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藏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在这篇文章中，笔者将向大家简要介绍意大利佛教和藏学研究的历史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们先从引用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的一段话开始，他是现代藏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意大利最负盛名的东方学家。

笔者这里要引用的图齐的著作是1949年出版的《意大利与东方》(Italia e Oriente)，其中包含的信息相当丰富，对历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也非常全面。但是，由于这部著作还没有翻译成其他文字，所以基本上仍然不为大众所知。

在描述意大利与东方的历史关系时，图齐意识到意大利人努力探索与亚洲相关的知识的普遍价值，这个行动意义重大，因为，如图齐自己所说，意大利人对亚洲的探索是在不受殖民思想和政治利益的支配下进行的。

在这个世界上，分裂的力量远比团结的力量更积极和更加持久，人们更容易否定而不是肯定，总是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而不愿倾听别人的意见。因此，对数百年来那些促使两大文明——欧洲文明与亚洲文明相互接近的人和事铭记不忘，是合情合理的。这两个文明相邻且相互联系，使得一方的活动影响到另外一方的历史。[……]当然，我要谈谈意大利人，以及由意大利发起的活动，因为我觉得历史既非由一个民族所创造，世界上的所有事件也不是靠一个最优秀的民族的智慧、勇敢所能造出的；更因为我觉得，在声势浩大的殖民事业、欧洲在许多地域尤其在亚洲的扩张结束后，无论是对东方奥秘的揭示还是在这些地方传播西方的思想和艺术，意大利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已经完全被淡忘了。[……]所有这些揭示和传播应该值得肯定，因为这些并不是冒险和贪婪的结果，而是一种由人类敏锐的认识促成的文化的慷慨和开明的交流。[1]

在笔者看来，以上这段话在很多方面都非常重要，本文就打算从这些话开始，因为它很好地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我们今天在这里试图要做的，是和大家一道，以一种友谊和学术合作的精神，在我们这些人和我们的文化中培养一种相互理解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食粮。

2、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在探索西藏的知识方面发挥的作用是不能被低估的[2]

首次在欧洲提供关于西藏和藏族文化的可靠信息的是两个意大利人，他们是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乔瓦尼·达·柏朗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1182—1252)和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 (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

乔瓦尼·达·柏朗嘉宾是著名游记《蒙古史》(Ystoria Mongolorum，History of the  Mongols)的作者，该著作成书于13世纪40年代，对蒙古统治时期亚洲北部和中部的一些地方作了描述。乔瓦尼·达·柏朗嘉宾本人没有到过西藏，但却尽其所能地收集了蒙古商人和游客提供的关于西藏的信息。

同样，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也到中亚游历，并于1328年撰写了一部记述其旅行见闻的著作。他说自己到过拉萨，并对该地有较为详细的描写。如果鄂多立克·达·波代诺内所说属实，他将是第一个访问西藏首府的西方人。不过，他的记述当中有一些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地方，这表明他也像自己的前辈们一样，只是简单地收集了一些二手资料。[3]但是无论如何，他的著作《游记》(Itinerarum Terrarum，The Journey of the Lands)早在14世纪就以多种抄本的形式广为传播，最初以法语和意大利语抄本流传，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原有的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抄本能够说明这部著作流传的广度。

在这两个天主教圣方济各会修士之后，我们应该提到的最重要的意大利人无疑就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伊波利托·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4]。1716年，德西德里被允许进入拉萨附近的色拉寺学习，在那里，他成为第一个学习藏语的欧洲人。经过刻苦学习，德西德里掌握了藏语，对藏族文化也有了了解，不仅翻译了宗喀巴大师的名著《菩提道次第广论》，而且还于1718—1721年之间用藏文撰写了5篇文章，目的是宣传基督教的教义和学说，驳斥佛教的轮回观念和性空思想，其中的第五篇文章主要讨论中观学说，目前仍然未公开出版。在这些文章中，德西德里试图运用印度和西藏的传统辩论方式中的修辞技巧，接受与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基本不矛盾的佛教的道德学说。在这段时期，德西德里完成了他的《报告》(Relatione，Report)，《报告》内容包括西藏的地理环境、政府组织、农业生产、风俗习惯、历史、哲学和宗教等方面丰富的信息资料。遗憾的是因为在圣传信部(罗马)问题上跟圣教会的矛盾，德西德里这些珍贵的手稿和抄本一直埋没在耶稣会档案馆或为私人收藏，从来没有出版，直到 1875年，这些文献才得以重见天日。20世纪50年代，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将这部《报告》编注出版。[5]该文献的英文全译本出版于2010年。[6]

但是，德西德里不是这个时期唯一学习藏语的西方人，和他在色拉寺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的还有一位是方济各会(一个小嘉布遣会修士)的弗朗西斯·奥拉济奥·德拉·彭纳(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1680—1745)。[7]奥拉济奥在西藏生活了20多年(1716—1732，1741一1745)，期间除了相关的传教使命和救济活动，还深深地投入到相关研究活动当中。他的作品主要包括信函、藏文佛教典籍的翻译、文章和报告。遗憾的是，这些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已经佚失，如翻译的《中阴得度》(Bar do thos grol)和《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奥拉济奥现存的所有作品被L．伯戴克编注出版。[8]奥拉济奥的报告详细记录了西藏的历史、地理和组织机构，并编写了历史上的第一部藏文词典——《藏意词典》，收录有35000个词，于1731年完成，但并没有马上出版。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该词典最终被托马斯·赖特(Thomas Latter)在孟加拉购得，[9]随后由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戈特霍夫·施罗特 (Friedrich Christian Gotthelf Schroetef)翻译成英文并以自己的名字于1826年在印度塞兰坡 (Serampore)出版，定名为《藏语和不丹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Bhotanta or  Boutan Language)。在两次游历西藏的间歇期，奥拉济奥筹集到购置印刷机的资金，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活字印刷机。由A．范陶齐(A．Fantauzzi)雕刻的藏文活字有两个系列，一个保存在罗马的基督教信徒的宣传部，另一个带到西藏，被安东尼奥·达·佛罗伦萨(Antonio da Firenze)在拉萨短暂使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圣方济各会的卡西亚诺·达·马切拉塔(Cassiano da Macerata，1708—1791)，他撰写有一部重要的日记(Giornale di fra’Cassiano da Macerata dalla sua partenza da Macerata seguita gli 17 agosto 1738 fino al suo ritorno nel 1756, diviso in due libri,Diary of Fra Cassiano of Macerata since his leaving from Macerata on 17th August 1738 to his return in 1756，in two volumes，《卡西亚诺·达·马切拉塔日记——从1738年由马切拉塔起程直至1756年返回》，两卷本)，该日记由阿尔伯托·麦格纳齐(Alberto Magnaghi)于1902年节选出版，L．伯戴克于 1953年全文出版。这部日记的第二部分除了其他内容，还汇集了关于西藏和尼泊尔的风俗习惯、传统文化和宗教等大量的信息，遗憾的是已经佚失。不过，现存日记的第一部分从地域和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还是非常有趣，特别是对西藏民风民俗和宗教节日的准确、精确的描述。另外，卡西亚诺也是奥古斯蒂诺·安东尼奥·乔基(Augustino Antonio Georgi，1711—1797)撰写《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基本要素——供使徒代表团使用》(Alphabeturm Tibetanum Missionum Apostolicarum commodo editum， Basic Elements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and Culture Published for the Use of the  Apostolic Missions)的主要合作者，这部著作于1762年在罗马出版，是欧洲第一本关于藏语和藏族文化的手册。[10]

意大利人的贡献不单单在语言和文化史的领域，在地理研究方面表现得更为具体。

18世纪初，在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参与了中华帝国地理大测量中相关技术指导方面的工作。[11]对西藏的第一次调查在1709—1711年进行，1715—1717年间又重新做了更为精确的调查。在西藏，为朝廷调查官员提供帮助的藏族助手，都受过传教士们的专门训练。传教士们热情地致力于这次在西藏的调查，其最终成果收录在1721年出版的《耶稣会图集》中，通过法国制图学家金·巴普蒂斯特·博格弄·迪阿维兰(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1697—1782)，传教士自己迅速加以宣传，因此这些情况很快就在欧洲广为人知。

19世纪西藏的地理勘察更多地集中在西藏影响所及的广大区域的极西边缘，如拉达克和巴尔蒂斯坦。意大利人的科学考察团不少，其兴趣在解决重要的地理学、地质学和人种学的各种问题。笔者只记得其中一些主要探险家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探索年代，他们是：奥斯瓦尔多·若热·迪·库坦瑟 (Osvaldo Roero di Cortanze，1853—1875年)、罗伯托·勒库(Roberto Lerco，1890年)、玛蒂亚·祖布里根(Mattia Zurbriggen，1892年)、路易吉·阿米德奥·迪·萨沃伊亚(Luigi Amedeo di Savoia)、杜卡·德格里·阿布鲁佐(Duca degli Abruzzi，1909年)、马里奥·皮亚琴察(Mario Piacenza，1913年)、菲利波·德·菲利皮(Filippo De Filippi，1913—1914年)、艾默尼·迪·萨沃伊亚(Aimone di Savoia)、杜卡·迪·斯波勒托(Duca di Spoleto，1929年)，以及乔托·达伊内利(Giotto Dainelli，1930年)。

3、20世纪最重要的意大利学者是朱塞佩·图齐，他开启了西藏研究的一个新的阶段

以往的传教士，不管他们的研究诚意如何，都是要通过学习西藏文化达到为传教事业服务的目的；而那些地理学家，他们的研究兴趣仅仅集中在制图学或人种学上。图齐和这些人不同，他把注意力转到西藏文化的各个方面，要研究的就是人类的——我想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西藏人的——具体经验，从历史到艺术，从哲学到宗教，从民俗到物质文化。在一本日记中，图齐说他在西藏感到这个地方“仍然是悬浮于种种新思想汹涌澎湃的世界上的古岛，拥有灿烂伟大的文化、与生俱来的艺术敏感和心性真纯慈悲的人民”[12]。

从1928年到1948年，图齐完成了8项科学任务，其中6项在西藏西部，另外的2项在西藏中部。他系统地收集资料，予以详细记录，从历史和理论发展的角度对这些信息进行解释，研究其可能的来源及影响，并把这些信息放到原来的历史背景下。此外，他还通过大量的文字和照片忠实地记录了藏文木刻长条书、梵文手稿、碑刻、庙宇、神龛、乡村节日等等。最终，他还摄制了一些电影，其中的一部分现在保存在罗马的光影电影公司(Istituto Luce)，其余的已经不幸遗失。

图齐收集的文本、图片和唐卡现保存在罗马的意大利亚非研究院(IslAO)图书馆和国家东方艺术博物馆，这些资料最近被确认是图齐所搜集到的。图齐掌握梵文、古汉语和藏文，著有350多部作品，其中既包括科学著作，也有大众读物。通过这些著作，图齐为推动意大利和西方世界的现代佛学与藏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拓展了意大利和西方世界对于西藏和印藏佛教的了解。在他的作品中，除了大量的论文、编著和翻译作品，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游记，即7卷本的《印度一西藏》(Indo—Tibetica，罗马，1932—1941年)和2卷本的《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罗马，1949年)。[13]

4、图齐于20世纪开创的研究事业由他的学生一直继承下来，他们当中值得一提的是马里奥·卡尔利(Mario Carelli)、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ech)、拉尼埃罗·尼奥利(Raniero Gnoli)、莫里吉奥·塔代伊(Maurizio Taddei)和科拉多·彭萨(Corrado Pensa)

卢西亚诺·伯戴克(1914—2010)主要研究拉达克、尼泊尔、西藏、蒙古和中国(原文如此——译者注)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政治史。他出版了14本专著和100多篇论文，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其他国家的文字在国外出版，其中也包括中文。他最重要的著作有：《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China and Tibe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Histo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Protectorate in Tibet，莱登，1950年，拉萨，1987年)、《1728—1959西藏的贵族与政府》(Aristocracy and Governement in Tibet 1728—1959，罗马，1973年，北京，2008年)、《中部西藏与蒙古》(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罗马，1990年，甘肃，2009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试图尽可能从一个批判的角度来论证他的资料的可信度，从而避免论述受意识形态或宗教成见的影响。伯戴克具有非凡的语言知识，除了藏语、梵语、汉语、乌尔都语和欧洲的古典和现代语言，他还掌握阿拉伯语、尼瓦尔语、印地语、蒙古语和日语。

当代意大利印度学和佛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是拉尼埃罗·尼奥利(Raniero Gnoli，生于1930年)，其整个学术生涯主要研究中世纪印度的哲学和宗教流派，特别是克什米尔密宗系统，佛教逻辑一认识论派 (the Buddhist logico-epistemological school)和时轮派(Kālacakra)。拉尼埃罗·尼奥利研究的原创性、严密性和广度使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名的梵文学者之一。在他包括20多部专著在内的数量众多的论著中，值得强调的是他关于尼泊尔古普塔字铭文的研究(1956年)，以及编完但未发表的重要佛教典籍如法称(Dharmakīrti)的《量释论自注》(Pramāṇavārttikasvavṛtti，1960年)，以及《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Saǹghabhedavastu，1977—1978年)、《诤事》(Adhikaraṇavasu)和作为根本说一切有部(Mūlasarvāstivāda)寺院行为准则的《卧具坐具事》(Śayanāsanavastu，1978年)。他还对印度古典哲学的研究和宗教方面的相关专业术语的译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使得反映印度文化的基本文本能及时翻译成西方文字。在他诸多著名的佛教文献翻译作品中，我们必须要记住的是龙树 (Nāgārjuna)的《中论颂》(Madhyamakakārikā，1961年)、圣勇(Ārya śāra)的《本生鬘》(Jātākamālā，1964年)、那若巴(Nāropā)的《真理总摄》(Paramārthasaṃgraha，1994年)和白莲尊者(Pụṇdarīka)的《最胜不灭智慧成就》(Paramākṣarajñānasiddhi，1997年)等。[14]

5、如果我们把朱塞佩·图齐比喻为意大利的现代佛学研究之父，那么现在担负起继承意大利的印度—西藏和西藏研究传统任务的是他的孙辈，即他的学生的学生

这些人是意大利最近的一代藏学家和佛学家，其中包括克劳迪奥·塞苏萨(Claudio Cicuzza)、安娜·菲里金希(Anna Filigenzi)、埃尔伯托·罗·布尔(Erberto Lo Bue)、埃琳娜·德·罗西·菲里贝克(Elena De Rossi Filibeck)、安娜·玛丽亚·夸格里奥蒂(Anna Maria Quagliotti)、吉亚卡米拉·奥罗菲诺(Giacomella Orofino)和法布里奇奥·托里切利(Fabrizio Torricelli)。意大利目前的藏学和佛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学、艺术史、历史、哲学或文本考据学等方面的国际研究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是“佛教手稿文库”(Manuscripta Buddhica)，由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和那不勒斯大学提出，与汉堡大学亚非学院合作。2008年第1卷的所有系列已经出版，其中包括语言文字学的文章和一些手稿的影印件。其他5卷也基本整理完毕，其中的2卷将在2011年和2012年陆续出版。

罗马大学埃琳娜·德·罗西·菲里贝克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她参与了由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和维也纳大学藏学佛学系通过合作协议建立的国际项目，1990年出版了《通往冈底斯和拉西的两部藏文旅行指南)(Two Tibetan Guide Books to Ti se and La phyi)，[15]并参加了斯普意蒂·塔布(喜马偕尔邦)的一个科学调查团。从1999年到2003年，她担任意大利亚非研究院“西藏图齐文库”的科学主任。她的著作涉及藏文文本研究的很多方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来自塔布寺。自1980年以来，她开始为图齐西藏文献编目，其中包含1000多件文本。[16]

吉亚卡米拉·奥罗菲诺来自那不勒斯大学，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藏族和印一藏文化。在她的研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玛吉拉卓教法的研究(1987、1995年)，以及对《中阴得度》(1990年)、藏医药 (2000、2011年)、藏族牧民(2003年)和宁玛派的研究(1998、2002年)等。

关于佛教时轮最初传承的研究始于图齐和卡尔利教授，当代意大利的印藏学家仍在继续这方面的研究。自1994年以来，尼奥利(Gnoli)、奥罗菲诺(Orofino)、塞苏萨(Cicuzza)、蒙萨格拉(Merzagora)和塞弗热(Sferra)等使用保存在欧洲、尼泊尔和日本相关图书馆中的珍贵手稿，出版了大量关于时轮传承研究的藏文和梵文典籍，比如《灌顶教示》(SekoddeJśa)、《灌顶教示释义》(Sekoddeśatippanī)、《真理总摄》、《喜金刚广释》(Hevajratīkā)、《略续广释》(Laghutantratīkā)、《六支瑜伽》 (Sadaǹgayoga)、《持德释》(Gunabharanī)等，以上这些仅仅是其中部分最重要的作品。

作为去年在北京签署的一个研究项目的一部分，F．塞弗热和罗鸿正在进行另一项关于时轮方面的重要研究，对白莲尊者的《胜义近事论》(Paramārthasevā)全文进行修订和英文翻译。该成果预计在 2011年底或2012年初和大家见面。

关于时轮最初传承的研究项目可以进一步扩大，目前随着其他两三位学者的加盟，其余未出版的作品也将很快出版。待这些作品出版后，我们就可以着手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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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意大利原文为：“In questo mondo le forze che dividono sono più attive e tenaci di quelle che uniscono：I’uomoè  più facile a negare che ad affermare，a vivere soddiSfatto delle sue idee che a prestare ascolto a quelle degli altri.Conviene dunque ricordare quelle persone e quegli avvenimenti che，traverso i secoli，hanno cooperato ad avvicinare due delle più grandi civiltà che siano al mondo：Europa ed Asia，l'una confinante con I’altra e tutte e due così legate che le vicende dell’una hanno influito sulla storia dell’ altra[．．．]．Parlerò di uomini，s'intende italiani e di avvenimenti guidati dall’Italia，non già perché io pensi che la storia sia I’opera di un solo popolo e che tutto quello che accade nel mondo sia dovuto all’ardimento o all’ingegno di una sola gente eletta；  ma piuttosto perché dopo le grandi imprese coloniali e la prepotente espansione dell’Europa in tanta parte del moado，e soprattutto in Asia，scmbra che sia stata del tutto dimenticata la parte avuta dall’Italia，sia nello svelare i misteti dell’Oriente，sia nel diffondere in quelle terre il pensiero e I'arte dell’Occidente．[．．．]Tanto più conviene farlo perché non si tratta di conquiste avventurose e rapaci，  ma di un generoso ed illuminato scambio  di cultura，  confortato da un vivo senso di umana comprensione” (Italia e Oriente，Ⅱ Nuovo Ramusio I，IsIAO，Roma 2005[first edition，Milano 1949]，pp.13—14)．参见《意大利与东方》(Italia e Oriente)，新拉莫西奥，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罗马，2005年(米兰，1949年第l版)，第13—14页。

[2]也可参见杰拉多．尼奥利(Gherardo Gnoli)的《东方游记》(Le Marche e l’Orience)，会议主席演讲录2，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罗马，2010年。

[3]参见伯托尔德·劳弗尔(BerthOld Laufer)：《波登隆埃的鄂多立克到过西藏吗》  (Was Odoric of Pordenone ever in Tibet)， 《通报》1914年第15期，第405—418页。

[4]关于伊波利托·德西德里，见恩佐·瓜迪埃罗．巴吉亚齐(Gualtiero Bargiacchi)：《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的发现西藏和佛教之旅》(Ippolito  Desideri S．J．alla scoperta del Tibet e del buddhismo)，皮斯托亚，2006年；恩佐，瓜迪埃罗。巴吉亚齐：《伊波利托·德西德里游记及参考书目》(Ippolito Desideri S.J.:Opere e bibliografia)，罗马，2007年；西尔维娅·卡斯特罗·潘蒂(Silvia Castello Panti)：《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与西藏》(Ippolito Desideri e il Tibet)，皮斯托亚，1984年；奥古斯都·卢克(Augusto Luca)：《未知的西藏：伊波利托·德西德里不平凡的历程》(Nel Tibet Ignoto.Lostraordinario viaggio di lppolito Desideri)，博洛尼亚， 1987年；罗伯特·特伦特·波普伦(Robert Trent Pomplun)：《耶稣会在世界屋脊：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的西藏代表团》(Esuit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Ippolito Desideri’s Mission，to Tibet)，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纽约，2010年；又见菲利波·德．菲利皮 (Filippo De Filippi)：《西藏行记：皮斯托亚的伊波利托·德西德里1712年至1727年的游记》(An Account of Tibet: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 of Pistoia，S．J.，1712—1727)，乔治若托齐父子有限公司(“百老汇旅行者”)，伦敦，1932年，以及由乔治·阿伯蒂 (Giorgio Abetti)对该著的校订：《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从皮斯托亚的旅行》(I viaggi di Padre Ippolito  Desideri da Pistoia)，见《民族》(La Nazione)1932年4月26日，第3页。

[5]卢西亚诺·伯戴克(Luciano Petch)：《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罗马，1952—1957年(其中收录的文献相当丰富)；又见约瑟夫·托斯卡诺(Giuseppe Toscano S．X．)：《伊波利托·德西德里西藏行记》(Opere Tibetane di Ippolito Desideri S．J．)，4卷，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罗马，1981、1982、1984、1989年。

[6]柳纳德·茨卫林(Leonard Zwilling)编：《赴西藏代表团：十八世纪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不平凡的旅行)(Mission to Tibet：The Extraordinary Eighteenth-Century Account of Father lppolito Desideri S．J)，由迈克尔斯威特译，波士顿：智慧出版物，2010年；又见恩佐·瓜迪埃罗·巴吉亚齐：《伊波利托·德西德里神父关于当地历史和对外关系的报告》(La’Relazione’di lppolito Desideri fra  storia locale e vicende internazionali)，见《当地历史：皮斯托亚的书籍及现当代文化》(2003年2月)(Storia locale；quaderni pistoiesi di cultura moderna e contemporanea)，第4—103页。

[7]关于奥拉济奥，请参见埃琳娜·德·罗西·菲里贝克(Elena De Rossi Filibeck)：“弗朗西斯·奥拉济奥·德拉·彭纳” (Francesco Orazio della Penna)，见《意大利传记辞典》(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ltaliani)，意大利图热卡尼百科全书研究所，罗马；E．R．哈姆贝(Hambye)：《弗朗西斯·奥拉济奥·德拉·彭纳·迪．比利[原文如此]》(Francois-Horace della Penna di Billi [sic]，见《教会的历史和地理辞典》(Dictionnaire d’histoire et de géographie ecclésiastiques)第18册，巴黎，1977年，第802—805页；加利斯托·乌班内利(Callisto Urbanelli)：《马尔凯的嘉布遣故事》(Storia dei cappuccini delle Marche)，安科纳，1978年，意大利印蒂瑟姆百科全书，第15册，SV。

[8] L·伯戴克：《赴西藏和尼泊尔的意大利传教士文献》，罗马，1952—1957年，第2卷，第1、3部分。

[9]托马斯·赖特(Thomas Latter，1817—1853)是缅甸卑谬的第67任孟加拉土著步兵副专员，出版有涉及多个地方和区域的笔记和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缅甸语法》(伦敦和加尔各答，1845年)(http：／／www．wmcarey.edu／carey／bib／works_languages．htm，网站咨询，2011年10月4日；又见http：／／www．airgale．com．au／individuals／i1557．htm#i33548)

[10]关于卡西亚诺·达·马切拉塔的更多资料，请参见马里卡·米拉内西(Marica Milanesi)：“卡西亚诺·达·马切拉塔”，见《意大利传记辞典》(Dizionario Biografico degli ltaliani)，第21卷，意大利图热卡尼百科全书研究所，罗马，1978年。

[11]关于在西藏的耶稣会士，参见库尼留斯·威赛尔斯(Cornelius Wessels)：《早期中亚地区的耶稣会会士(1603—1721)》(Early Jesuit Trayellers in Central Asia 1603—1721)，海牙，1921年。

[12]“[U]n’isola antlca galleggiante sul mondo sconquassato dalle idee nuove．Un’isola di grande cultura，di una sensibilità artistica innata，di umanità delicatissima”，见《拉萨及其外围》(A Lhasa e oltre)，罗马：牛顿，1996年(罗马，1950年第1版)，第116页；《雪域西藏》(Tibet：Land of Snows)，埃列克书籍，伦敦，1967年，第14页。

[13]关于朱塞佩·图齐，请参乌瑞·格萨(UrayGéza)：“朱塞佩·图齐(1894—1984)”，见《东方科学院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1985年第39期，第2—3、361—368页；G．尼奥利(Gherardo Gnoli)：“朱塞佩．图齐(1894一t984)”，见  (东方与西方)(East and West)，1984年第34期，第1—2、11—2l页；R．尼奥利(Gherardo Gnoli)：《回忆朱塞佩·图齐：由卢西亚诺·伯戴克、法比奥·夏勒皮、乔瓦那·高路皮·瓦拉奥里的贡献谈起》(Ricordo di Giuseppc Tucci.Con contributi di Luciano Petech，  Fabio Scialpi，Giovanna Galluppi Vallauri)，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罗马LV，1985年；科拉多·彭萨(Corrado Pensa)：“从朱塞佩·图齐的角度看西方和东方的宗教”(L’Occidente e le religioni orientali nella prospettiva di Giuseppe Tucci)，见《波罗蜜多：佛教论文》 (Paramita：Quaderni di Buddhismo)，1985年第16期，第19—25页；卢西亚诺·伯戴克：“朱塞佩·图齐(1894—1984)”，见《国际佛学研究协会会刊》(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1984年7月第2期，第137—142页；弗朗切斯科·塞弗热(Francesco Sferra)：“朱塞佩·图齐的‘思想”’(The‘Thought’Of Giuseppe Tucci)，见安杰洛·安德烈·迪·卡斯特罗(Angelo Andrea Di Castro)和大卫．坦普尔曼(David Templeman)合编：《朱塞佩·图齐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ln- 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iuseppe Tucci)，墨尔本，2010年9月25日至27日举行。

[14]他的完整的科学著作目录在“拉尼埃罗·尼奥利参考书目”中可以看到，该“参考书目”出版于2001年，附于纪念他本人的论文集里。见拉法埃利·托热拉(Raffaele Torella)主编的《碑刻》(Le parole e i marmi)，其中收集有尼奥利所有的著名论文，罗马东方系列，XCII．1—2，意大利亚非研究院，罗马，卷1，2001年，第17—20页。

[15] 《西藏历史纪念馆》(Monumenta Tibetica Historica)，第1部第4列，波恩VGH科学出版社，1988年。

[16]埃琳娜·德·罗西·菲里贝克：《意大利中远东研究所图书馆图齐藏文文库目录》(Catalogue of the Tucci Tibetan Fund in the library of IsMEO，)罗马，1994年，第l卷；《意大利亚非研究院图书馆图齐藏文文库目录》(Catalogue of the Tucci Tibetan Fund in the IsIAO Library)，罗马，2003年，第2卷。

（本文作者：弗朗切斯科·塞弗热，选自《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