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措旺杰：回忆西藏和谈

1951年4月20日，我们乘上专机飞往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首都北京。我们一行，各自的心情很不一样。西藏和谈代表，思虑着和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以及和谈的结果，而我和乐于泓同志则异常激动和兴奋，因为再过些时候，就要见到想念已久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了。飞到半途时，接到北京发来的电报，要我们在西安暂作停留，改乘火车前往北京。中央准备在北京车站举行盛大的仪式，欢迎西藏和谈代表团。

在西安机场，前来迎接的有西北民委主任汪锋等。当晚，举行了欢迎宴会，作陪的包括藏族著名学者喜饶嘉措大师。第二天，我们乘专列离开了西安。

4月22日，在北京站，受到了周恩来总理、郭沫若副总理、林伯渠秘书长、李维汉部长等中央领导同志、各界人士以及在北京的藏族同胞和其他兄弟民族代表数百人的热烈欢迎。西藏代表向周总理献了哈达。到首都北京能受到这么隆重的欢迎，他们非常感动，体会到各族人民兄弟般的情谊。

我们下榻在北京饭店。当时这是北京最好的饭店，生活安排得非常周到和舒适。

4月26日，经印度、香港来的西藏和谈代表在我国驻印度使馆参赞申健的陪同下抵达北京，与我们同住北京饭店。他们是“马吉”（总司令）凯墨·索郎旺堆和“仲益钦布”（大秘书）土登丹达，以及汉文译员尧西·彭措扎西（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姐夫）、英文译员桑都仁青等。

4月28日，周总理设宴招待西藏和谈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宴会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宴会上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西藏代表团代表达赖喇嘛向周总理和毛主席献了哈达和礼品。

4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和平谈判的首次会议。周总理首先宣布中央方面的首席代表是李维汉，代表有张经武、张国华和孙志远，并指定我和乐于泓同志列席会议。西藏方面的首席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代表是凯墨·索郎旺堆、土登丹达、土登列门、桑颇·丹增顿珠。接着，周总理就党的民族政策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作了说明，并恳切地希望中央和西藏的代表，以诚相待，积极努力，使和谈取得圆满的成功，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共同建设新中国。

以后的会议中，双方把有关问题都摆了出来，阐述了各自的看法和意见。中央人民政府首席代表李维汉在历次会议上，反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即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对我国各民族包括对西藏的侵略和压迫，也坚决反对旧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民族压迫政策，深刻阐明了新中国实行的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合作、共同繁荣富强的政策与历代反动统治者实行的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民族歧视、征服、统治、压迫、同化的反动政策之间的本质区别。他根据毛主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号召，强调指出，我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互相帮助，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符合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李维汉同志阐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各族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这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本质的区别。总之，实行民族对民族的统治和压迫是与共产党的原则水火不相容的。

西藏和谈代表团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特别是长期与世隔离，封闭保守，他们对李维汉同志阐明的上述原则和国内外形势缺乏必要的了解和理解，因而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和要求时，与中央的精神和要求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即使个别代表在昌都战役后以及来北京的这段期间，在思想上有新的认识，但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得把西藏当局交待的观点和要求在会谈时照样加以阐述。这是和谈初期阶段所面临的基本难题。鉴于这种情况，不论会内会外，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多次谈话，尤其是李维汉同志作了耐心的说明。他坦率地指出，由于历代中央政府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因而西藏方面至今保持警戒的态度和各种疑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已经说明了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今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决不会重犯旧中国中央政府的错误。这点，在今后的岁月中，实践会证明的。经过中央代表的多次诚恳谈话，西藏代表对中央的精神逐渐有所领会，改变了原先的看法，没有坚持那些不切实际的意见。

尽管如此，在涉及具体条文时，还是有过反复争论。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上，西藏当局很有顾虑，提出了一些要求。中央方面作了解释，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捍卫各族人民利益的子弟兵，进军西藏是为了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国防，这与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历代封建专制主义的征服者的军队有着本质的区别。经过说服，逐步消除了他们的顾虑。

其次，西藏方面认为“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与“西藏现行各种制度概不变更”两条之间，互相矛盾，提出疑问。中央方面作了说明：“有关西藏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人民提出要求时，与领导人员协商解决。”

5月24日晚，毛主席出席了在怀仁堂举行的庆祝和平解放西藏的盛大宴会。宴会前，我和乐于泓同志在怀仁堂院内突然遇见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我俩急步上前，乐于泓同志立刻行了一个军礼，并向毛主席介绍了我。毛主席紧紧握着我的手，微笑着说：“啊，平措旺杰同志我知道你……。”然后亲切地拍着我的肩头说：“年轻人长得很健壮嘛！”

在宴会上，毛主席、班禅大师、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郎旺堆、陈叔通、李维汉、马寅初和我都在第一桌，使我有机会第一次聆听毛主席的言谈。席间，毛主席神采奕奕、谈笑风生，显得特别高兴。他兴致勃勃地讲到，中国历史上有个常胜将军薛仁贵被吐蕃军队打败过，还说吐蕃的军队两次攻入长安，说明藏族是一个伟大而强悍的民族。

毛主席致词时说，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尤其是汉族和藏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藏族内部也是不团结的。这是历代反动派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造成的。现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力量、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力量、班禅大师领导的力量都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团结起来，共同建设祖国大家庭、建设新西藏。然后，毛主席端起酒杯说：“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干杯！”全场在热烈的掌声中，相互敬酒祝贺。席间，我也向毛主席敬酒，主席亲切地说：“你们长期为解放藏族人民而奔波，辛苦了。”

那天，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以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约200多人出席了宴会，气氛非常融洽，体现了中央对西藏的亲切关怀。西藏和谈代表也深深感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

在整个和谈过程中，虽然中央和西藏双方都有各自的翻译人员，但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需要掌握好中央的政策精神，并相应地对有关问题能及时作些必要的解答等原因，周总理和李维汉同志要我来做重要会议的翻译和解释工作。我除了要参加中央代表团的有关会议外，还要在会外给西藏代表作疏通情况、解释疑难、翻译各种政治词汇的含义等具体工作。此外，每天还要去李维汉同志处汇报工作，经常忙到深夜。

（节选自西藏自治区党史办公室编《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