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幸福路——民主改革亲历者访谈

“我为什么要组织‘穷棒子互助组’”

次仁拉姆是当年闻名全国的“穷棒子互助组”的领头人。今年已是80岁的老人了。在她泽当的家里，老人拿出彩色影集，一一告诉我们她参加老年艺术团的活动，她到北京观摩奥运会（对首都人民的服务水准大加赞赏）的情景。照片上的她笑容可掬、气定神闲。老人说了，“劳动的人最健康”，更不用说像她那样一辈子与土地、与劳作结下缘分的人了。

我出生在隆子县桑阿曲林地方的一户农奴家庭，从6岁起做领主家的佣人，领主家的小孩长得又白又胖又壮，我是农奴的孩子，身体非常瘦弱。我有时候洗尿布，有时候背小孩，有时候喂他吃的，但我背不动他，有时候不小心把他摔在地上，领主就打我耳光，揪耳朵，受尽了各种折磨，可以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

6岁到8岁拿着斧头到山上砍柴，如果砍的柴多，就会给一碗“吐巴”喝，如果砍的柴少不要说给吃的，还要打我一顿。12岁起我被领主交换到另一个谿卡，领主是没有怜悯心的，交换奴隶时从不会管奴隶的感受。但无论到哪里，剥削人的社会制度是一样的，农奴只有受苦，没有享福的，我到那里以后无论是上山放牧，还是替人出工，不可能有片刻休息的时间，这样一直干到32岁。我们自己能带走的只有身后的影子，能留下的只有地上的脚印。

旧社会，我25岁的时候生过一个小孩，当时没有东西喂养小孩，小孩饿得不行，吐血死掉了。这个痛苦我永远忘记不了。人民解放军不惜用鲜血和生命解放了我们穷苦人家，从那天起我们的心头升起了温暖的太阳。听说妈妈生我的时候，扯下身上的一块破布盖在我身上，告诉我别偷东西，不要撒谎，要好好干活。解放军来了以后给我分了房子，分了牛羊，不但给了我做人的权利，还给了我赖以生存的各种生产资料。我带头成立互助组的时候，就是想到这些痛苦的经历。当时4个村有6个组，上面的领导来了以后说要把大组撤销，成立小组，就是互助组。那6个大组改编成了20个小组。那时候那些有生产经验和有生产资料的人家一起喝茶，一起喝酒，几个人凑到一起成立了自己的互助组。还有11户人家过去有的在庄园里放羊、放马、放骡子，有的是扫地烧茶的。他们也不是懒惰，主要是这些人一方面没有生产技术（不会种地），一方面没有经济实力，也没有太多的生产资料，因此，谁也不想要他们。我看这样实在不行，能不能我们自己成立一个互助组呢？现在的政策是只要自己干活卖力，收成都归自己。我们的区长当时在别的乡里，我到那里给他汇报我的想法。我问他这样行不行，他说可以，我们支持。这样我们这11户特别困难的人家就自己成立了互助组，虽然困难很多，但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就能克服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些领主和富户根本不相信我们能自己组织生产，只能又回去当奴隶，甚至有的人说，他们连饭都不会做，还会种地？我们没有低头，挺起身板，别人劳动的时候我们劳动，别人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还要劳动，没有牲口驮运，就自己背着肥料上田。秋后一看，在21个组里我们组的收获是最多的。生产提高了，地区和县里给予了支持及嘉奖，我们就更加充满信心。别人能发展我们也能发展，我们经常开会商讨怎样发展生产，后来我们的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的好，我们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多余的粮食我们献给了国家。

我们感到，虽然穷，但只要自己有骨气什么事都能干，最主要的是推翻了压在我们头上的封建农奴制度，我们得到了人身自由。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了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我们的出路。后来六五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大家集资时我们组是最多的，有马牛羊粮食耕牛等。这些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组人齐心协力，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共同劳动的成果。

当年“穷棒子组”里的小孩都去上了学，有7个农奴子女现在在国家机关里上班，过上了好日子，这些都是党的恩情，这是其一。第二，现在由于国家和其他兄弟省市的援助，我们的乡，比其他地方发展得更好，现在的生活比过去不知是好了多少倍。现在人们都盖起了楼房，房屋都跟以前的庄园似的，里面的家具都是新的。现在我们的生活完全自食其力，不用求靠别人。

“我成为西藏第一批女拖拉机手”

格桑玉珍从小就是一个孤儿，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她被招工到解放军的农场，后来成为了西藏第一代女拖拉机手。为此，她感到十分自豪。

我的家乡在彭波地方，小时候父母把我送给我们的亲戚，他们没有小孩，我就成了他们的小孩，那里就成了我的家。我和两个老人住在一起，他们有一块耕地。他们靠耕地可以过日子，平时我就去干些农活，有时去给村里的庄园当苦工，干些收割、晒麦子的活，叫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在这中间干些自己家里的活。

后来我的亲戚去世了，我就回到拉萨。我的母亲没有什么耕地，到秋天的时候到农村去，在人家的农田里捡洒落在地上的青稞粒，同时给人家打工挣点钱，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我有两个兄妹，但他们无事可做，到处流浪。后来解放军到西藏后，开始到处招工，我就参加了工作。

记得以前我小的时候，解放军刚进藏，我们就跑到他们跟前去看，解放军也和我们打招呼，还拿出东西给我们吃，说是鸡蛋做的，我以前没有见过这些。我们村子里的人却说不能去，他们给你的东西是毒，不要接受他们给的东西，还有的说解放军来时不能出门，他们要割小孩的耳朵吃，然后小孩都不敢出门。但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造谣的，那些不喜欢解放军的人造的谣，是他们不让我们小孩接近解放军。

招工后，我们先到了八一农场干掏肥料的活，当时我们有好几个人，但现在都不在了。就这样掏肥料大概干了4年。当时领导认为我年轻，准备把我送到北京民族学院学习，可我自己没有去，那时我不懂汉语，我又有点害怕。后来说我年轻，这样下去以后怎样过，领导给了我一封信，当时我也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后来才知道让我学习驾驶拖拉机。

我们和解放军一起，到处去开荒，还要去耕菜地。后来我就认识了孩子他爸，我们有了孩子后我就没法去到乡下耕地了，把我派到蔬菜大队，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有4个小孩。我是八八年退休的，那时候我爱人的身体还可以，小孩都在各自的单位上班。现在我的大女儿都退休两年了，她有个女儿，今年刚上了大学。

当时我去开了拖拉机后，有些汉族同事问我你一个女孩子开拖拉机去耕地有什么感想，我自己那时是单身，能开着拖拉机到处去心里觉得很高兴，身体也好，年轻嘛。天天想着去工作，更没有害怕的感觉。无论白天、夜间都一样工作。

我没有当拖拉机手前，在八一农场，在这里视野广，见得也多。1959年发生的叛乱我看到了，拉萨市的叛乱两三天里就平息了，我们得到了解放，心里很高兴。不像以前，总有夏天吃了冬天吃什么的担心，现在拿上碗和筷子就可以吃饭了。那时候年纪小，心情好，时间在工作中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从不觉得累，那时候军队也来劳动，有时候一来三四车，跟他们一起劳动心里更加的快乐。

因为我年纪小，他们常让我干轻松的活，领导对我很好，我自己也努力地劳动，不怕辛苦。我心里想，共产党到了西藏，我得到了解放，有机会开拖拉机，很开心。我们单位里有些人可能是妒忌我，给领导提意见，说什么为什么让她学开拖拉机，她为什么有好被子盖等。

1959年快要叛乱的时候我在卡其林卡掏肥料，那时候藏军驻在罗布林卡，经过罗布林卡边上时，那些人就骂我们，还从墙上扔石头，但我们不敢顶嘴，只有躲开。叛乱的时候，就在八一农场老场，我们挖了很多地洞，用树干和军队的旧棉衣盖了地洞，留个小门，我们就住在里面，晚上睡在里头。当时有个汉族女的，晚上枪声响了后她赶快起来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说，不要到处乱跑，跟着我后面来，把我们安排在七一农场的地洞里，吃的也送到地洞。叛乱很快平息了，当时我看到那些藏军在木棍上拴条哈达朝我们农场方向来了，那时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是投降。河边有些受伤的康巴人，用担架抬着走了。

开始八一农场连一辆马车也没有，是用骆驼运肥料的，后来才有了四辆马车，之后慢慢有了四辆汽车。我开拖拉机的时候运什么都是汽车，除了运草外马车基本不用了。我开着拖拉机去播种，看着自己耕作的几十亩农田绿油油的，心里特别高兴。有时候单位带我们去参观自己种下地的庄稼长得怎么样，长得好不好。

解放军进藏以后，我们穷苦人有很多渠道可以走上工作岗位，各自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我就当上了拖拉机手，当时我心里就想：这样的机械化设备到了西藏，我作为一名妇女，能驾驶着拖拉机到处去耕地开垦，多骄傲啊！自己觉得很有幸福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过幸福的生活，我经常这样想的。

“民主改革时，政策是分得很清的”

1966年，拉旺多布结参加工作，先后担任那若地方的民兵连长、区委书记、副县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为江孜地区农业战线的一把好手，办完退休手续后被县政府返聘在县农发办等单位工作多年，现在已经正式退休，住在江孜县国防路的退休屋里，过着安逸的晚年生活。

我出生在江孜县的突如岗村。我的父亲是仁布宗强钦寺的属民，生活不堪重负逃到江孜的那若地方，在那里遇到我的母亲和她结了婚。我妈妈是仁布库龙地方逃来的，原来是曲德林寺的属民。他们两个到那若以后给噶锡庄园一个叫吞波的人家里当佣人。突如岗村有42户人家，差巴户有11家，其中吞波、麦吉和麦波三家属于富裕差巴，他们的条件很好。还有3个差巴户生活自给自足，另外5户差巴已经（被债务）逼得不行了，自顾不暇。

除此之外的31户人家就租种一点地，温饱都没有保证。噶锡地方本来土地肥沃、水源充足（噶锡，藏语里是“四喜”之意），所谓“河泊纵横诸龙喜，林木茂盛群鸟喜，谷物丰盛众人喜，青草丛生牲畜喜”。但农奴的生活很艰苦。我3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里有三男一女，只有3分土地养活5口人，母亲不管春夏秋冬都给吞波家干活（还是不行），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哥去讨饭，二哥被活活饿死，我在仁布那边有个姨妈，9岁的时候，母亲把我送到那里寄养。

9岁到13岁，我给他们家放羊、喂牛、砍柴。13岁到14岁，在强钦寺里当提水工，天亮前到半公里以外的泉眼里挑水6趟，真是又饿又冷。

西藏的寺庙跟社会上一样，喇嘛们穷的穷富的富，有的大喇嘛放债，有很多钱，利率是“4生5”，就是春天借4藏克秋天还5藏克（粮），延期加罚。而有的穷喇嘛背着一千多藏克的债，延期还不完，就只有给他当佣人。

13岁那年，我姨妈家太穷，养不了我，又把我送到一个叫扎洛的人家。他家很富有，我给他放养200只羊，6头驴子，3头犏牛。早晨他给我半碗叫“萨如”的粗糌粑糊糊喝，中午再给一碗“萨如”糌粑，总是半饥半饱的。

旧西藏社会发展非常滞后，除了个别大的庄园有私塾，其他地方见不到学生的身影。医疗条件也很落后，村里70岁老人都很少，病人常常是见不到医生的。听说沟口的村里有一个医生，我们村里的人如果生病了，只能把尿接在一个简陋的容器里，托一个健全的人连夜翻山越岭送到医生跟前，讨一个药吃。至于药能不能管用，根本不知道。听说现在有的医院靠现代化的设备给病人进行远程会诊，那我说这就是旧西藏的“远程医疗”吧？（苦笑）。

1959年叛乱前后，我印象最深的是谣言很多，村里来了个喇嘛，说是汉人得罪了本地的守护神，死了很多；又来了几个武装叛匪，戴着金银胸佩（噶乌），说是达赖喇嘛加持的，刀枪不入，等等。但政府对参叛的领主和爱国的领主分得很清的。我们那有个叫德吉林的，他是爱国人士，那时候交通很落后，我记得他经常骑个很新潮的自行车在山间小路上自由出入。有个叫桑丁阿旺益西的，头脑比较守旧，他刚开始装得非常积极，被政府任命为小学老师（那时候有文化的人也太少），后来他思想变了，听说用水银毒死了两个积极分子，政府就给他判了刑，政策界限是很分明的。

我18岁那年家乡进行民主改革，“三反双减”、划分阶级，我们被集中起来，给我们吃的，宣布现在马上改革了，你可以继续待在这里，也可以回家，给我们出了证明，这样我和妹妹就回家了。

（选自北京建藏援藏工作者协会编《亲历西藏民主改革》，中国藏学杂志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