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鉴：年楚河作证——西藏江孜、日喀则地区民主改革追记

1959年在西藏民主改革轰轰烈烈地进行时，我作为《西藏日报》记者，投身于那场翻天覆地的运动，奔忙于江孜、日喀则两个专区，成了历史的见证人，忠实地记录了这一伟大的变革，结识了数以百计的农奴和奴隶。每当翻阅当时的笔记，眼前仍闪烁着农奴们声泪俱下的诉苦场面和翻身后欢乐幸福的音容笑貌。

当时领导江孜地区改革的是分工委书记阴法唐和以他为主任的军管会。副主任中有爱国进步的上层朋友吉普·平措次旦。领导日喀则地区改革的是分工委书记梁选贤。这两个地区各有不同的特点。江孜地区主要是叛乱地区，而日喀则地区，当时有自治区筹委代理主任委员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他领导下的堪布会议厅（藏语：囊玛岗），还有未叛的西藏四大寺之一扎什伦布。所以两地的工作重点、工作进程、工作方法不完全一样。给我的印象是，江孜地区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日喀则地区慎重稳进，进展和缓。

叛乱地区，也有未叛的甚至是爱国进步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未叛地区，甚至是班禅堪布会议厅所属宗谿和扎什伦布寺下属的小寺也有参叛的代理人。准确地划分叛与未叛，需要充分发动群众，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有的还需将材料上报中共西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工委)研究确定。

那时，爱国进步的西藏上层人士靠拢共产党，拥护改革，有的甚至抢先(抢在土改工作组进点之前)进行“改革”。在自己所属庄园免去差役、乌拉，给堆穷分点土地，让朗生当佣人，或减少家庭佣人，给佣人发工资、发粮食、给衣物等等，总之是施以小恩小惠，缓和群众斗志。在江孜、白朗、日喀则、拉孜都发生过类似情况。分工委领导在肯定他们支持、拥护民主改革的积极性的同时，严肃地指出，民主改革不能搞自上而下的恩赐，而是要充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彻底推翻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生产力的目的；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并不是从肉体上消灭农奴主，只要放弃了剥削，还是有前途的，不用担心群众不谅解、生活受影响；共产党不会忘了你们；赎买，是赎买生产资料和多余的房屋，不是分浮财、分金银财宝，不是分茶碗、垫子、噶乌和首饰。这些朋友后来一直和共产党合作共事，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作出了贡献，这是后话。

在江孜，我从集中学习的中上层人士中了解到，约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士当时对改革惶恐不安。他们没有参加叛乱，但与叛乱分子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怕斗争，怕强迫劳动，对改革持无可奈何的态度，勉强或不太勉强地赞成改革。如江孜六大管家之一的尧西·平康的管家达兴说：“现在改也得改，不改也得改，所以我要求改革。”寺院上层朋友则担心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和废除旧债、取消特权后，实行政教分离，影响寺院的经济收入，还有僧侣会不会后继无人等。这些思想顾虑，通过学习初步得到解决。

江孜是西藏贵族比较集中的地方之一，有中上层贵族近70户。1959年参加叛乱的有十几户、40多人。白居寺堪布土登白玛和四品俗官(仁希)帕拉·扎西旺久、尼雪·桑杰群培是比较典型的。

1959年6月我到江孜时，那里的群众正在揭发叛乱分子土登白玛的罪行。白居寺近千名僧尼中，参叛的有50多人，土登白玛是参叛头领。除了寺院上层叛乱分子外，群众的矛头还指向残酷压迫、剥削他们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帕拉·扎西旺久、尼雪·桑杰群培、都仁·丹增罗什的管家泽地·泽仁顿珠，以及加聂·朗杰、尧西·平康等。通过诉苦斗争，原来只怨自己生来命苦的农奴和奴隶，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明白了到底谁养活谁的道理。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夺回劳动成果，要求土地还家，他们把启发教育他们，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干部，特别是从内地去的干部称为“格根啦”(老师)，那股亲热劲儿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

江孜最早成立的四个平叛生产委员会是帕拉谿卡、麦松谿卡、东卜谿卡和占堆谿卡。帕拉谿卡又称班觉伦布，是叛乱头子帕拉·土登维登的庄园，由他弟弟帕拉·旺久管理，名声很大。兄弟二人早已逃亡印度。帕拉谿卡在西藏农奴主庄园中是比较典型的，因此，我先去了那里。

帕拉谿卡本身(不包括下属20多个小谿卡)有耕地565藏克。差巴24户，每户差巴下属又有一两户堆穷，每户堆穷种地3藏克至7藏克不等，差徭(或作才约)15户64人；朗生27户41人。朗生主要在谿卡从事家务劳动和手工业生产，如为庄园看门、喂马、炊事、熬茶、撕毛、捻线、织垫等。与西藏其他谿卡稍有不同的是帕拉·旺久在管理期间进行了所谓的改革，就是给朗生发工资，根据不同工种，年工资额青稞10藏克至16藏克不等。这种貌似雇佣关系的表象，并未改变人身依附的实质。庄园对他们仍操有生杀予夺之权。庄园设有谿堆、谿聂、勒本、强佐、多当巴等，这些人一手掐着念珠，一手拿着皮鞭监督农奴和奴隶劳动的情景，我依然记忆犹新。

帕拉谿卡平叛生产委员会主任是原来的朗生吉吕，委员中，朗生9人，差巴1人。这些昔日没有人身自由，被领主蔑视为“连自己的糌粑口袋都管不好的穷鬼”们，而今登上了帕拉·旺久的高楼，接管了领主的耕地、牲畜、农具，有条不紊地组织生产，深挖叛乱的根子，探索自己命运转好的原因。在生产中，许多朗生过去没有干过农活，便由差巴出身的委员格桑顿珠教。格桑顿珠29岁(阳金马年生)，原是帕拉下属谿卡拉群哇的差巴。十几岁时，因缴不上差粮，还不清祖孙债，被迫逃到卡卡地方，后被捉回，挨打不说，还被没收了差地，沦为朗生。逃跑期间，借债的保人塔野谿卡的亲戚也受到了牵连。农奴和奴隶们控诉帕拉私设公堂，残害群众，甚至与江孜宗政府勾结，害死了白居寺仁顶扎仓的僧人江绕。

到1959年9月底，江孜地区的民主改革运动已取得了第一阶段的胜利。除边境县外，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建立农民协会59个，会员1.4万多人。已完成“三反双减”的地区共13281户，占总户数的70.46%；67858人，占总人口的71.88%，占农奴和奴隶总数的83%的人已发动起来。

帕拉庄园和噶西庄园(即都仁·旦增罗卜的庄园)已进入分配土地试点。噶西庄园的主人都仁·旦增罗布年迈，平日基本上不过问庄园的事，也没有参加叛乱。庄园里掌实权的是聂巴泽地·泽仁顿珠，此人已参叛，所以都仁的财产是赎买，聂巴的财产被没收。

在“三反双减”运动中，江孜地区仅废除旧债(1958年以前农奴借领主的债务)和减息两项合计藏银2665531两，农奴平均每人受益39.3两。废除粮食旧债和当年实行“谁种谁收”政策，以及“二八减租”，合计青稞653357藏克，平均每人受益9.7藏克；没收叛乱领主的牲畜52075头(只)，分配给农奴所有，平均每人0.77头(只)。解放并安家的朗生512人，其中帕拉庄园41人、噶西庄园24人，分给他们房屋300间、粮食14971藏克、各类牲畜1300头(只)，还有足够的衣物和炊具等。

日喀则地区的改革是在1959年6月份由工委周仁山副书记主持在江孜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后进一步展开的。此前，根据工委指示，先在叛乱地区进行试点。协噶尔宗的叛乱是明显的，中共定日县委进驻协噶尔。土改工作组到时，宗政府和曲德寺已人去楼空。试点工作很快展开，雪务谿卡、洛路谿卡、乃哇谿卡的农民协会相继成立，群众一发动起来，曾任过6年谿本的堪穷龙多群培成了众矢之的。不久，“三反双减”运动在朋曲河两岸展开，西至定日，东至长所、崔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生产搞得扎扎实实。完成“三反双减”时，农奴痛饮美酒(协噶尔的藏酒在后藏是有名的)，唱歌、跳舞至深夜。到年底，全县大部分地区已完成土地改革。

萨迦寺的情况有点特殊。1959年4月工作组进去后。觉得它既不同于噶厦公开叛乱，也不同于堪厅未叛，模棱两可。于是就将摸到的情况汇报到分工委，并转报工委请示。5月18日，分工委向工作组传达了工委关于萨迦寺问题的指示：两位法王既已逃跑，应以叛乱论处。他们如和寺院、藏政府无勾结，法王是不会跑的(大意)。指示还特别强调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保护文物古迹等事项。因萨迦寺是藏传佛教中不同于黄教的另一个教派，要贯彻各教派一律平等的精神。萨迦寺历史悠久，元代曾是西藏的政治中心，遗存的文物古迹很多。后来的学者对其有“第二敦煌”之称。接到工委指示后，成立军管组，进驻萨迦南寺，接管宗政府，宣布法王所属卓玛颇章和平措颇章的差地当年实行“谁种谁收”。自营地由管家负责耕种。废除乌拉差役，废除寺院特权。对文物古迹，大部分发动贫苦扎巴看管，部分由工作组集中保管。寺僧共342人，其中67人集中学习，内有中、上层人士33人。其余一般僧人分小组学习，每天除念经外，参加“三反三算”(反叛乱、反对奴役、反对封建特权，算政治压迫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运动。不久，寺院内中、上层所干的丑事、绯闻被一一揭露出来，斗争矛头指向总堪布仁钦桑布和翁则滚噶才旺、格贵楚臣等人。

寺院试点带动了社会。它的影响像一石击起千层浪，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改革的浪潮澎湃激荡，势不可挡。有次开大会，周围百里的群众闻讯自发地派代表来参加，包括下布吉定、色宗、拉孜等地。拉孜代表问工作组：“这里解放了，我们怎么办?”他们准备回去自己组织农民协会干起来。

不仅农奴要求改革，堪厅也提出早日进行改革的要求。根据工委8月7日指示，分工委与堪厅协商同意，在堪厅所属日喀则兰谿卡、重堆谿卡、南木林、拉孜等地开展“双反双减”运动的试点。在“双反双减”运动中，也对群众进行反叛乱教育，如发现参与叛乱的上层分子或代理人，必须发动群众坚决打击。重堆工作组的工作范围，涉及噶厦管辖下的夏鲁寺，该寺属叛乱寺院，进行“三反三算”，但对其文物仍妥加保管。1959年冬笔者到夏鲁寺时，看到大量的贝叶经和元、明等朝赐的玉印等由专职扎巴保管得很好。

日喀则地区的试点中有一个特点，各工作组都有堪厅中、下级官员参加。一方面是为了叫他们接触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锻炼干部，作好统战工作。堪厅也下令叫他们服从县委的绝对领导。堪厅所属兰谿卡，就是雅鲁藏布江边出产优质青稞的那个地方，派去工作组干部13人，内有堪厅官员9人；春堆工作组干部23人，内含堪厅官员4人；属于叛乱谿卡的联阿、下布吉定工作组，也各有堪厅官员4人；由分工委秘书长白铭章率领的拉孜县工作组260人中，藏族干部占140多人，其中有堪厅官员8人。有的工作组进点时，群众夹道欢迎，当他们发现内有堪厅官员时，便高呼口号：“欢迎工作组!不要囊玛岗!”使堪厅官员十分尴尬。后来在工作中他们向群众说明情况，表示拥护改革和追求进步的决心，求得群众谅解。工作组领导对堪厅官员讲清政策，大胆使用，与他们协商办事，通过他们的口，宣传党的政策。他们了解和反映的情况，有时甚至比组内其他干部反映的还要深透。事实证明，群众发动得越充分，越有利于团结上层，上层也越靠拢共产党。即使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也有可能与爱国上层协商办事。

在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群众运动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十分尖锐的。比如工作组用“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交(同群众交心)”的方法了解群众要求，发动群众提高阶级觉悟，发现和培养进行民主改革的骨干队伍，在这个骨节眼上，有的农奴主却利用他们残存的权力，钻政策的空子，或歪曲政策，和党进行较量。在丁珠、萨玛谿卡，就遇到扎什伦布寺派去收租的洛伊，赶着胶轮马车，扬鞭策马，耀武扬威，又不按“二八减租”(1959年当年产量，减去种子后，农奴主得二成，农奴得八成)精神，干扰发动群众，引起工作组警觉和群众反感。扎寺扎玛康村还派人到拉孜芒噶收债，并企图把已经明令废除的旧债按现行“减息”政策收利，被工作组制止。

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帮助未叛的爱国农奴主过好民主改革这一关，排除他们对民主改革运动的干扰，是民主改革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工作组除采取吸收他们中的一些人亲身参加群众运动外，更多的是坚持原则，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用诉苦斗争等办法，打掉农奴主的威风，树立贫苦农奴的优势。在诉苦斗争时，又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多种办法。“背对背”的斗争就是对未叛农奴主采用的办法之一。

“背对背”的斗争，区别具体对象，也采取不同的方式。一是在群众诉苦斗争会上，未叛领主、代理人不出面，由工作组转达诉苦内容；二是斗争会选在领主、代理人楼下，领主、代理人在楼上听，群众在楼下诉苦；三是先由未叛领主、代理人向群众交待自己的罪行，向群众认罪、道歉，然后他们离开会场到楼上去听群众诉苦；对个别顽固分子、民愤较大的地头蛇，经分工委批准，也像对待叛乱分子一样，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另外，工作组或县委召开中、上层分子会议，讲形势，讲赎买政策和土改政策，指明前途，稳定思想情绪，以减轻改革阻力，变阻力为助力。

经过诉苦斗争等形式，群众充分揭露、控诉叛乱分子破坏祖国统一、反对民主改革、残害人民群众的罪行；倾诉农奴和奴隶在三大领主压迫剥削下所遭受的苦难；揭露封建农奴制度的反动本质；认识到只有推翻三大领主的统治、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才能翻身解放。

如何看待班禅堪布会议厅?这是摆在日喀则群众和有关领导面前的现实问题。

梁选贤书记1959年11月底在分工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堪厅地区工作时说：由于历史情况，堪厅中大多数人过去反帝爱国，现在赞成改革，拥护共产党的赎买政策，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从组织方面讲，堪厅保持着一整套封建统治机构，从它本身直到宗、谿、村。他们利用这个机构和我们进行斗争。由于以上情况，我们的工作就更复杂、更艰巨。我们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自下而上地充分发动群众，另一方面自上而下地与爱国进步人士充分协商。协商时，上层总希望和平改革，企图尽量多地保留他们的物质利益和声誉。他们最怕充分发动群众与之斗争。他们统治下的农奴和奴隶因为受压迫重，受苦深，只要我们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群众是完全可以充分发动起来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在堪厅所属地区进行“双反双减”运动，作为民主改革第一步，就是从以上特点出发的。在堪厅所属地区进行“双反双减”时，还要紧密结合运动，逐步查清叛乱问题，如发现叛乱分子，发现现行破坏活动，就要及时坚决打击。通过民主改革运动要彻底挖掉堪厅集团在农村中的根子。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斗中有统，统中有斗，与上层协商，本身也是斗争。只要充分发动了群众，就会更有利于协商。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述梁选贤书记的讲话，是想说明日喀则分工委在堪厅所属地区的工作是从当地实际出发的，是稳妥的，健康的，与堪厅的斗争是得力的。而且重大问题都是事先请示了工委，得到工委批准后进行的。本文提到的5月中旬关于萨迦问题的请示，6月三级干部会议，8月7日关于“双反双减”的请示，后文还要提到的11月关于赎买问题的请示等都是佐证。

到1959年11月底，日喀则地区的“双反双减”和“三反双减”运动已在6.2万人口的地区展开，占辖区总人口17.3万多人的36%强，占农业区人口的45.70%；在5个县的20个试点中，16个试点已转入分配土地阶段。这16个试点的88.5%的群众已发动起来，贫苦农奴和奴隶的优势已经树立。近万名农奴和奴隶已分别加入25个农民协会。在那里，农民协会起着基层政权作用，领导斗争，安排生产，调解纠纷。他们把农协比作水磨上的轴，说没有轴我们大家就不好转动。在上述20个试点中，仅废除旧债、“减租减息”和“谁种谁收”使群众得益合计青稞达74.4万藏克，即2000多万斤，群众每人平均得益928斤多。群众欢呼：“毛主席的太阳照到了穷人头上。”

1959年11月，分工委关于堪厅地区(包括扎什伦布寺)的4类11种土地的赎买问题，报工委同意后，赎买和土改工作随即展开。赎买中遇到一个特殊问题，即兰谿卡一带的刺柴地，按休耕地处理，不予赎买，也不分配，由农会统一管理，教育农民切实保护。既保护了生态环境，也使炒青稞的最佳燃料合理利用，受到群众欢迎。

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第一季度，笔者在日喀则期间，先后访问过堪厅官员拉敏·益西楚臣、詹东·计晋美、王乐阶(罗桑坚赞)、德夏·顿珠多吉等。他们谈历史，谈第九世班禅的坎坷经历。谈第十世班禅在塔尔寺坐床和由牙含章、梁选贤护送进藏，他们对共产党感恩戴德。谈得更多的是关于赎买政策和民主改革，谈话无拘无束，讲得真诚，对分工委是拥护的。

年楚河弯弯曲曲，日夜奔腾不息。她流经康马、江孜、白朗、日喀则，汇入东去的雅鲁藏布江，滋润着两岸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换了主人，她欢笑着献出乳汁，她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选自中国西藏杂志社《西藏民族的新生》，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