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学研究的“国家队”—— （以下简称藏研中心），5月20日将迎来35周岁生日。
在国际上东方学的研究范围内，藏学是一门显学，与敦煌学双峰并峙。35年前，彼时的藏学一直由西方藏学家掌握着话语权、主导权，藏学的故乡在中国，绝不能任由他们任意歪曲，同时，千百年来藏族留下的璀璨文化宝库亟待研究、整理和保护，藏研中心就在此时应运而生。
35载栉风沐雨，35年薪火相传，藏研中心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藏学学术机构”。藏研中心的成立和发展过程，是新时期我国藏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精彩缩影。
边筹边建，肩负起“两个服务”职责
1986年5月20日，民族文化宫人头攒动、喜气洋洋，藏研中心在这里召开成立大会。
带着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胡启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周谷城，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大会。
藏研中心成立大会
习仲勋同志作重要讲话，“我们的藏学研究要把理论研究和建设繁荣幸福的新西藏、为藏族人民造福结合起来”，明确了藏研中心“两个服务”的职责，即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发展稳定服务。
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江平调任首任党组书记，时任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多杰才旦调任首任总干事，带领干部职工艰苦创业、边筹边建，从无到有、成长壮大。
第一次干事扩大会
成立初期，由于筹备时间短，藏研中心没有办公和生活用房，就借用房间挤在一起办公，干部职工住筒子楼、住铁皮房，埋头苦干、潜心研究。
最缺的还是人才。藏研中心班子进大学、到研究院所，多方奔走、诚意延请；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延揽各类科研人才。
于是，群星云集。费孝通先生、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王森先生等担任藏研中心学术顾问。
1991年季羡林到藏研中心作学术讲座
东噶·洛桑赤列、索朗班觉、拉巴平措等老一辈学者来到藏研中心，言传身教、春风化雨，迅速聚集起一批具有严谨求实学风的青年研究人员。
中心历史图片-早期调研照片
中心历史图片-早期调研照片
1995年10月，在北京亚运村东侧，矗立起一幢红顶白墙的藏式建筑，藏研中心有了自己的科研办公大楼，面积达11445平方米，美观大方。而后，完成本部二期工程、藏医院及拉萨、林芝、成都3个工作站建设。
中心大楼
筑巢引凤栖。35年来，在中央统战部正确领导下，藏研中心经历了初创、发展、转型、奋进等几个阶段，由最初的10余人发展成近300人的科研干部队伍，形成了以社会经济、历史、宗教、当代、藏医药5个研究所为基础，图书馆、博物馆、出版社、藏医院为平台，科研办、办公室、机关党委、机关服务中心为保障的架构，开创了对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各方面研究的新局面。
团结协作，构建完善中国现代藏学研究体系
35年，藏研中心不仅仅体现了一个单位的成长壮大，而它最大的贡献是一开始就明确马克思主义藏学家治学，突破传统的大小五明研究范围，开启了对西藏和其他涉藏州县经济社会全面研究的宏大叙事，逐步构建完善中国现代藏学研究体系。
藏研中心成立之初，如何开展中国的藏学研究成为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是跟在西方藏学家后面拾人牙慧？还是在大小五明之说里面兜兜转转？
藏研中心的拓荒是从“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1986年起）、“西藏与祖国关系档案史料汇编”（1986年起）、“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研究”（1987年起）、“西藏现存梵文贝叶经整理与研究”（1987年起）开始的，这就是藏研中心对如何开展现代藏学研究的回答。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
自此，紧紧围绕党和国家涉藏工作大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基础研究为依托，以应用研究为重点就作为工作原则秉持至今。
1987年，国家拨出专款，藏研中心开始组织《中华大藏经》（藏文）对勘项目，这是中国历史上对该领域首次全面系统对勘。2008年，《中华大藏经》（藏文部分）全套232卷4570部历经21年对勘全套面世，被国际藏学界誉为“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中华大藏经·丹珠尔（藏文）》对勘本（部分）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面对国际藏学界对于西藏历史的歪曲谬误，有一部《西藏通史》长久以来一直是我国藏学家的夙愿。
为廓清历史、正本清源，2002年，藏研中心开始组织协调全国各藏学机构90余人，历时14年，完成了8卷13册850余万字的《西藏通史》，成为国内外首部体例完整、内容全面、系统研究西藏地方历史的通史著作。
2018年3月28日《西藏通史》出版学术研讨会暨“活佛转世”专题片发布会在京举行
2013年，藏研中心开始组织《中华大典·藏文卷》编纂工作，计划用15年时间，搜集出版从吐蕃时期至西藏和平解放前的藏文文献典籍，使之成为新时代全方位、多领域、全面系统保护和发展藏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又一巨大工程。
《中华大典•藏文卷》2014年项目工作会议在 举行
走出书斋，藏研中心科研人员行走在雪域高原。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雅鲁藏布江水电开发……到县乡包虫病防治、农牧区乡村振兴……数以千计的研究报告送交中央有关部委、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党委、政府，将论文写在青藏高原大地上。
国际藏学讨论会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藏研中心自成立以来，每届均牵头国内藏学家团组，与反华西方藏学家在会上唇枪舌战，坚定维护祖国利益。35年来，派出百余个出访团组开展项目合作、海外讲学、学术交流等600余人次，访问70余个国家和地区，介绍西藏今昔变化，推介中国藏学研究成果。
与意大利那不勒斯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合影
构建现代藏学研究体系需要完善各种配套，藏研中心当仁不让、责无旁贷。
——履行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职责。牵头协调全国50多家藏学机构，构建起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全国藏学工作协调会、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和藏学珠峰论坛四大平台。
——搭建中国藏学界信息交流平台。组织开发国际标准藏文计算机字体——“珠穆朗玛体”，使多种传统藏文字体首次在计算机上得以应用。成立中国藏学出版社，至今出版各类图书近2000种，已成为国内外最有影响的藏学专业学术出版机构。创办《中国藏学》杂志，有汉、藏、英三种文版，是我国藏学专业学术核心期刊。每年出版《中国藏学年鉴》，开设4个藏学相关网站。
《珠穆朗玛系列藏文字体》
中国藏学藏文版创刊号
——搜集众多文献、音像、档案资料。所属图书馆现有图书约12万余册，杂志1万多册，藏文和汉文历史档案近万件，正加快建设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
藏文文献资源数据中心在京成立
——展示富有特色的藏族文化。1992年创办北京藏医院，在首都北京传承发展藏医药。2009年成立藏研中心西藏文化博物馆，已成为首都展示、普及和研究藏族文化的一个形象直观的窗口。
《中国藏学史》谈到，“1986年， 成立后，中国现代藏学学科地位确立并得到快速发展。”
万紫千红才是春。藏研中心成立后，以藏学为名称和研究对象的一批研究机构纷纷成立，一起融合吸收现代的科学方法和理论，学科体系逐渐成型，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交叉学科滋生涌现，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藏学研究内涵。藏研中心创办的藏学专门出版社、期刊、网站，支撑服务了中国现代藏学发展，同时中国藏学界与国际的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逐步构建完善起中国现代藏学学科研究体系。
继往开来，建设国家涉藏高端智库
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和藏学研究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汪洋、俞正声、孙春兰、尤权等中央领导亲临藏研中心视察指导。藏研中心成立35年，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与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密切相关，都与西藏和其它涉藏州县的发展进步紧密相连。
藏研中心35年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科研学术基础，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但同时面临诸多“成长的烦恼”：诸如科研人才总量不够，与高校及进入“创新工程”的社科院等机构相比待遇偏低，一些科研人才流失……
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支持 建设国家涉藏高端智库”，赋予藏研中心新的历史使命。
为保障国家涉藏高端智库顺利建成，藏研中心正在加快调整发展路径，拟召开首届藏研中心人才工作大会，力求实现更加强劲的科研总体实力、更加高效灵活的科研体制机制，创造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率先建成首个国家涉藏高端智库，进入更高的发展境界。
坚持一个指导思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治边稳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藏学研究。
着眼“两个服务”。即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服务，为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发展稳定服务。
坚持“三个面向”。藏学研究始终面向党和国家工作大局、面向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实际、面向国际藏学研究现实和前沿。
聚焦“四项职能”。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工作、发挥涉藏工作智库作用、培养造就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藏学研究人才、开展涉藏外宣和加强国际藏学研究统一战线工作。
统筹“五个关系”。统筹好学术与政治、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理论和实际、国内和国际、内涵提升与外延发展的关系。
构建“六个机制”。构建完善好支撑藏研中心发展的人才保障机制、经费支持机制、信息服务机制、成果转化机制、外宣外联机制和组织管理机制。
站在新的起点上，整装待发的藏研中心正以更广阔的视野着眼未来。
我们深知，建设国家涉藏高端智库既是新时代西藏工作的需要，也是新时代藏学研究的需要。
潮平岸阔风正劲，扬帆起航正逢时。藏研中心建设国家涉藏高端智库的蓝图已经绘就，新的征程再次出发。藏研中心肩负着引领我国藏学研究的使命，将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机构一道，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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