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地处亚太地区，有1990万人口(Australia Statistics 2006 Census)。全国有40所大学，其中 37所公立大学，3所私立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澳大利亚与欧洲(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与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以及随后亚洲地区发生的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澳大利亚开始注意它自身所处的地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亚洲移民的增加，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更为紧密，许多大学设立了亚洲研究中心，成立了全国性的研究协会，如澳大利亚亚洲研究协会(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澳大利亚佛教研究协会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和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Chinese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等。
在澳大利亚，“鼓励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机构可分为3种主要类型：政府、大学、私人机构。不同于西方国家，澳大利亚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研究机构。”[1]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的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大学内，占60％以上。[2]澳大利亚的研究经费(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由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ARC)[3]主要负责项目拨款，资助国内大学高水平的研究。
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主要分散在一些大学的哲学系、国际研究院和亚洲研究院(系或中心)。1972年中澳建交之后，澳大利亚中国学研究发展很快。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澳两国贸易额迅速增长，澳大利亚一些大学专门设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集中了一批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但这些专家专门从事藏学研究的比较少，只是有些涉及藏学研究。
一、澳大利亚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人员
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4]及涉藏研究人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是澳大利亚最好的研究型大学，成立于1946年，上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本科教育，只招研究生和博士生，并直接由政府重点拨款来进行国际最前沿的项目研究。它共有七大学院，包括人文科学院、亚太(亚洲和太平洋)研究学院、经济和商业学院、工程与资源管理学院、艺术学院、法学院和科学院。
国立大学可以说是澳大利亚涉藏研究的发源地，1964-1966年英国藏学家兰姆(Alastair Lamb)曾在它的高等研究院任高级历史研究员。亚太研究学院的前身是亚洲研究系，2005年亚洲研究系和太平洋研究系合并成亚太研究学院。该研究院现有100多位教师(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已经注册的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分别有265人和250人，生源来自90多个国家。它不仅是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研究水平最高的亚洲研究院，也是世界上高水平的亚洲研究院之一，特别是它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集中了50多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该中心主办有《中国研究》(The China Journal)、《东亚史》(East Asian History)、《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以及《亚太经济文化与发展简报》(Asian 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and Development Bulletin)等较有影响力的杂志。
狄雍(J．W．de Jong)，1921年生于荷兰莱顿市，1949年获莱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精通荷兰语、法语、英语、德语、汉语、日语、俄语、藏语和梵文。他曾在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等访问学习，在巴黎大学师从法国女藏学家玛赛乐·拉露(Marcelle Lalou，1890—1967)，期间曾上过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 (P．Demiéville)的课。1954年他回到莱顿大学执教，成为柯恩[5]学院(印度学院)的第一位研究藏传佛教的教授，并于1957年创立《印度——伊朗杂志》(Indo-Iranian Journal)。1965年受聘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设立亚洲研究系，并任系主任，主要从事佛教和印度哲学研究，直到1986年退休。他侧重有关佛教语义和文献学的研究，涉及教义、教理不多，在西方佛学界、藏学界广有影响。狄雍也为国际藏学研究培养了不少人才，比如现在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系任教授的保尔·哈里逊(Paul Harrison)就是他的博士生。
狄雍的主要著述有《欧美佛学研究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Buddhist stud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米拉日巴传》(mi la ras pa’i rnam thar：texte tibetain de la Vie de Milarepa)、《中国佛语》(Buddha’s word in China)等，还将梵文原典中月称的《净明句论》的一部分译成法文。狄雍发表有多篇学术价值很高的佛学书评，深受世界佛学界的重视。他一生收藏了大量的图书资料，共计有 20000多册，其中有些是18世纪欧洲出版的有关敦煌和西藏的图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其余大部分图书是研究亚洲和佛教所需的各种文字的参考工具书。在他2000年去世后，其中的12000册图书被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图书馆收藏，并建立了专题目录。
约翰·鲍尔斯(John Powers)，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社会和历史研究中心教授，澳大利亚国内少有的几个专门研究西藏的专家。1984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McMaster University)印度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获美国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宗教史博士学位。鲍尔斯教授曾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担任教职，1995年来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他本来主要研究藏传佛教和印度佛教哲学，近年来转向现实研究，目前的研究课题有“中国20世纪早期的佛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宗教与国家”。他在澳大利亚藏学界非常活跃，多次接受澳大利亚ABC、英国BBC、美联社、洛杉矶时报等新闻机构的采访，在各种公开场合多次发表演说，就宗教问题、藏传佛教问题发表评论，并在《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全球佛教杂志》(Journal of Global Buddhism)、《宗教研究评论》 (Religious Studies Review)等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大量书评、学术论文与时政随笔，其中有许多是对我国涉藏外宣的评论。他还在澳大利亚移民与难民审核部(Migration Review Tribunal and Refugee Review Tribunal)等多家机构担任政策研究顾问，在英国著名学术出版社劳特里奇(Routledge)担任特约编辑。
鲍尔斯著述颇丰，主要有专著《佛教中的瑜伽行派：传记》(The Yogācāra School of Buddhism：A Bibliography，1991)、《藏传佛教导论》(Introduction to Tibetan Buddhism，1995)和《作为宣传的历史：流亡藏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History As Propaganda：Tibetan Exiles Versu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04)等，论文《自由西藏运动：一个经过选择的叙述性历史》(The Free Tibet Movement：A Selective Narrative History)和《人权与文化价值：达赖喇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Human Rights and Cultural Values：The Dalai Lama versus the Peoples’Republic of China)等。
凯瑟琳·莫顿(Katherine Morton)博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国际关系系研究员，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毕业。她的研究专长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环境政治和政策等，目前从事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及其对区域安全影响的研究。她同中国西北一些保护环境的民间组织合作，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做过田野调查。她在2008年10月应邀访问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并作了题为《脆弱的平衡：青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的学术报告。她认为要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上重新思考人类和环境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改善和促进青藏高原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地方层面，相关组织和单位要积极参与和配合，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二是国际层面，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支持气候变化的适应项目。
凯瑟琳·莫顿的主要著述有专著《国际援助与中国的环境：驯服黄龙》(International Aid and China’s Environment：Taming the Yellow Dragon，2005)和论文《公民社会和边缘化：青海省的草根非政府组织》(Civil Society and Marginalisation：Grassroots NGOs in Qinghai Province)、《环境后果时代的中国和环境安全》(China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in the Age of Consequences)及《可持续性和欠发展：在西藏高原综合权衡》 (Sustainability and Underdevelopment：Complex Tradeoffs on the Tibetan Plateau，2009)等。
白杰明(Geremie Barmé)，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学院亚太历史系教授。白杰明曾于文革后期在北京、上海、沈阳等地居住学习多年，上世纪70年代在香港担任《九十年代》杂志的英文编辑，对中国社会各种文化现象具有长期的观察和体验，是澳大利亚的“中国通”。作为中国问题的评论者，他的文化时论、图书评介等多种文章广见于各种中英文杂志、报刊和学术期刊，其中有不少涉藏评论。
2、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及涉藏研究人员
格里菲斯大学位于昆士兰州，共有5个校区，分布于布里斯班和黄金海岸这两个城市，是澳大利亚政府重点支持大学。它的亚洲研究院是澳大利亚仅次于国立大学的规模比较大的研究院。
马克林(Colin Mackerras)教授，1961年墨尔本大学毕业，1970年获得澳洲国立大学哲学博士，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剑桥中国史》系列的发起人和主编之一。他也是澳大利亚的中国民族问题专家、中国戏曲专家，曾任澳大利亚中国研究协会会长，退休前是格里菲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亚洲与国际研究院院长。马克林曾于1985年访问过西藏，1995年访问过青海和甘肃藏区。1997年和2008年应邀到北京参加北京藏学讨论会，并在1997年会后再次到西藏、青海两地访问。
马克林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少数民族和戏曲以及中国的西方形象和澳中关系等问题的学术著述，有些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比如《西方人看中国》 (Western Images of China)。他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在20世纪的融合与现代化》 (China’s Minorities：Integr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中国少数民族文化：1912年以来的认同与融合》(China’s Minority Cultures：Identities and Integration since 1912)和《中国的少数民族与全球化》(China’s Ethnic Minorities and Globalisation)。《中国少数民族：20世纪的融合与现代化》主要论述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人口等政策及中国少数民族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1912年以来的认同与融合》主要论述自1912年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在宗教、家庭、教育、两性关系以及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这两部书覆盖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其中有较大篇幅论述中国西藏问题和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马克林认为现代化是民族融合的最佳道路。此外，他还有《西藏和中国人》(Tibet and Chinese)和《西藏自治区的戏剧》两篇文章专门谈及西藏。2008年11月他还在香港公开大学主持了一场以“少数族裔和中美关系”为题的中国研究论坛。2009年7月，劳特里奇出版了他的新作《中国、新疆和中亚：历史、变迁及其在21世纪的互相影响》(China，Xinjiang and Central Asia：History， Transition and Cross border Interaction into the 21st Century)。
3、纽卡索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6]及涉藏研究人员
纽卡索大学位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成立于1951年，当时是作为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的纽卡索分校，1965年正式独立成为纽卡索大学，是澳大利亚第13所大学。纽卡索大学的人文和社会学院的亚太社会转型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Asia 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CAPSTRANS)是与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合作创办，为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重点的教学与研究中心，是参与澳大利亚国家重点项目“了解我们的地区和世界(Understanding our region and the world)”的研究中心之一。该项目主要通过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区域比较研究，了解亚太地区的社会转型，提高澳大利亚参与区域和全球竞争的能力。该中心主要涉藏研究人员是杰弗瑞·萨缪尔教授[7]和桑迪·罗莎里奥。
杰弗瑞·萨缪尔(Geoffrey Samuel)教授，1964-1967年在牛津大学学物理，1967年转到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Hall)学习理论物理，1975年获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水晶念珠：西藏宗教的人类学研究视野和方法》(The Crystal Rosary：Insight and Method in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ibetan Religion)。杰弗瑞·萨缪尔教授精通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和藏语(阅读)。他于1978年到澳大利亚纽卡索大学任教(1978—1995，1998—2004)。 2004年他到英国卡迪夫大学宗教和神学研究院任教，但至今还是亚太社会转型研究中心的合作教授(Conjoint Professor)，他是英国皇家人类学会(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会员、亚洲传统医学研究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Asian Medicine)的副主席和《亚洲医学：传统与现代》(Asian Medicine：Tradition and Modernity)的编辑。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南亚地区的宗教、藏传佛教、藏医和传统印度医学以及佛教和其他宗教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传播。
萨缪尔教授从事藏学研究30多年，著述颇丰，有专著10多部、参与编写的图书几十部、论文近百篇。主要专著有：《精神、肉体和文化：人类学与生物学的交集》(Mind，Body and Culture：Anthropology and the Biological Interface)、《文明的萨满：西藏社会中的佛教》(Civilized Shamans：Buddhism in Tibetan Societies)、《密宗新解：对藏传佛教和印度宗教的新理解》(Tantric Revisionings：New Understandings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Indian Religion)、《瑜伽的起源与密宗：13世纪之前的印度宗教》(The Origins of Yoga and Tantra：Indic Religions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杰弗瑞·萨缪尔还是图齐《西藏的宗教》和德国著名蒙古学家海西西(Walther Heissig)教授的《蒙古的宗教》 (The Religions of Mongolia)的英文版翻译。 《精神、肉体和文化》《文明的萨满》和《密宗新解》是萨缪尔教授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可以说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
(1)《精神、肉体和文化》，1990年出版(2006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再版)，是一部关于社会人类学的理论著述，在这部书中萨缪尔提出了人类学研究的新模式——多模块框架(the multimodal framework， MMF)。传统上我们对人类行为各个方面的描述一直是从文化和社会方面来进行的，萨缪尔凭借物理学专业背景，提出应该以科学的态度对我们提出的许多概念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他在书中整合了美国人类学家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1904-1980)的功能主义理论和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1920-1983)的仪式理论(Ritual Theory)。
(2)《文明的萨满》，1995年出版，被西方学者称作是第一部由人类学家撰写的比较研究藏族的图书，也是萨缪尔MMF模式的应用。在这本书中，他汇集了不同学科藏学家的研究来分析构建整个藏族地区多样性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结构，探讨了西藏宗教的特征。他强调西藏社会中宗教角色的多样性和流动性。
(3)《密宗新解》，2005年出版，是萨缪尔的论文集，这部著作针对印度教和佛教提出了新的观点，特别是对印度、西藏或现代西方社会密宗的新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认识。该论文集中有6章内容此前未曾发表过。
萨缪尔教授在澳大利亚期间承担了许多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的重要研究项目，如“东部藏人的政治和社会秩序(Politics and social order among Eastern Tibetans)”等，他最近在做的主要项目有：
(1)西藏西部地区一个苯教藏医学校和医院里的传统与现代(Tradition and Modernity in a Bonpo Medical School and Hospital in Western Tibet)，这是一个为期3年的项目(2008-2010)，由英国的利弗休姆·托拉斯基金会(Leverhulme Trust)设立，项目经费是150256英镑。该项目主要是对西藏苯教大师琼钦·晋美朗嘎多杰和阿早地区藏医院院长丹增旺扎的医疗活动进行研究，探讨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藏医与现代中国卫生系统的相互作用。
(2)西藏的长寿修行和观念：对敦珠传承中的长生修行的研究(Longevity Practices and Concepts in Tibet：A Study of Long-Life Practices in the Dudjom Tradition)。该项目由英国亚洲人权委员会艺术和人文研究理事会设立，为期3年(2006-2009)，项目经费206000英镑。
(3)西藏苯教普巴仪轨中的音乐曲式和仪轨含义(Musical Form and Ritual Meaning in the Phurpa Ritual Cycle of the Tibetan BonPo Religion)。该项目由英国科学院和台湾科学委员会共同设立，澳大利亚纽卡索大学亚太转型研究中心和台湾大学合作研究，台湾大学同他合作研究的教授是里卡多·坎齐奥(Ricardo Canzio)[8]。
桑迪·罗莎里奥(Santi Rozario)博士[9]，纽卡索大学亚太转型研究中心合作高级讲师(Conjoint Senior Lecturer)，2004年同杰弗瑞·萨缪尔教授一起到英国卡迪夫大学工作。她出生在孟加拉，孟加拉达卡大学毕业，1989年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孟加拉的妇女和发展、伊斯兰社会中的性别及西方社会的伊斯兰教等。她主要作为杰弗瑞·萨缪尔的合作者参与藏学方面的研究。她的主要著述有论文《藏人和印度人的出生污染观念：相似点和不同点》 (Tibetan and Indian Ideaa of Birth Pollution：Similarities and Contrasts)及合作专著《诃利蒂的女儿们：南亚和东南亚的妇女分娩和女治疗师》。
4、悉尼大学(Universit of Sydney)及涉藏研究人员
悉尼大学是澳大利亚最早涉及亚洲研究的大学，早在1918年就设立了东方研究系，从美国和欧洲聘请亚洲研究学者，开始主要是教授中文和日文。现在悉尼大学亚洲研究主要在文学院的印度次大陆研究系(Department of Indian Sub-Continental Studies)和人类学系，涉藏研究人员主要有马克·阿伦、安德鲁·麦克加里蒂和琳达·康纳。
马克·阿伦(Mark Allon)博士是印度次大陆研究系主任，是澳大利亚佛教研究会主席，主要教授梵文和巴利文。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南亚和中亚佛教，特别是阿富汗巴米扬地区的犍陀罗。
安德鲁·麦克加里蒂(Andrew McGarrity)博士[10]，是印度次大陆研究系博士，博士论文是《从逻辑发展的视角看印度早期中观学派的方方面面，及其对理解西藏格鲁派经院哲学的意义》(Aspects of early Madhyamaka in the light of logical developments in lndi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Tibetan dGe lugs pa(Gelukba)scholasticism)。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印度中观学派、藏传佛教哲学、印度和藏传佛教逻辑等，他现在该系教授梵文和藏传佛教。
琳达·康纳(Linda Connor)，人类学教授，2009年任悉尼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澳大利亚人类学会主席，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她现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影视人类学和民族志电影(Visual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ic film)，主要研究地区是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她和T·阿什(Timothy Asch)、P·阿什(Patsy Asch)合作拍摄的人类学影片《释放灵魂》(Releasing the Spirits，又译《巴厘岛女巫师》)，是影视人类学领域的经典影片。 1998-2008年她在纽卡索大学亚太社会转型研究中心任教授，在此期间同萨缪尔合作做了不少涉藏研究项目。她在藏学领域的主要著述是和萨缪尔合编的《医治的力量和现代性：萨满教、科学和亚洲社会中的传统医学》(Healing Powers and Modernity： Shamanism，Science and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Asian Societies，2001)。
5、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ydney)及涉藏研究人员
悉尼科技大学位于悉尼市中心，是澳大利亚公立大学之一。该校的国际研究学院是国际上著名的中国学家古德曼于1994年创立的，2005年该学院还专设中国研究中心，从世界各地聘请中国研究专家、教授到中心任教和合作研究，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的医疗和福利改革，环境资源治理，中国和拉美、南亚的新伙伴关系和中国地域研究等。该学院的主要涉藏研究项目是“中国省域研究”(Provincial and Local China)，此项目1994年由古德曼发起，到现在还未结束，前后有7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德国等地的专家学者参与，每年开一次研讨会(workshop)，1997年创办学术杂志《乡土中国》(Provincial China)。该项目主要通过深入的各省研究，来了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变迁。古德曼教授和库克博士选择青海省作为研究对象。
古德曼(David S．G．Goodman)教授，1948年出生于伦敦，是一位俄裔犹太人。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德曼进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学习，专业是国际共运以及苏联的社会经济变迁，1970年在该校获得政治和现代史的学士学位，1979年到中国北京大学学习，1981年获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的中国政治学博士学位。 1988-1994年，古德曼教授受聘于西澳大利亚州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亚洲研究系，并担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从1994年起，古德曼教授来到悉尼科技大学，负责筹办该校的国际研究学院，任该学院院长和国际研究教授。现任悉尼大学国际研究院教授。
古德曼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有中国地区政治、地区发展、新地方主义、1997年以后的华南经济一体化、中国省市研究等。古德曼教授重视区域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很多，著述颇丰，出版了40多部著作和 100多篇论文，其中涉藏的有论文《青海和西部的崛起：民族、社区互动和民族融合》(Qingha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West：Nationalities，communal interaction，and national integration，2004)、《放逐的定义：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工资和经济行动主义》(Exiled by Definition：The Salar and Economic Activism in Northwest China，2005)，专著《中国的开放西部运动：民族，省和地方视角》(China’s Campaign to‘Open Up the West’：National，provinci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2004)和今年刚出版的新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和省：1955-1965年的四川和贵州》(Cenre and Provin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Sichuan and Guizhou，1955-1965)等。
库克(Susette Cooke)博士，是该校中国研究中心讲师，1974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硕士毕业，1978-1980在北京大学学习，1993年获悉尼大学博士学位。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汉藏关系、中国西藏地区的少数民族和中国的宗教政策等。她目前在做的课题是“中国的藏传佛教边界：身份、文化和发展(China’s Tibetan Buddhist Margins：Identity，Culture and Development)”，为期3年(2010-2012年)。该项目主要以青海和云南两个地区为例研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
库克博士的主要著述有：《将藏族文化融入中国经济的快车道》(Merging Tibetan Culture into the Chinese Economic Fast Lane，2003)、《在西藏自治区的西部大开发》(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Tibet Autonomous Region，2003)和今年刚发表的《宗教工作：中国改革时代的宗教管理》(“Religious work”：governing religion in reform-era China，2009)等。
6、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v of Tasmania)及涉藏研究人员
塔斯马尼亚大学成立于1890年，是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最具国际声誉的四所大学之一，校园位于塔斯马尼亚州南部的霍巴特(Hobart)和北部的郎塞斯顿(Launceston)。塔斯马尼亚大学在校学生有 22000人，其中有3000名国际学生和1000名博士生。著名哲学家杰伊·加菲尔德在1996-1998年任该校哲学系系主任。哲学系同印度萨尔纳斯(瓦拉纳西市附近)的中央高级藏学研究院(the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in Sarnath，India)关系密切，每年有交换学生项目。
杰伊·加菲尔德(Jay L Garfield)教授，1955年生，拥有美国和澳大利亚双重国籍，现任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哲学教授，同时兼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塔斯马尼亚大学和印度萨尔纳斯中央高级藏学研究院的教授。他的涉藏研究领域主要是印度和藏传佛教中观哲学及宗喀巴研究。目前在印度他有多个研究课题，是塔斯马尼亚大学与中央高级藏学研究院学生交换项目的主要负责人。
杰伊·加菲尔德著述颇丰，有专著和主编的图书10多部、论文上百篇，主要有：《认知科学导论》 (Cognitive Science：An Introduction)(MIT1987)、《精神上的信仰：精神本体论研究》(Belief in Psychology：A Study in the Ontology of Mind)(MIT1988)、《中道之根本》(Fundamental Wisdom of the Middle Way)(Oxford1995)、《空观：佛教哲学及其跨文化解读》(Empty Words：Buddhist Philosophy and Cross-CulturalInterpretation)(Oxford2002)和同格西阿旺桑丹合作翻译的宗喀巴大师著述《菩提道次第广论释》(An Ocean of Reasoning：Tsong kha pa’s Great Commentary on Nagarjuna’s Mulamadhyamakakarika with Geshe Ngawang Samten，2006)。
索南塔却(Sonam Thakchoe)博士，2002年获塔斯马尼亚大学博士学位，现在哲学系教授佛教哲学。他曾在印度学了9年藏传佛教史。他的主要著述有：专著《二谛论争：宗喀巴与国燃巴论中道》 (The Two Truths Debate：Tsongkhapa and Gorampa on the Middle Way，2007)和论文《宗喀巴中观哲学的俗谛》(Status of Conventional Truth in Tsong khapa’s Madhyamika philosophy)、《在西藏中观认识论中的先验知识》(Transcendental knowledge in Tibetan Madhyamika Epistemology)等。
安娜·阿罗麦斯(Anna Alomes)[11]，塔斯马尼亚大学名誉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兴趣是“非暴力、和解和人权”，她曾担任塔斯马尼亚警察的道德导师。她的主要著述有《非暴力：击败全球恐怖主义的另一种选择》(Nonviolence：An Alternative for Defeating Global Terrorism)。
7、其他大学的主要涉藏研究人员
彼得·毕晓普(Peter Bishop)博士，是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传播学院的副教授。他于1989年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传播学，包括西方与西藏的关系、西方佛教、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荣格心理学等。毕晓普的主要著述有：1989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与西方人对神圣景色的创造》(The Myth of Shangri- La：Tibet，Travel Writing &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和1993年英国阿斯隆出版社出版的《力量的梦想：西藏的宗教和西方想象》(Dreams of Power：Tibetan Religio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马克，史蒂文森(Mark Stevenson)博士，墨尔本大学人类学博士毕业，现在墨尔本维多利亚大学 (Victoria University，Melbourne)亚洲和国际研究系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当代西藏社会研究和当代亚洲的社会变迁。他的主要著述有：《许多路径：在新中国寻找旧西藏》(Many paths：searching for old Tibet in new China，2005)，书中主要写热贡艺术和中国的文化政策。
兰斯·埃科尔斯(Lance Eccles)博士，悉尼大学博士毕业，现在麦夸里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v)国际研究系任教，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翻译过西藏作家扎西达瓦的作品，著有论文《翻译西藏：为说英语的读者翻译扎西达瓦的短篇小说》(Translating Tibet：presenting the short stories of Zhaxi Dawa to the English-speaking reader)。
二、新西兰涉藏研究机构和人员
新西兰是世界上年轻的移民国家之一，只有417万人口，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新西兰同澳大利亚关系密切，学者间的学术交流十分频繁，上文谈到的萨缪尔教授曾在两地任过教。 1974年成立了新西兰亚洲研究会(NZASlA)，1999年创办《新西兰亚洲研究杂志》，每年出两期。
加布里·埃舍菲尔(Dr Gabriele Schafer)博士，德国弗雷堡阿尔博特—路德维希大学人类学博士 (Albert-Ludwigs-University Freiburg)，奥克兰理工大学高级讲师，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化适应和种族主义，近期在研究性别、权力、宗教和民族关系等，目前在做的课题是“印度和尼泊尔流亡藏人的家庭结构”。她的主要涉藏著述有：《海外藏人：过去和未来研究》(Die tibetische Diaspora： Forschungsergebnisse und zukünftige Forschung，2008)和即将出版的《跨文化异性关系中的多重身份、运动和空间构建》(Multiple identifications，movements，and place making in cross-cultural heterosexual relationships，2010)。
爱莱娜·道森(Elaine Dobson)，音乐家，坎特伯雷大学艺术学院高级讲师，主要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音乐和乐器，特别是西藏和不丹的音乐，对藏族乐器扎念颇有研究。著有论文《达兰萨拉的回声：一个西藏难民社区生活中的音乐》(Echoes from Dharamsala：Music in the Life of a Tibetan Refugee Community)、《探索喜马拉雅不能忘怀的旋律》(Exploring the haunting tunes of the Himalayas)、《扎念的曲式和内涵探究》(Dranyen’s forms and significance investigated)、《打破传统，创建传统：当代为扎念弹奏创作的音乐作品》(Breaking Tradition，Creating Tradition：Contemporary Compositions for dranyen)等。
保尔·哈里逊(Paul Harrison)教授，1980年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导师是狄雍，2007年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宗教系任教授，之前他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宗教系任教20多年，现在柏林洪堡大学 (the Humboldt University)任教授的托尼·胡贝尔(Toni Huber)是他的博士生。胡贝尔1993年从坎特伯雷大学宗教系获博士学位，他曾于1999-2003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宗教系(Victoria University)任教。哈里逊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传佛教，侧重文本研究，对几种大藏经《甘珠尔》经文版本目录作比较研究。目前在研究翻译《金刚经》(Vajracchedika)。
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图书馆藏涉藏研究文献资源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图书资料和图书馆网络建设，不仅在全国图书馆之间建立了资源共享和文献传递网络系统，而且还和世界许多图书馆建立了互借关系。特别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两国之间的图书馆资源可以充分共享，读者可以通过任何一家大学图书馆在两地互借。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藏学研究资源有一部分是世界各地亚洲研究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些学者的藏书有些是图书馆买的，有些是学者捐赠的。这些藏书大部分是西方早期研究西藏、印度的图书，其中有一些藏文图书。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还收藏了几种版本的大藏经：1955-1961年由日本出版的北京版藏文大藏经；1981年加利福尼亚达磨(Dharma)出版社出版的宁玛版(Nyingma edition)藏文大藏经；朝鲜版汉文大藏经；高棉语大藏经(原版已毁于柬埔寨内乱)。另外，该图书馆还收藏了：1792年出版的《卫藏通志》和1785年出版的一幅西藏地图，据称是清康熙年间由到拉萨的耶稣使团绘制的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西藏的地图。该图书馆大量的涉藏研究文献是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出版的汉文资料，比如1956年以来的《西藏日报》。[12]
除国家图书馆外，澳大利亚许多大学也收藏有大量的涉藏研究资料，如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和悉尼大学等。著名的亚洲研究网站(亚洲研究虚拟图书馆Asian Studies WWW Virtual Library)和西藏研究网站(藏学研究虚拟图书馆Tibetan Studies WWW Virtual Library)是澳大利亚大学的亚洲研究学者于1994年建立的，现任主编是国立大学的马修·西奥莱克(Matthew Ciolek)。该网站把亚洲研究按地区和专题进行分类，是全球亚洲研究的知识导航系统，通过这一网络可以连接分散在世界各个大学、研究机构中的亚洲研究部门或图书馆系统，现在在这个网上已经有3500多万件世界上比较古老的亚洲研究文献的电子版。
新西兰国家图书馆藏亚洲研究资源不如澳大利亚图书馆，但新西兰各大学图书馆都与澳大利亚图书馆有很好的互借关系，在新西兰的读者借澳大利亚的图书非常方便，只要在所在大学的图书馆登记，最长只要一周就可拿到。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收藏的狄雍藏书，极大地丰富了新西兰藏学研究资源。
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涉藏研究的特点
通过以上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分析，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涉藏研究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与欧洲和美国藏学研究相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藏学研究历史短、研究人员数量少、研究领域较窄。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澳大利亚建国晚、历史短，缺少欧洲东方学研究的传统和文化底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藏学研究开始就是从欧洲“引进”的，近20多年才得到很大发展，也为国际藏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可是一些学者功成名就后又回到了欧美，比如前面提到的保尔·哈里逊、杰弗瑞·萨缪尔·杰伊、加菲尔德和托尼·胡贝尔等现在都在欧美著名大学任教。
2、澳大利亚的涉藏研究更关注现实。例如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院的大型课题“中国省域研究”和杰弗瑞·萨缪尔参与的澳大利亚国家重点项目“了解我们的地区和世界”都是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的现实研究。一方面，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保护环境，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成为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这同澳大利亚政府推行比较务实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关系。澳大利亚的学术研究主要靠政府资助和协调，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澳大利亚制定对外政策服务，为其本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服务。经济因素是澳大利亚特别关注当代中国现实的主要原因，“2008-2009年澳中贸易额达到803亿澳元，增长了30％，中国代替日本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出口国”。[13]正像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专家马克林10年前所说：“经济因素是澳大利亚应当了解中国的主要原因所在。众所周知，亚洲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而中国是这一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主体，并且有迹象表明，这种增长的势头将持续下去。”[14]
3、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涉藏研究人员中从事藏传佛教研究的占多数。澳大利亚在国际上最著名的两位藏学家杰弗瑞·萨缪尔和约翰·鲍尔斯以及新西兰的保尔·哈里逊都是研究藏传佛教的，这与澳大利亚信仰佛教的人口增长有很大关系。据澳大利亚2006年的人口统计，澳大利亚信仰佛教的人数超过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有419000人，占全国人口的2．1％，佛教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宗教。近10年来，不少流亡藏人定居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各地创办的藏传佛教中心和协会(Tibetan Buddhist Society)就有 6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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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林著，刘明新译：《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J]《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78页。
[2]杜鹏：《澳大利亚高校科研管理体制考察报告》[J]，《中国高校科技与产业化》2006年第3期，第25页。
[3]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RC)成立于1988年，是澳大利亚国家就业、教育与培训委员会(NBEET)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责是管理科学研究和研究教育项目计划，负责国家就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部(DEETYA)和NBEET交付的任务，并就国家优先研究领域或研究政策的协调等问题向NBEET提供咨询。ARC的前身是成立于1965年的澳大利亚研究拨款项目委员会，负责资助国内大学高水平的科学研究。
[4]本文有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它的网站：http：//www．anu．edu．au
[5]Johan Hendrik Caspar Kern(1833—1917)是荷兰大乘佛教研究的开山祖师。
[6] http：//www．newcastle.edu.au／research-centre／capstrans／
[7] http：//www．cardiff．ac．uk／relig／contactsandpeople／stafflist／prof-geoffrey-samuel-overview．html
[8]中文名字为康嘉铎，台湾大学音乐研究所教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民族音乐学博士。他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西藏的宗教仪式音乐。
[9] http:／／users．hunterlink．net．au／-mbbgbs／Santi／strres.html
[10] http:／／www．arts．usyd．edu．au／indian／staff／profiles／mcgarrity.shtml
[11] http：//fcms．its．utas.edu．au／arts／philosophy／pagedetails．asp? lpersonId=2289
[12] http：//www.nla.gov．au／openpublish／index.php／nlasp／article／view／1111／1374
[13] Exports up as China becomes Austral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releases／2009／fa-s091105.html
[14]马克林著，刘明新译：《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世界民族》1997年第2期，第78页。
（作者：周卫红，摘自:《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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