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克：记甘丹寺的民主改革

1959年3月，在西藏这场武装叛乱中，许多寺庙的反动活佛裹胁一部分僧人参加了叛乱，并以寺庙为据点来袭击和伏击我军政人员。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庙的当权僧侣，更是西藏叛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他们不顾西藏历史事实，破坏《十七条协议》，分裂祖国，背叛人民，成了叛乱的急先锋。所以，在平息西藏叛乱时，彻底肃清三大寺的叛乱分子，摧垮三大寺的反动基础，就成了西藏人民急迫的愿望和要求。

当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公然发动武装叛乱时，毛主席就断言：“少数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其结果带来了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比较彻底的解放。”

为了彻底平息西藏的武装叛乱，实现西藏人民彻底解放的愿望，经中央批准，中共西藏工委，于3月26日组成三个军事管制委员会，分别进入甘丹、哲蚌、色拉三大寺，进行平叛改革工作。甘丹寺的军事代表兼工作组组长是杨东生同志，我是副代表兼副组长(由于工作的需要，杨东生同志只在甘丹寺工作很短时间就离开了，后来的工作主要由我负责)。我们和三十多位藏汉族工作同志进入甘丹寺，进行了一场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激烈而又艰苦的革命斗争。

(一) 

我们军管会全体工作人员于3月30日的午夜，在武装部队护送下向甘丹寺进发。为了防止叛乱分子据寺顽抗，部队包围了寺庙，进行喊话，命令寺内参加叛乱的人员出来投降。到中午一点，参叛僧人表示投降，并交出步枪四支和一些火药枪、刀、矛。我们立即向全寺人员宣布：从这一天起，甘丹寺实行军事管制。我们按照西藏工委对三大寺采取政治争取、军事戒备和充分发动群众，并把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指示，向在寺的僧人重申：党对西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变；对于爱国守法的活佛、堪布及宗教人士均予保护；对于利用寺庙和宗教进行叛乱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过自新就要依法惩办。对于参加叛乱的寺庙，如果表示投降，应按下列办法处理：1.交出寺庙内的武器；2.参加叛乱已逃跑了的僧人，应由寺庙派人设法叫回来，并交出其全部叛乱武器；3.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爱国守法的宗教人员，但对于参加了叛乱的活佛、堪布等如不悔过自新应予法办；4.隐藏在寺庙的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及叛乱和反革命的文件、证件必须全部交出来；5.军用物资应全部交出来。

经过我们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平叛政策，结合清查工作，充分发动僧人检举、揭发寺庙叛乱分子的人员及其罪行，到4月10日，我们已初步分清哪些人参加了叛乱，哪些是爱国守法的僧人，并立即召开大会，宣布对参加叛乱的骨干分子54人进行集训。并把搜缴来的45支枪，其中有叛乱分子从噶厦领的英式步枪12支；山南叛匪要求甘丹寺支援的信件；被涂污撕毁的毛主席像一百多张；带着斑斑血迹的解放军军大衣一件，及叛乱文件、图片一部分，在寺内进行了展览。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来揭露叛乱分子的罪恶，启发广大僧人的爱国觉悟。

我们军管会在4月～5月间，向寺内僧人反复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平息叛乱的政策，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西藏的部分和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学习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以开阔全体僧人的眼界，揭露反动上层的欺骗伎俩，不断提高大家热爱祖国、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觉悟，进一步启发僧人们对上层叛国集团反动本质的认识；认真培养在平叛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并选出了以贫苦僧人罗桑诺拉为主任，军管会雍王同志和爱国活佛巴苏为副主任的平叛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全寺的平叛工作；逐步恢复了寺庙正常的宗教活动，开放了宗喀巴大殿，让僧人和信教群众念经朝佛；为52名十五岁以下的小僧人们发放糌粑、茶叶和牛羊肉，改善了贫苦僧人的生活。通过上述工作，把全寺的僧人紧密团结起来了。

甘丹寺彻底肃清叛乱分子的斗争，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发展顺利，成绩显著。除继续揭发一般叛乱活动和搜缴叛乱武器及反动文件，各个康村的僧人交出叛乱分子的名单和罪行材料外，还挖出了以乃穷娃·顿巴江村为首，丹增索巴藏巴、钦绕贡觉等5人组成的应变组织。这是甘丹寺的叛乱头子在离开寺庙之前委任组成的。给他们的任务是：召集各康村的会议，研究假投降的办法，有计划地埋藏武器和焚烧文件，并统一口径来对付军管会，不准向解放军揭发寺庙的叛乱活动等。对于这一应变组织，经过查证属实后，便召开了全寺的控诉和斗争大会。会上除寺庙的僧人揭发检举这些叛乱分子的罪行外，附近的群众也跑来参加了控诉叛匪罪行的斗争。我们根据僧人和群众揭发的事实，报请工委批准，逮捕了乃穷娃·顿巴江村等人，同时宣布对49名有悔改诚意、主动交待问题的僧人解除了集训。这样就使寺庙的反叛乱斗争，目标更加集中，斗争更加深入了。

继揭发控诉乃穷娃·顿巴江村的斗争之后，根据自下而上的检举揭发材料，又组织了对甘丹寺驻拉萨代表、叛乱头子齐洛班登的斗争。参加这次斗争大会的包括附近寺庙的僧人和群众1300多人。在两天的大会中，广大僧俗人民用事实迫使齐洛班登交待了甘丹寺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叛乱的罪恶。据他供认：早在1950年甘丹寺就派出22名僧人到昌都，妄图阻挡大军解放西藏；1952年甘丹寺派代表参加了策划反对祖国的伪人民会议的活动，1955年甘丹寺的大活佛、达赖的副经师、叛乱头子赤江·罗桑依希到巴塘一带策划康区的武装叛乱；1958年甘丹寺派僧人到山南参加围攻驻泽当的解放军；1959年１月从噶厦领了英式步枪230支，把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僧人组成叛匪预备队，强迫50名僧人到罗布林卡去当“敢死队”，谁不去就遭杀害；下令甘丹寺的所属庄园差民去干烧桥、毁路、袭击汽车等破坏活动。另外还交待了他参加叛乱会议中讨论成立“西藏独立国”的内情和通过帝国主义分子在噶伦堡为叛国分子来往发电报、策划叛乱的情况，等等。把甘丹寺一些叛乱头子背地里的勾当彻底暴露在僧人的面前，使大家看清了这些披着袈裟的上层反动分子的真实面目。僧人们说：他们口口声声说僧人不能杀生，是佛法规定了的。可是他们领来那么多枪炮，给什么护身符，强迫贫苦僧人去当卫教军，袭击解放军，杀害老百姓，他们不是活佛，是披着袈裟的吃人魔鬼。

经过僧人们两个月的揭发和斗争，查清了甘丹寺原来堪苏以上的参叛人员和强迫参叛的僧人。僧人们说：“我们甘丹寺成了叛乱的马基康(叛乱司令部)，反动的活佛和堪布成了马基(叛匪司令)。”僧人们还揭露了西藏上层的索康、柳霞、夏苏等人和噶厦的叛乱罪行。僧人们完全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大家高兴地说：“噶厦成了一件生满虱子的破皮袄，它只能吸食我们的血肉，我们早该丢掉它。”

(二)

要挖掉叛乱的根子，就必须砸烂万恶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工委根据斗争的趋势和广大僧俗人民的要求，提出对叛乱寺庙要进行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三反”斗争。甘丹寺便在1959年6月～7月间开展了这一斗争。

各组的僧人先从米村、康村清算迫害账、压迫账、剥削账，使大家认识到，贫苦僧人到寺庙是给上层僧人当奴隶的。所有贫苦僧人一入寺，必须给全康村的所有僧人一次“达”(挂名费)。如果放不起，就要在寺庙进行长期劳役或终身劳役，没有人身自由，受到格干、铁棒喇嘛的随意打骂、体罚，甚至残酷的刑罚。僧人阿旺次仁在控诉中说：“我从8岁到甘丹寺当僧人，到32岁的二十五年中，不仅不会念经，连30个藏文字母都不会，整天替寺庙当牛作马地干活，是个穿着袈裟的奴隶。”

甘丹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受害最严重的还包括寺庙所属庄园的农奴和奴隶。根据“三反”的斗争发展，逐步由寺内扩展到了寺属庄园，由贫苦僧人发展到了各谿卡的农奴中。为了斗争的需要，西藏工委在5月初任命我兼任达孜县委的第一书记，统一领导甘丹寺和达孜县的“三反”斗争。

为了让群众不误农时搞好春耕播种，我们军管会早在4月21日就抽出六位同志，分成3个农贷小组，对甘丹寺所属的16个谿卡的540户农奴，发放了6543藏克种子，对特别贫穷的农奴发放了救济粮。群众有了种子和吃的，春播搞得又快又好，为农奴翻身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创造了良好条件。

5月底，我们军管会首先派工作组，在受苦最深的塔吉谿卡进行了“三反”试点。经过一段艰苦的发动群众工作后，于6月6日召开了有僧人参加的群众诉苦斗争大会。对甘丹寺派出的叛乱谿本达龙娃·强估群则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朗生旺姆在会上控诉说：“达龙娃经常给叛乱分子送粮、送钱、送枪；我是他的家奴，我的丈夫被他打死，我更是经常地挨打骂。有一次我打坏了一个陶罐，他打了我还不算，还给我戴上了手铐脚镣关进监狱；我有几个孩子都因为他不给口粮全饿死了。我刚满一岁的孩子，冬天没有衣服穿，达龙娃逼我去支差，等我回来，孩子已经活活冻死了。”大家揭发达龙娃有一支枪，他拒不承认。旺姆十四岁的女儿次仁央宗当场说出他枪的式样、什么时候拿出去藏了等等。逼使他不得不带路到河滩里挖出了枪和子弹。老阿妈单增卓玛在控诉中说：“我19岁给他当佣人，今年已63岁了，白天给他干活，夜晚还要给他倒屎倒尿，我给他干了几十年的活，到现在只有身上这件破衣裳。他这个披着人皮的野兽，还把我的小女儿给糟踏了……”在两天的控诉斗争大会上，群众揭露了达龙娃参加叛乱的许多事实，清算了他压迫和剥削农奴的种种罪行。

在塔吉谿卡控诉斗争大会之后，军管会除继续深入开展寺内的“三反”斗争外，抽出大部分人员，带领贫苦僧人积极分子，分头下到达孜县的章多、珠西、夏扎窝、巴纳雪等庄园去发动群众，进行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斗争。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工作，把寺外的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一股革命的烈火在甘丹寺的内外迅猛地燃烧起来了。

甘丹寺军管会和达孜县委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经西藏工委批准，于8月5日，在甘丹寺召开了僧俗人民控诉斗争大会。参加斗争大会的有甘丹寺所属的122个宗谿，33座寺庙的农牧民和僧人3216人。在五天的大会上，有108位苦主，对甘丹寺反动上层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和控诉。

在控诉寺庙的封建特权时，德庆宗的一户叫卓玛的居民说：赤江拉让为了霸占她的房屋，硬把她家的人赶跑的赶跑，害死的害死。光德庆宗就被赤江拉让打死或致残300多人，挨过打的达到2300多人次。从108名苦主的控诉和从1200名到会的群众提供的材料来看，就有541人被打，其中165人被打伤致残，121人坐过监狱，89人被流放过，538人被逼当奴隶，1025人被逼逃亡在外，有265户有亲人被活活打死或用其他手段被残害死，有72人被拆散婚姻，有484名妇女被强奸或轮奸。拉姆一个才13岁的女儿次仁央宗，被6个叛乱僧人轮奸后，病倒了几个月。西藏农奴祖祖辈辈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人身没有自由，生命没有保障。大会上展出的东西中，不仅有割舌、挖眼、抽筋、剥皮的刑具，还从甘丹寺搜出人头盖骨、人手、人心、喉管、人眼、人皮和少女腿骨等。群众听到、看到甘丹寺反动活佛和堪布干的这些罪恶之事，无不万分愤慨。群众说：这些反动的活佛对我们说，如果做了坏事，人死后要进十八层地狱，要被挖心、剥皮等。如果有地狱的话，应该把他们打进地狱，他们干的坏事太多了！

群众在控诉甘丹寺的残酷剥削时说，寺庙霸占着土地、草原、山林、河川，把农奴拴在这些土地上，敲骨吸髓地榨取农奴的血汗。凡是农奴主所需要的一切都以乌拉差役的名义，无偿地向广大农奴索取。甘丹寺的乌拉差役多达142项。如珠西谿卡凡种寺庙1藏克地的差民，每年要派一名常年乌拉和临时差役。常年乌拉每年要为寺庙拣牛粪8天，送牛粪8天，修水渠9天，耕播地两个月。然后每天放水，五天后拔草、割草，收割一个月，打场两个半月。除农业劳动外，白天要干其他劳动，晚上要给主人捻毛线，没有一点空隙时间，连出去大小便，主人都要监视。凡是寺内或寺外的房屋修建或维修，从伐木、挖土、背石到修建都要农奴无偿为其出力；寺内服务性差役更是名目繁多，如巴纳雪和巴噶切的差民，常年要到寺内替活佛、堪布、强佐等中上层喇嘛拣牛粪、割马草、磨糌粑、炸油饼、做鼻烟、碎辣子、扫地、擦地板、扫厕所、擦窗台，无所不干。甘丹寺的中上层喇嘛外出或运输物资，乘马和驮运物资的牲畜，也统统由差民负担。如塔吉每户差民，一年就要出乘马108头次，驮畜1031头次，人工558人次之多。每次达赖喇嘛到甘丹寺住，塔吉的差民还要从拉萨河往庙里背15天的水。除劳动差役外，物资差役更是无所不包，这中间大的项目包括食用物资、修建物资、日用物资和宗教仪式需用物资等。食用物资如巴纳雪的洛桑丹巴、格隆和夫金三家屠户内差，每年要向赤多康和铁棒喇嘛交牛3头、牛腿10条、牛胸脯肉14条、牛头9个，其他差役仍照常担负。宗教仪式需要的物资更是无奇不有，骇人听闻!如果把每户差民每年支应的差役按时价折合计算，珠西每户堆穷支付的26项差役折合为2873两藏银，每户内差(12藏克地)每年支付的33项差役折合9316两藏银。由于寺庙乌拉差役的残酷剥削，无数差民被折磨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事例不胜枚举。仅从19个庄园的不完全调查看，民主改革前几年间，因支乌拉差役路上遭坠崖、塌方、水淹等事故而死近37人，被打死7人，累饿而死的10人，逃离出去无法生活病困而死的19人，支不起乌拉差役而逃亡的294人。

高利贷是甘丹寺剥削劳动人民的另一种残酷榨取手段。反动的农奴主为了残酷剥削人民，不仅借贷的利息高，而且花样也多，最多的驴打滚、利滚利的“吉来吉加”，还有互相作保的“吉本吉古”和铁索连环保的“加达拉哲”高利贷。据我们对1200户农牧民的抽样调查中，有932户欠甘丹寺的债，其中欠1000藏克(每藏克约28斤)青稞债以上的有109户，10000藏克以上的有25户，100000藏克以上的3户。墨竹工卡宗有两户，一户叫江白，一户叫索朗卓玛，原先是全庄园十户人家共同借了甘丹寺50藏克青稞，借四还五的利息，利上加利，债越还越多，后来有3户人家被寺庙逼债而死，有5户被逼外逃，这样全部债务便都由他两家负担了，到1959年，债台已高筑到411012藏克，成了永难还清的子孙债。据当时大致统计，甘丹寺共计放出高利贷藏银234866品(每品折合银洋二元五角)，青稞821282藏克。

在8月10日的控诉大会上，广大的农牧民和贫苦僧人，一致发出了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贵族、寺庙、官家三座大山，砍断人身依附、乌拉差役、高利贷三条锁链的怒吼。在农奴的强烈要求下，将寺庙的有关限定乌拉差役、高利贷、人身依附关系的种种契约、字据，统统投入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这一天的晚上，群众以万分欢乐的心情，用舞蹈和歌声来庆祝这场斗争的胜利。 

(三)

甘丹寺的反叛乱、反特权、反剥削的斗争胜利后，达孜县委组织原属甘丹寺各宗谿的翻身农奴按照对叛乱领主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的政策，进行生产，夺取平叛后的第一个丰收年。

甘丹寺则在“三反”斗争的基础上，开始了民主改革的工作。首先废除拉吉、扎仓、康村、米村的封建特权和封建管理制度，废除监狱、私刑、体罚、打骂和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民主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广大僧俗的人权，在师徒关系上，废除打骂、体罚、污辱、虐待和敲诈勒索徒弟的私有财物和劳动收入，建立尊师爱徒的新型师徒关系；废除各种形式的经济剥削和无偿的劳役，寺庙僧人要自食其力，共同劳动，经济管理民主化。在宗教政策上，切实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黄教或信其他教派的都有自由，别人不得加以强迫或干涉。按照这个精神，甘丹寺经过僧人们的充分讨论协商，于9月15日成立了甘丹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推选出贫苦僧人洛桑诺拉为主任，巴苏活佛为副主任，负责全寺的宗教、行政、生产和生活等事宜。对于300多名要求回家或就地还俗的僧人，按照路途远近分别发给足够的路费和安家费；将要求参加工作的13名青年僧人介绍到拉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还选送了一些年岁小的僧人去读书。自愿继续留寺的312名僧人的生活安排：政府按照定级定量，每年发给主任、副主任青稞26藏克，委员22藏克，年老的僧人20藏克，一般僧人18藏克生活粮，还给寺庙留下10万元的管理费用、土地339藏克，在戴卡等地建立农场并留下耕牛9对、羊200只、奶牛100头和日常生活用品等，使甘丹寺走上了爱国守法、自食其力的新生道路。自愿留寺和自愿还俗的僧人都无限感激党的政策和西藏工委的关怀。

（摘自中国西藏杂志社编《西藏民族的新生》，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