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五九

次仁拉姆 女，73岁，曾任闻名全国的“穷棒子互助组”组长、山南乃东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副主任。

1959年我32岁，是乃东宗桑嘎谿卡的朗生。这个谿卡是贵族门仲家的。我有时干农活，有时放牧。那年年初，从桑耶来了一伙叛乱分子，他们强行住进了村中富裕的大差巴家，到处抢粮食和牲口，连妇女的内衣都抢，还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并逼迫很多人去为他们放牲口、做饭。庄园的主人在叛乱分子来到之前就带上细软骑着马逃到拉萨去了。叛乱分子住了十多天，村里的人受尽了苦和气。这时，听说解放军从定拉处朝我们这的方向来了，一时，从拉萨等地来了许多人到我们村，有僧人有市民有商人，村中到处谣传着：共产党会派男人去打仗，让孩子和父母分离，不许我们信仰宗教等。一天早晨，远方传来枪炮声，村里的外来人和叛乱分子顿时大乱，都骑上马纷纷向泽当方向逃去。我们穷人无处可逃，只好呆在村中。中午，解放军来到村中，他们看了看庄园的房子，然后又继续追赶叛乱分子去了。

五、六天之后，我们村来了很多解放军。他们对我们很好，经常送吃的东西给我们穷人，还帮我们干活，给我们治病，从来不拿老百姓的任何东西，和过去来我们村的那些人完全不一样。村里的人都很喜欢他们。他们在村中主要是调查情况，比如，庄园的主人去了哪里，什么人家有武器等。在那之前，庄园的主人逃走时，把带不走的好东西都存放在周围的寺院里。管家的妻子是那户贵族的小姐。解放军调查完后便回去了，接着从乡里来了工作组，有三位汉族干部和四五位藏族干部。他们也是先搞调查，这次调查的内容主要是村里人的生活、生产情况，并对农田、牲口、农具进行登记。接着进行民主改革，把庄园的地契和债据都用一把火给烧掉了，并把庄园的东西分给了大家。我家分到了庄园的一间有六个柱子的房子。这是我家世世代代住过的最好的房子！此外，我家还分到了1头犏牛、1头小牛、6只羊、1匹马、6克地，以及烧茶锅和勺子等。当时，村里的人都很高兴，都说：托毛主席的福，我们的债没有了，还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东西，我们总算过上好日子了！

塔热·次仁玉珍 女，西藏文联副主席。

1959年春天，是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春天。春天的圣城，阳光明媚，风和日丽。然而不知为什么，刚刚过完藏历新年的市民们整天沉长着脸，表露出一种忐忑不安的样子。大街小巷里的人们三五成群，低声议论。八廓街里的居民整天忙忙碌碌，行色匆匆，闭门堵窗，显然是为了防止外人闯入。当时，拉萨城里骑马挎枪的外地人日益剧增，他们操着蛮不蛮、侉不侉的官腔到处横行，还不时地高喊：“先要杀死那些跟汉人走的藏人”。有人手拿喇叭筒在大街上演讲，说：“汉人如同生牛皮，时间越久越紧身”等等。这一切表明，拉萨正在酝酿着一种不幸的灾难。

有一天，我跟着阿妈转经，刚走到加波日（药王山）西侧开始向北转的时候，转经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大家争先恐后地纷纷向罗布林卡跑去。我和阿妈也莫名其妙地跟在人群后面走了过去。当我们来到通往罗布林卡的马路边时，看到罗布林卡东大门前已挤满了人。一个嗓音深沉的男人，通过东大门顶上的高音喇叭喊：“喜欢汉人的跟着汉人走，喜欢藏人的跟藏人去，从此藏汉彻底划清界线……”接着那黑鸦鸦的人群疆动起来，喊声雷动：“要杀死吃汉饭，穿汉衣的藏人！”我和阿妈一直站在路边，远远地看着。可能过了半小时后，有几个人用绳子拖着个死人过来了。那死人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毛料藏袍，里面穿了一套紫红色的内衣，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牛皮靴，剃着光头，头上有几道深深的刀痕。我紧紧靠在阿妈身边，看着那死人被拖走了。后来又听说他被拖到大昭寺前烧了。自此，整个拉萨的气氛更加紧张了。那些日子，整个拉萨充满了一种不祥的气氛。因此，我求阿妈带我回农乡去，可她说：“我们现在不能回去，你的两个哥哥在内地学习，我必须等他们回来”。我只好留在她的身边，等二位哥哥归来。

1959年3月19日下午，我去姐姐家。当时她住在公德林巧康色布院内的一个小屋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有一群满面血迹的陌生的藏族男人突然闯进巧康色布小院内，强迫居民烧桑烟，有几个老太婆战战兢兢地提着香料到院里烧了桑烟。我屏着呼吸躲在屋里。那些人在院里对外放了几枪就跑到巧康色布寺庙里去了。刚年满16岁的我呆立在那里，好久，好久，等我冷静下来的时候，想去找阿妈，心急如焚，不知所措。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这天好不容易熬到了天黑。外面的枪炮声继续。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民居起火了，烟雾弥漫，火光冲天，火势凶猛，随时都有扩散蔓延的危险。又是一个可怕的场面出现在我的眼前。有人说，那是巴西仓的家失火了。到了第二天太阳出来的时候，枪声、炮声没有了，解放军来了，一切都平静下来了。解放军发现我姐姐受了伤，就把她送到医院治疗去了。我阿妈安然无恙。

那一年发生的另一件事也让我难以忘怀。地方工作人员开始进入紧张的民主改革阶段时，吉曲河泛滥起来，洪水冲进拉萨市，整个大街小巷积满了水。市面和河面融成为一体。许多单位及居民的院内，只有划船才能进出，那些经不起洪水冲泡的土房、土墙纷纷坍塌。居民们的一些茶桌、罗玛（盛食物的竹盒）等也被水冲走了。危难时刻，人民解放军奋力抗洪，及时治住了那魔舌般席吞大地的洪浪，使圣城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乃东·觉果娃·索朗多吉 男，71岁，现任山南地委政协常务副主席。

我家住在山南乃东，世代担任原西藏地方政府山南总管的仲译，这个职务以世袭为主，被地方政府正式封为五品官。当时，山南的总管有两位，一僧一俗，僧官是孜仲·察多热，俗官叫觉杰。

我和夫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1954年，我俩参加了爱国青年联谊会，这一年，我作为青年团的代表，还去了内地参观。从那次参观，我真正感觉到了我们祖国的强大。回到西藏后，我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告诉了不少人。有的人不相信，也有人不爱听，认为我是在给共产党做宣传。

1958年6月，“四水大岗”的头子到达了山南哲古地区（今措麦县），宣布成立了叛乱武装“卫教军”，在那里建立了叛乱据点，并开始进行活动。

那时，因我和夫人都参加了革命，她已是妇联主任，时常有人朝我家放黑枪、扔石头。我家有一位女仆，她的丈夫被叛乱分子打死在昌珠寺门口，并用刀子把上身都给割掉了。打死的原因，说他是我们夫妇俩的走狗，是共产党的特务，是为我们俩联系汉人和送信的人。当时局势非常紧张，叛乱分子到处制造事端。为防止意外，中共山南分工委让我搬到他们的住处，那时叫“岗布”，即现在的行署院内。当时，我夫人的母亲和我们住在一起，她让我们打卦再决定，于是我请人算卦，卦上让我们逃离山南，于是我们全家带上四五个仆人半夜逃离山南，逃到了拉萨，并躲了起来，这才没有落到“四水六岗”的手里。我们逃走后，叛乱分子在山南地区打了三次仗，并杀了一些和共产党有联系的人。如，在我所在的乃东宗，有一位裁缝，因为他平时认识一些干部，为干部做过活，就说他是共产党的特务，抓走后就给打死了。

1959年拉萨发生叛乱时，我仍躲在市区的“康东卓康”，听说桑颇·才旺仁增在罗布林卡门口被打伤，帕巴拉堪穷被打死的事，后来听说罗布林卡在打仗。再后来，听说达赖已逃走了。平叛那几天，所有院子的大门都给紧紧地关上了。后来叛乱被平息了，有不少解放军陆续来到院中调查，把叛乱时朝解放军开枪的两个哲蚌寺僧人给抓走了，别的男人只要把家中的武器交出去，并交待是否参叛就没事。我和哥哥把武器都交了出去，并要回了一个收据，怕过后再来人收武器。后来，来了工作组，又成立了居委会，居委会告诉我们：住在拉萨是可以的，回山南也行，你们的行动是自由的。我说，我要回去。当时我们党的政策我懂一些，我相信政府。居委会便给我们开了证明。

回到山南乃东时，我们全家便住到了庄园里。庄园里有六七十名朗生，他们当时都仍住在自己的老房子中，那时，正在为民主改革进行宣传，我一方面参加上层人士的学习活动，一方面也去百姓中进行民改宣传。我们主要是告诉百姓“解放”和“自由”，我教育我家的朗生尼玛卓玛，让她参加革命，后来她当了昌珠区的书记。

在民主改革中，政府对没有参叛的上层人士实行赎买政策，工作组对该赎买的人家的土地、房屋、耕畜、多余生产资料，进行登记作价。我家便属于赎买对象，但我家在解放前不属于三大领主，只是原地方政府的属民，因此土地权不归我们，也就无权卖土地，只有房子、粮食、树林、牲畜和农具属于自己，于是根据国家的赎买政策，把家中的财产卖给了国家。

次仁罗布 男，现年68岁，曾任那曲地区小学教师，现住拉萨团结新村。

1959年，那曲有两个机构。一个是原西藏地方政府的羌基府，有两个长官，一僧一俗，护卫兵一百多个。另一个是共产党的那曲分工委。

我的父亲是曲水人。早年是夏格巴代本手下的一名士兵，随代本去昌都时遇见了我母亲，生下了我。一次，代本招集士兵的子弟在类乌齐学习，就这样，我学了两年多的藏文，并在二十多岁时到共产党办的那曲小学任藏文老师。

1959年之前，富家子弟不愿意进共产党办的学校，说那是汉人的学校。于是，我们就挨家挨户前去动员。那些富人对我们很冷淡，前去家访时，从不主动请我们进屋。但是贫苦的人家很热情，主动前来迎接我们。1959年3月的时候，那曲谣言四起，有些藏兵还公然在街上殴打学生，并用红领巾勒学生的脖子，搞得人心惶惶。那曲分工委提出抗议，不许他们打学生。为此，开课时，我们经常搬迁校址。这年3月的一个星期六，学校正在上课，解放军的一位翻译匆匆走进教室，对我们说：你们还上什么课，叛乱开始了，赶快让学生回家吧。我们赶紧让学生收拾书包，教室里一片慌乱。这时一位解放军军官朝我们跑来，说：不能让孩子们这么回去，万一遭到枪击怎么办？幸好孩子们还没离开学校，我们共有一百多个学生。我们关上校门，不让孩子们乱走动。在紧张的等待中，只听见枪声炮声，我有些好奇，想上二楼去看，解放军不让我上，说太危险。不到天黑，枪炮声就没有了，叛乱也平息了。第二天，学校让教师们去学生家家访，调查学生的安全状况，并宣传党的政策，告诉人们平叛针对的是反动派，不是群众。这时，富裕人家态度大变，都热情地出门迎送，而且口口声声“老师、老师”地叫个不停。不久，学校又正始上课，我们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前去动员学生，而是学生主动前来上课。家长的态度变好了，学生也主动来了，我们这才处处受到尊敬，这才觉得自己像个教师。

平叛之前，政府的救济，对富家子弟是给十多元大洋，对贫家子弟是给粮食。后来进行民主改革，给牧民分牲畜。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被派去参加民改。他懂汉语，名字叫顿珠次仁。这年9月份，让我去内地参观学习。11月份到了北京，还见到了毛主席呢。参观结束回到那曲时，发现社会面貌大变，我所在的学校，富家子弟也增多了。

我于1984年退休，共当了29年教师。

顿珠次仁 男，现年68岁，曾在那曲任小学校长。现已退休，住拉萨团结新村。

我是1956年从拉萨第一小学被派到那曲地区小学任教的。当时，学校对从偏远牧区招来的穷孩子和镇上的孤儿实行三包。此外，学生中还有宗本、商人和工匠等各行各业的子弟。校址是原来宗政府存放酥油、肉等的地方，是二层楼的石房，叫“嘎康”。那曲发生叛乱之前，我被那曲分工委抽到工作组，到寺院去进行宣传工作，我去的是那曲最大的寺院孝登寺，担任翻译。主要是介绍我们祖国的强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苏联的情况。那曲进行民主改革是在1960年左右。

达娃次仁 男，现年56岁，拉萨冲赛康居委会工作人员。

解放前，我阿爸是画匠，阿妈卖糌粑，加上我和弟弟，家中有4口人，生活很差。1959年我17岁，叛乱前夕，阿爸被朗子辖派去守卫大昭寺，弟弟去了农村，家中只剩下我和阿妈。一天晚上，拉萨上空响起枪炮声，人人都惊恐不安。我家房子临街，我们便马上关上房门躲了起来。第二天下午，几个藏兵上了我们院楼，房主的管家通知各户关好门。我紧紧抓住母亲。后来，有5户人家逃离了院子。母亲见到这，也想逃出去到我父亲那儿，我和母亲离开院子，可是根本走不过去，街上到处是枪声，院中的一位老人也想同我们一起去大昭寺，可是他的脚已经受了伤，很难走动。我和母亲只好摸着墙逃到一位亲戚家，他家住的是一层。第二天，我们仍躲在亲戚家未敢出门。那天夜里，我们听见不停的跑动声，不知是谁。天亮时一看，是解放军。后来又来了一些解放军和干部，让各家各户打开房门，有枪交枪。母亲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我们的房主已经逃走了，房主的仆人住进了我家。

那时，我阿爸他们已被解放军没收了手里的枪支，送押到桑珠颇章大院，并对他们进行分类，凡是参加叛乱的人和手工业者中有级别的人给关押了起来，别的人都放了回来。后来，母亲把弟弟从农村接了回来，我在家看弟弟，母亲又继续做她的小生意——卖糌粑。

民主改革时，我家被划为最穷的户，当时家里只有被子等一点点东西。工作组的干部们告诉我们：从此不用交房租，不用支差，房子完全归你们。那之前，我们租住的这个院先是夏格巴家的，后来又归达札拉让。从此，我家有了房子，还有了不少生活用品。不久，干部们让我参加了居委会的宣传队，宣传民主改革和党的政策。那时没有人对财产又是争又是抢的，相反把财产都让给那些最贫穷的人，所以在居委会民主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在建筑公司当工人。1991年退休，现在在居委会管理自行车。

益西 女，现年75岁，居住于嘎玛古桑退休房区。

在旧社会，我和丈夫是桑珠颇章的仆人。我们的主人是进步的爱国人士，1951年解放军进藏后，他和擦绒家最早解放了仆人。所以在1959年时，我已搬出桑珠颇章，租房住在八廓街的一家大杂院里。

1959年3月，有一天，我的房主让院子里的人都出去开会。会上，有一位藏政席的官员对大家说：西藏是独立的，我们要把汉人赶出去。说完，让大家去八廓街。没多久，只见一些叛匪用绳子拖着帕巴拉堪穷的尸体来到八廓街，边拖着尸体游行，边喊口号。我们都感到恐怖。到了晚上，拉萨城里响起枪炮声，我们都关上房门躲在屋里不敢出去。有时，一些陌生人来敲门，叫喊着让我们出去，说是要把汉人赶出西藏。我们既不敢出声，也不敢开门。这时，又从西藏军区方向的喇叭里传来桑颇·才旺仁增的声音，让大家不要乱动，不要出门，不要和解放军作对，否则会自取灭亡。就这样，我们在惊恐中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八廓街上一片宁静。不一会儿，来了一些解放军的医生。他们在呼喊，让受伤的人出去医治。没过多久，又来了许多解放军战士，身边带着翻译，搜查参加叛乱的男人。我们院子里有一户人家，其男主人是藏政府的代理人，解放军让他解下自己身上的藏装腰袋。他一解开腰带，立刻从藏袍里掉下许多金银器，其中还有金手镯，看来他是想携带着这些细软准备逃走。我从屋里拿出一张大方纸，上面有汉字，那是我的女儿交给我保存的。她当时已在藏族干部学校学习。解放军看见纸上的字后，没有让我的丈夫解开腰带。之后，解放军把院中的男人带走了。几天后，我的丈夫被放回了家。据他讲，解放军是在清查参叛人员，凡是参加了叛乱的人，都继续关押，没有参叛的就放回家。

赤列 女，现年66岁，在拉萨冲赛康居委会工作。

1959年我27岁。我家住在拉萨冲赛康，我丈夫是僧官拉乌达热·土登旦达的仆人，他从6岁起就为仆。那时我家有六口人，我们夫妇俩和三个孩子，还有公公，房子有三柱子大。当时社会有点乱，藏兵在不停地买马。我们都有些恐慌，不希望发生叛乱，以为一叛乱社会就会从此大乱下去。叛乱发生那天，我正好在家。主人拉乌达热带了一些人出了院子，他们本打算去军区大院解放军那里，结果没去成，街上藏兵和叛匪太多，只好去了布达拉宫。阿沛在喇叭里劝告参加叛乱的人投降。第二天天亮时，参叛的人就投降了。解放军来到我们住的院子里，我们把菜刀交给他们，他们不要，对我们态度很好，只是让院中的管家和仆人们排好队等待着，我丈夫正好也在家。那时，院中的枪和马匹早已被地方政府的人拿走，主人已被解放军带到军区大院。解放军让我们好好跟他们合作，把枪支全部上交，后来因为还缺一支枪，就把管家带走了。

不久，成立了居委会，开始准备民主改革，把我们院中的人按各家的生活条件分为三等。工作组最关心的是最穷的人，把从领主那没收的最好的家当先分给他们，就连吃饭用的筷子都发。那时，大多数人心里都高兴。

旦白卓美 男，现年65步，现居住于嘎玛古桑退休房。

我家以前是后藏日喀则南木林县苦尤地方的富裕户。1959年我26岁，在山南敏珠林寺负责管理乐器。当时，常常有一些自称是“四水六岗”的康巴人来到敏珠林寺，一会儿要求给他们提供粮食，一会儿又要求提供马匹。寺院并不愿意，但追于压力，因为他们手里有枪，就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达赖出逃时，和他的经师赤江和林活佛等人来过敏珠林。他们的护卫是500名康巴人，此外还有苏康等三位俗官，也有康巴人的护卫，都拿着枪，据说那些枪是美国人空投的。他们在敏珠林寺停留了三个小时。没过多久，即藏历5月，好象是5月15日，寺院里来了解放军的工作组，其中还有一位四川藏区的藏族，他的名字叫扎措，是解放军的翻译，也是后来扎囊县的县长。他组织寺院的僧人开会，说敏珠林寺是反动寺，和“四水六岗”有关系，达赖出逃时为他提供方便。工作组让僧入学习，让大家分开住。下层僧人仍住在自己的僧房，像我这样的上层僧人就都集中起来，大约有三十多人，其中还有一位七八岁的小活佛，以及一位布达拉宫“孜”僧官学校的老师。两个月后，让当地的群众和僧人一起开大会，批斗上层僧人。僧人中的积极分子被送到拉萨，在政协工作。我们在寺里，上午穿袈裟进行佛事活动，从中午开始换俗装下田干农活。藏历11月，给愿意回家的僧人发放钱和介绍信，送回各自的家乡。把寺院的粮食分给老百姓。我也回了后藏老家。

我于1979年到西藏社科院工作，研究历史和语言，是高级职称，1998年退休。

扎西卓玛 女，现年67岁，家住夏莎康居委会赤松拉让院。

1959年时，我28岁，在家当裁缝。在那之前，我参加过爱国青年联谊会的活动，我的姐姐当时已送咸阳民族学院读书，妹妹在拉萨中学念书。当时，我家住在夏莎康的“古需东嘎”（即苹果树）院。院子归属色拉寺，平常由寺院的一个代理人管理。我们称他为“房主”。

1959年3月的一天，我们院的“房主”召集大伙开会，说是大商人要组成一组，小商人组成一组，去保卫罗布林卡；剩下的男人去保卫大昭寺；妇女们都要带上汽油和布条，去烧毁西藏日报社。接下来，他又让所有的妇女上街去参加示威游行，说每家必须出一名妇女，哪怕只有刚出生的，也要背在背上去游行。“房主”还三次逼迫我按指印，说是不许我和汉人来往，否则就把全家人都杀光，我无奈只好按指印同意，受尽了折磨。我在拉中读书的妹妹也被“房主”派人叫回了家，逼迫她上街游行，我的妹妹也只好跟着上街，但到了“廓尔喀”那里，便想办法逃了出来。就这样，我们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更不敢出院子。这样，闹闹嚷嚷过了一天一夜，接着静了下来。两天后，一些解放军来到我们院外，敲响院门，院门从里面紧锁着，钥匙在那个“房主”的手里，他不让开门。这样，我们院和解放军僵持了近一天。后来，解放军态度强硬起来，他才勉强开了门。解放军进了院子后都很和气，既没有抢东西，也没有打人骂人，只是了解情况。他们见我妹妹会说汉话很高兴，就求她帮忙去当翻译，说是怕误伤无辜的人，违反政策。我妹妹就随解放军一同前去，让别的院子也开门。

之后，我们那里来了部队的工作组，住在“拉鲁”院，并成立了居委会，让我在居委会工作，民主改革也开始了。我们居委会当时叫“第七居委会”，我们这个居委会没有大贵族，于是从别的居委会分派一些来。当时进行阶级分类，我家定为工人阶级，因为我阿爸是修鞋匠、我是裁缝。我们院里的那个“房主”被定为代理人。贵族家的仆人也分为上下层，并给他们分了贵族家的房子。当时我家住在“古需东嘎”院的一层底楼，城关区的李同志让我们搬到二楼的好房子，但我们没有搬，因我阿爸有严重的关节炎，上下楼不方便，为此，城关区里的人误以为我们是怕达赖回来，还批评了我。

尼玛次仁 男，现年64岁，曾任乃东县凯松谿卡农民协会主任。

我从8岁起到23岁，一直在为凯松谿卡支乌拉差。凯松谿卡是大贵族索康的庄园。虽然家中只有我和我的阿妈，可是领主不同：我是索康家的朗生，我阿妈是贵族桑颇家的朗生，她要在卡多支差。我每天都为主人下地干农活，一天所得只有7两坏糌粑。我是“才约”（即终身奴隶——编者注），得一辈子为主人支差。

1959年我24岁，这年年初，村里来了一群康巴人，说是为了保护释迦牟尼、保卫西藏。他们强行住进富户人家，到处抢马、抢粮、抢酥油，并留下一些人看马，别的去泽当打仗。有一天半夜，这些康巴人内部突然大乱，互相争抢马匹，纷纷逃走，有些生病的还边哭边走。这一下村里也乱了，到处都在流传“要打仗、要来兵”的消息，我们都很害怕。虽然有些人说解放军和康巴人不一样，不会欺压我们，他们一来我们就往窗子外面挂哈达就没事，但村里人还是都逃到山上去了。第二天天亮时，解放军果然来了，他们没有进入村民的家，只是爬到房顶上在朝我们喊话。让我们回去。我们便陆续回了村子。解放军对我们很和气，也不动我们的任何东西。

这年5月，村里来了工作组。他们没有住进庄园的楼房，住在了老百姓的家中。他们先是住在大差巴家，后来又搬住到了最穷苦的人家，和穷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仔细地询问我们的生活、生产状况，算三大领主的剥削收入帐和农奴受剥削的苦难帐，还打听庄园主人的去向。当时，问我：你的家人在哪里？我告诉了有关我阿妈的情况，说：因为主人不同，所以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说：从此你解放了，可以和母亲住在一起了。再也不用受苦了，以后要给你们分庄楼里的房子和农具，你们成主人啦！就这样，类似的话在村子里互相传开，村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工作组在挨家进行了统计，调查和宣传后，将庄楼的钥匙从代领人手里拿了过来，并把四名代领人抓起来，开会进行批斗。从此，我们站了起来。5月7日，组织村民烧高利贷借据，收回抵押品，废除高利贷债务，接着进行阶级分类，统计出有多少差巴、多少朗生、多少富户，都吃什么穿什么，然后分土地。当时，村中地多人少，自己要多少土地都可以，因此有的人要了7亩，也有的人只要了3亩。接着分东西，给我分了贵族的2件袍子、2件毛料裤子、3件丝绸衫衣、一双鞋和一双靴子，还有庄楼里四柱八梁的“央康”，过去庄园里最好的东西就存放在这间房子里，一年只开一次。

我们村来了五六个“工作组”。1959年7月我们凯松谿卡成立了农民协会，这也是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我被选为农协主任。凯松谿卡在全区最先完成了土地改革。1959年9月，我随西藏参观团去了北京，崔科是团长。后来我担任了凯松乡党支部书记，1972年年底退休。

拉坶 女，68岁，曾任山南地区乃东县凯松谿卡农协委员。

我阿爸、阿妈的原籍是今天的贡嘎县江达区。他们整天给贵族背东西、支乌拉差役，家里的小孩既没有人照看，更没有任何吃的东西。实在没有办法，于是商量对策，认为乃东地方的粮食多，便从那里逃了出来，当时我大约五六岁。我们租借差巴家的房子，去给三四户大差巴家干活，主要是干农活和放牲口。我从8岁开始就去给大差巴家当仆人。1959年，工作组来到我们村，他们不许富人家使用仆人，要求人人平等，我们才真正成了家。一位工作组的人还住进了我们家，帮我家干活，对我们很好。工作组的人告诉我们：你们从此自由了，再也不用受压迫和剥削，不用受苦，这全是毛主席的恩情。工作组的人还搜集群众的意见，帮助解决纠纷，并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发动群众。接着进行民主改革，我和丈夫分到了10亩地和一头犏牛。民主改革后，我当了农协的委员。

曲珍 女，现年76岁，家住拉萨东郊嘎玛古桑退休房。

1959年的时候，我家住在哲蚌寺附近的村庄。我丈夫是哲蚌寺的差民，我当建筑工人，当时正在给解放军盖房。拉萨发生叛乱那天，从晚上开始到处都是枪炮声，我和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害怕。我抱紧自己唯一的女儿躲在屋中，也不许丈夫走出家门，就这样，我们一家在恐惧中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许多人家开始出逃，有钱人骑着马驮着东西逃跑，没钱的人就背个小包逃走，也有不少人从乃迥寺附近朝我们这边跑来，我家也来了一些人。当时，从哲蚌寺里传来喊叫声，我们看到僧人在匆匆地走动，四周还有零星的枪声。到了中午，只见解放军上了寺院周围三面的山头，接着解放军下山来到我们的村庄，把来到村庄中的几个参叛人员给带走了。我因在那之前常见到解放军，知道他们对老百姓好，纪律也很严明，所以不觉得害怕。因我的丈夫没有参加任何叛乱，解放军就没有带走他。

这之后不久，开始了民主改革，每家分了几亩地，我家和另外两户人家还一起分到了一头毛驴。我们从此开始务农，进行农业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