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三进西藏

新中国建立时，我国若干少数民族社会尚处于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宝贵遗存和活化石，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鉴于已经或即将进行的民主改革将会使之迅速消失，为了将这些社会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教育后代，并供研究，1955—1956年，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从各高等院校抽调教学人员，组成调查组前往少数民族地区，并指出这是具有“抢救”性质的调查。

1956年初起，我参加了西藏社会历史调查组，先后三次进藏，从1958年起，我被任命为带队人，在党委的领导和支持下，组织全组人员，进行对农奴制的调查，内容涉及各行业、各阶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西藏民主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参考依据。后来，民主改革伟大实践，使调查更为全面深入。

首次进藏

1956年夏第一次入藏。这时西藏还是原封原样的农奴制度，还未改革。当时全组仅有六人，三个人搞社会历史，两个人搞舞蹈，一个人搞音乐。带队人是老藏学家李有义教授。我们在拉萨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阅读工委积累的有关资料。同时，还请了一位藏族女老师教我们藏文。鉴于资料中缺少具体的典型资料，决定下去先从“解剖麻雀”入手。我们兵分三路，李有义先生去拉加里，王辅仁先生去昌都，我留在拉萨地区，到墨竹工卡调查。

我们先从能支持我们工作的上层人士的庄园牧场开始。我和三位在藏工作的同事一起，进入历史上著名的十三万户之一的甲马赤康谿卡。传说中这里是松赞干布的诞生地，山头上还建立有文成公主庙；庄园楼高五层，城墙高大，是西藏唯一的一座外环城廓的城堡式庄园。庄园领主霍尔康先生对我们的调查，持十分友好的支持态度。藏历年时我见到了他，当我说到我们已尽可能地记录了这个庄园的有关情况时，他说：“太好了。我曾有志于此，惜未实现。我是拉萨藏干校的藏文老师，我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我的庄园的大门永远向你们敞开，你愿意何时来调查都欢迎”。这里实际上是五个庄园组成的大庄园，在它的附近还有一个全部使用朗生劳动的小庄园。

调查工作进展顺利，三周完成。接着我们又去伦布庄园。传说这里是禄东赞的基地。这里是大差巴云登租赁的庄园。他将庄园情况一五一十地介绍给我们，甚至拿出账本，有根有据述说一切，他说由于天灾人祸，他已欠噶厦的债，希望早日看到改革，可以解脱他身上压着的无法还清的债务。

调查塔巴寺的帕绕庄园时，我们遇到了障碍。该寺大管家因害怕改革，不愿向我们介绍情况，说自己记不清，要问你们到色拉寺问去；他禁止农奴向我们反映情况，还派了几户富裕差巴向我们“请愿”，要求我们不要“了解”什么情况；最后寺庙为了表示不满，拴了五条“豹形大狗”挡门，不让我们进寺与之联系；还向农奴们散布，我们“调查”的目的是要取走他们的牛羊和土地。但是我们从贫苦受难的农奴处还是摸清了该地的一些基本情况。原来，这里的领主管家，将农奴毒打致死之事，比任何地方都多。

当我们在塔巴寺的调查受阻时，直贡寺大管家却表示，欢迎我们去他们那里调查，愿意协助给予方便。此寺属于噶举派，自认受到格鲁派的压制，想诉他们的苦。直贡是历史上的十三万户之一，地域跨两个宗，比甲马还大。因这里庄园牧场很多，我们无法作过细的调查，只选了若干“点”进行了解。接着我们了解全宗的情况，开了若干次的座谈会，又以“走马观花”法跑了若干庄园。通过点面结合的典型调查，开始了解到西藏农奴制下的庄园的特点以及各等级和阶层的状况。鉴于前藏上层中有一部分对改革有疑虑，一部分持反对态度，中央确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改革”的方针，我们奉命返京，以整理所获的调查资料。

二次进藏

1958年夏，我们又一次赴藏，进行调查。这次人员增加，决定民族学院藏语实习班的师生，原则上都可以参加到调查中来，一面练藏语，一面收集资料。当时中央对调查有新的指示，一面调查，一面为少数民族编写三套丛书。全国调查组由八个增至十六个，中央为各组任命了副组长，正组长由各省、自治区党委委任。三套丛书中，简史、简志由调查组编写，概况由地方编写。

西藏工委十分重视此项工作。中央驻藏代表和工委书记张经武和副书记周仁山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调查和编写的落实工作，决定由张向明同志任正组长，张振文和刘忠任副组长，并发文各区县党政组织，要求重视和支持这一工作，同时又按分工，组织了编写丛书的班子；同意调查组先从调查入手，为丛书积累资料。鉴于当时的形势和资料的掌握情况，确定调查组赴后藏、藏北牧区和东三区去调查。

我带领一队到后藏，分工委安排我与班禅的总管、堪布会议厅主任计晋美先生见面。我介绍和说明了这次调查和编写丛书的任务，计先生听后十分重视，表示支持，立即手书一文，要后藏各宗宗本接待中央派的调查人员，支持他们的工作。我们从日喀则出发，经彭错林，再至拉孜，一路了解一些概况，点的调查选了吉普、托吉、桑珠等，既有属官府的，也有属贵族和寺庙的，这里任务完成后，又在日喀则选了安贡寺所属的加马卡庄园，特地了解寺庙庄园的特点。我们一面以庄园为重点，一面兼及各方，农牧业、手工业、家庭副业、各个阶层和等级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婚姻家庭、风俗习惯等。这些既可提供作为制定政策时参考，也是农奴制的真实记录，为学术研究所需。

1959年2月，各组陆续返回拉萨，一面整理资料，一面学习张经武代表的讲话。我组王辅仁先生在林芝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头骨等，可说揭开了西藏考古的序幕。为了头骨鉴定，他返回北京，并代表调查组特地向张代表汇报，请示藏族史志编写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张代表听后，解答了许多编写上的政策掌握和如何评价藏史的人物、事件等疑难问题，使丛书的编写得以顺利进行。

这时拉萨的气氛紧张，噶厦中的反动分子与逃窜到西藏的康巴叛匪相勾结，气焰嚣张，劫持中央驻藏机关人员，拦截和袭击军车，强迫藏民跟他们走；在拉萨频繁召集黑会，终于在3月10日发生叛乱。面临这一形势，调查组一面坚持编写丛书，一面参加修筑工事，站岗放哨，防备叛匪袭击；还与工委研究室同志编为一个民兵排，参加军事训练；同时我们还有几位同志坚持听藏文课。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藏文老师以达赖喇嘛斥责叛乱分子、连续给军区谭冠三政委的三封信，作藏文讲授教材，让我们学习，直到17日得知达赖被叛乱分子劫持，离开西藏，他才停止讲授。

在反动武装叛乱即将爆发之时，编书有了新的考虑。有一天张向明同志来到我们宿舍，要我代为起草一份西藏工委致中央民委的电文：工委建议丛书中的西藏概况暂不编写，待平叛和民主改革完成后再上马；史志、丛书两书不停，仍由调查组负责如期完成。不久民委回电同意。又过两天，叛乱分子向中央驻藏机关和部队发动进攻，不过仅三天就被平息。

考虑到当时拉萨的形势，加以简史涉及各省区的藏族，决定编史人员飞至成都编写，仅留修志人员在拉萨。由于保证了时间，加以日以继夜的紧张编写，大约经过三四个月，各章初稿皆已完成。七月中旬，我们带了初稿飞回北京，进行修改加工，争取出版，以作国庆十年大庆的献礼。

三次进藏

我们于1959年10月又一次返回西藏，计划一面参加西藏的民主改革，一面从事调查和修改史志。这次由我任调查组长。先以一年的时间进行社会调查，力争与民主改革相结合，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然后转入修改和补充史志的编写。我们体会到这次是真正的对农奴制资料的“抢救”，因为经过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人们很快会淡忘原有情况。当时已有藏族文学史组、藏语实习队在拉萨。中央民族学院党委指示：可按需要调出、转入调查组，参加民主改革和社会调查。这样调查组扩大到三十人左右。中央民院一些教授藏文的老师，如王尧、罗秉芬、佟锦华等也都参加了民改和调查工作。

当时前藏的民主改革部署早、进展快，走在全区的前面。经研究决定，调查组人员全部到后藏去参加民主改革运动。我们到了后藏后，经分工委研究，分为两组，到日喀则和拉孜宗。我是到拉孜的，县委划了一个区，要我们“民改包干”，完成后派人来按标准验收，如何结合调查，由我们自己决定。这对我们调查来说，真是好时机，有充分的时间，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民改中的分土地、划成分、诉苦斗争，都要核算登记，与调查要求一致。由于我们特别强调要保留和收集一切藏文地契、债契、帐本、封文等文书和经书古籍，不以烧文书契约的方法发动群众，因而西藏的若干庄园得以保留了完整的档案。这次调查较为充分深入，有的庄园的一个调查报告，就有三四十万字之多。这在世界各国领主庄园史的记载上都是罕见的。

1960年夏，我们提前抽调十多人转至黑河牧区去结合民改作调查，希望弥补牧区资料薄弱的缺陷；在完成后藏的民改和调查任务后，又组织四五个入，到江孜、亚东等地，调查历史上藏族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著名的江孜制毯手工业。我们还了解了民改后各地尚流传和收藏的藏文古籍经书情况，对其中的珍本还组织一些喇嘛抄写。

年底，我们汇集各路人员在拉萨，开始史志两书的编写。由于西藏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两书几乎全部是重新拟订提纲，另起炉灶；对编写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组织了多次学术讨论。当时我们在拉萨仅掌握少数的敦煌汉藏文文书，但是我们十分重视这批文书对藏族古代史研究的意义。大约在1961年夏，我们留一部分同志在西藏继续调查，一部分返北京整理资料和编写新稿。1964年简史志相继出版。1982—1987年，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1—10辑正式出版（其中7—10辑为西藏珞、门等族资料，系后来民族所调查）。

我们的调查工作，为党制定民主改革政策提供了资料依据，也为研究农奴制提供了大量的宝贵材料；我们不但经历了学术上的调研活动，也经历了西藏旧制度的变革，经受了一次难得的战斗洗礼。值此民主改革四十周年纪念之际，回忆当时的调查和参加民主改革的历程，仍为能参加这一学术调查和社会实践而深感欣慰；为西藏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农奴制的巨大变革，为高原上日新月异的进步而由衷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