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

故宫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积皇家数百年之精华，无论是在数量、品质、类别等各方面均居全国各大博物馆之前列，迄今保存完整的清宫藏传佛教佛堂更是国内博物馆所仅见。这些文物按照材质和题材分散在多个业务部门的库房中，下面主要按文物类别加以介绍。

故宫藏传佛教文物可以分为以下四类：造像、唐卡、祭法器以及图书档案。造像、唐卡和祭法器主要收藏于宫廷部、古器物部和古书画部，图书档案保存在图书馆、宫廷部和古书画部。宫廷部宗教科的原状佛堂中陈设着各种佛教法物约2万件，文物库房中单独收藏的铜造像有8600余件，祭法器7000余件，主要为清宫旧藏。古器物部雕塑科收藏的铜、木质及擦擦类造像约600件，其中部分为1956年故宫博物院所收藏。古器物部工艺科、陶瓷科还保存了一些珠石、金银、瓷质的佛像、祭法器，以清宫旧藏为主。唐卡由宫廷部宗教科、织绣科和古书画部收藏，宗教科的唐卡主要挂供于原状佛堂中，织绣科主要收藏织绣类唐卡，古书画部单独收藏的唐卡约有1700件。大多数图书档案收藏于故宫图书馆，少量在宫廷部的原状佛堂和书画部的库房中。图书馆收藏的非汉语佛经28280册，其中藏文佛经369部，蒙文佛经265部，满文（包括多语言合璧）佛经25部。

造像以铜质为主，兼有泥质、瓷质、玉石质、铁质、金银质等。这些造像的时代早起7世纪，晚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地包括今天环喜马拉雅大部分地区，如古代西北印度的斯瓦特、克什米尔地区、中印度恒河流域及东北印度地区以及东部的尼泊尔等，我国的西藏地区（藏西、卫藏），还有蒙古高原地区，即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我国的内蒙古地区，北京及周边地区为代表的汉地藏传佛教区。宫廷造像以明代宫廷（以永乐、宣德时期为代表）和清代宫廷（以乾隆时期为主）的造像为主，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居国内收藏之前列。

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蒙藏“藩部”僧俗须定期来北京进贡，每逢帝后寿忌日辰、年节庆典还须专门进献“丹书克”（贺礼）。遇有大活佛圆寂、转世、坐床，世俗大贵族去世、升迁或世袭也要向皇帝报告并献上礼物。传统贡品无非是佛像（包括造像与绘画）、佛塔、舍利等法物。此外，文献记载和实物证实，元明清三朝宫廷中均有铸塑佛教造像的活动，尤其是清代宫廷造像数量庞大。乾隆初年，三世章嘉若必多吉奉旨对清宫所藏的佛教造像进行清理和分类，并以满汉文书写黄条（即黄色纸条），说明造像的质地、尊名、年代、进贡者。此后宫中收藏的所有造像均系有这种黄条，成为宫藏佛教造像的特色之一。根据这些黄条，我们可以确认，造像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达赖和班禅为代表的西藏僧俗上层、哲布尊丹巴等喀尔喀蒙古各部僧俗上层以及章嘉国师为代表的内蒙古、甘青地区以及驻京喇嘛所贡。

故宫收藏的唐卡与造像的情况大致相同，可以分为蒙藏进贡、宫廷制作两大类，但年代较为单一，大部分是清代乾隆时期，部分晚到嘉庆时期。这与清代宫廷对唐卡的使用有关系。清宫唐卡以乾隆时期最为丰富，也最有特色。宫廷唐卡有自己的独创，也有对西藏唐卡的仿画或题材的承袭。另一方面，清宫造办处在唐卡绘画上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如引进多民族画师和西洋画师的绘画技法进行创作，利用各种精美的纺织品材料作为绘画媒质和装饰材料，运用中国的矿物、植物颜料和进口的西洋颜料增加色彩的丰富性，采用不同的工艺创作各种形式的唐卡，如织绣、缂丝、墨拓、彩绘等。由于有驻京高级喇嘛的悉心指导，驻京画佛像喇嘛和优秀宫廷画师的合作，宫廷唐卡绘画以形式多样、画工精美、装裱华丽、装饰精良、仪轨严谨、图像准确而独具特色。著名的有乾隆帝佛妆像、三世章嘉像、六世班禅画像、墨拓过去七佛、墨拓娑罗树等。

故宫还收藏了很多与蒙藏民族历史事件相关的题材绘画，也值得关注。著名的有传为唐代阎立本绘画的“步辇图”，清代乾隆御题“平定两金川得胜图”绘本、铜版印本，为纪念土尔扈特部回归清朝在承德外八庙普陀宗乘之庙举行开光仪式而创作的“万法归一图”等。

祭法器仍以西藏进贡和宫廷制作为主，种类繁多，或用于仪轨中，或仅用于供奉，也称为供器。祭法器中常见的有七珍、八宝、五供、铃杵、嘎布拉鼓、嘎布拉碗、胫骨号、奔巴瓶、曼扎、海螺、舍利等。宫廷祭法器多为皇家佛堂陈设而生产，具有系统完整、材质精良、装饰华贵的特点，如妙吉祥大宝楼以六品（般若品、功行品、德行品、瑜伽品、无上瑜伽品）陈设为特点，其法器供奉也与之配套，系统完整，具有宫廷特色。

如果要考察清宫藏传佛教造像、唐卡和祭法器综合使用状况及其反映的宗教思想，清宫佛堂原状是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故宫现存基本完整的佛堂有9处，如中正殿一区的雨华阁、梵宗楼、宝华殿，慈宁花园一区的咸若馆、吉云楼、临溪亭，宁寿宫一区的养性殿西暖阁内佛堂、梵华楼。还有单独的养心殿西暖阁内佛堂。这些佛堂基本上保持了清乾隆时期的内部陈设原始状态，对于我们探讨清宫藏传佛教的历史原貌有重要的价值。

传统上，佛经是一种兼有唪诵和供奉功能的佛教法物，对其进行编纂、刊印和抄写的活动，不仅为佛教法事活动之所必需，更为信众积累功德的方法之一。清代宫廷中抄写和刊印的佛经数量惊人。这其中既有卷帙庞大的大藏经，也有各种单部写经，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御笔写经。如康熙八年以明代宫廷抄写的藏文《大藏经》为底本，抄写了《龙藏经》一部108函，乾隆在此基础上，反复抄写了四部。现仅存一部，除其中12函保存在台北故宫外，其余96函均保存于故宫图书馆。经书抄写装潢之精良，世所罕见。另外，清代是多民族共和共融的时代，宫廷编书以多民族语言对照的文献最为丰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佛教经典如《大乘首楞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白伞盖仪轨经》（六世班禅奉乾隆御旨编纂）、《御制大云轮请雨经》《御制大悲心忏法仪轨经》《五译合璧集要》等均为满蒙汉藏四体对照本，流传颇广，为学界所耳熟能详。

对于藏文经典的翻译和抄写，清宫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故宫收藏的一部约绘写于乾隆晚期的汉藏对照本有关修习喜金刚妙用定的图书，是鲜为人知的海内外孤本。根据其汉译本的语言特点可以将其翻译时间追溯至13世纪后期，可能是在元代进入宫廷，明朝内府仍奉为秘宝继续传抄，深藏宫中。现存清宫抄本的画风仍保留了明代风格，可能就是在明内府抄本基础上的重抄本。此瑜伽修行之法出自萨迦五祖之一扎巴坚赞的传承，长期以来在宫廷中秘密流传，不为外人所知，此书是唯一的见证。另外，新近发现的一部藏满汉三体对照的噶当祖师传记，是目前所知唯一一部内府翻译和刊印的藏传佛教祖师传记题材的作品。

另外，故宫图书馆还保存了一部分清宫档案，主要是紫禁城各宫殿陈设档。其中又包括各佛堂陈设档。这些资料目前正在整理中。2005年，在整理1923年紫禁城中正殿火场残留物时，发现了一批与中正殿一区有关的档案资料。中正殿是专供清帝使用的藏传佛教佛堂区，分布着大小佛堂10余座，地位非同一般。这批档案时代从乾隆八年至道光时期，所记佛事早至康熙二十年，晚至咸丰时期。档案类别有《香档》《库贮档》《陈设档》《奏底》《杂录》等，内容十分丰富，其学术价值之重要性不言而喻。

还有一些非佛教文献也值得重视，如明成祖的御制文集，清代皇帝的御制诗文集以及清代从顺治到光绪朝删定的《理藩院则例》都包含了大量有关西藏的文献。此外，清代宫廷对字书的编纂最勤，也最有成果。如清宫抄本《华夷译语》中不仅包括“西番译语”和“川番译语”两类，且所收录的四川藏语方言是各种版本中最为丰富者。再如《五体清文鉴》（满、蒙、汉、藏、维吾尔文）、《西藏同文志》（满、蒙、汉、藏、维吾尔文）、《四体合璧清文鉴》（满、蒙、汉、藏文），还有一部未有定名的满、蒙、藏、嘉绒语对照字书，存本极少，尚为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目前故宫图书馆民族文献和佛教部分尚在最后整理完成中，期待不久会有更为详细的藏书目录和相关资料向学界开放。

（作者：罗文华，文章名《故宫博物院所藏藏传佛教文物概述》，原载《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