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熙成：西藏平叛琐记

（一）进藏

西藏和平解放后，广大农奴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中央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未进行民主改革。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与国外反动势力勾结，进行着一系列的背叛祖国、背叛西藏人民的活动。他们招兵买马，扩充藏军，还从国外购进大批武器弹药；他们进行欺骗性宣传，胁迫群众上山；他们烧兵站，毁桥梁，不断袭击驻藏解放军和进藏工作的干部和群众，最终，他们公然背叛祖国，发动了武装叛乱。

1959年，我们刚从朝鲜回国不久，部队驻在四川的雅安峡江、犍为一带。我就在这年春天参加了西藏平息叛乱的战斗。我们接到命令以后，立即从农场、训练场回到驻地集结待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战前准备。这次参加西藏平息叛乱的除西藏部队外，还有两个野战师，即五十四军的130师和134师，分别从川藏公路、青藏公路开进。我们130师各团行进到四川甘孜地区时停了下来，部队休整，开展适应性训练。战士中无论北方人、南方人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进藏，由于高原缺氧，战士们很不适应。第一次进行短距离拉练，当返回驻地时，就在离驻地小山头不到1000米的距离，很多人怎么也走不动了，爬不上去了。我和排里的几名战士就躺在地上休息，整整躺了四个小时才缓过劲来。经过近一周的适应性训练，感觉好多了。我们所在的130师是从川藏公路开进的。战士们全副武装坐在车上，每辆车头都架着机关枪。我们翻过高万丈的二郎山，还有比二郎山更高的雀儿山，以及终年积雪的唐古拉山，边行军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进藏的路线全被叛军所破坏，兵站被烧，桥梁被毁，很多路面也被挖得坑坑洼洼的，虽有工兵在前面开路架桥，汽车也只能缓缓行驶。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在昌都地区停了下来，在这里进行平息叛乱的工作。昌都是西藏的重要城市，由于叛匪的破坏，这里的工厂没有人生产，商店也不开门，学校不上课，群众大部分上了山。

平叛的方针是：“发动群众，政治争取，军事打击。”首先是做好发动群众的工作，可是很多群众都上了山，所以群众工作是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也是必须要做好的工作。部队住下来以后，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政策、关心群众，打扫院落、清理环境，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我们有个班，在一个院里发现有几只母鸡每天都在下蛋，战士们就天天将下的鸡蛋储藏起来。有一天，大娘从山上回来了，发现院内干干净净，母鸡下的蛋也好好地储存在那里，真的跟宣传不一样，解放军是支好军队。她把自己亲眼所见向山上的人说开了，不几天，群众就陆陆续续从山上回家了。其实，他们就躲在后山上，我军的行动他们都看在眼里。

群众是水，我们是鱼，离开了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有了群众基础，就好办了。我们发现在某院子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受伤男子，伤势严重，就帮他包扎伤口，按时给他换药，他的伤口一天天好起来。他有一个女儿，

当年十七岁，留在家里照顾父亲。后来通过翻译了解到，这名男子不愿意跟着叛匪上山，他就被打伤了。他伤好了许多，当得知要消灭叛匪时，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而且还要给我们带路，去消灭这股叛匪。

（二）攻打仙人洞

那个受伤的群众向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有一股叛匪，约300多人，藏在一个名叫仙人洞的半山腰里。”从地图上看，这个洞位于江达县境内，金沙江南岸，普希纳支山脉悬崖中部，海拔4100米，地势十分险要。洞内可容纳300余人，洞口周围被树木遮挡，十分隐蔽，两侧是悬崖绝壁，正面是坡度陡峭的深谷，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易守难攻，而且叛匪进行了近半年的准备，洞里有足够的粮食和武器弹药，狂称坚持半年没有问题。据说在清朝时，一股土匪在此山洞里驻守了很长时间，清军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现在，他们还想用以前的老办法来对付解放军。获此情报后，立即调集兵力，将山洞包围了起来。当我们在那父女俩的帮助下，来到山洞时，看到那里山势果然十分险要，洞口不大，山坡很陡，山很高，从山上往下不行，从下往上打又够不着。我们只能先将洞严密封锁，将山头包围起来。团指挥所经过深入分析，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彻底消灭这股叛匪。于是命令由三营担任主攻，以连排为单位，分五路拉网式向前推进；一、二营为第二梯队，在外围把守住所有通往仙人洞和周边山头的大小路口，严防叛匪乘机突围逃跑。

正在搜剿的部队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枪声，七连闻声跑步向枪声方向冲击，九连一个排也赶来支援，七连卢连长大声提醒：“同志们，提高警惕，注意隐蔽，仙人洞可能就在附近。”他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发现了洞口。当即决定，在两挺机枪的掩护下，亲自带领二、三排战士向洞口发起冲锋。经过一轮激战，冲锋未能取得成功，然后发现，只要战士们一抬头，便遭到洞里叛匪的猛烈射击。为此先后有八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营营长董正清见此情境火冒三丈。他命令将轻重机枪、无后坐力炮、火焰喷射器架在崖石上，对准仙人洞猛烈开火。瞬时间，枪炮弹像雨点般在洞口爆炸燃烧，叛匪的反击被我强大的火力压制住了。七连二排长带领一个班九名突击队员向敌洞口冲去。副班长刘茨良非常勇敢，也很机智。当他看到班里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心里十分难过。此时天就要黑了，如果天黑之前不能解决战斗，麻烦就更大了。于是，他脱下自己的衣裤和鞋袜，光着脚带上冲锋枪和手榴弹，慢慢从洞口侧面爬了上去。当他接近洞口时，首先向洞里甩了两颗手榴弹，正好把守在洞口的叛军团长给炸死了，这下洞里的叛匪见没了首领，全乱了套了。以参谋长为首的叛匪用刺刀挑着白旗一个个从洞里爬了出来，高举双手，缴械投降。经清点人数，共抓获叛匪280多人。战斗结束以后，这名副班长荣立一等功，那为我们带路群众的女儿被送到内地学习，后来成为首批藏族大学生。这是我军入藏平叛以来，取得的首战大胜利，为此，攻打仙人洞的战斗还被拍成电影，编成京剧在全军、全国放映和演出。

（三）与烈士同眠

当时担当攻打仙人洞的是三营，我在二营负责通信联络工作。当得知三营老大哥发现并围住了一股叛匪时兴奋得不得了。所以接到团部让增援三营的命令后便火速向三营靠拢，参加围歼仙人洞的战斗。遗憾的是当赶到剿匪地点时，已接近黄昏时分，战斗已经结束了，我们就地安排宿营。当把战士们安置休息后，自己也找了一块比较安静宽敞的地方睡了下来。那一夜特别安静，没有枪声，只有战士们睡觉时的呼噜声。第二天天亮时，大家起了床，开始洗漱、吃糌粑，我发现和我睡在一起的战士共有八人，他们一个个整整齐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好像睡得特别香。我就用脚边踢边叫唤：“起床了！起床了！”这时旁边的人对我说，他们再也起不来了。原来他们就是在攻打仙人洞时英勇牺牲的八名烈士。难过之余，想到自己能同烈士同眠一夜，代替大家陪伴他们到最后，也是略表战友的情谊。

（四）遭遇战

有一天下午，当我们向某地进发来到一个三面环山的地段，突然遇到敌人的阻击。敌人居高临下，在三面环山的三个山头阻止我们前进。经过简短的侦察判断，发现山上的敌人大约有1400来人，当他们发现我们后，从山上向我们射击。营长即命令四连分三路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火力很猛，盘踞的山又很高，且三面环山，地势易守难攻。战士个个英勇顽强，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边打边往山上冲。我们的营部指挥所离敌人也只不过300多米。敌人的子弹从我们的头上飞过……经过20多分钟的战斗，战士们很快抢占了一个山头，敌人见势不妙，丢下几十具尸体拼命逃跑。战士们乘胜追击，敌人跑得快，我们追得更快，不到40分钟，前进了40多里，遗憾的是天很快黑了下来，由于天黑，地形又不熟，继续追击很困难，于是营长命令追击停止，加强岗哨。我们歇下来以后，为防止敌人偷袭，打了一晚上照明弹，把山间照得通明。拂晓时，对这次战斗进行了清理，共俘敌300多人，打死100多人，其余近千人逃散了。我们也牺牲了十余名战士，其中有一个排长在发起攻击时，大腿中弹负伤，由于包扎不及时，流血过多，也英勇地牺牲了。

（五）找枪

某天下午，团部放映员突然发现放在自己被窝里面的一支五四式手枪不见了。当时我是团里的保卫股长。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布置所有哨所，对各交通路口实施封锁。枪是战士的第二条生命。枪丢失了，意味着危险随时可能发生。对此，我们立即展开调查。经现场勘察分析，内盗和外部所为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外盗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所以我们把调查的重点放在外部作案上。我们的驻地是一座大寺庙，虽有围墙，但年久失修，很多地方已经倒塌，四处都可以出入，这对我们找枪很不利。经过初步调查，很快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据哨兵报告，曾有两个藏族青年来玩过。根据这个线索，找枪必须先找人。那个放映员那天中午吃饭将枪放进被子里，吃完饭后就回来了，前后不到40分钟，此后就没有离开屋子，但发现手枪不见了。这样看来，那两个藏族青年很可疑。当时，很快找到了这两个青年，经过审讯就承认了。但他们说，当他们将枪拿到手后，来到一个山上，两人极害怕被发现，就商量把枪放在山上一个很隐蔽的地方藏了起来。这时，就让他俩带我们去找，却没有找到枪。经再三审问，他们还是坚持枪就放在那个地方。那座山很高很大，有可能他们记错了地方，也有可能又被人偷走了。找枪遇到了大麻烦。反复审问、分析，经过反复地寻找仍无讯息。由于人员不够，我们就向地方政府寻求支援。恰好，这个刚建立不久的新县城正在召开一个会议，有上百人参加。根据我们的建议，在这个大会上对丢枪的案情进行了简短的介绍，然后要求他们发动群众上山找枪。很快他们就组织了好几百藏族老乡，对那座山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查。从上午十一点多钟开始上山，到了下午三点多就有信息传来：有一位藏族老乡从一个小水井的石板底下把枪给找到了。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们都松了一口气……

（六）办案

1959年冬天，进藏不久，部队驻扎在一个山庄进行短期休整。团部突然接到三营发来的电报。电报上说：“七连有一个战士书写反动标语，指导员已经把这个战士关起来了，叫团部立即派人去审查。”我是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连夜赶到连队。指导员报告说，这个战士实在可恶，竟敢在杀猪的凳上、打靶的靶纸上写“毛主席万岁”，这绝对是现行反革命！听了汇报后，我先找来这个战士谈了谈。这个战士很年轻，还不到二十岁，而且参军也只有一年多时间，没有什么文化，家庭出身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没有什么不良背景，没有作案的思想基础。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要写，就稀里糊涂地在杀猪凳上、打靶纸上写“毛主席万岁”，不承认自己是现行反革命。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又到现场进行了仔细勘察，发现不只是杀猪凳和打靶纸上写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墙壁上、地上、路上等处也写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些字。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原来这个战士在家里根本没念过什么书，基本上可算是个文盲。他刚在部队夜校班学会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这几个字特别高兴，就随处练习写“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哪有这样的现行反革命！真是胡闹！我叫指导员立刻放人，并要向这个战士道歉。通过处理这件事，我想起另一个案子，因处理过急，至今不爽。部队在一个山区施工，修筑国防工事。山区都由坚石构成，每天需要使用大量的炸药。有一天在现场清理物资时，发现有五十个雷管不见了。雷管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必须找回来。部队从领取、使用到保管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专人管理，不可能丢失，很可能有人故意将雷管偷去另作他用。于是我立即组织有关人员召开座谈会，请大家分析出主意，帮助尽快查清丢失的雷管去向。接着又召集所有施工人员进行动员，提出要求，说明如果有人拾到就尽快交上来，如果有意隐瞒，被查出来性质就变了。大会后，我们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逐一进行分析，然后重点找人个别谈话。经过近一个星期的调查，线索越来越清晰。发现有个战士曾经多方打听过雷管的事情，并且在参加了动员会后表现的很不安定。我们就把这位战士找来反复交代政策，让其打消顾虑，只要主动交出雷管来，就可得到从宽处理。经过谈话，这个战士终于承认是他拿了雷管，并且交代藏在什么地方，目的是复员回家时把它带回去使用。根据交代，很快在一处简易工棚的屋顶上找到了丢失的雷管。把处理意见报告了上级，很快这个战士被开除了军籍，被摘除领章与帽徽，并被送回老家交给地方政府处理。由这两个事件的处理结果，我又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案子。那是荒唐的岁月、荒唐的案子、荒唐的判决。那个时期，用石膏制成的毛主席半身像，在会议室、办公室、战士宿舍随处可见。在一个星期天，大家正在玩扑克牌，一个战士不小心将放在桌面上的毛主席石膏像碰倒在地上，石膏像被摔碎了。就这么一件在现在看来平常的事情，可在那个非常岁月里，被上纲上线成了一个大案子，查出身查历史，查来查去，虽然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可还是给这个战士判了三年徒刑。

（七）审俘 

在西藏平叛战斗中，部队抓了不少俘虏，一般的俘虏，部队审查教育一下就就地释放回家了。一些重要骨干分子俘虏要交给地方政法部门处理。一次县公安局收审了一批叛乱头目急需处理。由于县公安局组建不久，人手忙不过来，就请求我们部队给予支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派往县公安局帮助审理案件。县公安局的同志见我是从部队来的，就将几个重要头目交由我来审理。我不懂藏语，每句话都需要经过藏语翻译，这对我来说是从来没有碰到的难题。我先将案子做了一般性的了解，然后抓住重点一个一个进行审理。有一个叛匪头目非常顽固，任你怎么问，他就是不出声。后来，经过教育和政策攻心，并有重点地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头目终于开口回答了所提问题，交待得比较好。我在公安局帮助工作半个多月，审理了不少案件，顺利完成任务。

（八）夜袭

为了有效地抓住战机消灭敌人，部队大部分时间都采取夜间行动，天黑出发、拂晓赶到，实施突然袭击的方式。夜间行军，特别是在没有月光天很黑的情况下行军，战士们极易打瞌睡，稍不留神走着走着都能睡着了。有一次得到消息，在离我们十几里的地方有一股土匪约30多人在活动。于是天黑后，就开始行动，走的全是山路，虽有地图还有向导带路，但仍有常常走错路的时候。为防止走弯路，经常要停下来看看地图问问向导或派战士前面探路。为防止敌人发现我们，还不能大声说话，不能使用手电筒。夜间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不能离开路面、不能睡觉、不能说话，但尽管如此，还常发生一些意外情况。有一个机枪手在休息时睡着了，当他发现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于是他就急急忙忙起来就跑，机枪也忘记拿了，走出好远才发现，只好又返回去拿枪。还有一名报务员，背上背着电台，跟在队伍里面。夜间行军一般是不使用电台的，休息时，他也在路边睡着了，走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注意。到了天亮时发现报务员不见了，于是立即派人返回去找。当找到他的时候，这名报务员已经被土匪杀害了，电台也被破坏了，枪也不见了。所以夜间行军需特别小心，尤其休息的时候不能离开队伍，起床时要一个一个叫醒。当我们拂晓前赶到目的地时，土匪已经跑掉了。这次夜袭没有成功。

（九）爬山 

我军在西藏平叛三年，几乎天天和山打交道，天天在爬山。西藏的山最大的特点是：一高二大。西藏的山高，平均高度都在4000米以上。那真是山外有山，山中有山，山顶还有山，山连山，山山无际无边，除了山还是山。西藏的天气就像婴儿的脸，说变就变，一天之内，会多次反复无常，刚刚还是艳阳高照，转眼就会突然起大风，甚至下冰雹。此前，我从没见过出太阳下冰雹的现象，但在西藏我看到了，而且这里的气候差别也很大，往往山下是春天，百花争艳，而山上却是冬天，白雪皑皑。我们剿匪一般不往山沟里走，而是哪里山高往哪里攀。爬山是很累的，有时一天一夜也翻不了一座山。一次我们从黄昏时开始爬山，爬到天亮了还在半山腰上，往下望去，我们的房子就在眼前很近很近，却小似蚂蚁。爬山的好处是居高临下，容易观察敌情，站得高看得远，一旦发现敌情，展开战斗也快，或堵或追，都比较容易。但爬山有时也使人焦躁。于是战士就用玩笑、用闲扯发泄着牢骚说，山这么高有什么用，我不要这山，谁要给我一条烟，我就给他一座山，给我一百条烟，我就给他一百座山；有的说，不给烟也不要这山。也有的战士说，这山里一定有很多宝贝，说不定是金山银山，你若现在把它卖了，将来后悔就晚了；有的说，好好记住，将来有了儿子、孙子，好好讲给他们听；还有的说要是把这山里的故事写出来准是一本好书……。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的时候累了可以歇下喘口气再往上爬，而下山却没完没了。一个劲地往下往下，下得人心发慌腿发软。山与山之间沟壑纵横，山沟又深，有时好不容易刚从一座山下来，又要往另一座山上爬去。有一次，我们正在山间行走，突然发现对面山上有敌人在活动，我们就加快速度往对面山上行进。可当我们赶到时敌人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敌人是山熟路熟，跑起来快得很。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你看得到他就是消灭不了他。但是，山再高，山路再难行，我军在西藏平叛三年，仍是爬遍了昌都地区东西南北的山，剿灭了所有盘踞在那里的叛匪，收缴了无数枪支。为西藏人民的和平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十）过河

西藏的河流很多，在平叛战斗中遇到过很多的河流，也渡过很多河，“通天河”河流弯弯曲曲，过了很多次。通天河不是小说《西游记》中描述的那样，波涛滚滚，妖雾迷漫的，而是比较平缓，河面也不宽，水流也不急。河流两边长着很多野生樱桃树，树上结满了红红的樱桃，随手可摘。我们在行军途中一边观着风景一边吃着樱桃，饱了眼福又饱了口福，很是开心。

而金沙江则大不同，它是长江的发源地，江面虽不很宽，但水流很急，地势非常险峻。要渡过金沙江，很难找到船只，只能乘当地群众制作的小牛皮船。这种船船身很小，一次仅能坐两三人，还必须要有熟练的人掌舵才能将小船划过河去。一次，部队要过江而去，到江对面执行剿匪任务，当时根本找不到大船，而任务又很急，就在当地群众中找来不少小牛皮船，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顺利渡过江去。其中有一条小牛皮船由于水手操作不当，被水势冲着顺流而下，漂了很远才划到对岸，好在只是虚惊一场，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最难忘的是，有一次我们要到对面的山上去执行任务，中间还隔着一条河，要渡过这条河就要先从很高的山上下去，过河以后又要爬上一座山，本来两山之间距离很近，却走了很长时间。

（十一）雪盲、雪冻、龙卷风

在雪地里行军，很多人患过雪盲，在雪地上行军，阳光强烈，过雪地时，一定要戴上墨镜，或用毛巾将眼睛遮挡一点，但有些战士就是不听，有些战士出于好奇，不知雪盲什么样，想自己试试，结果我们很多战士患上了雪盲症，如果遇到敌人就麻烦了。我们排有50%的人患了雪盲这种病，当时闭上眼睛稍微休息一下就变好了。 

瘴气：在西藏自然灾害中，有一种叫“瘴气”，就是在地势低洼处长年堆积着树叶、草木腐烂以后会散发出一种毒气——“瘴气”，人若呼吸这种瘴气就会中毒，这种灾害我们虽然没有遇到，但听来很吓人的。

雪冻：有一个连队在翻越唐古拉山时，由于冰雪封冻，上去后就下不来了，加之天也黑了，就蹲着过了一夜。第二天天亮醒来发现很多战士冻得不能动，有的冻坏了双手，有的冻坏了双脚，很多战士不能走路，我们把他们抬下山，后来有的战士在医院被截肢，甚至双脚都被截掉，造成终身残废。

龙卷风：这是最厉害的自然灾害。我们部队遇到过两次。第一次是1960年的夏天，那天烈日当头，天气很热，部队正行走在一座山腰上，突然天黑地暗，只见一缕黑柱铺天盖地向我们旋转而来。“龙卷风！”营长吼道，赶紧叫大家往山上跑。还没跑到山顶，龙卷风的“风柱”就旋转到了身边，霎时，天旋地转，一片昏暗，耳边嗡嗡轰晌，不少战士差点被掩埋。待风速渐弱，从雪地里爬起来，只见风柱还在天空中旋转盘旋。 

第二次遭遇龙卷风是在1960年的秋天。那天上午八点多钟，我们一个排长带领全排32人去执行一项任务。大家都在气喘吁吁地爬山。突然间，一根黑柱由山上往山下盘旋而来。排长边跑边喊：“龙卷风！快往山上跑！”这次，龙卷风面积20多平米，天昏地暗，非常可怕。不幸的是，当大家正往山上跑时，龙卷风迎面而来，在我们战士身边停下了，三十多个战士全被埋在里面。有一个战士因小便晚到了几分钟，当他赶到时，没看到战友们，他边哭边喊。这时，他发现有一个战友的手臂露在外面还在动。于是他就赶紧挖，把这个战士救了出来。寻找战士遗体时，积雪已有十多米深，我们一个连挖了十多天才把烈士遗体全部找出来。

（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亲历西藏民主改革》，中国藏学杂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