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旸：一个传统西藏家庭的60年变迁

阿里，被誉为“西藏的西藏”“离太阳最近的地方”。

这个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严重高寒缺氧的地方与中国其他地域一样正在进行着自己的蜕变。

狮泉河，阿里地区首府所在地，常住人口一万多，有着这样规模的城市应该有的所有设施。人们上班上学，节奏缓慢，扎着鲜艳红色头巾的进城务工牧民，不时在街头走过，一切大致与内地城市无异。

而在两个多小时车程以外的阿里牧区，牧民们仍需直面严酷的自然环境，居住在祖辈留下的黑帐篷中，以放牧为生。

在这里，有九个兄弟姐妹成了牧区的传奇——因为命运和自身际遇，兄弟姐妹中有的已经成为知名学者、成功商人，或者政府高级干部，有的仍然留在牧区，继承家业，与牛羊为伴。

这个传统藏族家庭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可以作为我们观察西藏社会直面现代化具体而微小的切片。

“红汉人来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次仁加布，西藏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15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见到他时，他正要飞往奥地利参加一个关于藏学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961年，次仁加布出生在阿里地区噶尔县左左乡朗久村，从记事起便跟着姐姐牧羊，曾经的生活与现在相比，恍若隔世。

父亲强巴，母亲拉姆次仁。西藏和平解放之前，这对年轻的牧民夫妻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1994年，父亲因肝病去世；母亲在2006年也撒手人寰，享89岁高寿。

西藏民主改革之前，次仁的父亲一直给别人家里干活，放羊、搬家、找牛，“养活一家人”。有时，父亲强巴会对次仁的弟兄们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生活经历，儿子们瞪大双眼。“家里的帐篷谁都可以随便出入，父亲回家发现有人来过，如果是朝圣的人，他会非常高兴。”次仁加布说。

1959年，发生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出逃，部队进驻西藏。

因为路途遥远消息闭塞，远在西北疆的阿里地区反应并不像拉萨那样剧烈。当部队快来到阿里时，一个传言开始在草原上散播:“红汉人要来了！”

所谓“红汉人”是当地牧民对于红军和汉人的混合想象。想象在传播中变形，“牧民竟然听说‘红汉人’是要吃富人的肉”。后来人们又都知晓共产党是要“共富人的产”，于是拉萨叛乱后不久，阿里地区的富人几乎全部外逃印度。

“当时边境意识不强。”次仁加布说。原本有着50多户的乡村这时只剩下30多户。

富人走后，留在当地的穷人也有些害怕。祖辈很多都曾与印度有原始形态的盐粮和畜产品生意往来，因为有着几辈人的传承和固定的生意对象，有时一笔生意的钱款可以等到来年对方宽余的时候再付账。而1959年始，因为严格的边境概念，对父亲强巴来说，世世代代做生意的朋友永久失去了联系，曾经欠下的账再也无法返还。

在次仁加布的记忆里，父亲经常念叨的是，“哎哟，我那边(指印度)的朋友怎么样。我还不了别人啦，我吃了别人东西的啊。”

部队的帐篷就驻扎在牧区附近，因为传说中“红汉人坏得很”，没有女人敢靠近。有一次，父亲因为接活，到部队驻地附近去了一次。回到家就说，“那些人好得很，讲道理。”

195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阿里藏族穷人的心里只是留下了两个简单的印记——“无法继续祖辈的生意”和“来了一群讲道理的红汉人。”

阿里的“文革”岁月

“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

“西藏叛乱”之后，1951年签署的《十七条协议》实际被终止。后来，大量庙宇被关闭，传说西藏政权被废除，上层贵族的财产也被没收，西藏的政权重新建立。

发生在拉萨的这一切传导到遥远的阿里，又慢了几拍:

1966年之前，次仁加布家里的牛羊仍然归己所有，只是成立了互助组，“工作在一起干”。这是人民公社的前奏。在这之后，一些被称为“工作组”的干部出现在这片曾经人烟稀少的牧区。

“工作组”多是乡里或者县里来的汉族干部，也有从拉萨来的藏族干部，主要是陪同翻译。“工作组”组织牧民“提高思想觉悟”，干部们还出钱从富裕一些的牧民家里买来羊和牛分给那些没有牛羊的人家。

那时，次仁加布开始帮助家人放羊。他的大姐，18岁但没有上过学的多吉卓玛，其中一个身份是乡里7个共青团员之一，这时也因“各方面要求进步”，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这位年轻的会计不会算术，“记账只能用小石头”。

而大哥，在1965年，通过招工来到城里——这是这个藏族家庭第一个走出牧区的人。

1959年到文革发生前的那段日子，次仁加布每天早出晚归，放羊，或者向二姐学习藏语，“夏天在沙地上划，冬天在雪地上写，指头都是红红的”。

日子就在写字的指间偷偷流逝。直到有一天，一直供奉在帐篷最前面的一卷经书被父亲偷偷拿走，那是次仁的“自学材料”。祖传的“自学材料”被父亲藏到了嘛呢石堆，后来下落不明。

“那是一卷类似于佛教全集的经书，还包括地方历史和家族历史。”次仁加布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后来次仁加布才知道，“文革”来临了。

在当时的次仁看来，“文革”只意味着他的一个稍微富有的舅舅被批斗。“我就知道连小孩都可以踢他，可以骂他，心里很不舒服。”次仁加布说。

因为牧民居住大多分散，所以很少能组织起像内地一样的批斗大会。政治学习会议上时而会有批斗场面出现，次仁的姐姐回家时告诉家人，“舅舅的牙齿和头发都被打掉了。”

这个时候，大姐多吉卓玛带领牧民学习文件，告诉牧民“这么多年吃不饱穿不暖，是由于寺庙里的僧人和牧主的压迫造成的”。

“穷人们都懂这个道理。”2008年4月25日，已经六十岁的多吉卓玛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我自己也斗过牧主。年轻人和穷人都支持斗牧主。”

1969年，次仁加布世代居住的牧区更名为“红旗公社”，曾经属于自己的牛羊都化归集体所有。如果羊丢了，年底要扣工分。

次仁家分到了600多只羊，但是“没有肉吃，也不能杀”。这600只羊“放得好”，每人一天可以记10个工分，年底按照工分分配下一年的肉食、奶渣和酥油，生活上“凑凑合合能吃饱”。

不满十岁的次仁加布搞不清楚这一切的真实含义。他照旧过着自己的生活，放羊的时候仍旧偷偷拿着家里传下的经书坐在草场上看。其时，这些书已被视为批判革除的对象。

不让看，次仁就把经书藏在合法出版的藏历中。晚上回家前，把书随便藏在一个山洞里。即便如此，父母也常常大光其火:“你在那看书，狼来了，把羊吃掉了，队长要是责怪我们怎么办呢？”

父亲愤怒了就揍他，“你这个破书能解决你的吃饭问题吗？你现在不去做僧人，天天看这样的书？”

在世俗西藏社会，读经书的目的和最好的出路便是进寺庙做僧人，那不但解决了温饱，而且意味可以受到教育受人尊敬。

但是“文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据次仁加布回忆，到目前为止，整个郎久只出过一个僧人，且已还俗。“一方面因为文革的破坏，一方面因为改革开放的大潮，年轻人已经不再向往寺院。”次仁分析。

文革进行得最热火的时候，阿里像内地一样到处“破四旧”，“红卫兵”带头去砸拆寺庙。次仁家乡神圣的地方神也被拆毁，供奉的珠宝散落一地。

僧人被迫还俗参加日常劳动，像普通牧民一样放羊放牛。

“学大寨”和命运转折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说。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

1975年，大姐多吉卓玛被吸收为公社干部。

经常和其他工作组成员一起骑着马下乡向牧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和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虽然有细粮供应，但还是吃粑，“蔬菜基本没有”。为了让牧民们理解共产党的政策，多吉卓玛和牧民们一起劳动，在劳动中，多吉卓玛告诉牧民，“以前冻死饿死都没人管，现在赶上了形势”。

家里开始发生变化:大哥洛桑已经成为电工，大姐多吉卓玛忙于对群众搞“路线教育”，次仁加布也走出牧区开始上学——家乡需要会计和小学老师，次仁藏语基础好，公社推荐他到地区读小学。

这时的阿里，“农业学大寨”如火如荼，据三姐才旺卓玛回忆，即使青稞种得好也只够吃半年，但是“上面有政策，必须要种田”。次仁家要留出三个人放600只羊，其他人都要参与农田建设。

但在生产队长的坚持下，次仁还是进了乡上的小学。

两年多后，因成绩优秀，次仁被送到噶尔县中学，“学的其实是小学的东西，只是加了填写账目表格。”

因为次仁的离开，牧羊的任务就落到了8岁的弟弟旺扎身上。

“我天天跟父亲闹，我不放羊了，我也要上学。”如今已经是阿里地区烟草公司总经理的旺扎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但是父亲给他的回答，通常是几个耳光。

在葛尔县中学读了两年书，次仁加布又被送到了拉萨。按当时的规定，一共有四个学生可以继续深造，包括两个干部子女和两个牧民子女。因为“干部有门路”，所以两个干部子女被送到陕西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次仁加布和另一个牧民的孩子被送到拉萨师范学院(即今天的西藏大学)。

这更像一个师范训练班。20多个同学中年纪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14岁，比次仁加布还要小两岁。

在去拉萨的路上，次仁看到了游行的队伍，人们高举着牌子，上面写着“打倒四人帮”。在西藏师范学院，次仁第一次跟着藏族老师学习汉语拼音和简单的汉语句子，比如，“华国锋主席是毛主席的接班人”。

1977年恢复高考，西藏师范学院建了一个附属中学，要求三十岁以上的学生结业回家，年龄小的放到附属中学，读一年预科，然后正式念三年初中。

在此之前，从上海、辽宁等六个省市选调的382名教师进入西藏援助当地教育事业。次仁加布所在的附中就有一位来自上海的援藏教师，他教授大家汉语。

“他要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只能说汉语，要不就处罚。那个老师太好了，要不我们根本学不会。”次仁加布回忆说，“他每天就用茶水泡馒头，睡在办公室。”

1981年，次仁参加正式高考。当时的政策规定，藏文专业学生初中毕业就可以参加考试。中央民族大学当年向西藏地区招收26名学生。

那一年，次仁考上了北京的大学。

走出牧区与回到拉萨

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在12岁的旺扎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而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研究生毕业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

就在次仁加布在拉萨读书准备考大学的前夕，他的故乡阿里，乡里的干部开始把曾经属于公社和集体的牛羊返还给牧民。

牧民们逐渐知道，这个新的政策叫做“包产到户”。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这些复杂政策变化后的背景，有老人嘟囔，“政策还不如一头牛的生命长，以前牛是公家的，这牛还没死又成自己的了。”

家里只有一个人感到有些伤感——曾经拼命想去上学的弟弟旺扎。1978年，旺扎12岁，在他看来，“包产到户”将彻底掩埋自己走出牧区的梦想。

9岁的时候，旺扎有第一个梦想，以后一定要吃上馒头穿上干净的中山装。“为了这个梦想，我可以说尝尽了酸甜苦辣。”旺扎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知道包产到户的时候我觉得完了，父母不会放我出去读书了。”

这一家重新分到了三百多只羊、八头牛和一匹马。家庭成员中，除了成为电工的大哥、当了地区干部的大姐，仍在牧区的二姐已经出嫁，旺扎的两个哥哥都在拉萨读书，旺扎仍旧放牧。

1978年夏天里的一个午后，旺扎在牧羊，一辆八座吉普车因为抛锚停在草场上。旺扎好奇，凑上前去。

车里一个“领导模样”的人用藏语问他，“小孩，想不想去上学？”旺扎说，“我做梦都想，求求你，你带我走吧。”

“你家住哪？”

“就在那个坡坡后面。”

“那去问问你的父母。”

“别问了，问了肯定不让我去了。”

“那你的羊怎么办？”

“可以让邻居晚上赶回去。”

“那行吗？”

“有啥不行。”

旺扎已经背着装了粑的干粮袋上了车。

后来旺扎知道，这个干部是专门来阿里牧区招生的。上面给噶尔县下达了硬性指标，整个阿里地区必须招收36名学生入学，因为“包产到户”，孩子都被家长留在家里放牧，干部只好用这样的方式“搜索”生员。

旺扎像做梦一样，当晚就到达了噶尔县中学。

在那里，旺扎开始了他迟到的知识启蒙。

一年之后，旺扎被转到阿里地区中学师范专业师训三班学习。第三个藏历年刚过，旺扎和班里的其他九名同学接到通知，要他们到当地邮电局报到，去拉萨学习发电报和译码。培训半年之后，旺扎成为邮局正式职工。

两年之后，旺扎觉得“没有意思，每天滴滴答答”。他一再打报告要求自费到内地深造，并与领导“约法三章”，如果拿到毕业证，邮电局必须接收自己，如果拿不到，一切后果自负。

终于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旺扎因为藏族身份，校方把学费从每年3000元减免到1200元。他每天下午仍需到当地一家宾馆门口卸煤车挣生活费，“卸一车20～30块，我一下午可以卸四五车。”旺扎说。

两年之后，旺扎拿到大专文凭，邮电局履行诺言，安排旺扎做办公室副主任兼文书。但是旺扎清楚，这已经是自己在国有单位的终点。

他决定“下海”。

与旺扎的叛逆相反，哥哥次仁加布要“循规蹈矩”得多——大学毕业后，次仁执意要回阿里。经老师劝说，他同意留京，在中国社科院读研三年。

暑假里，次仁加布回到家乡。

父母问，“有女朋友了吗？”

他点头，“有，有。”

1991年，次仁加布和一位藏族女孩结婚，他们是大学同学。父母兄姊对他说，“不回阿里，回拉萨也可以，朝圣时还可以见到。如果在北京，我们一辈子也见不到你了。”

次仁加布忍受不了亲情割离。

研究生毕业，应导师的要求在北京工作四年之后，他回到拉萨。

旺扎“下海”

旺扎如今已经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点变化”。

1992年，内地经商大潮风起云涌。

虽然家人都安于现状，但旺扎“还是想改变一些什么”。

邮电局投资30万办了一个小企业，这个“通讯发展公司”5年赔掉了25万。旺扎提出要承包。利用剩余的5万元，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门面房和一辆半旧的东风卡车作为启动资金，和邮电局签定协议，“承包三年，返还25万现金，每年上缴邮电局10万”。

“日用百货，什么挣钱我就做什么。”旺扎说。承包六年，他挣了300万元。

邮电局决定收回公司再投资300万扩大规模，并邀请旺扎做总经理。旺扎却谢绝了，“算我傻，我不干了”。

旺扎的逻辑是，“我从安多买一车酥油，有的十块一桶有的六七块，我一路卖，到阿里可能就已经卖完了，从收购到卖的程序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给公家干，一车酥油必须得拉到阿里，入库，再拉出去卖，这样成本大大增加，根本赚不了钱。”旺扎说，“到时候审计来一下就够你吃一壶。我得考虑后果。”

领导赏识他的能力，又把他调回单位继续从前的工作。

一段时间后，邻县一家邮电局局长挪用汇兑款，稽查组想抽调一名年轻人接任，看中了旺扎。口头承诺，到邻县锻炼一段时间，回阿里地区后可直接升任地区副局长。旺扎却要求领导给出书面保证，却不想因此开罪了上司。

升迁道路已断，旺扎又提出辞职。他决定开家公司，但母亲不同意，觉得他“翅膀硬了，不管公家了”。

狮泉河粮食公司很不景气，总经理找到旺扎，给他一个副经理的位置，“一起把粮食公司搞起来”。1997年，旺扎从邮电局辞职的时候，月薪4600元，而粮食公司的薪水只有800块。

两年之后，当地烟草公司濒临破产，行署领导觉得旺扎是个经营人才，调他到烟草公司做主管烟草的经理。2003年，旺扎又得到了阿里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总经理这“两个名分”，一直到现在。如今烟草公司年收入已经达到一个亿。

旺扎已是成功的商人，他说如果不是前年做了个大手术，元气大伤，他“还想有些变化”。

那次手术之后，旺扎觉得自己应该多关注一下家庭。

“特别是帮助一下还留在牧区的弟弟。”

东旦的2008

“他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

和狮泉河的繁华相比，阿里牧区显得遥远而荒凉。

两个多小时的路程只有越野车才能通过，到达一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山后，车辆就不能进入，只能步行。爬过一座几百米的荒山，就能看到一顶黑色的帐篷扎在山窝间。

这个用牦牛毛织成的黑帐篷是旺扎一家小时候用过的，从帐篷里可以透过网眼看到天空。弟弟东旦今年40岁，但是看起来比旺扎还要老上很多。他的妻子和大女儿都在家里放羊，小女儿曲卓玛今年19岁。

曲卓玛从5岁起就被旺扎接到狮泉河上学，一直读到中专，住在伯伯家里，现在伯伯旺扎的烟草公司做业务员。

“我小时候上不了学，我姐姐哥哥都上了，小时候要是都上了就没人放羊了，但我愿意上学。”东旦不停地倒着酥油茶，他只能用藏语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

“我家里有30头牛，山羊绵羊加起来280头，算中等吧。生活来源就是靠羊和牛，这些肉可以到卖到狮泉河去。这儿长不了青稞，生活上哥哥姐姐会帮帮忙，否则会有点困难。”如今的牧区，草场都已划分给各家所有，东旦家分到大约两三平方公里。

从今年3月起，这个牧区的大多数年轻男人都到狮泉河和牧区中间的一个乡去打工，当地政府在那里投资600万种植青稞，这些男人负责搬运石头和平整土地，每天可以挣40～50元，“可以干到6月份”。

“他有时候常跟我说，要是没有他，我就是最小的，我就得留在家里照顾牛羊了。”旺扎说。

在阿里牧区，一头牦牛可以卖到1000元，一只羊可以卖到250元，但即使这样，也要赶上好的年景，当地雪灾风灾连年不断，一场大灾可以导致牛羊死掉一半。最好的年景里，一个家庭可以挣到几万元，但这样的时候很少，最差的时候，一年收入不足一万。

东旦的帐篷里仍然放着父母留下的酥油茶壶和一些小小的银器，门外的羊圈里，十只刚出生的小羊羔不停地叫唤。东旦点了根烟，说，“我明年准备再去要点钱，把门口的路修一修，这路太难走。”

去年，东旦到狮泉河各部门要了大约5万块，平整了一段路，他计划明年“再要8万”。旺扎说，这些钱都是东旦自己要到的，他没有帮忙，今年如果可以要到6万，他的烟草公司准备赞助2万。

旺扎的二姐次仁卓玛，也仍然生活在牧区，离小弟弟东旦的帐篷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二姐的生活更加艰难，帐篷是用布匹制成，坐垫边上立着两只风干的羊，颜色血红。

帐篷顶端有一台录音机，可以用太阳能电池开启，有一个包裹得很严密的经卷，是老人婆家祖传的信物。次仁卓玛今年58岁，从14岁起就嫁到这儿，据说自学过藏文。

长期封闭的放牧生活，老人已经很难与外界人接触，终日与一只已经20多岁的老藏獒为伴，“只知道倒茶微笑”。次仁卓玛的大儿子仍然在牧区放牧，已经分家另过，小儿子在狮泉河的一家银行工作。

她家有1200多只羊，很少出售，“够吃就不卖”。

在城里长大的第三代

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大哥洛桑已经去世，小时候因不慎掉进火堆，落下一点残疾，所以父亲一直教他读经，希望他以后能到寺院有个着落。

洛桑最终没能成为僧人，却因为自己的努力进城做了电工，终生未娶。1991年，弟弟次仁加布结婚那年，洛桑落寞过世。

大姐多吉卓玛如今已经60岁，曾经的“积极分子”如今已在噶尔县妇联副主任任上退休，退休金4000多元。

因为儿时家穷，三姐才旺卓玛被送到亲戚家寄养三年，后来因为“不喜欢他家”，又跑回自家的黑帐篷。她“学过一点算术”，曾经做到了当地一家农业银行的副行长，“想照顾家庭”于是辞去职务做普通柜员。得益于工龄长，才旺卓玛保持了以前的待遇，现在每月8000多元工资。

二哥索南平措已经调任拉萨成为西藏自治区工商联合会主席，从12岁离开家乡就一直在外，从政后一路顺风顺水，如今的职位属于正厅级。两个子女都已送到内地读书。他不愿作更多采访。

这一家9个兄弟姐妹，6人走出牧区成为“公家人”，在当地备受尊敬。

如今，阿里牧区的年轻人，更愿意上学或者外出打工。但是，往往初中毕业后，却无法考上高中，回到牧区又可能“难以适应放牧的生活方式”，这成为很多牧区父母头疼的事情。

去年，旺扎带着自己4岁的女儿回了一次牧区老家。到了牧区，小女儿不愿意下车，旺扎问为什么。女儿说，“脏得很。”旺扎被噎住了，“心里发酸”。

东旦的小女儿，在狮泉河生活了十几年的曲卓玛也很少回到牧区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她，“你喜欢牧区还是城里?”

她犹豫了一下，用磕磕绊绊的汉话说，“城里，城里。”

本文来源：网易新闻，http://focus.news.163.com/08/0612/16/4E8JVPV600011SM9.html，转引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