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堆：“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

编者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时代，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机组成部分的藏学研究也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在广大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新成就，其中藏传佛教的相关研究情况、重点研究方向等，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受《西藏大学学报》编辑部的委托，西南民族大学白央同志，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的藏传佛教相关研究工作和“‘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对 总干事郑堆研究员进行了专访。我们将分三期编发有关专访内容，今天推出第三期：“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

笔者：郑堆老师，作为2017年西南民族大学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的首席专家，请您结合项目谈谈该课题的选题价值。

郑堆研究员：藏传佛教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无论是其传入雪域高原与原始宗教苯教的斗争与融合，还是经“祖孙三法王”的大力倡导与扶持得以在吐蕃王室及西藏广大地区立足发展；无论是朗达玛的“灭佛”使其受到重创而进入黑暗的“法灭时期”，还是后来经过“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得以再度兴盛，经过几个世纪的风风雨雨，藏传佛教在雪域高原广大区域弘传形成独具特色的一派；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藏传佛教的发展脉络也因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起起伏伏而有较好的发展期和低谷期。回溯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说明其发展状况不仅仅与其本身有关、与国家的发展相关，而且与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密切相关。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藏族社会、藏族文化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藏传佛教的研究，受到历朝历代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藏传佛教研究相关成果更是令人鼓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地处“一带一路”中间地带的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扬其长、避其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如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其纽带和文化凝聚的作用；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从各个层面可能对藏传佛教产生的影响，等等，都已经成为学术界尤其是藏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显得较为强烈。面对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和各不相同的人生际遇，有些人会选择到宗教中去寻求庇护和慰藉。不论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还是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都是如此，不同的是表现形式和需求程度不同。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目前我国信教群众数量众多，信仰五大宗教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因此，宗教管理在本质上既是宗教问题，也是与广大信教群众密切相关的问题，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极强的工作，它不仅关系到民族问题、关系到社会稳定，而且宗教本身的发展也关系到其与社会和谐相处的问题。加强对藏传佛教的研究，探讨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社会主流价值的契合，与新时代、新思想、新形势的契合，更好融入时代发展潮流，正是“‘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课题的出发点，也是该课题选题价值之所在。

笔者：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占据着怎样的文化地位？

郑堆研究员：“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既可以借此进一步彰显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也可以在“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发挥作用。要彰显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色，首先必须从我做起，培育自己的特色文化。这就为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特色文化的藏传佛教文化提供了机遇，藏传佛教文化可以进一步打造自己的形象，寻找展示文化特色的平台，发挥自身作用。

古代的东西方，宗教信仰传播途径同当时的商业贸易路线的走向是相同的，丝绸之路成为世界主要的宗教传播通道。佛教出家僧人是第一批不辞劳苦、奔赴亚洲各地传播宗教的旅行家，佛教传播自然与古代商业道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佛教也是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并逐步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为北传佛教或称大乘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丝绸之路也有“佛教之路”的美誉。不仅佛教如此，以后的摩尼教，甚至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波斯往东传播开来的，其他如祆教、景教、道教、天主教等也在丝绸之路上得到传播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藏传佛教除了发挥其文化优势，还要融入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确立自己的文化地位，发挥应有作用。由于藏传佛教文化是联结古代丝路文化的重要纽带，不仅彰显了佛教中国化成就，也彰显了其自身的包容性品质。藏传佛教既是丝路文化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俗的宣传、连接和互动等功能；也是丝路文化的特色内容，具有独特的思想、仪轨、艺术等内涵。在河西走廊，寺院、石窟、石刻、造像、壁画等丰富多彩，其中包含着很多藏传佛教文化的重要内容，为丝路文化的形成和弘扬增添了特色和途径。所以，无论是河西走廊，还是青海道沿线地区的藏传佛教文化和建筑，无不承载和展示着独特的丝路文化，无不传承和彰显着丝路文化的特色内容，这既是丝路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文化表达。

笔者：您能否简单谈谈藏传佛教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作用？

郑堆研究员：藏传佛教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主要发挥纽带和文化建设方面的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藏传佛教文化必须而且可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不仅要使藏传佛教文化成为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文化元素，使人民群众能够欣赏和领略藏传佛教的文明成果，也要使藏传佛教文化能够发挥纽带和亲和作用，使世界各国人民能够认识和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独特风采，推动和化育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丝绸之路，我们随处可见文化艺术的历史杰作，包括寺院建筑、石窟艺术、精彩的雕刻、精美的壁画，可以看出其中不乏藏传佛教文化的杰出作品。这些文化艺术，不仅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张扬着不同文化的个性；既在弘扬文化，也在化育文明，在不同的民族和人群中引起共鸣。这也正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藏传佛教文化应该具备和需要的内容。

笔者：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内容。

郑堆研究员：本课题紧扣藏传佛教发展这条主线，围绕新时期藏传佛教发展现状、未来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问题，服务于国家建设等三个核心议题，以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区及南亚地区以及北美为主要样本对象，以宗教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跨学科视角，采取文献分析、历史分析、制度分析、比较分析、个案分析、统计分析等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对藏传佛教发展现状典型样本对象进行综合研究，对藏传佛教发展进行科学评价，分析藏传佛教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可行性、存在的问题、主要障碍，总结归纳藏传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现状、成效、问题和模式，提出藏传佛教主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路径、方法与措施，从而为藏传佛教服务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藏传佛教现状概述。通过文献梳理、实地调研并结合媒体报道等方法，从教派传承、教义、僧尼人员、信众等多方面，分析新时期藏传佛教的现状，分析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分析当前宗教政策对藏传佛教的影响，从而厘清藏传佛教发展过程中或高开或低走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进而论证妥善处理藏传佛教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性，为引导藏传佛教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理性的思考和理论上的帮助。

第二，藏传佛教文化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以及文化上的适应与融合。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以外地区尤其是在内地的传播过程中，必须根据传播地区文化进行适当调整，主动适应当地文化传统与生活习俗，在与当地文化适当融合的前提下保持协调。这种适应与融合，也是藏传佛教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对此，“‘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这一课题的研究需要通过田野调查、个别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广泛收集藏传佛教在青藏高原以外地区传播过程中的情况，从理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阐述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在弘扬、传播过程中与传播地区文化及信众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和谐相处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重要性。

第三，藏传佛教服务于南亚大通道建设。南亚地区是我国战略大后方，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之一。南亚地区几个国家与藏传佛教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将藏传佛教文化作为纽带，可以在南亚大通道建设过程中发挥其优势。本研究从应用政治学、宗教学等相关理论，梳理藏传佛教与“一带一路”南亚大通道建设间的关系，分析南亚国际政治形势对藏传佛教在南亚地区的影响，提出对策和建议。

第四，藏传佛教未来发展方向与路径。通过对大量学术文献的梳理，比较国内外宗教发展道路，立足中国国情，广泛收集宗教发展的典型样本，在完整、全面准确理解党和国家宗教政策的基础上，提炼出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关键性问题，重点分析藏传佛教与政治、藏传佛教与文化、藏传佛教与商业化、藏传佛教与世俗化、藏传佛教与现代化等几对重要关系，探讨新时期藏传佛教与社会和谐发展进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复兴服务的思路与路径，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发挥藏传佛教文化功能，发挥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沟通的桥梁纽带作用。

笔者：“‘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课题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什么？

郑堆研究员：课题希望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

1.深入分析当前藏传佛教发展现状。这一内容是本研究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提出政策建议的根本前提。只有全面了解藏传佛教在各地区（包括藏族聚居地区及其他地区、国外）的现状，才能发现藏传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才能为藏传佛教未来与社会和谐发展、为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建设作出应有贡献提供思路和路径；只有全面深入了解藏传佛教在境外的传播现状，才能发现藏传佛教境外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作出判断、提出可行的对策。为了了解藏传佛教的发展现状，本课题将通过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对藏传佛教的发展进行叙述与评估，归纳总结出有利于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思路，提出可行性建议意见。

2.总结藏传佛教未来可能的发展模式。本课题通过调研、文献分析，个案研究、典型案例分析，收集藏传佛教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过程遇到的问题、经验、障碍、特点等，初步探索出一些藏传佛教在适应社会主流、适应市场经济过程中的主要发展模式、主要做法、主要经验，初步建构起藏传佛教发展现状的评估方法、评估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藏传佛教的管理制度、管理机制提供参考建议。

3.藏传佛教服务国家建设的模式。藏传佛教不是空中楼阁，藏传佛教发展不可能脱离国家的发展而存在，它的发展与国家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和谐发展、如何参与国家建设事业，是学术界包括藏传佛教界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在这些方面，过去学术界从理论层面总结不够，没有从理论高度予以归纳、提高，也没有从实践层面提出路径与方法。本研究试图从“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重大战略出发，研究藏传佛教参与国家建设的途径、载体、策略等，为藏传佛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笔者：您觉得本课题内容上的创新之处是什么？

郑堆研究员：内容上的创新之处在于：

1.本课题认为藏传佛教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能够发挥积极作用，而我们的研究必须致力于为藏传佛教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新思路和新路径。 

2.本课题认为藏传佛教发展必须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与现代化相适应是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适应仅仅靠藏传佛教自身无法自主完成，需要引导和规范，需要形成引导藏传佛教主动参与的模式。对此，藏传佛教内部需要自我反思、自我总结、形成共识，学术界也必须从历史与现实对比的高度，从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做出努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高僧大德的引领作用是藏传佛教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这一因素。

3.本课题认为管理政策、管理模式创新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与传承的重要保障。依托我国政治优势，做好藏传佛教发展建设的规划，为藏传佛教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指导，对避免藏传佛教无序发展、解决当前藏传佛教存在的各种问题，会有极大帮助作用，也有利于充分发挥藏传佛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积极作用。

4.本课题认为藏传佛教的研究与管理需要制定明确清晰的管理政策，在政策范围内允许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动作为、主动创新，消除地方政府或管理部门的后顾之忧。

笔者：“‘一带一路’与藏传佛教发展研究”这一课题的可行性如何？

郑堆研究员：本选题依据“课题指南”而设置，符合国家关注的重点方向，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保持高度一致，具有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迫切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研究设计规范、研究步骤合理、研究框架合理清晰。研究以问题为导向，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思路，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出对策的逻辑顺序依次展开；子课题相互呼应、层层递进，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研究方法为常见研究方法，课题组成员经验丰富，统计与分析方法有专业人士协助，确保调研数据的真实性与高质量。

（来源：西藏大学期刊中心。作者：白央，女，藏族，西藏拉萨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与藏族文化。）

On the Research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interview with Mr. Zheng Dui, the 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Bai Yang

(Institute of Southwest Ethnic Studies,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Abstract：As the cause of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s into a new era, Tibetology,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ause, is also facing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its development. Owing to the unremitting efforts ofmany scholars, new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ibetology in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paid to the research on the Tibetan Buddhism. This article contains 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Zheng Dui, thedirector-general of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 on the research work related to the Tibetan Buddhism in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on the major project of the National Social ScienceFoundation"the‘Belt and Road’Initiative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Buddhism".

Keywords:"One Belt and One Road"; the Tibetan Buddhism; Zheng D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