藏的名门望族；另外，还有一位活佛擦珠·阿旺洛桑，是西藏著名的学者和诗人。

在藏文编辑部，还聘请了几位西藏的社会名流和学者主事编务。如江乐金·索南杰布、格西·曲吉扎巴（蒙古族）先生等。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各行各业的建藏人员涌入拉萨，满大街充斥了南腔北调的口音。走在古城拉萨，举目环顾，景象陌生而新奇。男人们脑后拖着根辫子，白色衬衫，领子竖起很高，领口还钉一颗锃亮的球状铜纽。人们的外衣，有的用氆氇缝制，有的用各式毛料做成，长袍腰束绸带，一式的和服衣领；妇女们则穿着色彩艳丽的长袖衬衫，套一件坎肩式收腰长裙。首饰胸饰，有繁有简，或因阶级贫富不同而异。沿街民居，大都是石头房子，平房，碉楼，二层，三四层的都有，一幢紧挨一幢，门楣窗廓，镂雕彩绘，颇为讲究。屋顶插了五色经幡，轻风吹过，飒飒作响。建筑连体，层层叠叠，形成一片诡异的、难以捉摸的迷宫。此地的居民除了几家贵族豪宅，便是庞杂的商人小贩群落。街上商店门面很小，一般不挂招牌商号，也听不见叫卖的吆喝声，几乎都是在静悄悄中做生意。个别的店家也用留声机放唱片，西藏民乐，南亚曲调，但音响不大，似乎与招商广告不搭界。许多路段摆设了焚香炉，炉中冒出祈佛的青烟，气味异常。街上有农民、牧民、商人、喇嘛、工匠、贵族、香客等。乞丐们晃动拇指，缠着行人讨钱。街巷狭窄，群群野狗到处乱窜。或许正值雨季，又无下水道设施的原因吧，遍地泥泞。街区面貌与一般省城相差甚远。“置身异域”之感油然而生。

来自五湖四海的我辈人等，在“长期建藏，边疆为家”的激励下，以高原为家，过着与内地很不相同的生活。

拉萨机关干部，响应号召，垦荒修渠，养猪种地，实行蔬菜自给、肉食半自给。每周，各机关都抽出些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基本任务就是拾大粪和打猪草。刚到拉萨的第五天，我们就赶上积肥劳动。行政科长李铭叫我跟他一路。老李以为我刚从北京来，又是大学生，或许不适应，边走边做我的思想工作，说西藏与内地不同，当地缺乏新鲜蔬菜，肉食也少，种菜养猪改善伙食，全靠机关职工自己动手。拾粪是积肥，既利于蔬菜生产，又对环境作了清洁，也为老百姓做件好事。我对他说，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干过不少农活，拾粪送粪是拿手戏。便从他肩头抢过扁担，挑上粪桶，在八廓街招摇过市，沿街铲起人粪和狗屎。那时，拉萨藏胞家庭缺乏卫生设施，市区也很少有公共厕所，乞丐又有数千人，随地大小便的现象普遍存在。加上野猫野狗又多，畜粪遍地，大街小巷非常龌龊。我俩在街上转了不久，就装满了两大粪桶。挑着往回走时，老李还一路表扬我呢。老李说，有些人天天“吃、喝、拉、撒”，偏偏不搞卫生，见到粪便，就像遇到瘟疫，捂鼻子就跑。我们边干边聊天，他说，目下西藏社会，从事拾粪的人，有两类人，一是被地方政府拘押的“罪犯”，二是“洛热瓦”，洛热瓦是“朗子辖”（市政府）管理下打扫街巷垃圾粪便的清道夫，实为乞丐，属于“下九流”的“贱民”阶层。我们为建设新西藏而来拉萨，工余之暇，拾粪积肥，搞搞副业生产，做做环保，应该是件善事，然而，也有少数人带着偏见甚至恶意，看不起“拾粪”，认为机关干部扫大街掏厕所，与“贱民”无异。

一日三餐，报社各族职工都在机关食堂吃喝。但我发现，藏族同胞大都只买肉菜和主食，从不（或很少）买绿叶蔬菜吃，尤其对韭菜一类。

喜爱肉食是藏民族的习惯。但蔬菜中含有大量维生素、纤维素等，对人体有营养价值，不食岂不可惜？我试着探问身旁一位藏胞，他是刚参加工作的一位青年，他操着浓重的藏北口音说：“我们吃肉，决不吃草！”原来，他将绿叶菜认为是青草，他说人非食草动物，青草才是牛羊吃的东西。他很奇怪：“汉族人为何吃草？”

旧时拉萨市场，食物品种不多，除了牛羊肉、酥油、萝卜、土豆外，看不到青菜、菠菜、韭菜等绿色蔬菜。

事过境迁。从前把蔬菜视作青草的藏族朋友，后来很快改变了观念与习惯。

有时外出采访归来，过了开饭时间，食堂已经关门。阿旺见我拿着空碗，一脸无奈，便邀我到他家“抓糌粑”。

阿旺家住报社附近，在南边小巷一个大杂院里。他租住的房子是二楼，小屋两间，外面是客厅兼厨房，内屋靠墙，铺着几个长形卡垫，这就是卧室。卡垫有两样功能，白天用来坐，夜晚当作床。家具不多，只有一只藏式木柜。他妻子是个织地毯的工人，两个孩子已上学，阿旺说，他刚买来一些新磨的糌粑，是用今年的新青稞炒出的，可香了。说罢就将酥油茶、糌粑、干肉搬到小桌上款待我。

阿旺向我介绍：青稞是麦类的一种，是高原主要的粮食作物。其麦穗带芒，外形与大麦或元麦相似，麦粒有黄、白、紫等色。它十分耐寒，可以生长在海拔4000米以下地区，最适应藏族居民的需要。青稞能用来磨糌粑、酿制青稞酒。

糌粑是用青稞或豌豆洗净晒干炒熟磨成的食品，和内地的炒面相似。但制作方法不同，炒面是先磨粉而后炒熟，糌粑却相反，是先将青稞炒熟，再进行磨面，而且不去麸皮。炒青稞和磨糌粑，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还含有技术。在当时的庄园里，并非人人会炒，须交由专业的农奴负责操作。

磨糌粑的工具是石磨，以水力驱动的石磨为多；牧区和城市小户人家用小型石磨，手工磨粉。水磨房筑在有落差的水渠中间，一般离村庄较近，是座孤零零的方屋子，屋中有一座靠水轮驱动的大石磨。后来，我下乡遇到炒青稞、磨糌粑的季节，那村舍和磨坊里散发出香喷喷的气味，真使人顿时口水直淌。

阿旺将我引到厨房，从大铜锅里舀了一勺水，叫我把手洗净，递给了一木碗糌粑，还加了一小块酥油和一些奶渣，再倒入酥油茶水（也可用盐茶、酸奶或青稞酒来揉），并教我用手指慢慢搅拌，如同和面一样，揉到能捏成团时，即送入口中，这就叫“抓糌粑”（进食不用筷子）。炒面团称“粑”，这是藏族的主食。新鲜的糌粑吃起来十分清香，我吃得很开心。

阿旺还说，用糌粑还能熬粥，用它掺水熬粥，再加些肉丁、萝卜丝、土豆块和野菜（荨麻嫩叶）等混煮，藏语叫“吐巴”。藏族常以“吐巴”当晚餐。

糌粑比小麦面粉的营养丰富，食用也方便。出门在外，只要怀揣木碗、怀揣“唐古”（一种揉糌粑的皮口袋），临时搞些茶水即可“开饭”，无茶时，便以青稞酒拌糌粑。我经常骑马下乡采访，一直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藏族最爱喝味道浓郁香醇、富有营养的酥油茶。我的同事洛桑成烈，家住报社大院。其妻格宗，特别擅长打制美味的酥油茶，洛桑成烈为此十分得意，经常当众夸奖老婆，口口声声说，他当年认识格宗，第一，她是美丽的姣娘，第二就是她具有一手高超的茶艺。他倾倒在她的美貌和茶香里，酥油茶成了他俩结合的媒人。

有天，我应邀去格桑成烈家喝酥油茶。

我们坐在客厅的落地窗下晒太阳，我逗着他的胖儿子玩，同时欣赏着格宗怎样打酥油茶。女主人将小块砖茶揉碎，用水煮开熬成浓汁，再滤去茶叶，倒进“洞莫”（打酥油茶用的细长木桶），放入酥油、牛奶、食盐、鸡蛋、芝麻粉、碎核桃等，然后将“甲罗”（木制的唧筒）一抽一压，上下搅拌，使之水乳交融。打了约莫几十次，已香气四溢。然后，她再把茶水装入陶壶，作进一步加温，这时酥油茶即已制成。男主人说，他妻子在茶里配上许多作料，做的是一种高级饮品，是专门款待贵客时用的，平时喝的要简单些，只用茶汁、酥油和盐巴三种原料。格宗将茶斟入木碗，双手捧上敬茶。我头一回品尝此茶的美味香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洛桑成烈还说，到藏族人家作客，如果主人不是赤贫，一般都会得到酥油茶的款待，客人不能轻易谢绝，否则即失礼。当然在机关内部就没啥问题，有些汉族人闻不来酥油的特殊气味，再高级的酥油茶也难以接受，藏族同志也能理解，可不必勉强。他还说，藏族喝酥油茶，是有一套规矩的，一般是边喝边添，作为客人，不要把碗中茶一口气喝完，你喝上一口，放下别动碗，主人家马上会来将茶水添满，假如喝了一半，再喝不下了，也不打紧，主人又来添满，你就让茶摆着，告辞时再一饮而尽，这样方符合藏族人的习惯和礼貌。罗桑成烈见我爱喝，十分高兴，就劝我放开肚子喝个够。从此，酥油茶使我喝上了瘾。

报社的汉族职工，大都是年青的单身汉，很少有带家眷的。报社仿效部队传统，过着半军事化生活。每天清晨，哨音一响就起床。早操洗漱后，学习藏语文40分钟，然后到食堂早餐；上班，各司其职，编稿的编稿，画版的画版，直到下班午餐；午后接着工作，晚餐后又上藏语文课，机关生活比较单调。作为记者，平时几乎没有采访活动。当时，上至张经武（中央人民政府驻藏全权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下到小兵，都积极投入学习，并把它当作考核业绩的一项内容。强调人人须过“语言关”。每当进食堂排队买饭时，就会听到有人用筷子敲着碗，哼起了顺口溜：

天叫“囊”（藏语之音，下同），地叫“萨”，

驴叫“彭古”，马叫“达”。

好人叫“雅波”，坏人是“杜加”。

休息说成“额索及”，吃饭叫作“喀喇莎”。

出门走进藏族社会，不懂藏语，真如“聋哑人”似的别扭。而在西藏当记者，语言工具更显重要。不会藏话，现场如找不到合适的翻译，麻烦很大，采访一受损不说，有时还会闹出笑话。文字记者老李就吃过亏，让人捉弄了一回。有次出差达孜，同事平措说有个朋友在该县工作，请他捎个口信去。老李问及姓名，平措答称是“明美多吉”。老李在县机关到处寻访此人，汉族同志都说不认识，藏族干部听了则哈哈大笑。他无奈，后来有人对他解释说，“明美多吉”是捉弄人的藏族俚语，其意为“无名金刚──男根阳具”。这时他才大呼上当。

但是，学好藏语文并非易事。因为旧西藏的语言与文字差别很大，可以说是两回事，语言也以社会地位不同而异，不同阶层的人，讲话也有不同说法。口语约有三种，敬语，客气语，普通话。贵族上层人士之间，用敬语或“客气语”交谈，下层（农奴或平民）对上层人士须用敬语；上层人士对平民百姓讲话，或平民之间用语，大都用平民阶层流行的普通话。兹举例：

“明拉喀日热？”（叫什么名字？），这是句普通问语。

“敬语”就不是这样说了，要讲“切让啦称啦喀热雪格由？”就如古代汉语“请问您尊姓大名”，十分咬文嚼字。

语言不可用错。农奴对贵族张口若不用敬语，即被视作“犯上”，轻则严斥，重则痛打。

当然，贵族对农奴发话，也不能用敬语，讲错也会引人讥笑，被看成自贬身价。

语言繁琐，文字更复杂，现代藏文与古代藏文的差别尤大。

我们的藏语文老师杨化群，报社藏文翻译，自编了一套速成教材，为我们传授生活和工作用语。他是四川人，新中国建立前曾在哲蚌寺出家，是寺庙里为数极少的汉僧之一。后与拉萨尼姑益西旺姆相爱，双双还俗，结成伉俪。西藏和平解放后，夫妻俩同时参加工作，杨在报社藏文编辑部当翻译，益西旺姆是广播电台第一个藏语女播音员。杨先生精通古今汉藏语文，还是藏传佛教“因明学”（佛教哲学）的专家。

杨先生是我学藏语的启蒙老师，他教学有方，能联系实际，启发学员大胆学用。在他的指导下，我求得了一些学习口语的基础知识。但由于我经常要出差采访，不常驻拉萨，未能从师系统学习，实在遗憾得很。

跟同事们聊天，话题离不开西藏形势。报社的“老西藏”说，“此时此刻，大门里是社会主义，大门外还是封建农奴制社会。”《十七条协议》的内容称：“……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内部的政治制度和达赖的固有地位、职权等均不予以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自己进行，采取西藏人民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中央不加强迫;……”

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的中国西藏，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逐渐建立起封建农奴制度。占人口不到5%的官府、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通称“三大领主”)，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土地、草场、山林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则被领主阶级踩在脚下，领主占有农奴人身，可随意对农奴进行凌辱、买卖、转让、赠送、抵押、交换或杀戮。统治者掌握着整个物质世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藏传佛教则掌控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三大领主的专制独裁，导致生产力的极端低效，社会贫富差距悬殊，“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严重阻碍了西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之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掠夺，更使现状“雪上加霜”。

太阳天天从东方升起，照亮并温暖着大地。但是，20世纪中叶的西藏高原，却笼罩在一片黑暗与凄怆之中。

拉萨东郊，一个女农奴在“支差”，为领主驮运青稞。她瘦弱的躯体看来仅有80来斤，而背上的驮物，少说也有二百多斤。她不堪重负，弓着背，弯着腰，艰难地迈着双腿。对农奴来说，超负荷的劳役，日复一日，无休无止。

我终于有机会外出采访了。1957年，我到后藏的色宗，经介绍，我住到金隆谿卡(庄园)的一个名叫扎西旺堆的农民家。从清早到天黑，看到农奴们的生活如牛似马，他们黎明下地，半夜才收工，整天在严厉的监督下劳作，得不到片刻喘息。臭气刺鼻的牛棚，是他们的食堂，也是睡觉的地方。管家提来一桶萝卜汤和一盒糌粑，算是晚餐。汤是不见油花的盐水，水面仅漂着几片萝卜；糌粑是豌豆磨成的，通常，豌豆是牲口饲料，人吃豌豆糌粑，光放屁，很难消化。而农奴在领主的眼里，一直被蔑视为“会说话的牲口”，在庄园里，农奴与牲畜是并列的。饥寒不由自主，死活也凭领主随意定夺。

房东扎西旺堆是一个贫苦的“差巴”户，全家8口人，租了金隆庄园30藏克（亩）耕地，由于妻子多病，子女又年幼，除他本人外，基本上就没有劳动力。因为连年天灾，庄稼歉收，生活极其艰难。他只能靠借债度日，欠下许多债，且多属高利贷。有天，我见到庄园管家强桑前来讨债，说什么今天若还不清欠款，就要牵走他的奶牛，还要捆他进牢房。在管家的刁难淫威下，可怜的扎西旺堆，身子缩成一团，吓得嗦嗦发抖，哭着求饶。我即时拿出相机，配上闪光灯泡，“噗”的一声，镁光灯燃烧，曝出强烈的光亮，刹那间，被摄者莫不吓了一大跳。

随即，我向他们作了解释和道歉。同时，胶片因感光而潜影，使我抓拍到一幅《逼债》的瞬间现场。

金隆庄园领主叫索朗旺杰，他全年的土地收入，仅青稞一项就有2853藏克（1藏克相当于28市斤），他向农奴放高利贷，高利贷折算成青稞，每年放贷15000藏克，年收入的利息，折成为青稞3000藏克，利息超过了土地的粮食收入。凡农奴借上高利贷，利滚利，最后，形成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受害人扎西旺堆仅为一例，他已陷落到债务的深渊。

越接触基层，也越来越多地看到农奴们的苦难。

82岁高龄的老农奴桂桑，双腿患有痛风，已不能站立，但仍逃不脱劳役之苦，每天仍须趺坐地上，摇滚着装满牛奶的陶罐，打酥油“支差”。

庄园的田间草滩，常是农奴家的“婴儿床”。作为父母的农奴，整天为庄园干活，得不到一分钱工资，还无暇照料孩子，只得狠狠心，将孩子放在草地上……

庄园不管小农奴的口粮，孩子们饥饿难耐，只能流浪求乞，甚至与野狗争食。在孝登寺墙外，我亲眼看到了流浪的乞儿和野狗一起抢食。

藏北是片荒凉的高寒地方，冬季极冷，每年的无霜期仅有两个月，最低温度可达零下40℃～零下50℃。草原居民大多是牧奴或奴隶，生活极度贫困，牧区不产粮食，劳动者很少有糌粑可吃，他们的主食是乳肉类，且生熟不择。在偏僻的牧场，牧民有时饿了，找不到食物，便用铁针刺破牛羊的动脉血管，吸血充饥。贫苦牧民穿的所谓“普巴”（皮袍），是用几张羊皮缝成的皮筒子，白天，将皮筒从头顶套下，用绳子束住腰，就是衣服，晚上解开绳索，身子蜷缩进皮筒，衣服便成了被子。这是什么生活？这跟远古的原始人有区别吗？!

在山南乃东凯松谿卡，我访问了一位名叫其米措姆的女朗生，白发苍苍的她，脸上布满了树皮一样的皱纹。身上的氆氇外衣，已十分破烂，白天当衣穿，夜里当被子，它是其米措姆唯一的财产。脚上的藏靴，不但破烂，还是一大一小的，问过之后，才知道那是拣来的东西。她的话音很低而且打颤。交谈费劲，好不容易弄清了她的身世。原来，她父母就是凯松谿卡的朗生。有年冬季下大雪，她父亲被派往浪卡子支乌拉差，一去就没回来，最后才得知冻死雪山。母亲悲痛至极，哭瞎了眼睛。聂巴（管家）想起来了才给她发一些吃的，想不起来她就饿肚子，不久也就饿死了，当时其米措姆才8岁，按庄园规定，她必须接替母亲当朗生。起初，给领主太太带孩子，后来就放牛、铡草、捻毛线、做各种家务。住在牛棚里，冬季，寒风吹进毫无遮拦的棚圈，如临冰窟；夏天雨漏进牛圈，全身就泡在雨水和粪水中。庄园管家每日只发给一小撮糌粑，一碗清茶，一片指甲盖大小的酥油，她半饥半饱地当了60多年牛马。

其米措姆一生没有结婚。她曾与一个外来支差的农奴相恋，在牛棚里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但早已饿死了；第二个是女儿卓玛。其米措姆40岁那年，有天铡草铡掉左手一段手指，鲜血直流，她痛得昏了过去。女儿卓玛哭喊着救命。但是，狠心肠的管家假装没有听见。其米措姆苏醒过来，发现有条狗正在吃她断下的指头。

由于没有药物医治，伤口感染化脓、腐烂。她疼得死去活来，眼看就快没命了。幸亏有个朗生大叔营救了她，大叔用酥油在锅中煎沸，然后将她受伤的手指摁入油锅，剧痛使她休克了，最后总算死里逃生，保住了性命。其米措姆的一生悲惨故事，几天几夜是说不完的。

当年拉萨城区的“邦村”，架着许多破烂帐篷，栖居着数不清的乞丐。据统计，拉萨市总人口20000余，其中乞丐就有4000多人，乞丐与居民的比例，甚至超过了非洲。

拉萨乞丐多，野狗更多。居民讨厌乞丐，却对狗十分仁慈——据说是佛教的教化之故，天天会给流浪狗撒食糌粑。

当“善人”前来布施狗粮时，乞丐们为了活命，顾不得野狗凶恶，常到街心与狗争食。

西藏城镇街头，常有饿殍，尤在冬季凌晨，常有因冻饿而死的流浪者横尸露野。对于尸体，无人报案，地方官吏也从不过问，皆由“热洛瓦”（市政部门的清道夫）收拾，“热洛瓦”们见惯不怪，他们像清扫垃圾一样，搬起尸体运走了事。

有一年到尼木县，我采访了一个名叫次仁的农民。“次仁”，藏语是“长寿”、“长命”之意，但是，老实巴交的他，却险些由于名字问题而丧失了性命。

他向我诉说道：“有天，我的‘老爷’喝醉了，跌跌撞撞冲进院子。他手中提着火枪，引线点着了火，吱吱冒着青烟。‘老爷’尖着嗓子高喊：次仁，快快过来，举起你的左手，让我试试枪法，看能不能打中。他端起火枪，眯起眼睛瞄着我，同时还说：别怕呀，你的名字叫‘次仁’，是‘长命’的人，今天借你的胳膊，试试我的枪法，要是打中了，说明我瞄得准，也验证你确实命大，如果子弹偏了，就说明你不该取名‘次仁’……”

“乒”的一声霹雳，次仁当场倒地。‘老爷’枪法不错，但次仁却永远失掉了左臂。

次仁说：“我这条命也真叫‘长’啦，竟活下来了。断胳膊也留下了，我舍不得丢，因为它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要留着做纪念。作孽多多的‘老爷’参加叛乱，战场上被打死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真应验了!”

随后，次仁从一个破木箱里，取出了一根已经变黑的、风干了的断臂给我看。

风云剧变

1956年夏秋之际，当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急于进行民主改革时，中央业已洞察。考虑到西藏实际情况，于9月4日下达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指示》，认为民主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西藏部分上层人士尚不同意，改革需要时间等待，我们须作出让步，工作应大加调整。

1957年春，工委开始精简机构，缩编人员。将汉藏族干部、工人、学员从45万人减为3700人，其中汉族工作人员精简92%，驻藏人民解放军减少70%，精简的人员，迅速调回内地，“大发展”转为“大收缩”。

西藏日报社的编制也大加精简，如汉文编辑部，即从150多人压缩到9人。我服从需要，选择留藏，成了报社唯一的摄影记者。

中央决策西藏“六年不改”，但是，和平解放后的西藏，形势已非昔比，藏族人民认识了许多社会主义新事物，要求改革的呼声愈来愈高。同时，部分上层人士，通过同共产党、解放军的接触，也进一步认识到：旧制度如不改革，西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

西藏社会这种潜在的变化，引起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少数上层（包括旧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吏、贵族、寺庙权贵）的恐慌。和平解放以来，他们就不断制造骚乱，秘密策划武装叛乱。特别在中央宣布“六年不改”后，更加猖狂地公开组织非法武装，围攻地方政权机构，伏击驻藏人民解放军、残杀政府工作人员和爱国群众，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认为中央允诺“六年不改”的让步是软弱可欺。他们或明或暗地支持昌都叛乱，并不断把叛乱引向西藏全区。

中央指示西藏工委说，应向噶厦表示严正态度，指出他们对叛乱分子的纵容是完全错误的，要求他们转变立场，认真担负起制止和平息叛乱的责任；并说明中央不会改变在西藏推迟改革的决定，将来实行改革时，仍采取和平改革的方针；中央把西藏的和平改革推迟到好几年以后，但西藏的反动分子却是永远不要改革；如果反动分子一定要武装叛乱，中央就一定实行武装平息叛乱。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当即将这些意见转告知达赖喇嘛。

西藏工委的领导人张国华、谭冠三等，还会见噶厦索康等主要官员，商谈如何制止叛乱问题。索康竟然阴险地提出要解放军出面处理。张国华当即严正指出：“叛乱分子窜扰西藏是地方治安问题，应由西藏地方政府负责处理。你们有权力、有责任，又有藏军，完全有条件处理好这个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噶厦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得如此软弱，如此暧昧，至今没有任何实际行动。只能说明你们当中有人与这些叛乱分子有着一种很不正常的关系。这是很不好的。”

谭冠三对索康说：“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们养那么多的藏军，不对付叛乱分子，是对付谁呢？”

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本人提出来的。在此以前，1959年2月7日（藏历新年除夕），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西藏工委秘书长郭锡兰应达赖邀请在布达拉宫观看孜古多尔（即除夕“驱鬼”仪式），达赖同他们谈话中提出，他听说军区文工团刚从内地回来，带来了很多精彩节目，他想去军区俱乐部看演出。那时我正在现场采访，目睹了这一过程。郑少东当时问达赖，时间定在哪一天比较好？达赖说3月10号是个黄道吉日。之后，邓少东就把达赖的这一意愿告诉了索康等噶伦和达赖的副官长帕拉，并经双方官员共同协商作了安排。

3月10日晨，叛乱分子不准商店开门营业，要市民都去罗布林卡。他们煽动说：“到罗布林卡去保护达赖喇嘛吧，汉人要把他劫走了。”并派藏军封锁了达赖喇嘛的驻地，实际上是将达赖软禁起来。3月10日这天，也就是反动集团所选定的“适当时机”，遂将叛乱公开化，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帜。噶厦的警察代本俊巴·才仁罗吉带领武装警察，荷枪实弹，在市内大街小巷，吆喝群众去罗布林卡，阻止达赖到军区去，气氛异常紧张。

上午，叛乱分子开始杀人，一是自治区筹委会委员、爱国进步人士堪穷帕巴拉·索朗嘉措在罗布林卡门口被活活打死，并将尸体系在马尾，鞭马拖尸“示众”达3公里，惨不忍睹。另一起事件是，刚刚被任命为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卸任噶伦桑颇·才旺仁增，乘车去罗布林卡，准备随达赖喇嘛到军区礼堂观看演出，临近大门时，遭到叛乱分子的石块袭击，车窗被砸坏，桑颇被砸破了头，司机将他迅速送回军区，才幸免于难。

3月10日下午两点，这是达赖喇嘛亲自定的时间，他要到军区看演出。我也准时去了军区礼堂，静候并准备拍摄达赖的活动。剧场布置得很讲究，达赖专座设在前排，茶几上摆着精致的糕点与水果。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等负责人，也已到场等候。但是，我发现到场的西藏上层嘉宾的神色甚为慌张、不安。直至太阳偏西，已无望达赖出现了。此刻，噶厦官员索康、柳霞和夏苏三人来到礼堂，向谭冠三政委“解释”达赖不能来军区的原因，谎称：噶厦事先不知道达赖要来看戏，现在外面的事态已经发展到他们无能为力的地步，达赖肯定不能前来军区了。谭政委当即严厉斥责他们是撒谎，指出：今天的事件显然是事先预谋的，达赖要到军区看戏是他自己提出、一个多月前就决定了的，通知了噶厦，你们却不知道；达赖喇嘛过去教导噶厦要服从中央，而你们不服从，却要达赖服从，究竟谁领导谁？今天的事，我们很怀疑！谭冠三最后责令噶厦务必负责保护达赖的安全。并须彻底追查今日制造流血事件的主谋者，要严惩凶手，抚恤、慰问死伤者，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索康等返回罗布林卡，反动集团立即召开所谓的“西藏人民代表会议”，会上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并决定由索康·旺清格勒、噶章·洛桑仁增、雪苦巴·江央凯珠、大惹·多阿塔青、凯墨·索安旺堆等领导“西藏独立”运动。会议还决定：

凡在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工作和汉人机关服务的藏族官民，限11日前登记悔过，不许再去办公，如不来悔过自首者，必严加惩处。

当晚，噶厦派人星夜分赴工布、澎波、山南、江孜等地，传送紧急命令，指令各地组织武装，迅速赶到拉萨“保卫达赖”。会议任命拉鲁·策旺多吉为叛乱总司令，并调遣许多武装僧人进驻罗布林卡。三大寺数千武僧进入拉萨，全体藏军进入了临战状态，噶厦反动官员派人打开了军械库，把枪支弹药分发给参叛者。是夜，叛乱武装分子向西藏军区、

工委机关驻地开枪开炮，拉萨城内火光冲天，一片腥风血雨。

1959年3月，拉萨上空阴云密布。叛乱分子疯狂开始进攻军区机关和工委所属企事业单位，残酷杀害我军战士和地方职工。同时，大批藏军不断涌入拉萨，占据了布达拉宫、药王山等制高点，控制了罗布林卡、大昭寺、小昭寺和市内许多坚固的建筑物，并在街口要道构筑工事，各条小巷都布置了武装岗哨，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

1959年3月17日后半夜，在索康、柳霞、夏苏、帕拉、赤江等策划下，达赖及其家人、随从、护卫等60多人，化装离开罗布林卡，窜到山南，继而向国外逃亡。

达赖逃出拉萨后，叛匪暴行愈加嚣张。不断制造杀人放火恐怖事件。

3月18日，叛匪破坏了市内所有的通讯设施，割断了电话线，砍倒电线杆，烧毁桥梁，破坏公路交通，焚烧运输公司的房屋。7000多武装叛乱分子，占据市区多处坚固的碉楼建筑，盘踞布达拉宫、药王山等高地，并不断开枪开炮，向我方发起进攻。凌晨3时40分，作为机关自卫民兵，我在三楼屋顶待命。四周密集的枪炮声不绝于耳，从瞭望孔往外看，西北郊区火光冲天，枪炮声激烈。19日，藏兵开到工委大门口，进行武装挑衅。

20日凌晨3时，叛匪发起全面进攻，向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人民医院、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气象处、贸易公司、邮电局，以及西藏日报社、新华社西藏分社等单位猛烈开火。

西藏日报社自1956年4月成立的那天起，便成了西藏反动上层集团眼中的大敌。到了1958年冬，报社大院受叛匪重重包围，几乎成为孤岛，工作人员进出时常遇危险，印好的报纸也运不出去。叛乱发生后，工委十分关切报社安危，即令迁至“彭苏”大院，同时，接应和护卫噶雪·顿珠、格西曲扎等上层爱国人士一道搬入新址。“彭苏”大院坐落在西藏军区北侧，便于出报和守卫。报社编辑，虽坚持写稿，但一旁放着枪支，时刻准备应对突发事件。每日除抽出少数人采访、编稿出报外，大部分职工都投入了备战。楼房内外，修碉堡、挖战壕，搬沙袋，筑工事，打水井，储足了数月的粮食与燃料。报社和新华分社组成了一个民兵连，由党组成员陆双欣挂帅，他是个老八路，实战经验丰富；连长名叫张登兴，印刷厂副厂长，是新四军老兵，全连有60余人的武装民兵。

3月20日凌晨，遵照中央关于平息西藏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指示，西藏军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于上午10时对叛乱武进行反击。上午8时30分，军区打开高音喇叭，用藏语、汉语广播，宣读《告拉萨人民书》，反复指出，这场叛乱正在严重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希望市民高度警惕，做好自我保护。同时，不断向叛乱分子喊话，劝他们认清形势，放下武器。

驻军在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的指挥下，以10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团的兵力，首先攻克市区的制高点药王山，然后对叛匪实施围剿，拿下了叛乱武装的指挥中心罗布林卡。随着这两地顺利夺取，拉萨的战局基本得到了控制。为巩固胜利，扩大战果，谭冠三命令驻军，连夜赶到人民医院、外事处、拉萨大桥一带，将兵力构成合围态势，以防止叛匪外逃。战斗打响后，遭受反动分子长期压制打击的上层爱国人士无比欣喜，雪康·土登尼玛等人还随同部队一道出发，向叛匪进行火力喊话，敦促他们弃暗投明、停止抵抗，积极瓦解敌人。在解放军攻打市中心时，盘踞在布达拉宫的叛匪不停地炮击市区。为保护布达拉宫，解放军的神枪手直接瞄准武装叛匪，击中众多敌人，而建筑、文物则无任何损坏。

20日7时15分叛匪向西藏日报社进攻。密集的子弹扫射过来，外墙火星迸裂，楼角广播喇叭被打成“蜂窝”。突然，从小昭寺窜来一股亡命匪徒，蜂拥向报社而来，在密集的火力下，窜到楼房墙下，企图置放炸药包。我们民兵守卫在三楼碉堡中，奉命反击，机枪、步枪加手枪向来敌射击，当即打退了百余名武装叛匪的多次进犯。

中午12时许，药王山顶被解放军攻克，我们在楼顶看到山头上飘舞着胜利的红旗。

21日晨，军区警卫营一个排官兵冲向市区进行巷战，经过报社时，报社民兵奉命配合。我也带着照相机和武器，随同战友们出击。在楼底，发现昨天叛匪在墙脚挖掘的二尺许深坑，坑内有一铁筒炸药，引信未及装妥，未能爆炸。我等迅速排除了这一隐患，然后紧跟部队参加巷战。途中，警卫营何指导员说：“只要今天不死，总要捉几个叛匪，缴它几条枪！”这虽不是豪言壮语，却显得朴实无华。他还正告我等民兵：“子弹在空中唧唧叫，说明离你还远，要是噗噗地响，就说明很近，你得马上趴下。”

面临一座宅院，大门紧闭。同事倪扶汉用藏语高声喊话，深受惊吓的居民，终于打开了院门。何指导员召集了全院居民，约有十五六人。民兵哈巴罗布用藏语协助何指导员，抚慰民众说：“现在，索康、夏苏、帕拉他们劫持达赖喇嘛，反对中央人民政府，发动武装叛乱，今天我们是来搜查武装叛乱分子的，是前来保护大家的，请不必害怕。我们应团结一致，消灭反动派，要把矛头指向敌人……”话音未落，“叭！”一声枪响，我身旁的战士应声倒地，右腿中弹，军裤炸开了棉花，鲜血飞溅。在何指导员指挥下，战士在瞬间摆开队形，一人将轻机枪架在自己的肩膀，机枪手立即到位，压弹、瞄准、扣扳机，“嗒、嗒、嗒！”当场击毙了暗藏的狙击手。报社民兵抢步上前，扶起受伤战士，立即背回报社急救。懂藏语的倪扶汉和民兵们留在院落，继续做居民的思想工作，劝告他们检举，谁是叛匪，参叛的武器又藏在何处。随后，有几个妇女打出手势，暗指一个光头和一个上身穿皮夹克的壮汉。手里端着美制冲锋枪的倪扶汉，走到那两人面前，说：“缴械吧，我们优待俘虏。”二人面色慌张，吓得脸变白，躬身走到走廊，从柴草中掏出两支步枪、三支驳壳枪和几十发子弹。接下来，这二人就被民兵押往军区俘虏营去了。

22日上午9时，布达拉宫叛匪总部成了孤岛，叛乱分子见大势已去，便放下武器，举起白旗。平叛部队停止了射击。拉鲁·策旺多吉、擦绒·达桑占堆等叛首，率残部踉跄走下石阶，终结了这场“西藏独立”的闹剧。

自战斗打响，不到三天，驻藏部队仅以1000余人的兵力，扫除了全部叛匪武装。拉萨各族人民纷纷走上街头，热烈欢庆平叛胜利，尽情欢呼正义压倒了邪恶，欢呼爱国力量战胜了叛国集团，欢呼人民军队又一次打赢了以少胜多的漂亮仗！

因为报社机关民兵全体参加战斗，报纸停刊两期。报社民兵忙着收缴武器、抓俘虏，英勇作战，无一伤亡。连续数日，编辑、记者穿越纷飞的战火，既拿枪打仗，又到处采访拍照。正如报社藏文专家格西曲扎之妻梅朵称赞：记者们“就像蜜蜂飞来飞去、一直在忙着采蜜”。

3月21日至23日，驻日喀则、黑河、阿里的解放军，分别解除了当地的藏军武装，接管了地方政权。我总是找机会随军行动，一会儿去罗布林卡、哲蚌寺，一会儿赴西郊农村、当雄牧区，采访拍摄搜捉残匪、发动群众参加对敌斗争、宣传民主改革事宜。

1959年春，中央根据西藏人民的要求和爱国人士的意愿，决定解放百万农奴，把原来的领主占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分给农牧民，变农奴主所有制为农牧民个体所有制；解散噶厦，废除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西藏的人民民主政权。百万农奴站了起来，扬眉吐气，做了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解散“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废除上层僧侣贵族专政的黑暗统治，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责成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

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受奴役的命运、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西藏，百万农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能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使自己彻底翻身解放。

农奴翻身解放

1959年6月28日至7月17日，行使西藏地方政权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

西藏农奴集会，强烈要求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

在平息叛乱的同时，从1959年到1961年，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各地展开，这是一场空前的历史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百万农奴推翻农奴主阶的黑暗统治，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社会的伟大革命运创举。

1959年8月25日，西藏达孜县农村发生了一件事：塔杰乡的翻身农奴从庄园的库房里发现了许多文契，原来那是农奴主据以剥削压迫他们的人身依附和高利贷债据。经历悲惨折磨的人们，随即被激怒起来，当场点着一把大火，焚烧了这些罪恶的债契。火焰越烧越旺，翻身农奴的情绪也越来越高，他们边烧边唱，扬眉吐气！现场情景使我深受感悟：大火不只是焚烧一堆账本契约，而是毁灭一个旧社会、旧制度。我随即抓拍下这一历史性的瞬间。

到1960年秋季，民主改革在西藏80万人口的农区胜利完成，20多万农户，欢天喜地分得了土地，他们围绕熊熊篝火，日夜狂欢，兴奋的泪水浸湿了他们的氆氇衣裳，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感人心扉的时刻。

农奴和奴隶彻底翻身解放，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实现了中国和世界人权事业的伟大进步。

1959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在山南凯松乡参加了一个村民大会，当时要选举凯松乡农民协会——农村基层的准政权机构。

会议在树林的草地上进行，男女老少来了200余人。个个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多数人全赤着双足，没有靴鞋。阿妈欧珠措姆，双目半瞎，一头白发，她从8岁起就在庄园当朗生，现在已有60多岁了。驼背朗生阿妈其米措姆，一家三代坐在一起：她的女儿央金虽说只有30岁，可是面容干枯黝黑，头发半白，已像个小老太婆；倚在她身边的小孩，不停地咳着喘着，是个瘦骨嶙峋的肺病患儿，如果别人不说他已有10岁，你还以为这孩子最多只有6～7岁呢，他自出生后就从来没有吃饱过肚子，身高仅有70厘米，然而早已登记是朗生了。会场上只有满脸黝黑的小伙子和眼睛发亮的姑娘们有些朝气，但他们似乎还未意识到，就在今天，受苦人将破天荒第一次当家做主、掌握自己的命运。

工作队张队长用藏语宣布开会。他说：“老乡们，今天是我们这些当农奴、当奴隶、受尽欺侮的人在一起开大会，开会做什么，大家都知道。你们的主人索康叛乱了，逃跑了，谿堆（领主代理人、庄园管家）也跑了。压迫你们的人已经垮台。现在，要选举自己的人来当领导，领导我们翻身，过新的生活。谁来领导呢，不识字的行吗？女人行吗？都行啊，只要心眼好，办事公道，大家信得过就可以选他做当家人......”

人们的脸上绽开了笑容，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两天，村民们对选举一事已有所酝酿。

“选尼玛次仁当主任委员！”有人大声提议。大家一下把目光投向坐在树墩上的一个青年人，他个子不高，黑脸膛，鼓额头，表情憨厚。他出生的头月，父亲就被领主鞭笞致死，9个兄弟相继饿死或病死，只剩下他与母亲在世上相依为命。

他从9岁起就在庄园里当朗生，放牛羊、种地、做工，从小受苦，忠厚实在。乡亲们是看着他长大的，对他十分信任。

“我们选其加做副主任！”一个中年妇女站起来说。人们当即把视线转到一群农妇中间，那是一位高个子、宽脸庞的姑娘。她害羞了，满面通红，一双大手摆弄着衣裳的袖口，不知所措。她也是苦命的朗生，是受尽领主管家打骂长大的。过去，她的主人经常只给她吃一个成人四分之三的口粮，却要她干两个半劳动力的活。人们在讨论中都表示拥护其加，同时又提名乌金、阿旺、多吉等9人当委员。人们在充满阳光的林中草地上围坐一圈。被提名的尼玛次仁等立在圈子中间，眼睛放出喜悦的光彩，兴奋的脸上冒出了汗珠。他们的身后有一张长桌，桌上放了9只碗。大家排了长队，依次从张队长身旁的布袋中抓一把豌豆。全村400多选民，用豌豆作“选票”，生平头一回行使了民主的权利，庄严地走向自己信得过的候选人旁边，在他身后的碗中投下了豆粒。于是，乃东县凯松乡农民协会宣告诞生，尼玛次仁以390票当选为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的主任。

农奴和奴隶们以亲身经历控诉三大领主的残暴，弄清了受压迫受剥削的原因，清算了旧社会的罪恶，在改革的洗礼中得到锻炼，提高了觉悟，体会到当家做主的神圣和光荣，由衷地拥护自己选出的人民政权。

后来，西藏自治区决定，将基层政权的试点工作放在乃东县，而凯松乡成为了自治区的第一乡。阿旺由乡农民协会提名，为乡长候选人之一，提交给农民群众讨论审定。

西藏第一乡乡长

改革前，阿旺家里有11口人，是凯松谿卡最穷的（差巴户）农奴。通过阶级教育，凯松乡的农奴们清算了三大领主的剥削、压迫的罪行。阿旺也找到了过去受苦的根本原因，在民主改革中，他提高了政治觉悟，锻炼成为积极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西藏自治区决定，将政权的试点工作放在乃东县，凯松乡成为西藏第一个基层政权试点乡。阿旺由乡农民协会提名，当选为新政权的主人、西藏自治区第一乡——凯松乡乡长。

阿旺常说：“共产党帮我们挣脱了枷锁，今后，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事事带头，以身作则。

阿旺是个不脱产的乡干部，也就是说，他仍是种地的农民，兼任乡长之职，不拿公务员的工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除了种好庄稼，还经常要到县里、区里开会，处理全乡复杂的行政、民事。早起晚睡，终年很少有休闲日。

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阿旺在乡长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他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病逝，完成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光荣使命。

百万翻身农奴的好榜样——“朗生”互助组的故事

1961年，西藏农民为发展生产，纷纷组织互助组。

但是，在乃东县桑嘎村的11户“朗生”却被排除在互助组之外。为什么没有人要呢？原因是太穷。过去，“朗生”是温谿（庄园）领主的“家奴”，他们做佣人，当马夫，放牧牛羊，纺线织布、打扫洗涤作杂务，农忙时临时干些粗活、重活，却不懂农业生产技术。民主改革中，虽分得了土地和房子，但生活仍然贫穷，又缺乏耕牛、农具，甚至还缺种子、口粮。村民在“自愿结合”组织互助组时，偏向“门当户对”，

有人对他们要求入组存在顾虑，怕他们会成为互助组的“包袱”。被撇在一边的“朗生”们，伤感而无奈。强巴叹气道：“会跑能飞的都入组了，只剩下从前住马厩的我们了。”不过，他的妻子次仁拉姆却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子，她劝慰强巴别难过，主张“朗生”们单独办组。她说：“单家独户有困难，团结互助有力量，不会种田可以学，只要勤奋劳动，就一定会种好庄稼，过上好日子。”在她的鼓励和带领下，桑嘎村成立了第二个互助组——“朗生互助组”。

他们虚心向老农学习，掌握了整套的庄稼活。经过三年艰苦努力，“朗生”们终于取得了农牧业生产双丰收，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丰衣足食。1963年，“朗生互助组”被西藏自治区评为先进集体，誉称为“百万翻身农奴的好榜样”；而那位坚强自信的女子次仁拉姆，还光荣地当上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1990年夏，我重返西藏采访，很想探望老劳模次仁拉姆，得知她刚从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职位上退休了，住在泽当镇郊区，遂专程拜望。在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我叩响并推开了院门，见次仁拉姆正在庭园浇洒盆花，便高呼：“阿佳（‘大姐’的尊称）次仁拉姆啦（‘啦’是藏语的助词，表示客套与尊敬），你好啊！”她回首看见是我，赶忙放下喷壶，连连拍掌、合十，高兴地拥我双肩，真如亲姐姐遇到了久别的小弟，说：“陈啦，你离开（西藏）十多年了，可想你啦！”眼前的次仁拉姆，已非当年风华正茂的大姐，她已年届古稀，头发都花白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她拉我走进客厅，屋里窗明几净，桌上摆着“忒”（奶酪）、牛羊肉以及农家自制的油炸糕，我边吃边说，扯着结巴乡的往事，谈着新鲜的见闻。她从暖水瓶倒出酥油茶，又从厨房拿出几瓶拉萨牌啤酒，笑呵呵地说：“老弟，过去因为穷，只能喝到‘清茶’，今天，我要好好办招待，请吃大块手抓(羊)肉，多多喝啤酒啰！”

星移斗转，沧桑巨变。回顾当年，响应祖国号召，有幸登上时代列车，奔赴西藏历史变革的征程。从参加宣传、贯彻《十七条协议》，到亲历平叛战斗、民主改革，血与火的洗礼，使自己得到锻炼、改造，加强了前进的意志与步伐。能将青春献给高原，我感到十分庆幸、荣耀。这辈子，我永远怀念并感恩西藏。

（选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亲历西藏民主改革》，中国藏学杂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