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玛更珠：从萨班《致蕃人书》和阿沛《致噶厦的信》论中央政府争取和平统一西藏的策略及其实施

【摘要】本文以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致噶厦的信》为例，就当时蒙古汗国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如何通过政治争取工作实现和平统一西藏的策略及其实施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致蕃人书》；《致噶厦的信》；西藏和平解放

【作者简介】班玛更珠（严永山），男，藏族，1979年生，甘肃甘南人， 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

作为我国一个重要的边疆民族地区，西藏各族人民与其他各兄弟民族一道，为共同开发祖国的锦绣河山和广袤疆域，共同创造悠久的中国历史和灿烂的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西藏历史的发展进程，《西藏通史》曾以“三个高潮”和“两个低谷”进行概括，而西藏历史的发展脉络，则始终与中央政权的兴衰轨迹相一致，生动阐释了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事实。西藏历史发展第二、三个高潮的起点，分别是1247年的凉州会谈和1951年的和平谈判，前者促成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后者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相距整整7个世纪的这两次伟大的历史事件，虽然性质上难言完全一致，但两次谈判的背景、进程、结果，以及当时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和平统一而采取的争取策略、效果、意义却有诸多的共同点。

本文试以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致噶厦的信》为例，就当时蒙古汗国和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如何通过政治争取工作实现和平统一西藏的策略及其实施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致蕃人书》所见阔端汗廷对西藏僧俗各界的争取策略

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汗国后，对外用兵首先指向西夏，也正是从西夏了解到西藏的情况。按照藏文史籍的记载，在此期间，成吉思汗曾先后见了两位来自西藏的藏传佛教僧人，可能是成吉思汗看到藏传佛教在西夏社会中的地位，所以对他们礼遇有加。1235年，窝阔台汗决定出兵南宋，当时蒙古兵分三路，皇子阔出率中路军，攻取湖北襄阳和钟祥；皇子阔端率西路军，由陕西入四川；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取淮河流域。阔端指挥的西路军由陕、甘南下攻取四川，其间与甘、川藏地多有接触。1236年，阔端回兵凉州，为了下一步的南下计划，他将目光对准了西藏。

约在1239年，阔端派部将多达那波带领一支蒙古军队前往西藏。多达到藏后通过多种途径接触到西藏各部和各教派的上层，对当时西藏社会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回到凉州后，多达向阔端呈递了一份报告：“边远吐蕃之地，僧伽组织以噶当派为大，通情赏面以达隆法王最善，威仪庄严以止贡寺京俄为最，佛法造诣以萨迦班智达最高。”经过分析，阔端果断决定迎请萨迦班智达，遂于1244年下诏给远在萨迦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说：“吾为报答父母天地之恩，今需一善引正道之上师，为此思虑之时，恰有汝在。故，望不辞长途劳顿，即刻前来。”与此同时又晓以利害：“若论年迈，昔日佛陀可为利益诸有情而施舍自身肉体，如此万生万世，与之如何？此可有违汝所习教法之誓愿乎？不惧吾金戈铁马严法酷刑有害于众生乎？故，望汝以教法为旨、众生为重，即刻前来。”

收到阔端这封言辞恳切又略带威胁的召请信后，已经63岁高龄的萨迦班智达毅然决定携两位幼侄远赴凉州与阔端会谈。1246年8月，萨迦班智达抵达凉州。1247年元月，此前前往大漠参加蒙古大汗继任大会的阔端返回凉州，两人在凉州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史称“凉州会谈”。会谈后，萨迦班智达撰写了著名的《致蕃人书》，最终促成了西藏地方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

《致蕃人书》全称《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乌思、藏、纳里速各地诸善知识、施主和福田书》。在书信里，萨迦班智达站在时代的高度，对西藏人的命运、西藏地区的安危、藏传佛教的前景、蒙古汗国的影响、有情众生的利益等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当今之势，此蒙古军队兵多将广，整个赡部洲俨然已归其统治之下矣。顺之者可同甘，如若不以诚心遵旨听命，必为其灭亡殆尽”，由此指明顺应历史潮流归附蒙古，为当时卫、藏、阿里各地政教领袖们唯一而又正确的选择。

从《致蕃人书》的内容来看，其中除了体现萨迦班智达作为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地方领袖的担当精神、谋略家的招抚艺术和代理人的实践意识外，阔端对藏传佛教的态度，对萨迦班智达本人的态度，蒙古统治阶级对顺从者和抵抗者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等，都成为西藏僧俗各界作出最终选择的参考。我们也可从萨迦班智达介绍的上述所见所闻中，看出当时阔端和蒙古汗廷为实现西藏和平归附而采取的种种争取工作。

首先，阔端将自己定位为佛法的保护者，打消了西藏僧俗各界最主要的顾虑。在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中，汗王阔端就是以一个传统法王的形象出现的：“此汗王菩萨，尊崇佛法，尤敬三宝”，这句话符合西藏人对理想“法王”的基本标准，如果此王尊崇佛法、敬礼三宝，则必心怀慈悲、利乐众生，佛法自能弘传，世间得以太平。另外，汗王“对民仁爱有治，对吾则礼遇有加”，强调作为一个世俗之王，阔端爱民如子，施政有方，对广大西藏百姓来说是一个值得归顺的“仁君”。值得注意的是，萨班在这里专门提到阔端对自己礼遇有加，说明阔端这个“法王”对藏传佛教界是极为重视、友善的。更为重要的是，萨班在信中还转引了几句阔端对自己说的话：“（汗王）曾对吾言：‘汝可安心讲法，有所求，吾必予之。汝之善，吾可知；吾之善，天可鉴！’‘吾掌世间法，汝持出世间法，如此释迦牟尼之教法焉有四海不覆之理也！’‘汝当教授汝吐蕃部众习知法度，吾当予之安乐生活。’”由此，阔端作为一名佛法保护者的法王形象跃然纸上，这对争取当时藏传佛教各教派开始逐渐掌控各方政教权力的西藏地方是极为重要的。显然，在凉州的相互接触中，阔端通过自己尊崇佛法、仁治爱民、愿意保护藏传佛教领袖的权利和地位，争取佛法广兴四海等一系列言行和举动，打消了萨迦班智达的顾虑，也争取到了西藏僧俗阶层的支持和认同。

其次，阔端高规格礼遇萨迦班智达叔侄，由此显示了其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特殊重视。早在之前多达带给萨迦班智达的召请书中，阔端就说因“需一善引正道之上师”而召请萨迦班智达，为其后争取萨班和藏传佛教界打下了基础。萨班到凉州后，阔端对其极为尊敬，不但座前听法，还出资建寺，甚至将其尊为当地各教各派之首。在《致蕃人书》中，萨迦班智达对自己受到的礼遇，乃至阔端对两位侄儿八思巴和恰那的关爱都作了详细叙述，以示阔端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特殊重视。关于阔端对其本人的尊崇，萨班开篇时就说：“邀吾之大施主，待吾极善”，然后通过阔端的几次表白，强调了其对藏传佛教抱有的保护和支持态度。在书信的末段，进一步展示了阔端对藏传佛教和萨班本人的特殊礼遇：“汗王待吾，远超他人，因此，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诸地之善知识和大人显贵，诸人虽来处不同，然甚觉奇异，故前来听吾讲法者众，且颇为恭敬。”至于阔端对八思巴兄弟的关爱，体现在对两个孩子的学习上，他对萨班说“盖八思巴兄弟之前已悉吐蕃教法，今仍由八思巴习蕃法，恰那多吉可习蒙古语文”，由此打下了其后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恰那受封白兰王的基础。阔端特殊礼遇萨班叔侄，既是对他们不远万里毅然受召前来会谈的褒奖，也是对处于观望中的西藏僧俗上层的积极争取，通过树立榜样和典型，为之后西藏的顺利归顺铺平了道路。

最后，阔端通过展示归顺和抵抗带来的两种结果，表达了争取和平统一西藏的诚意和愿望。在《致蕃人书》中，萨班借阔端“汝以头归顺于吾，他人则以足归顺于吾；汝因吾召而入，他人则因惧吾而入，此吾岂有不知也”之语，就西藏面临的选择进行分析。在萨班笔下，选择归顺还是抵抗，结果都会一样，但付出的代价将会迥然不同。他以回鹘和汉、西夏、阻卜等地为例阐述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提醒西藏各界“如若自忖千方百计可脱逃，痴想蒙古军因路途遥远而不至，妄想或可战而胜之，凡谲诈谄诳等伎俩，必换来灭顶之灾”。与之相反，如若归顺，不仅“刀斧得免”，而且汗王金口承诺：“如若尊令行事，汝等所据之土不变、所拥民众不变、各级职官可委官职。”当书信传到西藏，阔端这种恩威并施的基本策略和萨迦班智达切中要害的谆谆教导，在西藏僧俗各界中引起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如若归顺，佛法得以昌盛，生灵免遭涂炭，地位、权利能够保全，于公于私都是好处颇多；如若抵抗，本身西藏就“地偏民弱、势单力薄”，加上那些“自认地险、人勇、兵多、甲固、善射，试图战而胜之，本身却遭毁灭”的诸多事实作为前车之鉴，归顺便成了西藏各族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二、阿沛《致噶厦的信》所反映的中央人民政府解放西藏的基本政策

近代以来，随着旧中国的国势衰微和列强的不断侵略，古老的中华大地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开始风起云涌。在这风雨飘摇的年代，西藏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而此时距此前的凉州会谈，已经过去了整整700年。

自元代正式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以来，元、明、清和中华民国等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藏地方进行了有效管理，其间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也日益紧密。但自1840年以来，随着列强对我国侵略的加剧，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西藏也未能幸免，英帝国主义曾先后两次悍然发动对西藏的侵略战争，一度攻入拉萨并签订所谓的“拉萨条约”。此外，沙皇俄国和美国等也长期觊觎西藏。而此时的西藏，由于腐朽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的长期统治，内部沉疴积弊甚多，社会发展缓慢，人民苦难深重。

西方列强除了直接侵略西藏，还通过各种手段企图将西藏从中国版图内分离出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西藏各族儿女与全国人民心连心、肩并肩，同仇敌忾，共御日本法西斯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之时，由英、美精心扶植的西藏上层一小部分分离主义者，在列强的蛊惑和怂恿下，与其暗通款曲，从致死一心向内的热振活佛，到建立所谓的“外交局”，再到以“反共”为名赫然发动所谓的“驱汉行动”，直至进一步计划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访问美、英、印、尼四国以求得到对“西藏独立”的支持，他们背叛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旨在将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的阴谋，在尝试分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这个时候，中华大地正经历物换星移，乾坤扭转。自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英勇作战，在接下来的三年多时间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到了第二年，中国大陆除西藏外基本得到解放，以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为代表的广大西藏同胞，热烈盼望早日解放西藏。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基于交通状况和西藏特殊的民族宗教情况，提出解放西藏“不应操之过急”的原则，积极开展相关争取工作，先后多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争取能像解放北平、绥远、新疆等地一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但是，西藏上层少数分离主义者却与历史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但派出所谓的“亲善使团”出访争取对“西藏独立”的支持，还加紧扩大军备，将藏军主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线，妄图武力抵抗人民解放军。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并决定发动昌都战役，以战促和。昌都战役后，主和派噶伦、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和解放军进行了深入接触，并致信西藏噶厦，就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中央解放西藏的决心，西藏未来的出路，以及应该派代表赴京谈判，争取和平解放等问题作了细致的介绍、深入的分析并提出诚恳的建议，与700年前萨班的《致蕃人书》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这封题为《阿沛·阿旺晋美等四十名官员给噶厦的信》中，阿沛首先汇报昌都战役失败的情况：第三、第十两代本官兵“损失惨重”，昌都“坚守无望”。昌都大部分人员放弃财物，只身后逃，被困竹阁寺，“犹如油尽之灯，陷入绝境”，于是决定“不分公私武器弹药，全部交出”，宣布投诚。紧接着，阿沛介绍了解放军对投诚人员的优待措施，“汉军宣布：士兵、家眷及12岁以上子女，每人发给路费大洋五元、每三人给马一匹，返藏与否，任其自便。士兵及家属中约有半数可能返藏。对定本（即排长）以上军政人员之生命财产予以保护，主仆人员生活费用均由政府供给，暂到昌都集中。我等到达昌都至今，食宿等生活方面得到了妥善安排，暂无生命危险。”其实早在8月23日准备发动昌都战役之时，毛泽东就指出：“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昌都战役的目的是以战促和，所以争取西藏方面早日派代表赴京谈判是重中之重，而优待投诚的西藏官员，士兵中愿意合作者保障其生活，愿意返藏者给予路费盘缠，自然是争取工作的第一步。

在和阿沛的接触中，王其梅和吴忠就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作了详细宣讲，这在阿沛的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比如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是1949年《共同纲领》规定的基本国策，阿沛在信中也说：“共产政府所定的基本政策是，对外五族团结一致；对内各大小民族建立自治政府，工作人员根据各个民族人数多少确定；大民族绝不压迫小民族。”除了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还坚持“尊重宗教信仰和地方风俗习惯”。西藏和平解放后，“汉族绝不干涉和欺压西藏人民，这是早已确定了的”，“过去在西藏流传的什么共产（党）要全知佛王没有政教大权，毁灭宗教和寺庙，人不分高低贵贱，没收富户的财产，平均土地和财物，不干劳动活不准吃饭，以及共产先甜后苦等等，都是英美及国民党为挑拨离间而制造的谣言。事实真相根本不是如此”。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当时我们党面临的重要任务，而自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加上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实施民族压迫政策等原因，藏汉民族关系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全面、准确地宣传我们党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是争取西藏地方各界的信任和配合，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前提。

作为这封信的重点，阿沛对当时面临的形势，特别是中央解放西藏的决心以及西藏解放后可以获得的权利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关于中央解放西藏的决心和发动昌都战役的原因，王其梅和吴忠对阿沛介绍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是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的命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解放军经康区进藏虽已决定，但中央人民政府希望以和平方式解放西藏，最好不用武力解决。我们按此精神，向康区和拉萨当局多次提出和平谈判的倡议，但藏方根本不予采纳，因此不得不以武装解放昌都。”在明确中央人民政府无论如何都会解放西藏的前提下，阿沛恳切地提出“目前进行汉藏和谈是个时机”，并对西藏实现和平解放的特殊待遇进行了转达，指出中央人民政府“特别是对西藏要采取特殊政策，首先是对大救主全知佛主达赖今后仍然主持政权，救主摄政活佛及各僧俗官员照常供职；保护宗教寺庙和经堂；西藏现行政治和军事制度均不予变更；藏军改编入国防武装之内；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文化教育和农、牧、工、商业。今后凡是为发展政治和谋求人民幸福的一切办法措施需要改革时，要与人民及其主要领导人协商，在大家同意的原则下决定”。同时保证“目前汉藏和谈很快进行的话，汉政府提出的各项条款中有不适合西藏情况的，可将利弊详细说明，共产政府方面绝不存在举剑威吓，强迫或压制不让申述利弊的作法，一切都以心平气和地进行商谈决定”。从阿沛所介绍的我党解放西藏的政策来看，所有内容都是以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0年解放西藏的“十大政策”为基础，这些基本精神最终也体现在其后正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充分说明我们党关于解放西藏的政策是正确的、开创性的、符合实际的、一以贯之的。尤其是西藏地方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职权、地位不变，地方政府各级官员可以各司其职等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诚意，是中央所有政治争取工作的集中体现。

就像萨班的《致蕃人书》一样，阿沛在信中也分析了当时西藏面临的形势，点出在滚滚向前的历史大势面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道理：“倘若不考虑汉藏和谈，毫无疑问解放军很快就会向西藏进发，到那时，无论从军队的数量、军纪、作风那（哪）方面相比，我方全无抵挡的能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如前所述，如果接受和谈，则可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现行制度可以不变，官员可以各司其职，黎民百姓亦能避免战火动荡之苦，因此“如何是好，敬请慎重斟酌为谢”。除了摆事实、讲道理，阿沛还明确地亮出自己的立场，积极建言促成和谈：“经印度前往北京谈判代表恰孜（指土登杰保、夏格巴）过去和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办成，请不要再寄希望。应该下决心速派一位高职官员为代表，经康区去北京谈判，就能成功。代表往返的安全问题，这里（我们）完全可以保证；倘若在那里（拉萨方面）派代表有所不便，亦可在此处官员中委派······如何决定，请于11月8日前明确指示。”如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将我们党对西藏的政策以及希望和平解放的诚意全面、完整、准确地表达给了西藏地方政府。

1951年2月，移居亚东的西藏噶厦和达赖喇嘛终于决定派正式代表赴京谈判，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从4月29日到5月23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双方的全权代表以相互尊重、友好协商的方式，经过认真协商和充分讨论，最终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于1951年5月23日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宣告了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历史就此迈入了全新的纪元。

三、从政治争取到和平统一：中央政府统一西藏的基本精神和实施意义

凉州会谈和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史上两座伟大的丰碑，前者标志着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辖，掀起了西藏历史发展第二个高潮的大幕；后者使西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归到社会主义祖国的大家庭，开启了西藏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高潮。整体而言，凉州会谈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统一进程的组成部分，是封建统治者之间就促成归附而达成的协议，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与西藏各族人民群众加入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多民族祖国大家庭有根本的区别；但从蒙古汗廷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统一西藏的基本原则，以及为了实现和平统一而采取的一系列争取工作看，两者亦多有相似之处。细读萨班《致蕃人书》和阿沛《致噶厦的信》两份文献，发现其中不约而同地提到中央政府对实现和平统一的诚意、基本政策、权利保障，以及执意抵抗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等，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相关政治争取工作的基本精神、主要策略和实际效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国家实现统一、各民族实现团结的历史必然性。

1. 友好协商，以和为贵

无论是凉州会谈还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从最初筹划统一到之后的开始接触，再到具体谈判、达成一致和完成统一的全过程，中央政府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地方也积极地配合与推动和平统一的情况来看，友好协商、以和为贵的基本精神贯穿于双方协商的始终，也是中央政府争取西藏各方的基本策略。

蒙古汗国的兴起和发展，主要依靠其所向披靡的军事力量，而对西藏，阔端一开始就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根据多达带回来的关于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的信息，阔端决定召请萨迦班智达前来会谈，并在书中以寻求“一善引正道之上师”作为召请理由，使西藏地方更容易接受。萨班到凉州后，阔端对其礼遇有加，座次在其他各教、各派上师之上，还时常听受萨班讲经，为萨班建寺修殿，给予足够的重视。至于阔端争取西藏和平归附的努力，诚如前述萨班在《致蕃人书》中详细的介绍，尽管拥有所向披靡的军队，但蒙古汗廷还是一直希望以和平手段统一西藏，所以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明确的策略，并以种种实际行动为实现西藏的和平归附作出了巨大努力。

1949年底，在祖国大陆基本解放、西藏各族人民强烈要求解放之际，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论从“解放全中国”的基本目标还是从西藏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出发，解放西藏已经成为必然的选择。关于解放西藏的方式，中央根据西藏的历史和现状，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的方针，并围绕这个方针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先后多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在进军西藏前，定下“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基本方针，拟定《进军守则》。确立“十大政策”，为接下来开展政治争取工作和最终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确定了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案。之后又有更多劝和人员勇敢赴藏、前线部队积极争取、民间人士大声疾呼、广播电台宣传呼吁，争取和平解放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心愿。昌都战役之后，中央部署了新一轮的政治争取工作，通过加强宣传、优待要人、善待俘虏等方式，团结群众，争取人心，使得西藏上层集团开始逐渐分化，主和派的意见得到重视，从而促成了最终的和谈。在谈判期间，双方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友好的协商，甚至就西藏地方代表提出的一些要求签订了《十七条协议》的两个“附件”，打消了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们的顾虑，极大地促进了谈判的进程，同时也彰显了中央人民政府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的努力。

2. 尊重民族文化，保护宗教信仰

在争取西藏方面的过程中，无论是700年前的蒙古汗廷还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深刻认识到当时西藏特殊的民族和宗教状况，所以尊重当地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成为所有争取工作的基本前提。

自统一的吐蕃王朝崩溃以来，吐蕃各地逐渐走向分治割据，从此不复统一。而在政权分治的背后，是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和地方势力的崛起，最终宗教集团和地方势力实现联合，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初步显现。多达入藏重点考察的噶当派、达隆噶举、止贡噶举和萨迦派，正是当时西藏各方势力的代表，是藏传佛教教派和西藏地方世俗势力的结合体。阔端从筹划征服西藏到确定以萨迦班智达为会谈对象，显然都是从了解西藏的民族宗教情况入手的。为了促成西藏的和平归附，阔端在和萨班的接触过程中，以实际行动表明其对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及其代理人是尊敬的，对西藏百姓是仁爱的，举兵进藏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等等，从思想和情感上给西藏各方一颗定心丸，从而为西藏归附扫清了障碍。

毛泽东最初提出解放西藏“不应操之过急”，其实就是基于对西藏民族、宗教特殊性的认识。另外，由于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势力长期的侵略和挑拨，涉及解放与民族、宗教的关系，在西藏就更为敏感。所以，中央人民政府以和平方式实现西藏解放的策略，从一开始就紧密围结宣传我们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展开，所有争取工作也以此为基础。从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给西南局、西北局的信，到“十大政策”的制定和进军西藏“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基本方针的确立，再到喜饶嘉措大师的广播讲话和阿沛写给噶厦的信，所有内容都充分说明当时解放西藏的基本策略和争取工作，都是建立在对西藏民族和宗教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上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是一贯的，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等，就是对西藏开展争取工作的政策基础，同时也体现在“十大政策”中。而从之后签订的《十七条协议》看，尊重民族文化和保护宗教信仰确是实现和平解放的重要保证。

3. 现行制度维持不变，各级官员可司其职

如果说尊重民族文化、保护宗教信仰是从思想上和文化上争取所有西藏人民的认同和支持，那么对西藏地方那些当政者和既得利益者的争取是将和平统一的阻力减到最小的重要策略。对于这个集团和代表人士，除了要消除其关于民族、宗教等普遍意义上的顾虑，更要考虑到他们的基本利益和具体诉求，而保持现行制度不变，各级官员的地位、职权和利益不变，就是从争取得到他们的拥护和合作的角度考虑的。

凉州会谈之时，西藏经过几百年的分裂时期，各教派和各地方势力相结合的割据状态已然形成，所以对各教派领袖的争取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关键。萨迦班智达受到阔端召请后，于1244年从萨迦寺启程远赴凉州。途中，他多次会晤西藏各地僧俗领袖，与大家讨论、分析当时的社会局势，解释其远赴凉州的缘由，争取大家的理解和支持。《致蕃人书》全名《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乌思、藏、纳里速各地诸善知识、施主和福田书》，充分说明争取的主要对象是当时在各地当权的善知识、施主和福田。会谈时，阔端向萨班保证，“如若尊令行事，汝等所据之土不变、所拥民众不变、各级职官可委官职”。如此承诺，自然能够消除各地当权者最后的顾虑，接受归附要求便水到渠成了。从之后的历史看，元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行政建制，比如十三万户的划分等，基本都是按照西藏地方各方力量的传统势力范围划分的，说明《致蕃人书》中所记阔端“所据之土不变、所拥民众不变、各级职官可委官职”的政策得到了贯彻。

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中央人民政府在“十大政策”中明确“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甚至决定“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咎既往”，可谓高瞻远瞩、诚意满满。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的这种争取政策，阿沛等作了积极响应，他在信中强调中央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等“是我们亲眼所见，全可放心·····在下我等再三思索回顾确无强迫命令的想法和作法，对此我等身在共方的四十名文武官员敢作担保”。正是中央的这种政策，促进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亲英的摄政达札下台，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阿沛等主和派的意见受到重视，和平谈判最终实现。在《十七条协议》中，上述政策也得到进一步明确，成为西藏和平解放的一项重要政策保障。

4. 先礼后兵，兵后再礼

当然，和平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在强大的军事震慑下实现的。凉州会谈和《十七条协议》签订的背后，都有武力统一作为最后的保障。

多达受命进军西藏时，首先在热振寺给西藏的僧俗群众来了个下马威，“在热振寺北部砍下500僧人之头，顿时吐蕃全境地动石颤”。在这种震慑下，京俄扎巴迥乃“将西藏所有木门人家的户数献上”。之后，多达率领蒙古兵“拆除了自东面工布地区以上，包括东西洛扎、列、洛若、杰波、门白卓、珞、门等地直至泥婆罗边界以内的堡垒，以蒙古律令进行统治、地方安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萨迦班智达接受了阔端的召请。对于当时普遍关心之“前往蒙古究竟有何好处”等问题，萨班作出如是回答：“蒙古汗王召吾去为福田，言：如若不去，必遣铁骑至也。若军队至此，吾雪域西藏必遭大难，故不得不去也。吾所去，唯愿能饶益众生有情，能否确实有益，吾亦不能保证。然，若有益于有情众生，即使丧命捐躯，吾亦无惧矣！”如前所述，在《致蕃人书》中，萨班对西藏采取抵抗的后果也作了深入的分析，凉州会谈得以实现背后的军事威慑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同样，和平解放西藏，也是一个“先礼后兵，兵后再礼”的过程。中央人民政府为了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之前围绕“十大政策”开展了大量政治争取工作，但西藏地方的一些分离主义者仍然执迷不悟，他们置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于不顾，甚至害死了进藏劝和的著名爱国高僧格达活佛，妄图以武力抵抗解放军进藏。根据和平解放的总体原则和西藏方面一小部分人负隅顽抗的基本形势，中央经过多方分析，最终决定以打促和。西南局按照中央指示，经过充分研判认为实施昌都战役有利于促进和谈，于是决定发动昌都战役。8月26日，西南军区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十八军根据藏军部署情况制定了正面进攻与战役大迂回相结合的基本战法，于10月6日开始了昌都战役。从10月6日发起到24日结束，昌都战役历时19天，共击毙、伤、俘藏军、民兵共5700余人。更为重要的是，昌都战役既消灭了藏军的有生力量，也震撼、分化了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在国际上表明了新中国坚决解放西藏的决心，取得了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双重胜利。“特别是它所达成的军事和政治目的，更使它在我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昌都战役使得西藏地方各界震动，年底就议定派官员到昌都，与阿沛一道和解放军谈判。次年，暂居亚东的达赖喇嘛和噶厦决定派正式代表赴京谈判。可以说，昌都战役成功地实现了“以战促和”的目的，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小结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1247年的凉州会谈和1951年的和平谈判，既是历代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关系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我国这样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上的伟大篇章。13世纪中叶的凉州会谈，结束了西藏高原几百年分裂割据的历史，推动完成了元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行有效行政管辖和治理的统一大业。20世纪中叶西藏的和平解放，实现了中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和完全统一，标志着近代以来侵略、觊觎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被驱逐出西藏，标志着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取得了更为辉煌的成就，从此，西藏各民族同胞回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大家庭中。从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致噶厦的信》中，我们领略了中央政府对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强大决心，认识到中央政府为追求和平统一付出的真心诚意和巨大努力，了解到中央政府为实现和平统一实施的英明决策和正确部署。同样，从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致噶厦的信》中，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历史上西藏各族人民一心向内的天然情感，清楚地认识到一切背离历史发展趋势的分离行径不得人心，深入地了解到西藏爱国主义者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操。相隔7个世纪的两次伟大的和谈，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以及最终能够实现和平统一，都建立在中央全方位、多角度的争取工作和西藏地方对这些争取工作的积极响应上，从萨迦班智达的《致蕃人书》和阿沛·阿旺晋美的《致噶厦的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伟大的互动，并对这种互动的本质，即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情感基础和国家统一的必然趋势形成更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