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现状分析

纵观国外藏学的起源和发展，大致上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早期的传教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而对西藏进行了解和研究；第二种是由印度学的研究逐渐分出藏学研究的支派；第三种是国外学者对西藏文化或者对佛教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进行研究，逐渐成为一个研究学派；第四种是出于该国的各种需要对西藏进行研究，逐渐形成研究体系。

奥地利藏学研究的起源大体上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可以说是通过传教士认识西藏，在印度学的研究流派中派生出藏学研究体系，又在西方殖民者对东方宗教及其文化研究的“东方学”热潮的大背景中得到充实，最后在较强的人力物力作保证的前提下不断发展壮大。

一、奥地利与西藏的早期接触

奥地利人与西藏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7世纪传教士在西藏的活动时期。西方对西藏的关注由来已久。有文字记载的以古希腊历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43年)和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托勒密(Clandius Ptolemaeus，约90—168年)的记载为最早。“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西方第一部历史著作希罗多德《历史》中就已经出现了有关西藏的记载，提到了淘金的蚂蚁的故事。此后公元一世纪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再次出现有关西藏的记载，提到了一座铜色的山。”[1] 13世纪的传教士柏朗嘉宾(Jean de Plen Carpin)和鲁布鲁克(William de Rubruk)的书中曾提到了西藏。[2]意大利的传教士鄂多立克(Odorico da Pordenone，1265—1331)也是较早深入西藏的西方人。14世纪初，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到中国，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西藏的宗教与风俗。[3]16世纪以后到达西藏并向西方作报道的是葡萄牙耶稣会的传教士安东尼奥·德·安夺德神父(Antonio de Andrade)。安夺德神父主要在西藏的阿里西南部的扎布让活动。[4]

在众多赴藏传教士中，第一个到达拉萨并探索一条从北京经西藏通往欧洲路线的是奥地利传教士约翰·格留伯(Johann Grueber，1623—1680，取中国名为白乃心)，他被称为“最早赴拉萨的欧洲人”。[5] 

白乃心作为传教士在中国中原居住了3年。他与在北京认识的比利时人爱伯特·杜尔维(Albert Dorville／d’Orville，1621—1662，中文名为吴尔铎)经陆路返回印度时，中途在拉萨停留2个月。他们于 1661年离开北京，经西安、西宁，由北侧进入拉萨。在拉萨约停留2个月，11月底离开拉萨，经定日、聂拉木，第二年元月中旬到达加德满都。白乃心在拉萨从事天文观察(据说他对拉萨城方位的测量只有半度之差)，并绘制了布达拉宫的草图、达赖喇嘛和身穿当地服装的男女画像。后吴尔铎死于印度，白乃心返回欧洲。白乃心是向西方讲述拉萨和达赖喇嘛的第一个白种人，他的记述引起了人们对西藏的强烈兴趣。白乃心把包括西藏在内的东方旅行的材料寄给当时欧洲著名的学者、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基歇尔正是在掌握了这些传教士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凭借着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想象，写成《中国图说》，成为当时推动欧洲“中国热”的最重要、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6]所有这些传教士对西藏的认识和记述对后期西藏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说到奥地利人与西藏的“情结”，还得提两个“特殊人物”，一个是纳粹头目希特勒，另一个是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

在欧洲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这个传说始于古希腊哲学之祖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在其晚年的著作《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对话录中都有提示。[7]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后来很多人把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与西藏联系起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虽然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8]。“在20世纪，纳粹分子改变‘雅利安’原来的意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9] 1933年，希特勒在掌权后，鼓吹种族优越论。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Himmler)在1935年组建了一个“祖先遗产学会”，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1938年，希姆莱奉命派“党卫军塞弗尔考察团”赴西藏考察。1939年8月，考察队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由此可见，纳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险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1941年12月底，德国军队在苏联战场遭到惨败。此时，希姆莱向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前往西藏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的建议。几年后曾于1938年德奥合并后加入党卫军的奥地利职业登山运动员海因里希·哈勒进藏。哈勒与几名德国人于1938年7月从北坡登上瑞士境内的埃格尔峰后，曾受到希特勒的亲自召见并与其合影留念。1943年5月，哈勒等人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后来逃出战俘营，于 1944年逃到了西藏。由于当时的英印总督派驻西藏的官员黎吉生对德国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哈勒开始了他在西藏的7年之旅。[10]1946年开始他接近达赖喇嘛，并自称是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哈勒逃往印度，最后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哈勒在其家乡胡藤堡建立了一所“西藏博物馆”。1953年，他以回忆录的形式撰写了题为《在西藏七年》一书，并被译成多种文字。1984年哈勒再次进藏，撰写了《重返西藏》一书，2006年元月他病死于奥地利。据悉，哈勒曾亲自参与筹划的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上的小镇胡藤堡建立集佛教中心、旅馆和藏医学于一体的西藏中心的计划已从2006年5月开始实施。

二、奥地利的藏学研究

奥地利的藏学研究与其印度学研究有着不解渊源。一般来说，欧洲人对印度学的研究，可谓情有独钟，其主要原因还是欧洲人与印度人在血缘上和语言上的某种亲密关系所致。欧洲人的祖先雅利安人与古老的印度人有着血缘上的关系。雅利安人是原居于今俄罗斯南部乌拉尔山脉附近的古代部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雅利安人的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的游牧部落迁徙浪潮。一部分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的雅利安人逐渐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而最先进入伊朗高原的一部分雅利安人则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越过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约于公元前1200年来到印度河流域。在印度河流域，他们遇到了当地土著达罗毗荼人的顽强抵抗，这使得雅利安人不得不放慢征服的脚步，经过6个世纪的漫长战争，雅利安人最终在印度站稳脚跟，后来成为印度的雅利安人。因此，雅利安人被誉为印欧语系民族的共同祖先。[11]

除了血缘上的关联之外，欧洲与印度在语言上的共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关于印度语言的分类，从广义上说，印度语言主要属于四大语系，即印欧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南亚语系和汉藏语系。其中印欧语系又称雅利安语系，印度74％的人口使用印欧语系语言，该语系起源于雅利安人的梵语，北印度几乎所有语言都属于此语系。属于这一语系的印度语言有梵语、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旁遮普语等十几种语言。学者们从语言学上考察，印度雅利安民族与今日欧洲各民族有密切的关联。到17、18世纪，很多欧洲的大学者、大哲人开始对印度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欧洲人对自己文化的寻根和反省。

从上述背景可以看出，欧洲人研究印度的目的就是寻求他们最古老文化的一部分，因而印度学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印度学的研究不断壮大后，从刚开始的语言研究，逐步发展到历史、宗教、哲学、艺术等其他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发现，由于印度古老文化和宗教的几次大的更迭，印度的很多东西都变了样，同时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很多文献资料也未能保留下来，而这一切却几乎都收藏在西藏。于是部分研究人员开始涉足藏学研究领域。此外，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他们认识到必须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的重要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作为亚洲研究最重要内容的印度学和藏学方面。于是欧洲的印度学和藏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奥地利的近现代藏学研究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形成的。起初奥地利的印度学家主要研习梵文和印度哲学。著名印度学家、佛教学家弗劳沃奈尔(E，Frauwallner)是维也纳近现代印度学的代表人物，在国际佛教研究界有着很高的名望。19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欧美及日本等国相继在比较语言学上的基础上建立了不同的现代佛学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大致可分类为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京都学派、白描法等。维也纳学派(Wiener Kreis)或称“语文历史学派”是现代佛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这一学派的倡导者是弗劳沃奈尔，由于其长期在维也纳活动，故此学派以此为名。弗劳沃奈尔的弟子以德国汉堡大学的施密特豪森(Lambert Schmithausen)，瑞士洛桑大学的费特，维也纳的掌门人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Ernst Steinkellner)为主。弗劳沃奈尔早在30年代就开始利用藏译资料充实印度佛教哲学的研究，他还鼓励其学生致力于藏译文献的考订研究，他的几位高足都兼通梵文、藏文，在维也纳首开从印度学中专攻藏学的先例。弗劳沃奈尔教授去世已多年，全世界的佛教哲学研究专家为了纪念这位印度学家、佛学家，每隔几年要在维也纳聚会一次，搞一次“纪念弗劳沃奈尔森林漫步”的活动。其间除了学术报告会之外，还要在其高徒斯坦因凯尔勒教授的引导下，沿着当年弗劳沃奈尔教授经常散步的路线进行一次集体森林漫步。

三、奥地利涉藏研究机构

奥地利主要的藏学机构分为两个系统，一是以教学为主要任务的维也纳大学(University of Vienna)；另一个是以科研为主的奥地利科学院(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1、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学系维也纳大学是德语区国家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奥地利最大的大学。成立于1365年，是27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母校。大学拥有来自世界各地近130个国家的约9万国内外的莘莘学子，约1万名专职教授、客座教授、助理教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之高，使其成为世界上最著名、历史最悠久的多元化巨型学府和科学殿堂之一。

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学系(Institute for Tibetology and Buddhist Studies)是维也纳大学目前所拥有的8个系中较大的一个系。该系是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教授创办并由其任该所教授兼所长。该所集研究与教学于一身，固定教师只有三四人，其余教师均为外聘人员。外聘教员大部分都是从科学院聘请来的，也有从其他国家聘请的，所聘请的教师主要由课程内容而决定。任课教师必须掌握德、藏、梵、英文，有的甚至远远超出了这一要求。学生除了学习相应的专业课程之外，藏文和梵文为必修科目。目前在该系注册学习的学员100多人，由于学籍制度比较松散，学员的注册时间不尽相同，其中也有注册时间长达好几年者。此外，该系还有几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攻读学位的学员。

该系有一所小而全的图书馆，藏书主要以藏学研究方面的图书为主。据介绍，除了一些孤本、善本以外，该馆基本上收藏了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几乎所有面市的藏学方面的资料，近10年来的图书均建立了电脑检索系统。由于他们与中国大陆的出版社尚未建立固定的订购和交换渠道，中国大陆的出版社不能像其他国外的出版社那样每年或每个季度免费向奥地利大学图书馆赠送一套该出版社的新书目录，因而奥方对中国大陆的出版情况了解的不多。

该系与其创始人斯坦因凯尔勒教授有着不解的渊源。20世纪70年代当斯坦因教授从美国回来后，在他的努力下，在维也纳大学原有的印度和佛教研究基础上创办了藏学与佛学研究系，是到目前为止国外唯一以“藏学”命名的大学的系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系已为欧洲乃至全世界藏学研究培养了不少人才。2005年斯坦因凯尔勒从系主任和教授位置退休，紧接着藏学和佛学系的命运发生了变化。藏学和佛学系又与印度系合并，组建了南亚和西藏及佛学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uth Asian，Tibetan and Buddhist Studies)，但藏学教授位置仍保留，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招聘该职位的继承者。

藏学系除了教学外，还非常重视研究。每个教师基本上都有研究项目，系里定期出版学术丛书《维也纳藏学和佛学研究)(WSTB)。从1977年创刊到2006年共出版了65期。

2、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在维也纳大学除了藏学与佛学研究所外，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Institute for Art History)对西藏西部和印度境内的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和历史开展过研究并立有课题项目。该项目由黛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教授(Prof.Deborah Klimburg-Salter)负责。在她的领导下，艺术史研究所对西藏西部及与西藏接壤的印度早期壁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诸多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学术界很有影响。最近该所完成了由奥地利科学基金会(Austrian Science Fund)资助的“喜马拉雅西部文化史研究”课题(Cultur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Himalaya)，该课题对印度境内的11世纪的藏传佛教寺庙达布寺壁画等进行了系统研究，结项后的部分成果已经在网上公布。

3、维也纳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系维也纳大学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系(Institute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在西藏文化人类学研究方面作了大量的田野考察，并出版了诸多成果。人类学系中哈佐特博士(Dr．Guntram Hazot)、戴姆伯格博士(Dr．Diemberger)、查尔斯·然波博士(Dr．Charles Ramble)等组成了西藏人类学研究小组，他们都是人类学方面的专家。这个小组与西藏社会科学院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哈佐特博士与西藏社会科学院次仁加布研究员合作完成了《西藏昌珠寺志》等3种古典文献的翻译与研究，戴姆伯格博士与西藏社会科学院的巴桑旺堆研究员合作完成了《协噶佛教源流记》等3种古典文献的翻译与研究。目前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都在国外供职。

4、奥地利科学院亚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奥地利科学院(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于1847年在维也纳成立，其前身为奥地利皇家科学院，是奥地利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也是欧洲著名的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研究机构。他们有完善的科研体制和严肃的学风，还有众多优秀的学者和成果，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奥地利科学院的最高权力机构是院主席团，学者及工作人员共有700余人。内部分13个大学科，如社会科学、欧洲语言文学、亚洲研究、奥地利多瑙河地区及欧洲学、生物药学等。研究部门除了研究所外，还设有研究室和科学委员会，共计56个。各研究所也承担管理和咨询的职能，是奥地利科学院董事会成员[12]。科学院下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个部分，下设若干个研究所。

奥地利科学院亚洲人文思想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Kultur-und Geistesgeschichte Asiens／Institute for th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Asia)是科学院下属专门从事有关亚洲人文、历史、思想等研究的一个所。所内有藏学研究组、日本研究组、印度研究组等3个小组，现有研究人员8人，一般每年都有若干名外国学者在该所作为访问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到2006年斯坦因凯尔勒教授一直兼任该所所长，2006年底他退休后由其弟子卡热萨博士(Dr．Helmut Krasser)担任所长一职。所内研究人员除了完成自己课题之外，大部分人还要在大学相应的系或研究所任教，科学院内没有职称评聘制度，若想申报职称，必须在大学任教。所内除了备有必需的工具书和资料外，没有专门的图书馆，各小组与大学里专业相应的系或研究所的图书馆共享资源，另外在大学总图书馆查阅资料也很方便。藏学研究组有2名固定研究人员，分别是赫尔穆特·卡热萨、霍斯特·拉斯克(Horst Lasic)，均为斯坦因凯尔勒教授的高徒，他们均精通藏、梵文，研究的侧重点以佛教认识论及因明学为主，有论著多部。同时也是维也纳大学藏学与佛学研究所的教员。藏学组有固定的研究项目，每年邀请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参与合作项目。

四、奥地利藏学家

1、内贝斯基·沃捷科维茨内贝斯基·沃捷科维茨(Dr．Rene de Nebesky-wojkowitz，1923—1959)，奥地利藏学家。1948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供职于该校人类学博物馆。 1950—1953年参加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组织的中亚考察队，在印度和锡金边境地带收集资料，对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产生强烈兴趣。通过在噶伦堡的达多仁波且、詹东仁波且、齐美仁增等3位活佛的指教，得到大量藏文资料，最后在藏人尼玛的帮助下写成《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一书。该书对西藏宗教护法神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研究，使欧洲学者对于西藏宗教和文化传统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此书在1956年出版后，受到国际藏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谢继胜汉文译本1992年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年应荷兰莱顿大学民族博物馆的邀请，内贝斯基·沃捷科维茨去整理研究该校收藏的藏文木刻本和抄卷，编制了一部简明目录。此外还有论文《对西藏造像学的一个贡献》、《以大山为神灵的地方》、《西藏的宣谕神和守护神》、《维也纳人类学博物馆所藏藏文木刻本和手抄本书籍》等。另有遗作《西藏的宗教舞蹈》一书，于1974年出版。[13]

2、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Prof．Dr．Ernst Steinkellner)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尔勒，维也纳大学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院士，著名藏学家。他起初在大学所受的基础训练是梵文和印度哲学训练。20世纪60年代他从维也纳大学印度系博士毕业，导师是著名印度学家、佛教学家弗劳沃奈尔。博士毕业后他便留在维也纳大学任教，60年代末，他的研究领域拓宽到佛学与藏学的内容，他根据藏译本重构梵本《因滴论》，在因明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1973年在维也纳大学印度系佛教与藏学部分的基础上创建了维也纳大学“佛学与藏学系”。他还任日本东京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客座教授。

斯坦因凯尔勒教授一直专注于因明学，即佛教认识论与逻辑学的研究，致力于研究古老东方哲学中的思维科学，成为国际上这一专业领域内的著名专家。他的研究侧重于这一学派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思想。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已完成了对法称重要著作《因滴论》的研究。当时学术界认为《因滴论》梵文原典已佚(近几年已在西藏重现其梵文原典)，学者们只能从保存在注疏中的片断中考察原典的内容。于是他以藏译本为依据，从注疏及今存其他梵本中搜寻并摘出引文及其相应文句，构成该论的主体部分，将残缺部分根据藏译本还译成梵文，如此重构出《因滴论》梵文本，然后据此译成德文，在学术界引起反响。以后的岁月里，致力于因明学重要典籍《释量论》和《量抉择论》等的翻译和研究。在长期从事梵藏文佛典校勘工作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系统完整的方法。这套方法体系已为越来越多的梵文学家所接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国际影响。

在斯坦因凯尔勒教授的组织和领导下，于1995年6月18日至24日，在奥地利格拉茨市成功举办了第7届国际藏学会。那次会议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人出席会议。中国有21位藏学家参会，是较前几次相比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国际藏学会主席贝戴克(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在大会演讲中肯定了近年来中国藏学研究的成就，他认为中国学者，特别是藏族学者的与会改变了国际藏学会为西方人垄断的局面。会议主办人斯坦因凯尔勒教授也表示“没有中国藏学家的参加便不成其为国际藏学会。”[14]斯坦因凯尔勒教授极为重视同中国的合作。他曾主动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 以及西藏自治区相关部门等联络，到处呼吁“文物要保护，文本要研究”。在他牵线搭桥和积极联络下，2004年奥地利科学院和 正式签订了《 和奥地利科学院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总协议书》，为双方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互派学者、互换资料，推动藏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赫尔穆特·卡热萨(Dr．Helmut Krasser)赫尔穆特·卡热萨是斯坦因凯尔勒教授的得意门生，现任奥地利科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1989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4年起在维也纳大学藏学和佛学系开设“藏学及佛学”课程。目前研究的重点领域为藏传因明与梵文典籍，有多部论著。通德、英、藏、梵、日等多种文字。

4、霍斯特·拉斯克(Df.Horst Lasic)霍斯特·拉斯克师从斯坦因凯尔勒教授，曾获维也纳大学博士。现供职于奥地利科学院亚洲研究所，主攻藏传因明和梵文典籍。在维也纳大学藏学和佛学系开设藏语课程。通德、英、梵、藏等多种文字。

5、库尔特·托佩尔(Dr．Kuft Tropper)库尔特·托佩尔目前在维也纳大学南亚和西藏及佛学系任职，同时也是奥地利科学基金赞助的“喜马拉雅西部文化史”课题主要成员。 2001年从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重点研究领域为西藏寺院的壁画和题记，曾参与维也纳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承担的“印度达布寺研究”项目，曾对西藏夏鲁寺进行多次调研，并完成了博士论文《西藏夏鲁寺转经路壁画研究》[15]。通德、英、藏、梵文，兼懂汉语。

6、赫尔穆特·陶切尔(Dr．Helmut Tauscher)赫尔穆特·陶切尔为维也纳大学南亚和西藏及佛学系教授。曾在印度拉达克的一个藏传佛教寺院学习藏文和佛教经典，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观学和因明学。有多部论著，其中有的用藏文完成。

7、黛博拉·克林伯格·塞尔特教授(Prof．Deborah Klimburg-Salter)克林伯格教授，美国人， 1976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9年起在维也纳大学从事亚洲艺术史研究。她是目前在西藏艺术史方面有一定影响的女性教授。现任维也纳“喜马拉雅西部文化史研究项目”主任、维也纳大学亚洲艺术史教授。她主持完成的“印度达布寺艺术研究”在国外学术界获得很高的评价。

8、巩塔姆·哈佐特博士(Dr．Guntram Hazot)哈佐特于1991在维也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1992—2000年供职于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其间兼任藏学和佛学系讲师。2000年后加盟到莱比锡大学与著名藏学家索仁森(Prof．PerK．Sorensen)合作实施“西藏中部寺院历史研究”项目。他多次赴藏区考察，与西藏社会科学院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并与西藏社会科学院次仁加布研究员一道完成了《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吐蕃王拉·布巴坚和雅桑之历史》等著作。

9、戴姆伯格博士(Dr. Hildegard Diemberger)戴姆伯格于1992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0年一直在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工作，自2000年后到英国剑桥大学工作，并任硕士生导师。与西藏社会科学院有长期的合作项目。与西藏社会科院学巴桑旺堆研究员一起完成了《协噶教法源流》等著作的翻译和研究。

10、查尔斯·然波(Charles Ramble)查尔斯·然波，曾在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工作，多次赴藏考察。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和尼泊尔的人类学研究。目前在英国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从事藏学研究工作。他是2003年第10届国际藏学会的主办者，2006年在第11届国际藏学会上当选为新一届国际藏学会主席。

五、中国藏学界与奥地利涉藏研究机构的合作项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藏学界与奥地利藏学界的交流不断密切，双方互派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也设立了若干合作项目。

1、 与奥地利科学院的合作项目

(1)大译师俄·洛丹喜饶(1059—1109)研究课题立项时间为1999年。由 宗教研究所郑堆研究员承担，学术指导为斯坦因凯尔勒教授。课题研究成果之一《大译师俄·洛丹喜饶传》(校注本)[16]已于2004年由维也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该成果获首届珠峰奖藏文研究专著类二等奖。

(2)《集量论注释》梵文本转写、校注及研究项目项目立项时间为2004年。该项目是由 和奥地利科学院于2004年共同签署的《关于合作研究梵文文献和共同出版研究成果的总协议》签订后的第一个合作研究项目。由 宗教研究所和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及思想史研究所具体实施。目前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和奥地利科学院出版社共同出版了 与奥地利科学院“梵文文本系列”丛书的第一卷古印度大师吉年陀罗菩提的因明学著作《〈集量论注释〉之梵文转写及校注版》[17]。该丛书系列由 拉巴平措总干事和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厄恩斯特·斯坦因凯勒教授共同创办并担任主编。第一卷包括上下两部书。第一部是对《集量论注释》第一章梵文文本的校注版。第二部是该文本的罗马字转写版。《集量论注释》梵文转写及校注版的出版将为梵文研究、印度学研究和藏学研究提供重要资料，也为今后梵文文本的转写、校注和出版提供经验。

(3)《五蕴论》梵文本转写、校注及研究课题立项时间为2005年。由 宗教研究所李学竹博士承担，学术指导为斯坦因凯尔勒教授，课题正在实施过程中，计划2007年结题。

(4)《八思巴闻法录》之研究课题立项时间为2005年。由 宗教研究所郑堆研究员承担，学术指导为斯坦因凯尔勒教授，课题正在实施过程中，预计2007年结题。

2、西藏社会科学院与维也纳大学的合作项目

(1)《协噶教法源流》英译评注研究课题课题承担人为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研究员。合作者为时任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研究人员的戴姆伯格博士，现在她出任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文学系蒙文研究中心主任。课题成果《协噶教法源流英译评注本》[18]1996年在奥地利出版。

(2)《昌珠寺志》研究课题课题承担人为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次仁加布研究员。合作者为时任维也纳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系研究人员的哈佐特博士等。完成《昌珠寺志英译评注本》一书，待出版。

(3)蔡公堂寺历史研究课题承担人为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次仁加布研究员。其合作者为哈佐特博士等。完成《蔡公堂寺史》英文版，待出版。

(4)《巴协》研究课题课题承担人为西藏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巴桑旺堆研究员，其合作者为戴姆伯格博士。研究成果《巴协英译评注本》[19]于2000年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并获首届珠峰奖英语研究类三等奖。

(5)雅桑史研究课题承担人为西藏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次仁加布研究员。其合作者为哈佐特博士等。完成了《雅拉香布山下的文明：吐蕃王室拉·布巴坚和雅桑之历史》[20]一书，于2000年由奥地利科学院出版，并获首届珠峰奖英语研究类三等奖。

六、小结

通过对奥地利与西藏的历史上的关系，以及奥地利主要涉藏教研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状的研究，奥地利的藏学发展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奥地利与西藏一直有一种很特殊的关系。奥地利虽然不算大国，但它对西藏的关注程度完全不亚于西方强国。无论是传教士时代、纳粹时代，还是欧洲时兴藏学研究时代，奥地利对西藏的关注始终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

2、奥地利传统藏学注重基础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奥地利藏学研究几乎和印度学研究同时得到发展和壮大，而印度学研究主要还是古印度的经典研究，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也直接影响了该国的藏学研究。加之过去他们在做现实研究方面条件的局限性，因此现实研究远远不如基础研究。随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近几年很多奥地利学者也开始注重对西藏现实的研究。

3、奥地利藏学研究的特色突出、权威性强。“维也纳学派”的研究方法在藏学研究领域成功运用，在长期从事梵藏文佛典校勘研究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奥地利的藏学研究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方法和特色。目前奥地利在因明梵藏典籍方面具有权威地位。维也纳大学的中观学、佛教艺术、西藏人类学等的研究也有其独特之处，在国际藏学界也有一席之地。此外，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已成为奥地利藏学研究方面的潮流。

4、奥地利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较为突出。奥地利藏学研究机构和人数规模不大，但在藏学领域可以称得上是“大国”，这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该国搞藏学研究的人大都是在印度学、人类学、艺术学研究的扎实基础上从事藏学研究的，因此知识结构比较全面，视野比较广阔。精通多种语言文字是欧洲学者的一大特点，加之学者本身对藏学相关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使他们大都能熟练运用德、英、法、藏、梵等语言文字，个别学者还能用中文、日文等进行研究。此外，在维也纳大学里梵文和藏文是攻读藏学专业的必修课程，因此对梵藏两种语言文字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

5、奥地利的藏学研究基本保持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在与西藏的关系上，奥地利虽有纳粹人员染指西藏问题等不光彩的历史，有为“西藏独立”而作宣传的哈勒的“西藏博物馆”，有与“西藏流亡政府”关系密切的西藏中心等组织，但奥地利的藏学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能够坚持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正是有了这一基础，才使中奥两国在藏学领域不断有新的合作和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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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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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仓珠嘉：《藏医实践概论》[M]，青海民族出版社，19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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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许明银：《西藏学的诞生——兼述基督教徒所看的西藏佛教》[J],《法光学坛》，第6期（2002年）。参见佛学研究网WWW.yuys.com.

[3]黄夏年：《20世纪欧美的佛学研究》[A]，国学网www.guoxue.com.

[4]以上传教士的相关记载参见伍昆明：《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5]米歇尔·泰勒著，耿昇译：《发现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6]有关白乃心的记载参见米歇尔·泰勒著,耿异译:《发现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

[7]魏小娟：《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在何方？》[J]，《世界科学》2004年第4期。

[8]范大鹏：《往事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瞬间》[M]之“希特勒两次派人进西藏”，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引自www.xinhuanet.com.

[9]见百度百科：“雅利安人”词条解释，www.baike.baidu.com。

[10]根据范大鹏：《往事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精彩瞬间》和任言实“美国影片《西藏七年》的丑闻：主人公哈勒原是纳粹分子”（www.tianxing.org）的内容整理。

[11]见百度百科：“雅利安人”词条解释，www.baike.baidu.com。

[12]冷晓玲：《奥地利科学院的研究部门评估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第3期。

[13]资料来源：黄夏年：《20世纪欧美的佛教研究》[A]，中国藏学网：m.eldyaf.com.

[14] 《西藏的对外文化交流》[A]，www.gemsoo.com.

[15] Die Jātaka-Inschriften im skor lam chen mo des Klosters Zha lu. Einführung, textkritische Studie,Edition der Paneele 1-8 mit Sanskritparallelen und deulscherū bersetzung.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63.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Wien 2005,p.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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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rnst Steinkellner,Helmut Krasser,Horst Lasic(eds.),Jinendrabuddhi's Pramanasamuccayatika,Chapter 1.Part I:Critical Edition,PartⅡ：Diplomatic Edition, 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China Tibetology Research Center.Beijing2005,ISBN:7-80057-743-0,7-80057-7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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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Pasang Wangdu, Hildegard Diemberger, dBa'bzhed:the Royal Edict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Buddhas's Doctrine to Tibet,translation and facsimile edition,jointly 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enna 2000.ISBN:3-7001-2956-4.

[20] Tsering  Gyalpo, Guntram Hazod and Per K.Sorensen(eds.),Civilization at the foot of Mount Sham-po:the royal house of lHa Bug-pa-can and the history of g.Ya'-bzang;historical texts from the monastery of g.Ya'-bzang in Yar-stod(Central Tibet)/annotated translation,transliteration and facsimile edition.published by th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he Tibet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Vienna 2000.ISBN:3-7001-2954-8.

（作者：索珍摘自：《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