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村罗布：敲响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

1959年到现在已经是50年了，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中，它只是弹指一瞬间，但是对于西藏来讲，这个1959年，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它敲响了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彻底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百万翻身农奴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个很值得纪念、很有意义的日子。

从参加工作到“文革”前，我基本都在昌都，可以说，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地区是如何成为西藏叛乱的首发地，又亲身经历了这个地区叛乱的平息和民主改革的进行，见证了那些人是如何倒行逆施，结果却只落得为自己极力维护的封建农奴制敲响丧钟的下场。

昌都叛乱的由来

昌都的叛乱要比整个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全面发动武装叛乱还早。1956年甘孜州民主改革的时候，有个县长叫其美多吉，搞叛乱，失败后，带了一部分叛乱武装过江，到了昌都地区；云南一些地方也有叛乱，也跑过来一部分人，到了盐井一带。

昌都江达宗的大头人齐美工布，是咱们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下属的江达宗解放委员会的主任，1956年4月，他在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期间，拜见了达赖喇嘛，当时，达赖的三哥洛桑三旦对他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的叛乱），还亲口说，这是达赖喇嘛的意思。返回江达宗不久，应该是在7月间，齐美工布就伙同金沙江东的德格土司降央白姆的儿子武噶、管家俄玛日郎上山叛乱。据我们的调查，先是德格土司的儿子带了人马到江达，与齐美工布会合后，昌都地区的叛乱就开始了。

这年8月5日，苏联专家随地质勘察队外出工作，汽车在川藏公路上开到妥坝，遭到100多个叛乱分子的伏击，我们解放军牺牲了4个人，受伤的有5人，苏联专家在警卫战士冒死保护下脱险；13日，叛乱分子又在江达以西的雪霁拉山下袭击我汽车团车队，解放军死了1人、伤了2人。光在这一个月里，江达地区的叛乱分子在川藏公路岗拖到妥坝这一线，经常打伏击，袭击道班，到月底，这段公路上的21个道班全部被抢劫。那时如果不是结队的车辆，根本不能安全通行。

当时昌都警备区司令部的司令兼政委是王其梅，我们称他四号首长。有一天通知我，说是王四号叫我去。去了后，四号首长跟我说，已经跟警备区司令部其他同志商量好了，你带一个加强排，5辆嘎斯车，不是大型嘎斯，也不是小型嘎斯，就是上面可以坐一个人，又可以放沙袋、搞工事的那种，到川藏公路上，专门叫叛匪打。当时有个“不能打第一枪”的政策。因为当时叛乱分子来回伏击、破坏交通、袭击道班工人、杀害我们的过往行人、袭击我们的部队和零星车辆啊，弄得乌烟瘴气。咱们当时示弱，积蓄力量，让他们先开枪，咱们不放第一枪。

这样，我带一个加强排，从岗拖到昌都，又从昌都到岗拖，在那些个叛匪猖獗的地方，来来回回地走，我们专门在叛匪喜欢打伏击的地方，选择比较开阔的地方停车，等着他们来袭扰。我们的车上都是沙包，他们如果远距离射击，沙包可以抵挡一阵子；另外我们车上机枪、冲锋枪，还有步枪，只要你开了第一枪，那我就对不起了。我的枪法，不是吹牛的，遇到叛匪，如果他第一枪把我打死了，那我没办法；要不然，他就别想跑了，我枪法好，打得准。我们来回走，将近执行了一个多月的任务，却没人开枪，没有遇到任何情况。叛匪们恐怕也知道了我们这个小车队不能碰。随后，这段路上的情况有了好转。

当然，更主要的，是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因为这年底，中央决定对昌南（指昌都以南宁静即今芒康、左贡、盐井）的叛乱采取政治争取的方针，任命邦达多吉担任昌都警备区昌南指挥部司令员，并充分尊重他的意见。这样，一部分上层分子的不满情绪得到宣泄，那些被裹胁进去的藏族群众也回了家，昌都地区暂时恢复平静。

那么，昌都的叛乱究竟是怎么起来的？

根据后来查出来的情况，昌都的叛乱，表面看是江达齐美工布发动的，但究其实，总的策划指挥恐怕还是达赖集团。

叛乱全面爆发

昌都的叛乱开始后，我们一直贯彻“不打第一枪”的政策，叫他们打。这样示弱后，叛匪们认为，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管他们怎么弄，我们都只有被动，只有挨打，没有还手之力。他们误认为是这样，所以一直搞到1959年规模这样大的武装叛乱。

实际上，五九年的叛乱并不是从1959年3月才开始的。追根溯源，恐怕还得从1954年算起。

1954年，达赖、班禅联袂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班禅是从原路回拉萨，达赖一伙呢，包括索康·旺清格勒、达赖的经师赤江活佛等，到了康定以后，决定达赖和索康他们走中路，赤江走南路，就是从理塘这里走。当时，有个叫阿乐群则，就是伪人民会议的头头，他是理塘人，他当时事先已经到了康定，和理塘的一些头人有了联系，这样，从南路也好，中路也好，已经对怎么叛乱都计划好了。

后来，叛乱分子成立“四水六岗”，向达赖献“金宝座”，达赖还给这些青川滇藏各地的500多名代表挂了哈达。1957年底，噶厦调整西藏境内的宗本（相当于县长）、基巧（相当于专员）官员和行政区划，委任了一批反动分子，光是藏政府内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调换了16个。到1958年，他们在山南建立叛乱武装根据地，美国还把经过训练的藏籍特务空投到山南，等等。所以说这个叛乱的起因，谁组织，谁策划，不管是当时还是目前看来，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还得到了国外帝国主义的支持。我们这样说，是比较有证据，而且是有比较确凿证据的。

这样，1959年初，叛乱武装又开始在昌都各地向我发动攻击。

1959年元旦刚过，从山南窜到昌都的恩珠仓·工布扎西为首的叛乱武装1600多人，向我扎木（今波密县城）中心县委发动攻击，我守备部队一个排和县委参战人员60人与叛乱武装激战10昼夜，直到我军从昌都和拉萨东西两面驰援，敌人闻讯在14日早晨向边境方向逃遁；

1月24日，叛乱分子在雪霁拉山下一道班附近，突然伏击我从江达前往昌都开会的两辆军车，车上20多人奋力还击，牺牲16人，毙敌5名；

同日，丁青头人呷日本为首的叛乱武装300多人，突然向丁青县委发动攻击，后来叛匪又增加到3000人，对县委进行围困，切断水源等，历时90多天，直到4月26日；

到这年3月，拉萨武装叛乱开始时，昌都地区基本上形成了全区性的叛乱，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各宗解放委员会的委员大都参加了叛乱。

4月2日，军委命令由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廷任司令员、西藏军区副政委王其梅为政委，组成人民解放军301部队指挥所，进驻昌都，负责昌都地区的平叛作战。我们都在这个指挥所领导之下，对各自辖区内的叛匪进行肃清。

增额列帕的故事

说起这个平叛改革，我印象里比较深的，还有一个人。

按西藏历史上的规矩，八宿县的宗本必须是功德林派过来的，有4个涅经藏语音译，大管家。：一个叫洛桑登达，一个是向巴仁钦，一个叫阿旺赤列，还有一个增额涅经，叫列帕。增额涅经列帕，他就是那个功德林派来驻昌都八宿的，他是拉萨人。昌都解放后，他也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开会的时候，我因为经常担任翻译，与他早就熟悉了。

1958年初，恩珠仓·工布扎西带了几百个叛乱武装分子，从扎木逃窜到了八宿区。

我到八宿平叛前，科长让我带人先去侦察一下八宿的路线，怎么样进去？怎么样把八宿包围起来？当时我们认为恩珠仓·工布扎西还没走，就连夜急行军，结果到了八宿后，才发现叛匪已经跑了，已经跑了两三天了，但向巴仁钦、增额列帕等把八宿宗仓库里的武器弹药，一共是98支英式步枪、46还是64箱子弹，我记不清了，反正全部支援了叛匪，都给了叛匪。

有一天，我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去仁布县，就带了另一个汉族参谋，何参谋一起，我们两个去增额列帕那里，去了解些情况。到了他府上，他还没起床，他很客气，叫佣人打酥油茶，他就在那洗漱啊什么的。我们两个坐下，等着他洗漱完毕。进来后，他的佣人就给我倒一杯茶，给何参谋倒一杯茶。他喝茶的茶杯好像是……央赤！我们藏语叫“央赤”汉语借词，即羊脂玉。，不知汉语叫什么，反正不是银的，不是玉的，也不是翡翠或者玛瑙的，薄薄的，特别好看。

他那个碗，我印象最深，就在他家里面，他用那个“央赤”，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用的是一般的瓷碗。那个佣人刚一给他倒茶，就听“嚓”的一声，一家伙就爆了。哎呀呀，爆了。我看他那一天啊，紧张得……

咱们现在从科学角度讲，冬天，他用冷水洗，马上倒热的，哪有不坏的？咱们热水瓶还会自动爆呢，对吧？那个碗很好看，很薄，一家伙炸了，嚓！我赶紧安慰他，“没事没事，再换个碗就行了”。但是他非常恐惧，一直在那里说，“不好”，“这是个极不好的象征”，“不好”，等等。我说，没事没事，他怎么也听不进去。我们也没法谈话了。

叛乱平息后，因为他把八宿的武器弹药都给了恩珠仓·工布扎西这支叛匪，我们准备判他死刑。那是六○年、六一年了，当时他驻在昌都，先要在群众会上对他进行揭发和斗争，就把他从昌都派回去。他从夏里回去，翻一个山，那个山，从怒江一直要上到顶，才到八宿。爬到山半腰，因为过去他都是骑马骑牛什么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他气喘不上来，死了。我们都还没宣布对他的判决呢。

打野鹿吃顿饱饭

说起列帕，想起当时的生活。我们那时候生活的清苦，你们现在没法想象。我自己也难以相信，能够从那种日子里熬过来，健健康康地活到今天。

从18军打下昌都，到人民解放军全面进驻西藏，一直到后来，我们都是执行毛主席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思想，在西藏工作的人员和部队的物资供应，都是从内地运送进去，还有就是在当地自己生产。那时候，我们不仅没有肉吃，还经常吃不饱，又不能从老百姓那里买（这个是规定）。怎么办呢？我给你讲个故事。

1960年的四、五月份，我去支援在夏雅区蹲点的王四号首长平叛，带了将近上千头驮牛和马、驴，三百多民工，还有通讯员，从八宿营出发，快到洛隆边，马里那个沟里。我这个人呢，那时候已经到过北京到了内地，但没有见过野鹿。我们到了马里，非常累，就在那里休息。通讯员过来说，县长，有鹿子，你打不打？我说在哪里？他带我翻过一个小山坡，就看见雪山下一群黄黄的，我有点担心，怕把老百姓的马或者牛给打了，再看，有的头上长着长长的枝杈似的角，通讯员说不是马，肯定是鹿，有公的有母的。他这样说，我放下心来，上面是雪山，我把枪一夹，慢慢地靠拢，一枪一只，把那一群十来只野鹿全部打倒了。

打到这些个野鹿后，老百姓把它们都剁了，发现有的母鹿还怀着胎，我当时也不知道鹿胎有什么好，就让架起大锅煮，煮好了，几百号民工一人一份，大家吃得那个饱，那个香啊，最后把汤都喝了。没想到，吃完肉，喝完汤，没多久，大家就开始流鼻血，老百姓流鼻血，我也流鼻血，流鼻血流的啊……

后来，不知怎么的，这个事传到了四号首长耳朵里，他又把我叫去，跟我说，“你上次任务完成得好啊，你把鹿子打了，鹿胎吃了，老百姓还流鼻血”，他那都是话里有话，我赶紧检讨，“大家都没有吃的，上山了，又看见了鹿，总得让大家吃点肉啊，所以我才打鹿子”。他说，这回你是给大伙解了饿，不追究了，下不为例啊，再不能这样弄了。

从那以后，我就再没打过鹿，再饿，再馋，也只好忍着了。

几十号“豁豁”叛匪 

前面说了，昌都的叛乱是比较早的，如果说彻底平息的话，那还是比较晚的。因为直到1962年我还在平定零星股匪，最后还收拾了几十个叛匪。

全区平息叛乱后，在盐井这里还有一股叛匪，有十七八个吧，不知道他们先前在哪里躲躲藏藏。1962年，当时我是八宿县长，他们一路抢劫、烧杀，强奸妇女，做了不少坏事，跑到八宿夏里区这个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叛匪个子特别高，还是个“豁豁”（兔唇）。牧区牧民看到来了这样一些人，吓坏了，他们来给县里报告，说这些叛匪啊全都是豁豁。我们问有多少人？他们说有几十号，实际上最后我们知道就是十七八个。根据情势分析，估计那个豁豁到帐篷里面进去出来，再出去又进来的，恐怕反复多次，被牧民看到了，嘿嘿，他们就以为有好多豁豁，这样子就乱了。

我们得到报告，昌都通知我去平息，我带了武警、民警，还有民兵到了夏里的瓦乡，把他们都消灭了，多数是投降了，击毙了一两个。那个豁豁是这最后一股叛匪的头头，我们把他也抓住了，把他们全都俘虏了。这在八宿来说是最后一次。

民主改革

我奉命带兵到八宿追击恩珠仓·工布扎西等叛匪，没追到，又奉命留下，同时留下的还有一个骑兵连、一个电台、一个机要员，就这么几个人留下来建政。我就这样留在了八宿，从部队转到地方，5月份任命我当了县长。

当时形势是相当严峻的，因为八宿是一个纯牧区，不是半农半牧区，农区有但比较小，整个牧区叫夏雅区。八宿宗的一个涅经叫向巴仁钦，还有个活佛叫土登降村，他俩不仅自己专门跑到洛隆去参加叛乱，还放出很多谣言。当时最可怕的谣言是什么呢？一是“共产党的政策是湿牛皮政策，越豁越紧，越过越紧”；二是“共产党杀人放火，现在还好，将来就不知怎么样了”，吓得群众都往洛隆、边坝这些地方跑，逃跑。实际上，老百姓里只要有那么一两户有影响的带头，大家就会跟着跑。叛匪还煽动说，珞瑜地区，就是今天的墨脱，有糌粑洞、有牛奶湖，有森林一样的干牛肉，都是自然生成的，随便吃随便喝，根本不用担心。老百姓很相信这样的话，就都跑了，当时夏雅区的牧民起码跑了三分之二。

我们到夏雅区去做争取工作。怎么做呢？告诉他们不要去，走不了，但他们不听劝阻，当时咱们的力量也达不到。他们成群结队的，把东西都带着，一伙一伙地走了。纯牧区的人到了洛隆，牧民到了热的地方，如果没有水草，他们生存不了。结果一到那个地方，从昌都逃过去的叛匪就把那些青壮年牧民都抓起来，强迫他们参加叛乱，那些老百姓的牛羊呢也损失了不少。

昌都的叛乱开始后，大量叛匪聚集在洛隆、边坝那一带，西南军区派了301部队到昌都来平叛。部队进来时，我们3个县，洛隆、八宿、类乌齐的县长带队去支援。那时候，八宿已经开始建政好几个月，尽管不是非常摸底，还是有一些成绩的，而且当时我们做统战工作，还是团结了一些过去的八宿上、中层人士，这些人支前他们当然不去，但不会再去参加叛乱。我们就带上牦牛带上马，到那个地方去支援部队平叛，恐怕前后有四五个月。最后，咱们外逃出去的那些牧民啊，牛没了，羊没了，就剩人了。他们听说八宿的县长也来了，过来几个人找我，我跟他们说，还是回来吧，回来可以给你优待，回来我们是“四不政策”，回来了，枪缴了，把过程说清楚，就回家去，回去生产。这样，争取到部分群众回来。

这些牧民回来后，我们就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诉苦、算账，这就叫开展“三反”。在农区是开展“三反双减”，反叛乱、反剥削、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牧区呢是“三反两离”，三反是一样的内容，两离是牧工牧主两离。当时牧区还有一个政策，叫“三不政策”：不分不斗不划阶级。不分牛羊，不把牧主代理人的牛羊分了，畜群破坏了麻烦就大了。那么，不划阶级又怎么知道他是牧主还是牧工呢？怎么体现出他是牧主呢？通过牧工牧主两个订合同，我们两个，比如你是牧工我是牧主，通过我们订合同就体现出来，我是牧主。

对于叛乱回来的这些人，首先政策上强调，叛乱的人一定要严格区别是匪首、骨干和坚决分子，还是被裹胁的群众，被裹胁参加的还是大多数，坚决分子骨干分子还是少部分，当然匪首就仅仅是个别的了，所以要按非常严格的政策界限区别对待。

当时的政策，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妥的。

对于寺庙呢，叫“三反三算”，反剥削反特权反贪污，算政治压迫账、经济剥削账、人身奴役账。当时的这些政策，我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比较细。当然，你说执行政策上完全没问题，那也太武断，但毕竟这些政策，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执行过程中不出偏差，那是相当相当好的，而且能够团结大多数。

在发动群众、接触群众的过程中，我们就靠着这样的政策，还有我们认真的真诚的态度，使群众慢慢接受了我们，相信我们是真正为他们做好事的，这样将工作开展了起来。我记得在一个边境县里，有几个姑娘给我们工作队唱了个歌，很好地表达出他们的心情。什么歌呢？歌里说：

“不相识的时候都是康巴人，（咱们那时候都是便衣啊）

熟悉了可以作为终身伴侣，

不熟悉的地方是一片荒凉，

熟悉了同样是你的家乡。”

这个歌子我到现在还记得。

所以说，1959年的叛乱，发起者是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当时也确实有一部分民众被裹胁进去，但是，最终结果，却是西藏一百万农奴和牧奴砸碎了封建农奴制的枷锁，获得了翻身解放，做了自己的主人；而那些死心塌地、妄图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农奴主们，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了自己的掘墓人。

（选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亲历西藏民主改革》，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