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英文学界对元明清时期的康区研究述评

本文旨在对近年来英文学界关于民国以前康区历史文化的研究作一述评。[1]笔者的目的并不打算对这些研究作一全貌性梳理，而更希望能够通过对典型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讨现存研究的理论贡献或范式缺失，从而引起学界同仁的反思，并借此推动相关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康区”，与“安多”类似，其实是一个相对晚近形成的概念，而其地理范围指涉、政治或文化内涵又都相对模糊。[2]或许正因为此，学界对“康区”的研究并不算多。而就历史文献丰富程度而言，清末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史料较多，因而成为如今康区研究的热点。[3]有鉴于此，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呼吁将目光转向元明清时期的康区研究，并通过跨学科、跨国别的合作，身体力行地对“康巴学”进行实践，产生了令人可喜的学术成果。[4]相较于较易获取的中文学界资讯，境外的康区研究由于发表刊物零散，所涉学科庞杂，公开程度有限，相关的介绍与述评并不太多。本文的写作便立足于这个角度，拟对英文学界的相关成果按照主题进行评介，其中尤其关注中央政府的川边治理、地方社会的能动回应、“地方感”的宗教呈现、经济结构与商贸行为4个方面。又值得提出的是，本文所讨论的不少作品都是未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它们一方面是国内学者较少注意到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又是英文学界相对的研究前沿，[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本文的学术意义。

一、元明清王朝的川边治理

吐蕃王朝的灭亡并未断绝汉藏之间千百年来的交流互动，有宋一代，茶马司便主管着汉地与西北、西南地区部众的茶马贸易。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种经贸行为多发生在汉藏沿边地带。从元代开始，中央王朝逐步加大了对康区的政治、经贸活动的参与程度。对于此一过程，中西方学者都倾向于采用“自上而下”的鸟瞰式视角，检审中央王朝如何逐步将川边地带纳入统治体系中去。然而关注点不同在于，中国学者多着眼王朝的川边政策，尤其是土司制度的运作，而西方学者则对国家渗透的有效性和施行程度较为考究。同时，此一类研究往往与更为宏大、复杂的“汉藏关系”议题脱不开干系。

英文学界中关于元朝康区的研究并不太多，集中讨论者有意大利学者毕达克（Luciano Petech）在数十年前的旧作。[6]文章认为，元朝对康区的渗透起自蒙哥汗时代忽必烈南征大理的军事行动。面对崇山延绵、人口稀少的康地山区，元廷对此地的战略兴趣仅仅停留在对交通干线的控制上。元廷修筑了自今日康定到巴塘直至理塘的驿站系统，目的是维系对康区的管控，从而节制卫藏。同时，元朝还在康区土司政权网络的基础上设置了大小散布的宣慰司，并颁发印信、诰敕，用以强化对川边地区的控制。但面对史籍中语焉不详，甚至时而自相矛盾的记载，毕达克认为这反映了元廷对当地间接控制的有欠稳定，导致川边政策及地方行政系统需要不断调整，以迁就康区错综复杂的权力纠葛。同时，康区社会接连不断的叛乱也从侧面反映了地方首领与元廷争夺在地话语权的意图。此种动荡的权力格局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朝对康区事务的参与。

从14世纪开始，康区与汉地发生了更加频密的政治交往与经贸互动，而这则与整个地缘政治的变动脱不开关系。史伯岭（Elliot Sperling）曾有文章将康区的历史放置在更为广大的地域视野中进行审视。在《十五世纪的川藏边地》一文中，史伯岭将东部康区的人口增长与南亚和内亚地区变动的政治、文化格局相联系。[7]他认为，因为其时佛教同时在新疆南部塔里木盆地、印度北部呈现衰弱态势，西藏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互动逐渐向东转移。在此背景下，康区的人口稳步增长，这与明代川陕地区的人口增长一起促进了汉藏边地日益活跃的经贸行为。抱着同样的关注，即大航海时代变动的世界格局如何反映在康区的日常活动中，在另一篇文章中，史伯岭将关注点转向了白银。[8]他认为，当时白银流入康区及卫藏的主要形式为朝贡活动中的明廷回赐。通过爬梳《明实录》《明会典》等官方史籍中白银作为皇家赏赐的记录，史伯岭认为在印度之于西藏的意义降低以后，明朝成为卫藏和康区参与全球贸易的主要媒介。

相较于元清两代，明朝与康区的关系显得尤其暧昧。因为明朝廷的军事、政治势力并未实质性地进入康区权力网络，明廷与康区的互动便主要发生在川藏边界地带。关于此，史伯岭在《明季汉藏边地被感知与被想象的藏传佛教》一文中进行了细致考察。[9]文章中，史伯岭主要以三座寺庙——瞿昙寺、曲尔基寺和山巴寺为切入点，看明廷在汉藏边地的权力运作。通过比对《明实录》中的记载以及藏文材料如寺院志、教法史等，史伯岭认为明代发生在康区的汉藏在地互动主要以现实利益为出发点，宗教并非是地方卫所官军的主要考量，维系边地的稳定才是要务。此外，地方官兵对此地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以及佛、苯之间的宗教竞争并无深入了解，因此往往武断介入，时常作出错误判断，使得原本便已盘根错节的局势显得更为混乱。类似的观点同样表现在瑞典学者王罗杰（Roger Greatrex）的文章中。在《从四川边地到中央朝廷的朝贡使团（1400—1665）》一文中，作者主要关注朝贡关系对川边地方社会造成的影响。[10]一方面，朝贡关系使得中央王朝对边地政权得以实施更为牢固的统治，另一方面，朝贡实践的引入也加剧了地方冲突。地方土司通过冒额、请赏等方式最大化所得利益，以此增强自身实力，再转而打击、吞并地方上的异己政权和竞争教派。作者借此提醒，除却高层次的外交活动以外，学者们也应关注和思考地缘政治是如何在基层的地方社会被接受、被理解和被利用的。

关于清朝康区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清朝的第一个世纪及最后十年。罗伯特·李（Robert Lee）认为，从清朝入主中原到17世纪末，清朝在康区的权力格局中并未体现出比明朝更大的影响力。[11]而从18世纪开始，清朝对于康区的权力渗透才逐步增强，这与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动紧密相关。明清鼎革直至18世纪初，康区政治舞台上真正的主角是蒙古和硕特部。彼得·史卫国（Peter Schweiger）在其新近出版的作品《达赖喇嘛与中国皇帝》中便论述了和硕特蒙古作为达赖喇嘛甘丹颇章政权的协同奠基者的功用。而在康区，亦是和硕特蒙古人在事实上行使了统治者的角色，主管地区的税收、法制及军事管理事务。[12]直至准噶尔蒙古崛起并逐步渗入康区以后，清政府才转变了此前对待该区域的放任态度。18世纪初，尤其是雍正时期，清廷开始积极介入康区事务，以限制准噶尔在当地与日俱增的影响。对此，乔荷曼（John Herman）的博士论文便有相关章节加以讨论。[13]通过比较清朝不同时期（康熙、雍正、乾隆）、不同地域（康区、贵州）的差别颇大的统御政策，乔荷曼力图展现清廷如何在司法、军事、土司承袭等方面介入康区事务，从而与西藏地方政府协商，逐步回收曾经许诺给地方政府的康区话事权。而戴莹琮专书则讨论了此一时段清朝的西北、西南军务对于沿边政区——四川的影响。[14]因为清初持续变化的西部战略形势，四川从地位较低的西南一隅变为了西北行政区域的一部分，尔后又因为西南压力的增大，最终成为独立省份。变动的地缘政治给四川带来了政治、经济层面的剧变，并最终形塑了今日四川的行政区划格局。因为四川邻近康区，地缘震荡在沿边地带引发了连锁反应，戴氏的作品对此典型现象作了详尽讨论。

康区再一次引起清廷朝野瞩目要等到20世纪。其时面对着英国和俄国对西藏地方的虎视眈眈，清廷开始强化对卫藏的管控，亦在此背景下加大了对康区的控制力度。王秀玉专著《中国最后的帝国边疆》便考察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对康区的治理。[15]通过对几位封疆大吏，如鹿传霖、赵尔丰等人的施政方针加以分析，以及关注四川地方政府与康区寺院之间的武装冲突，王秀玉力图重构清/藏、四川人/康巴人、帝国官僚/地方首领这些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人之间权利斗争的在地表现，以管窥清朝在风雨飘摇之际如何对其最后一片边地进行维系。

英文学界如何看待中国中央政府对康区的治理和管控？作为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一方面，自元至清，中央政府势力对地方的渗入变得愈加明显，另一方面，我们也观察到王朝政策常常在进入地方社会以后需要不断调整，以适应边地错综复杂的权力网络。此外不得不提出的是，作为受到藏文化影响深刻的地区，康区与卫藏，尤其是甘丹颇章政权建立以后的卫藏地区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学者足够的关注，英文学界对此更较少着墨，这亦为日后的研究留待了空间。

二、地方社会的能动回应

在前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中，因为研究者往往采纳“宏大叙述”的研究视角，地方社会如何能动参与权力网络的形塑这一过程往往较为模糊。在今日史学界，“让底层发声”已不再是新颖的研究取向，康区研究亦是如此，不少学者都开始关注地方社会如何理解并应对中央政府对地方事务的介入。

因为破碎的山地地形，康区比照卫藏与安多地区而言，“国家在场”相对较弱，因此成为考察“地方反应”的相当合适的研究对象。本地首领，亦即地方土司往往拥有更多的在地话语权，这也使得他们成为王朝国家安抚地方时首先力图收编的目标。然而，康区土司并不总是顺服中央政府的在地经略,或仅仅在名义上接受统治。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展现出了足以撼动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力。

因为材料的限制，多数学者将目光聚焦在有清一代的康区社会。但少数关于清以前康区社会的研究仍然在理论层面存在相当的价值，杜凯鹤（Karl Debreczeny）对云南北部木氏土司的研究即为一例。[16]其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考察了出身纳西族的丽江木土司与汉、藏艺术家之间的供施关系。从艺术史视角出发，杜凯鹤主要关注了今存丽江白沙地区的大宝积宫壁画以及十世噶玛巴浸透着汉式风格的唐卡创作。相较于卫藏来说，丽江在杜氏看来享有较为轻松的政治环境，那里的艺术创作亦因此表现出多元繁荣的特色。丽江土司与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艺术家之间的频密交往，事实上有助于我们反思过往研究中所采纳的“中心”“边缘”二元视角，其中蕴含的“冲突/征服”叙述框架很可能存在过度简化错综复杂之历史过程的危险。

杜凯鹤的作品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木氏土司治下的文化繁荣源于其兼容并包的艺术赞助态度，这亦是另一地方首领——17世纪上半叶在康区叱咤风云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的文化政策。通过从宗教文本中析出历史线索，彼得·史卫国尝试在格鲁派的宗教话语霸权下重构顿月多吉的人物形象。[17]一直以来，顿月多吉都被塑造成反佛教的苯教信徒，并且认为他在扩张过程中大肆打击藏传佛教。然而史卫国发现，其实在顿月多吉早年，他一直奉行着宗教平等的文化政策，对佛教、苯教一视同仁。直至顿月多吉开始其军事扩张，他才因为政教斗争原因采纳“排佛”立场。也正因为此，导致了格鲁派历史文献对其暴戾形象的书写。通过还原顿月多吉丰富的人物形象，史卫国提醒我们在处理康区政教历史时，要注意格鲁派历史叙述中的话语霸权可能引起的错觉与偏差。

康区地方社会的重要性亦体现在区域竞争层面。柯蒂斯·舍费尔（Kurtis Schaeffer）着眼于文化机构，看17、18世纪崛起的德格与卓尼如何凭借发达的印刷业成长为极具竞争力的文化中心，并在文化层面给拉萨造成了压力。[18]为了应对此种竞争，拉萨的政治贵族和文化精英开始支持本地印刷业的发展，因为在其时的西藏社会，对书籍的拥有往往代表着对“文化资本”的掌握。与此相对应，玉珠措姆则从另一更为血腥、暴力的视角——叛乱来看待不同地方势力的此消彼长。在清朝势力进驻康区的历史语境下，玉珠措姆集中关注19世纪中叶地方领袖工布朗结的崛起。工布朗结在康区的大肆征伐对整个康藏地区的地缘政治造成板荡，先后导致了清朝和卫藏势力的介入，因之重塑了其时西部中国的权力格局。[19]在击退清军并控制了当地的商贸系统之后，工布朗结积攒了可观的军事及经济实力，因而一举吞并康区大部。面对地方土司势力做大却又无力限制，清廷不得已只得允许甘丹颇章的军事介入，此一事件遂成为卫藏政权开始重申对康区控制权的契机。随着工布朗结之乱终遭镇压，19世纪西部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得到重新洗牌。

由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似乎明清时期的木氏土司、顿月多吉以及工布朗结势力都已经具备了“类独立王国”的性质，而中央王朝的势力仅仅能够有限渗入。但威廉·柯乐曼四世（William M.Coleman IV）的论著[20]通过关注地方权威如何被地方土司、宗教领袖及清廷官员理解并发挥，重审了汉藏交界地区相关讨论中长期被学者忽略的面向，亦即清代驻藏官员究竟如何对藏地基层的社会、宗教和行政组织产生影响。为了回答此问题，柯乐曼针对存在于汉藏通路重镇——巴塘的权力纠葛进行检审。相对于康区大部而言，清廷势力对巴塘的渗透较为深入，也使得地方权力网络更为盘根错节。一方面，清廷需与地方俗世势力取得合作，另一方面又需要和宗教领袖密切互动，以求得边地安宁。然而，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于19世纪晚期甫一进入，便打破了地方上脆弱维系的权力平衡。地方社会如何理解西方势力的进入？清廷又希冀如何通过地方中介人达到外交目的？柯乐曼重构了清廷国家权威的在地运作过程，并以此对地方视角中所见的地缘政治互动进行概念化。

作为对“自上而下”的宏观历史的反拨，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转换视角，关注在地语境下中央王朝的介入如何在变通与妥协中得以可能。一方面，诸多土司政权对汉、藏文化，以及不同宗教势力一并包容接受，只为最大化地方利益，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由权势人物造成的地方动荡是如何被置放在汉藏角力的大历史场景中考量，而中央貌似强势的“在场”又是如何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才得以维系。

三、“地方感”的宗教呈现

作为汉藏边地，康区不仅仅受到中原王朝的政治渗透，也同时在诸多方面受卫藏影响，其中尤以宗教层面为最。因为现存材料的缘故，17世纪之前康区的宗教景象总体来说仍相当模糊，而17世纪以降的宗教史叙述则因话语霸权为格鲁派把持而多少有些偏颇。康区的“地方感”如何在宗教范畴上得到呈现？这亦是近年来英文学界颇为关注的一大热点话题。

16世纪晚期及至17世纪，发生于北至蒙古高原、南到云南西北部之广泛地域的政治动荡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西藏有关。在这其中，宗派主义导致的藏区内战常常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彼得·史卫国便有文章从微观史视角出发看发生在南部康区的格鲁、噶举相争问题，并且探讨暴力是如何在此种宗派冲突中被广泛使用的。[21]2016年，由滕华睿与杜凯鹤合编的论文集收录了多篇关于十世噶玛巴因为卫藏政教冲突而流亡丽江的研究，从考古、艺术、宗教、政治等诸多角度细致考量了噶玛巴流亡的过程及时代背景。此前，杜凯鹤已有专著讨论十世噶玛巴在云南北部的流亡生活，尤其关注他的艺术创作以及为复兴噶举派所付出的努力。[22]而在2016年的论文集中，则有扎西次仁的文章关注格鲁派的话语霸权是如何影响对十世噶玛巴的文本记述和历史记忆的。通过考察十世噶玛巴传记的“未删节本”，扎西次仁先是描绘了十世噶玛巴尚在世时，卫藏甘丹颇章政权便已经开始施以政治压力，企图改写高僧个人事迹的记叙方式。而后，作者讨论了工布朗结叛乱所导致的地方宗教势力格局的重新洗牌，并将之视为噶玛巴传记中30余叶内容遭到删除改写的直接诱因。而在文章最后，作者还细致分析了噶玛巴传记的前后8个版本，以期检审格鲁派宗教霸权对于长时段历史记忆的形塑作用。[23]扎西次仁的文章是以单个人物为中心，彰显卫藏宗教力量渗入康区之过程的极佳案例。

此外，又有研究以寺庙为关注重点来看待类似的历史进程。詹恩·罗尼斯（Jann Ronis）的博士论文便关注四川地区的宁玛噶陀金刚寺的宗教历史。[24]清中叶开始，相较于噶举派寺庙大规模被迫改宗格鲁派，宁玛派僧人得享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并因此能够保存宗派传统。詹恩专著讨论了噶陀金刚寺自17至19世纪的起伏兴衰，关注佛教经院哲学的兴起及其与伏藏实践之间存在的张力，以及宗教领袖和地方土司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尽管罗尼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仅仅将寺庙宗教史放置在宗派发展的脉络下进行探讨，而较少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相勾连，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拥有巨大规模的寺庙在地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存在的影响。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19世纪的工布朗结与清末的赵尔丰双双将康区大寺作为攻坚的首要目标。因为相对于“墙头草”一般时常变卦的地方土司势力，佛教寺庙往往是更难拔掉的钉子，是要花上颇多精力压制的地方权力象征。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期待更多从历史与宗教角度对康区大寺开展的研究的出现。

俗世领袖在地方社会政教活动中的功能是不容忽视的。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是劳伦·哈特利（Lauran Hartley）对19世纪德格地区的研究。[25]在德格土司治下，当地最为鲜明的政教特征便是对诸多佛教宗派持平等对待的政策，这恰恰与卫藏地区甘丹颇章政权排他倾向鲜明的政教关系相反。哈特利提醒我们不能以对卫藏的认识去思考康区的政教关系，而要尽力发掘社会表征背后隐藏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哈特利更希望借此修正宗教学者乔弗里·萨缪尔（Geoffrey Samuel）提出的关于将卫藏地区视为“无国家社会”（stateless）的理论。乔氏的观点认为，西藏地区总体上呈现出的是一种“有效政权缺失”的社会状态，而如五世或七世达赖喇嘛时期的集权统治仅仅是例外，多数时候，不论在卫藏地区或是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之内，宗教或世俗政权的影响力皆颇为有限。此外，他还将西藏地区的情况与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单元进行比较，借此参与跨学科与跨地域的对话。[26]针对此，哈特利通过分析德格土司治下的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以对乔氏理论进行修正，即德格地区鲜明而稳固的世俗政权并不符合乔弗里对藏区权力架构的判断。此外，哈特利还进而指出德格土司施行的平等宗教政策并非个案，而是在康区普遍存在的政教关系形态。

通过检审“安多”概念的形成及其蕴含之地域认同的形塑过程，滕华睿曾有文章讨论对历史诠释方式的争夺如何成为挑战卫藏地区话语霸权的一种可能。[27]与此相似，亚历山大·加登纳（Alexander Gardner）关注发生在康区，尤其是19世纪利美运动前后地方认同的建构过程。[28]通过将自己形塑为伏藏师，同时配合一系列的宗教仪式和文本构建，利美运动的领袖们借渲染个人魅力以强化他们的在地影响。其中对形成地域认同尤其重要的，是对“二十五圣迹图”的制造。通过一系列“带有‘地方感’的文化工程，即建立地域宗教网络、强化跨教派的宗教联盟、描绘仪式感浓厚的文化空间等等”[29]，一个前现代的“地缘机体”自权力中心发展成型，并因应宗教渗透力之强弱完成了文化空间的疆界切割。

康区丰富的历史、宗教材料为我们重新思考藏区各地域之间的竞争与互动提供了可能，而这在现今学界仍是未得到足够关注的议题。随着愈来愈多的非格鲁派文献得以面世，日后的研究便有可能跳脱出格鲁派话语霸权的统御与影响，也更有可能揭示出复杂历史进程的多样与精彩。 

四、经济结构与商贸行为

在政治与文化角度以外，另有相当数量的研究聚焦康区的经贸层面。只是同样受限于材料的丰寡程度，多数研究的断代都在清中期以后。但这并不削弱此一批研究的质量，相反，关于康区贸易的研究为我们理解清朝晚期中国西部地区的商业活动提供了极佳的参照对象。

维姆·范·斯本根（Wim van Spenger）的著作《藏边世界：一个关于贸易与商人的地缘历史分析》被誉为“关于藏族经济史最为细致的作品”。[30]其中提到，康区存在两种形式的贸易：其一是“垂直贸易”，指的是在两个不同海拔地区之间的商贸互动，即游牧民以畜牧产品交换谷地居民的农作物，其二则是“长程贸易”，含义不言自明。[31]对于第一类，英文学界尚未有为人称道之作，仅有杰克·海耶斯（Jack Hayes）2014年出版的关于松潘山区商贸体系的著作或值得提及。[32]虽然传统意义上松潘并未被归入康区的范畴，但因为相似的高山谷地地形条件，松潘山民的贸易逻辑很大程度上也为康区居民所分享。相较于把松潘作为汉藏“中间地带”进行理解，海耶斯更想揭示的是此一地区的内部商贸机制如何发挥“引擎”的功能，从而促进松潘地区在19世纪以后的发展。在清廷于藏彝走廊的政治权威呈现内缩态势时，是传统的农—牧交互生态发挥着链接地方商贸的效用。然而此地虽然分布着诸多族群，但跨文化的交流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而这主要是由当地特别的山区—谷底地形造成的居民散居状态决定的。在海耶斯看来，大多数社群实践着相当“内向”而彼此区隔的贸易活动，纵然在每个社群内部，商贸活动往往具备相当的规模和活力，但是跨社群的贸易频率实际上相当有限。用作者的话说，每一个社群都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茶是康区长程贸易中最为重要的大宗商品。维姆·范·斯本根专书[33]的其中一章就以此为关注对象。对于藏地来说，茶的重要性至少自10世纪起便与日俱增，而茶叶的消费数量则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入藏茶叶主要来自四川，而雅州（即今天的雅安地区）则是至关重要的转运中心。从雅州到打箭炉（即今日的康定地区），茶叶逐渐由汉商过渡到藏商手上，人力背负则是最主要的运载形式。自打箭炉起，高质量的茶叶循着道孚、甘孜、玉树直至拉萨，而次品则多由南路，即理塘、巴塘、昌都一线沿途售卖，主要消费于康区。在本章最后，作者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长久以来的汉藏茶叶贸易甚至延缓了英国对西藏的帝国主义侵略：原因仅仅在于印度的阿萨姆茶不对藏人的胃口，因此藏区仍然极度仰赖汉区的茶叶供给。

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来自康区的商人很大程度上垄断了汉藏之间的茶叶贸易。玉珠措姆曾有文章讨论锅庄变动的社会功能及其逐渐发展出的汉藏商贸中介角色。[34]作者认为，锅庄起初是明正土司治下的政治、军事机构，尔后在土司将治所移到打箭炉以后，因为地方贸易量在17世纪以后的迅捷增加而逐步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能。伴随着清朝在此地区日益显现的影响力，明正土司的权力反而受到了制约。相较而言，锅庄则因应贸易量的增长而得以发展出多样化的商贸功用。此外，玉珠措姆还提及了女性在锅庄日常运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20世纪早期相当数量的锅庄实际由女性来管理日常业务的观察，玉珠措姆提醒我们不要低估了女性角色在康区社会的影响。就历史事实而言，其实相当多的康区土司都由女性担任。人类学家已经注意到了康区社会此一有趣的面向，[35]而历史学家显然也应该紧跟步伐，重新评估女性在康区政治、军事及经贸活动中扮演的角色。

贸易仰赖着交通道路。带着“欲安藏，先安康”的政治诉求，中央王朝早至元代便已经开始了在康区的道路基建。帕特里克·博茨（Patrick Booz）有专文讨论道路对于中央王朝对康区进行经济渗透的重要性。[36]在综述过现存讨论康区诸类型通路的文献以后，作者将视野聚焦到“官道”的问题上。从14世纪开始，明廷便一直致力于将官道西延，以保障地方，同时增大贸易量。因此地方商贸集镇也逐渐由雅州西移至岩州。而在清代，尤其是1700年准噶尔成为心腹之患以后，清朝逐步增加其在康区地缘政治中的权重。在修建大渡河桥以后，打箭炉遂一跃成为新的地方经贸中心。道路的延伸无疑象征着中央权力所及之处，但是对于本地居民来说，道路的修建又往往预示着商机与财富，不同的社会组织如何理解并参与进道路修建的过程中，是一个值得深入推敲的问题。

汉藏贸易的澎湃发展对于康区来说意味着什么？雷米·夏克思(Remi Chaix)以德格为研究对象，尝试检审跨区域经贸互动对于特别地域的影响。及至17世纪中期，德格已经成为康区最为重要的政权之一，而其蓬勃的印刷业更对卫藏地区的文化霸权造成不小冲击。[37]夏克思的文章聚焦于德格印刷业建筑与装修工程的酬劳问题。通过一系列图表的比对，夏克思认为在康区，“酬劳”这一概念比卫藏地区复杂得多，因为不论纸币、硬币在康区都不甚流行，因此工程报酬一般以货物、茶叶和青稞结算。由此可见，汉藏贸易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康区的经济命脉。[38]

受限于材料的数量丰寡及语种多样性，关于康区的经济史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诸多方面的议题有待深入研讨。得益于近来愈加丰富的人类学调查资料，今日康区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逐渐被人们所了解，历史学家应该对这一类材料不时进行更新。

五、结论

本文主要就康区历史研究的4个面向进行了述评。因为篇幅所限，诸如族群认同、历史记忆、宗教朝圣与神圣景观建构等议题的研究脉络未能一并综述。同时，民国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关于康区历史文化的汉文研究与史料亦未列入检审目录。即便如此，笔者在结语中依旧想简单提及两类材料，或许能够为未来康区研究提供不少新鲜视角与有趣见解。

首先是20世纪中国和西方学者在康区所做的社会调查报告。20世纪前期，许多西方学者借助各种各样的身份在康区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各类调查，其中很多人都以植物学家自称。2011年艾瑞克·穆格勒（Erik Mueggler）出版专著《纸之路》便是对活跃在中国西南的植物学家的精彩聚焦，其中有颇多新见，值得关注。[39]而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大概最为熟悉的便是约瑟夫·洛克（Joseph Rock）和他对古纳西王国的着迷与执著。[40]其时，民国政府亦表现出对此一区域的兴趣，尤其是在西康建省之后。典型例子便是任乃强对于西康地区文史及族群文化进行的多方面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亦有不少学者来到此地调查，尤其是为了对此地的非汉人群进行民族识别作准备。大宗的调查报告得以出版，对康区自然地理、百姓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细致描绘。而在1959年以后，西方学者也带着种种目的开始关注当代康区的社会情形。其中最为典型者为佩德罗·皮兹纳（Pedro Pizana）主要依据二手文献出版的《西藏的土地与政权》，其中有一整个专章谈论康区的社会经济。[41]单从学术角度而论皮兹纳的专著，其所收录的社会资料给了我们跳出“汉族中心观”桎梏的视角。另外，一批近年来出版的康区社会调查资料给了我们观察康区现代化进程的机会，尤其体现了当地百姓在面对经济腾飞与社会结构动摇时的心路历程。[42]

除却社会调查报告以外，本文还想简单探讨一些社会学、历史学理论如何能够给我们带来对康区不一样的理解。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几个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康区的不同视角：斯坦利·坦比亚（Stanley Tambiah）讨论宗教社会形态的“星云社会”理论 （Galactic theory），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讨论人地关系及高地、低地人群互动模式的“佐米亚”理论（Zomia），以及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将边疆地区视作“缓冲地带”的“中间地”(Middle ground)理论。“星云社会”理论本用来解释南亚地区佛教社会的组织形式与运作机制，而康区历来受藏传佛教影响极深，本地宗教苯教又扎根地方，地方大小土司林立，政教关系尤有多样性，因此是检审“宗教地方化”议题的极佳实验田。“佐米亚”理论则让我们抛开“自上而下”的宏观叙事，视角向下，看康区地方势力如何理解和应对来自汉藏两方面的政治和文化渗透，边地人群又是在何种情况下与外部势力合作，而在何种情况下进行反抗。而“中间地”理论则要求我们跳出“中原中心视角”，在一个跨区域框架中理解边地人群的能动性。同时，“中间地”理论一定程度上淡化“国家”在边疆人群互动过程中的角色。在这个层次上，美国学者滕华睿已经应用了“中间地”理论去看待清廷和卫藏宗教势力在“安多”地区的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区同样也具备这样一种潜力。而除去上引三类以外，笔者以为一些经济学的理论，如“市场化”“货币化”“战争资本主义”等亦适用于“概念化”康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甚至乔纳森·史密斯(Jonathan Smith)的“宗教市场”（Religious marketplace）概念亦能在康区找到用武之地。

综上，本文对英文世界现存关于康区的部分研究做一述评，目的不仅仅是罗列成果，而更希望对诸多作品在史学史层面进行勾连，从而指出该领域目前的发展态势。随着越来越多的多语言材料浮出水面，我们有理由期待康区研究不仅能够成为中国史研究中的一块热土，更能够在广义的边疆史学领域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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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区”的概念晚出，用当代语境中文化区范畴下的“康区”来指代元明清时期的相应地域，显然有时代错位之嫌。本文如此操作，仅为论述方便。在具体的史学研究中，仍当以具体历史时段的行政区划进行讨论，特此说明。

[2]关于“安多”概念的形塑过程，哥伦比亚大学滕华睿（Gray Tuttle）曾根据《安多政教史》撰文讨论，“Challenging Central Tibet's Dominance of History：The Oceanic Book，a 19th Century PoliticoReligious Geographic History”，in Semina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T6B1X〗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WT6B1〗，Andiast，Switzerland：IITB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1，pp.135—172。而西南民族大学益西邓珠、土登彭措则新近刊文，讨论了藏文史籍中“康”文化区的历时性形塑。益西邓珠、土登彭措：《藏族传统历史文献中康藏区域概说解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8期，第42—45页。

[3]石硕：《近十年大陆学者对康区的研究及新趋势》［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2期，第1—6页。

[4]有关“康巴学”的提出与发展及中国学者的相关科研项目及成果概览，可参前引石硕专文中的讨论。而境外科研项目中，近年来较为人所关注的是由法国科学研究中心(CNRS)下辖的喜马拉雅研究中心主持的跨学科研究项目“中国汉藏交界地带的疆域、社群与互动”（Territories，Communities and Exchanges in the SinoTibetan Kham Borderlands (China)），项目参与学者的学术关注覆盖了康区的大部分地域，并已发表了部分研究成果。

[5]本文讨论的多篇博士论文均写作于2010年左右，若能出版，亦当在2020年前后。以此，本文将此批博士论文视作学界的前沿研究。

[6] Luciano Petech，“Yuan Organization of the Tibetan Border Areas,” i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WT6B1X〗Tibetan Studies：Proceedings of the 4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München：Kommission fuür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Bayer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88，pp.369—380.

[7] Elliot Sperling，“The SzechwanTibet Frontier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WT6B1X〗Ming Studies〖WT6B1〗 26，1988，pp.37—55.

[8] Elliot Sperling，“Some Preliminary Remarks on the Influx of New Worlds Silver into Tibet During China's‘Silver Century’(1550—1650),” The Tibet Journal 34/35，2009，pp.292—312.

[9] Elliot Sperling，“Tibetan Buddhism，Perceived and Imagined，Along the MingEra SinoTibetan Frontier,” in Matthew Kapstein ed.， 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Boston：Wisdom Publications，2009，pp.155—180.

[10] Roger Greatrex，“Tribute Missions from the Sichuan Borderlands to the Imperial Court (1400—1665),”Acta Orientalia 58，1997，pp.75—151.

[11] Robert Lee，“Frontier Politics in the Southwestern SinoTibetan Borderland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in Perspectives on a Changing China，Joshua A.Fogel and Rowe William eds.，Boulder：Westview Press，1979，pp.35—68.

[12] Peter Schwieger，The Dalai Lama and the Emperor of China：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Tibetan Institution of Reincarn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13] John E.Herman，“National Integration and Regional Hegemony：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ynamics of Qing State Expansion，1650—1750”，Ph.D.，University of Washington，1993.

[14] Yingcong Dai，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9.

[15] Xiuyu Wang，China's Last Imperial Frontier：Late Qing Expansion in Sichuan's Tibetan Borderlands，Lanham：Lexington Books，2011.

[16] Karl Debreczeny，“Ethnicity and Esoteric Power：Negotiating the SinoTibetan Synthesis in Ming Buddhist Painting”，Ph.D.，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2007.

[17] Peter Schwieger，“Towards a Biography of DonYod RdoRje,”in ed.Helmut Eimer，et al，Studia Tibetica Et Mongolica，Odendorf：Indica et Tibetica Verlag，1999，pp.247—260.

[18] Kurtis R.Schaeffer，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90—120.

[19] Yudru Tsomu，The Rise of Gnpo Namgyel in Kham：The Blind Warrior of Nyarong，Lanham：Lexington Books，2014.

[20] William M.I.V.Coleman，“Making the State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Chinese Expansion and Local Power in Batang，1842—1939”，Ph.D.，Columbia University，2014.

[21] Peter Schwieger，“The Long Arm of the Fifth Dalai Lama：Influence and Power of the Fifth Dalai Lama in Southeast Tibet”，in Alex McKay and Anna BalikciDenjongpa eds.，Buddhist Himalaya：Studies in Religion，History and Culture，vol.I：Tibet and the Himalaya，Sikkim：Namgyal Institute of Tibetology 2011，pp.239—257.

[22] Karl.Debreczeny，The Black Hat Eccentric：Artistic Visions of the Tenth Karmapa，New York：Rubin Museum of Art，2012.

[23] Tashi Tsering，“The Biography of the Tenth Karmapa in the 1775 uncensored edition of Kam tsang’s Golden Rosary and Other Important Material on His life”，in Gray Tuttle and Karl Debreczeny eds.，The Tenth Karmapa & Tibet's Turbulent Seventeen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p.47—69.

[24] Jann Ronis，“Celibacy，Revelations，and Reincarnated Lamas：Contestation and Synthesis in the Growth of Monasticism at Katok Monastery from the 17th through 19th Centuries”，Ph.D.，University of Virginia，2009.

[25] Lauran Hartley，“A SocialHistorical Study of the Kingdom of SdeDge (Derge，Kham)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RisMed Views of Alliance and Authority”，M.A.，Indiana University，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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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Gray Tuttle，“Challenging Central Tibet's Dominance of History：The Oceanic Book，a 19th Century PoliticoReligious Geographic History”，in Semina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Mapping the Modern in Tibet，Andiast，Switzerland：IITB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2011，pp.135—172.

[28] Alexander Gardner，“The TwentyFive Great Sites of Khams：Religious Geography，Revelation，and Nonsectarianism in NinetheenthCentury Eastern Tibet”，Ph.D.，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

[29] Alexander Gardner，“The TwentyFive Great Sites of Khams：Religious Geography，Revelation，and Nonsectarianism in NinetheenthCentury Eastern Tibet”，Ph.D.，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6.序言第8页。

[30] Gray Tuttle and Kurtis R.Schaeffer eds，The Tibetan History Reader，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491。

[31] Wim van Spenger，Tibetan Border Worlds：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Londons：Kegan Paul International，2000，p.99.

[32] Jack Hayes，A Change in Worlds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s：Politics，Economies，and Environments in Northern Sichuan，Lanham：Lexington Books，2014，序言第36页。

[33] Wim van Spenger，Tibetan Border Worlds：A GeoHistorical Analysis of Trade and Traders，Londons：Kegan Paul International，2000，pp.107—110.

[34] Yudru Tsomu，“Guozhuang Trading Houses and Tibetan Middlemen in Dartsedo，the‘Shanghai of Tibet’”，Crosscurrents，No.19，2016，pp.71—121.

[35] Tenzin Jinba，In the Land of the Eastern Queendom：The Politics of Gender and Ethnicity on the SinoTibetan Border，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14.

[36] Patrick Booz,“‘To Control Tibet，First Pacify Kham’：Trade Routes and‘Official Routes’(Guandao) in Easternmost Kham,”Crosscurrents，no.19，2016，pp.27—47.

[37] Kurtis R.Schaeffer，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pp.90—120.

[38] Remi Chaix,“Construction Work and Wages at the Derge? Printing H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rosscurrents，no.19，2016，pp.48—70.

[39] Erik Mueggler，The Paper Road：Archive and Experience in the Botanical Exploration of West China and Tibe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40] Joseph Rock，The Ancient NaKhi Kingdom of Southwes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8.

[41] Pedro Pizana，Land and Polity in Tibet，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59.

[42] Rinzin Thargyal，Nomads of Eastern Tibet：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conomy of a Pastoral Estate in the Kingdom of Dege，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7.

（作者：胡箫白，摘自：《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