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桐：深夜的枪声

1959年是西藏历史发生最伟大变革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当代世界上最黑暗、最野蛮、最残酷的一种制度——政教合一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寿终正寝，西藏百万农奴终于结束了连牲畜都比他们过得好的暗无天日的非人生活。感到庆幸的是，我不仅目击而且直接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变革，给我的人生增添了色彩。

这年，从年初开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就加紧了叛乱活动。他们妄图通过叛乱，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从而使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可以在西藏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地延续下去。反动农奴主制造各种谣言，打着宗教信仰和藏民族利益的旗号，煽动和组织群众支持和参与叛乱。他们从西藏各地，甚至从邻近西藏的其他省份的藏区，特别是从西康省，纠集了成千上万的藏族群众，组成叛乱武装，聚集于拉萨的罗布林卡，接二连三地高喊反对汉人，反对中央的反动口号进行游行示威，甚至在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驻地的门口，高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进行挑衅。他们还在罗布林卡门口，用石头将反对叛乱的爱国进步人士、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然后用马尾巴拖着他的尸体在拉萨市区游行。当时，为了避免冲突，中央驻藏机构的工作人员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但没有进行任何回击，而且一般不离开单位外出，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越来越猖狂，大规模叛乱已不可避免。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拉萨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安全怎么办？当时人民解放军驻拉萨的部队很少，此事无法依靠部队，只有依靠自身力量。于是，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进行了紧急动员，成立民兵组织，练习枪弹射击，修筑碉堡工事，以防御叛乱分子的武装袭击。我所在的新华社西藏分社的院子，地处拉萨市区一条小巷子，地形极不利于防御；同时，我们工作人员又少，战斗力薄弱。为了安全，我们就全体撤离了这个院子，搬到了西藏日报社办公和住宿。我们两个单位联合成立了民兵营，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军事训练和修筑防御工事。在拉萨全面武装叛乱打响的前夕，我们修好了几个碉堡。这些碉堡基坑深两米左右。身高两米以内的个子，在里面可以直起身子。基坑上堆砌着砖、圆木（或木板）和沙土。碉堡大小不一样，大的可容纳近十人，小的可容纳四五个人，其中的一个碉堡就筑在我的办公室旁边。

三月二十日凌晨，已经连续二十多天没脱衣服睡觉的我，仍然和往常一样穿着衣服躺在床上。忽然，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被惊醒的我，立刻意识到，西藏的大规模叛乱终于发生了。我立刻从床上爬了起来。由于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开灯，我竟一时找不到鞋了。但我没有丝毫的耽搁，拿起身边的冲锋枪和手榴弹，穿着袜子就走进了旁边的碉堡。这个碉堡的南面和北面，是我们单位的建筑物，西面是我们单位的院内空地，东面是高约二三米的砖墙。我的任务是守住这面墙，不能让叛乱分子从这面墙爬过来进入院内。我睁大眼睛，通过碉堡的枪眼，死死瞪住这面墙，并仔细地听着墙外的动静。不过，叛乱分子始终没有光顾这里。

黎明，解放战争时期的全国战斗英雄、西藏军区警卫营教导员率领部队来到了我们单位的院内。我们单位的民兵营营长叫马逸峰，是西藏日报社的一个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新闻工作者。警卫营教导员告诉这位民兵营长，今天凌晨起，聚集在罗布林卡的大约七千多名叛乱分子，还有分散在拉萨其他一些地方的叛乱分子，向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了全面的武装进攻。现在，叛乱武装已被击溃和打垮，叛乱分子中的大部分已缴械投降，有的已逃跑，有的被打死打伤，当然还有少数人在顽抗。他说，警卫营的部分部队现在要从这里出发，对邻近的可能还隐藏有叛乱分子的建筑物进行搜索，希望得到民兵营的协助。他俩商量后，决定我们民兵营派一个班的人员协助部队执行任务。我当时是机要员，按规定不能离开岗位，同时我还担负着守碉堡的任务，也不便离开，但渴望在战火中得到锻炼与考验、为西藏人民的翻身解放作出新的贡献的我，竟然向民兵营长提出了跟随部队去执行任务的要求。也许是由于我的热情和精神感动了他，他竟爽快地批准了我的要求，并说，机要室和碉堡，他另派人去守。

我随身带着一支冲锋枪和四颗手榴弹，跟随部队跑步走出了大院。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空气中弥漫着的火药味，以及不时可以见到的倒在路上的人的尸体，使我这个在此之前不曾见过打仗的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开始体验到了什么叫“战火”和“战争”。然而，我没有丝毫的畏怯。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跟上部队，不能掉队，并且要勇敢地同敌人拼杀，不能怕流血牺牲。部队很快推进到大农奴主然巴的大院外面。这个大院的主人然巴，是西藏少有的常去国外居住游玩的农奴主。他的思想有些多元化。他虽然是大农奴主，但在西藏的政治斗争中，他不是焦点人物。在这次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和组织叛乱的过程中，他不曾有公开支持和参与叛乱的言行，也没有反对叛乱的言行。他有一个女儿是拉萨有名的美女，人称“然巴小姐”。她是西藏爱国进步组织——西藏青年联谊会的会员。她经常参加这个组织的活动，很活跃，人缘也好。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加紧叛乱活动以后，西藏青年联谊会的活动少了，然巴小姐一时似乎也消失了。部队通过向院内喊话，顺利地进入了然巴大院。指战员们分头对大院各处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异常情况。部队把全院人员集中在院内一个大房子里，营教导员向大家简略地讲述了拉萨叛乱和解放军平息叛乱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的相关政策，要大家大胆检举叛乱分子并交出保存的各种武器。他刚一讲完，然巴小姐就站起来说，他们家没有叛乱分子，但有几支枪，可以交给解放军。教导员派两名战士跟着然巴小姐去取枪。我想弄到一支好枪，于是也主动要求前往。不一会，我们走进了一间宽约二三米、长五六米的房间。然巴小姐走在最前面，一名战士紧跟着她，我走在这名战士的后面，另一名战士走在我的后面。这个房间有一个木质的格子窗户。然巴小姐和跟在她后面的那名战士刚从这个窗户走过，我也正要迈步走过这个窗户时，一排冲锋枪子弹从对面建筑物射进了这个窗户。我立即停住了脚步并蹲下了身子。我抬头一看，然巴小姐已经吓得坐在了地上。“好险啊！”我庆幸自己在行走时同前面的两个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不然就挨枪子了。枪声过后一会，我和后面的那名战士依托窗户下面墙壁的遮掩，弯着身子走了过去。然巴小姐虽然脸色仍然发白，但还是站了起来，她走到墙壁跟前的一个柜子旁，将五支德国造的驳壳枪和一堆子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这五支枪亮光闪闪，没有任何被磨损的痕迹，枪都装上了子弹夹，但子弹夹内没有压子弹。很显然，这是新枪。我和战士都非常高兴。我拿着一支枪，两名战士拿着另外四支枪和子弹，同然巴小姐一道回到了大家聚集的房间。教导员赞扬了然巴小姐的行为。当我要把枪交给他时，他说，你拿的这支枪就暂时由你保管和使用吧！打完仗后，你交给你们民兵营长也行。我表示了谢意，并要了一些子弹和子弹夹，将二十发子弹压到了原先装在枪上的子弹夹里。然后把枪插在裤子的皮带上，心想，这真成了游击队员了！民兵班的同志都很羡慕我，对我投以赞许的眼光，从然巴大院出来，部队又连续对三座建筑物进行了搜索，有两名战士光荣牺牲。那是部队正在对一座建筑物进行搜索时，突然传来了从对面建筑物向这里发射的枪声。营教导员立即带领大约一个班的战士登上房顶平台进行观察和还击。我也跟随到了平台。战士们依托平台的矮墙对叛乱分子进行还击，叛乱分子也同我们进行了对射。在对射中，我们两名战士牺牲。这两名战士都是四川人，是刚入伍的不到二十岁的新兵。营教导员说，这两名战士的牺牲，在于他们刚入伍，没有战斗经验。他们在第一次射击后，第二次仍在原地射击，没有换地方，结果被早已瞄准这个地方的叛乱分子射中头部。他并自责地说，这也怪自己和营里事先没有来得及向他们讲解这方面的知识和进行这方面的训练，所以付出了血的代价。看着这两位年轻的战士满是鲜血而又稚嫩的脸，想着他们在几分钟前还在和大家在一起来回奔跑和向叛乱分子射击，而现在却躺在这里不能动弹，并且永远也不会动弹了，我哭了，很多战士也哭了。教导员说，不要哭，打仗就会有牺牲，他们只是无数牺牲了的解放军战士中的一员。他们是为西藏人民的解放牺牲的，值得！我心想，是啊！要结束延续千百年的万恶的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哪能没有牺牲，今天是他们俩牺牲，也许明天后天就是别人和自己。

临近傍晚，部队去执行新的任务，我们民兵班的同志回到了单位。

次日，也就是三月二十二日上午，我们民兵营的政委、新华社西藏分社采编主任袁定乾对我说，他想找几位同志一起去一趟分社老驻地，看看那里是不是也遭到了叛乱分子的糟蹋？现在情况怎样，特别是分社存放在那里的东西怎样了？时刻盼望着能有新的接受战火考验任务的我，马上表示同意，并要求同他一道前往。没过多久，我们一行四人就全副武装出发了。所谓“全副武装”，就是都带了枪和手榴弹，我还带了两支枪，一支冲锋枪和一支驳壳枪。这四个人中，除了袁定乾和我以外，还有摄影记者任用昭和西藏日报社的一位会藏汉两种语言的藏族同志。此时，拉萨的枪声已很稀疏，叛乱已基本被平息。不过，人们还是很害怕，躲在房里不出来。在拉萨最为繁华的地处市中心的八廓街也几乎见不到人，街上极为冷清，只是不时可以见到的倒在街上的人的尸体和随处可见的子弹壳告诉人们，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战斗。走了三四十分钟，我们抵达了距离分社老驻地只有约两百米的一个小巷的巷口，两具男性尸体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意识到，叛乱分子在这里也曾同解放军交火。我们立刻紧张了起来，手提着枪行走，并拉开枪栓，将子弹上了膛。我们走到分社老驻地门口，看到大门不见了，这也好，我们可以不惊动任何人进入院内。院内的一个房间传出了谈话声，我们留一个人在院内警戒，其他三人一起冲向这个房间。由于房间没有关门，我们径直冲到了房内，两名身旁放着枪支的藏族中年男子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一起举枪，用藏语对着他俩高喊“举起手来，不准动！”其中一个举起了手，另一个则迅速将手伸向了放在一旁的枪支。当他正要将枪举起来进行抵抗时，袁定乾和我立刻分别用冲锋枪和驳壳枪对其进行了射击。他叫了一声，应声倒地。我们检查了这两名叛乱分子的枪支，发现两支枪都已经子弹上膛。那个举手投降的叛乱分子随后告诉我们，他们俩都是“康巴”（西康人）。年初，当地头人派他们从西康来拉萨打仗，住在罗布林卡。他俩是前天晚上离开罗布林卡向汉人机关进攻被打败后逃到这里的。他并说，往后无论如何也不同干部和解放军打仗了。我们考虑，他属奉命参加叛乱的一般叛乱分子，并且没有顽抗，还有悔改表现，就在对他进行一番教育后释放了他。随后，我们查看了其他房间，均未发现人，但房门上的锁都已被砸掉，存放在房里的东西，被翻得撒满一地，有的则已被拿走。下午，我们扛着缴获的两支枪回到了单位。

后来，我们单位民兵营在总结工作时，对我在这次拉萨平叛斗争中的表现给予了表彰，宣布给我立三等功一次，全营仅有两人立功，另一个人也是三等功。

（选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亲历西藏民主改革》，中国藏学杂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