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白·次旦平措:纪念百万农奴获得新生的日子——忆南木林平叛改革

发布时间:2019-04-03 15:00:00 | 来源:《中国藏学》1999年第1期 | 作者:恰白·次旦平措 | 责任编辑:

今年,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制造的武装叛乱,在人民解放军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战下,被彻底平息。

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粉碎了落后、残酷又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此,西藏百万农奴得以翻身解放当家做主,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这一划时代的变革的重大日子,我们都应该牢记在心。

拉萨叛乱时,我在日喀则。日喀则分工委统战部特派王宗明同志来通知我说:“拉萨的形势严峻,请你和家人立刻搬到统战部附近的嘎波康萨”。我听后立即收拾行李搬到那里了。那时,叛乱分子到处逃窜,正是旧政府被废除,新政权尚未建立的混乱时期。

难忘的旅行

这一年的8月1日,统战部把我叫去。李天民部长对我说:“明天与工作组一起去南木林县协助工作,今晚做准备,我也去,这件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8月2日中午,分工委宣传部张追光部长、统战部李天民部长、社会部徐开银副部长等30多个干部一起坐三辆大车,从日喀则出发。到了白塔马村下面的河岸上,解放军的几艘橡皮船在那儿等着,我们五六个人分成一组,乘船渡河。当时正是雅鲁藏布江暴涨的时候,船顺流漂到艾玛岗下游的一个沙滩上,然后我们背着行李步行赶路,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上村。当晚住在一个名叫萨拉瓦的人家里。这里有班禅大师的一个内侍官员,名叫香吉索多,他不仅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和吃的,而且准备好了第二天用的马和鞍子。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中午时到了一个叫作多曲萨隆的大贵族庄园里。他们父子俩都参加了叛乱,因此按规定在他家门上贴了封条。我们在旁边的一户人家里,呆到天黑之前。快天黑时,从日喀则来的解放军部队陆续抵达,之后就继续出发,然后我们也出发了。那天一夜都下着大雨,人和马都像落汤鸡似的。夜晚极度昏黑,根本看不见什么东西。路上的一些小沟里水深至膝盖,河水也在哗哗地响着。军队命令不准出声,也不准打手电,就这样走了一夜,大概在夜里两点才到达南木林西南部的一个叫嘉冲的村里。张部长派我找一个住处。我到几户人家轻轻地敲门,但只有狗叫声没有人开门,后又来到了一个门户较大的人家,门没关,也没狗。我推门进去,爬上台梯走进厨房,见里面睡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名叫曲龙喇嘛的巫师。我把灯点燃后摇醒了他。他睁开眼睛问了一声“你是谁?”我把灯移到自己面前,告诉他是我。他吃惊地说:“哎呀老爷!”我说:“不用怕,这儿来了几个领导,在你家临时借住几天。”他说“行!”于是他穿上衣服,打开了一间两个柱子的房子,铺了几个破垫子。我们被雨淋得发抖,他的妻子在房子中间点了一堆火,我们脱掉上衣前后烤着,房子里满是蒸汽。他也很穷,连清茶也没有。我们只能喝白开水,但这也是雪中送炭啊!

闪电般的军事行动

南木林有一个叫甘丹群科的寺庙,以前这里存放着英式步枪500枝,冲锋枪4枝以及大量的弹药等。1958年夏末,“四水六岗”从山南哲古派了一百多个骑兵把这批武器全都拿走了,这座有500个僧人的寺院的上层僧侣,大都是些顽固不化分子。因此当时日喀则地区范围里,南木林是斗争形势较严重的地区之一,上级各党政机关也把南木林作为后藏平息叛乱的主要地区。军队和地方干部等方面也作了极为周密的准备。第二天一早,天亮前,往外一望时,南木林的屋顶和寺院的大经堂的顶上已插上了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和我们一起经大路从南来的部队,由政治委员平啦带领的经达那浦曲翻山从南木林以西160公里处赶来的部队,从拉萨经乌郁和拉布东北部来的部队,同时聚集到了一起。把这一地区围了个严严实实。头一天晚上解放军来的时候一点动静也没有,今晨没有用一颗子弹转眼间就把后藏的叛乱分子的主要据点压了下去,暗藏的残余分子都不敢动弹。群众没有一丝惧怕和焦虑,心情舒畅。“解放军真是神兵神将”,“像这样军队,肯定是战无不胜!”当地百姓兴奋地相互议论着。

揭露隐藏的叛乱分子

我们马上骑马直奔寺院。这个寺的上层僧人都被召集到正殿上面的小经堂里,南木林军事指挥委员会主任张部长正式宣布成立了指挥部,要深挖叛乱分子的根,同时阐述了党的政策。这些内容也向大经堂的僧众和群众作了公布。从这天的中午起,除留一个连设岗守卫之外,其余的队伍都在各自军营里准备起程。中午,村庄周围一个军人也没有了。军队严明的纪律真让人记忆犹新。这都是我亲眼所见。

接下来,首先清查前年将武器提供给叛乱分子的情况。主谋都说武器是被抢走的。然而,广大群众和贫苦僧民们纷纷揭露事情真相。在涅仓林卡的僧俗群众的大会上,弄清了叛乱分子的主谋,是寺院的基巧林夏班旦和当时宗的孜钟强巴土登的宗代理及夏格巴建立的噶伦堡福利会的吉仲·尼玛达曲。叛乱分子到达时不仅不阻止,反而招待他们,并一起策划阴谋。寺院的执事们都被叛匪关进小帐篷里,叛匪们还强迫年轻的喇嘛搬了一夜的枪炮弹药。为了向叛匪们顺利交接,还对群众说:“今天晚上一个人都不许出来,如果有人出来或者上房顶,就马上开枪。”叛匪们还派了放哨的。对上述事情,逐件挨个进行当面对证,在事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罪行。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革命的局面也被打开了。对参加叛乱、支持叛乱的人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界限分别给予扣押有关当事人,没收财产,门上贴封条等处理。

打碎了千万个人的锁链

在平息反革命叛乱之后,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日喀则地区民主改革的主要试点也定在南木林县,为此加强了领导干部的力量。从内地专门派到西藏协助开展民主改革的干部中的一部分与来自萨嘎县和谢通门两县干部,还有从拉萨专门派来协助工作的一些干部,先后到达,总数约170多人。他们分成六个工作小组,分别到南木林、多角、达那、甲措、拉布普、乌郁等。民主改革运动顺利进行。农奴和奴隶们得到了解放。没有住处的得到了住处,没有牲畜的分到了牲畜,没有农具和生活用品的分到农具和生活用品。民主改革运动过程中,人们心情感到非常激动,取得了一些实际性的工作成就。

我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曲金男主任领导下的军事指挥委员办公室,清查嘎曲寺的文件,对群众的举报以及犯人的供词等进行翻译和宣读。正式成立了南木林县后,在县公安局郭局长的领导下,和过去一样做一些藏文文字工作,没有具体参加基层的民主改革。南木林县关于乌拉差役和人役税、地租、高利贷等用于压迫和剥削百姓的文件字据都被烧掉时,群众都高兴得叫着、唱着、跳着,天都黑了群众还都不愿回去。这些情景都是我亲眼所见的。当时有一个同事,名叫格隆格桑占堆,属多角乡工作组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多角萨隆的一个奴隶,分得一间四面有玻璃的房子。他睡在这房子的软垫上时,因太高兴和不习惯,一夜都没有睡着,直到黎明时,把被子拿到门背后铺在地上,这才睡着。还有一个农奴,分到了两匹马、一头牦牛、一头黄牛时,给它们喂好草料后,他也睡了。但他听到牲口脖子上的铃叮咚响时,觉得与平时不同,就睡不着了,不敢相信牲口真的属于自己。于是他拿着灯到牲口棚里一个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这才睡了一个好觉。这两个农奴的名字忘了。这种事我听说过很多,但由于时间过了很久,再加上现在年纪也大了,所以我都想不起来了。有关这两个农奴的故事,能够很好地显示出当时贫苦农奴的无比喜悦的心情。

建立了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权

1959年的国庆节前夕,管辖范围包括原“襄地四宗”即南木林宗、嘉措谿卡、拉布、乌胡林嘎谿卡,以及属于扎什伦布寺拉章的几处供养庄园等地在内的南木林县人民政府——后藏第一个人民政权正式建立,并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会上,县委书记郭文江同志和县领导黄万俊(藏族)同志讲了话,群众演出了各自地方上的歌舞,庆祝活动丰富多彩,取得了圆满成功。10月4日这天,云南昆明军区文工团专程到日喀则南木林县来慰问,为全体军民进行了盛大的演出活动。农牧民群众以前从未见过这种演出,因此有人还问:“这些女孩是真人吗?”显得非常高兴,掌声接连不断。总之,这是在历史上都没有过的,这么多人,这么大的节日活动,连想都没想到过的。后来,各区政府和乡政府也都先后成立了。

难以忘怀的几件事 

当时雅鲁藏布江北部的上游,因没有公路和汽车,全体干部和军队的日用品供给要靠牛马和驴驮运,而且还要过江。新鲜蔬菜非常少。分散在各地工作组的同志们生活更艰难。很多同志在贫苦农奴家里同吃、同住,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出行时,骑上马的话就算是很好了。他们的意志和精神真是难以忘怀。例如在南木林的一场平叛中,黎明时分,从拉萨来的部队的负责人,在波浪滚滚的激流面前无所畏惧,人和马都被洪水冲走了,最后连个尸体也没有找到。还有一件事:日喀则小学的会计,共产党员邵国珍同志是其岗村工作组的组长。他到南木林开会途中,骑马过河时,人和马都被急流给冲走了。后来我们划着牛皮船找了好几天,也是没有找到尸体。这些烈士在为使南木林广大群众获得翻身的革命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烈士,我们是永远忘不了的。谨此向这些受尽千辛万苦的藏汉干部们致以衷心的敬意。

不平凡的意义

南木林的平叛和民主改革只是西藏全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但对后藏地区而言,通过摧毁叛乱分子的主要窝点,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农牧区的人民政权,建立农民协会,办贫富比较的展览,进行“三反和三算”,深挖苦难的根源等步骤,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在整个运动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为逐步建立和巩固新政权奠定了基础。南木林县对境内旧政府官员中的十六个贵族以及各教派的大小寺院是否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叛乱进行仔细调查,正确地执行了中央规定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和其他地区一样,谢通门和萨嘎两县的全体干部及其他人员,通过亲身参加革命实践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得到了锻炼和学习。通过数百名藏汉干部的共同努力,一切都顺利完成。汉族干部有先进的经验,藏族干部熟悉地方情况,懂得本民族语文,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同甘共苦,在特殊条件下,民族团结得到进一步加强,干部受到了锻炼和培养。回想起来,我认为西藏的革命事业从各方面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这样,我从1959年8月至1960年7月,约一年时间,在南木林参加平叛改革工作。那段时间的耳闻目睹和亲身感受,尽量把它们回想起来的,写成此文,以作纪念。老一代汉藏干部那种无私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他们一心一意地贯彻执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像对待眼珠一样珍视、捍卫民族团结。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这些优秀品格,为西藏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全面跨向21世纪的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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