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俊艳：尼赫鲁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活动

【摘要】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史料，深入探讨了印度尼赫鲁政府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有关活动，并分析了这些活动背后的国际关系形势和政治思想动因。

【关键词】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尼赫鲁政府；活动

【作者简介】梁俊艳，女，汉族，1978年生，新疆阜康人，历史学博士，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近现代历史，英国、印度与中国西藏关系史等。

【文章来源】本文节选自《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尼赫鲁政府全盘继承了英属印度在中国西藏的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尼赫鲁政府在1950年4月1日就与中国建交，印度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中印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历史遗留下来的所谓“西藏问题”也成为横亘在两国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印度已成为西藏分裂势力的大本营。印度独立后，在政府内、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支持“西藏自治”、维护印度在西藏特权的势力。在西藏和平解放的过程中，印度采取政治上声援西藏分裂势力，外交上向中方施压阻挠，物质上支持西藏分裂势力与中央对抗等多种手段，妄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初维系中印友好关系的同时，印度企图保住甚至扩大英国殖民者在西藏留下的种种特权，继续将西藏作为所谓“缓冲国”。

01

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的对藏政策

1947年8月15日，经过长期奋斗的印度，终于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宣布了独立。印度的独立，对英帝国主义在亚洲的统治地位无疑是一次极大的沉重打击，同时也影响到英国对西藏的直接控制。在印度宣布独立前夕，英国设在拉萨的商务办事处的头目黎吉生，十分担心印度独立的冲击波涌到西藏后出现的不利局面，害怕经英国新老殖民主义者一百多年苦心掠夺的权益葬送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他千方百计地想变相地保留这块“领地”，把既得利益转交给仍是“英联邦”成员的印度手里。英国人始终认为，保持对西藏这片“缓冲区”的控制，对印度依然是十分重要的，不能轻易丢失；印度新政府总理尼赫鲁（Nehru）明里宣称要保持印中友好，暗地里又想毫不费力地从英国人手中继承这份宝贵的“遗产”。因此，英国和印度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暗中达成了秘密交易，他们各自向西藏发去内容相近的信函，声称印度政府根据现在的条约，将继承英国在西藏的一切权利和义务。8月15日后，江孜、亚东、拉萨等地的英国商务办公地点都收起了英国国旗，同时换上印度国旗，而貌似堂堂正正的大英帝国的驻拉萨商务代表黎吉生（Huge Richardson），一夜之间摇身一变而接受了印度政府任命，担任印度驻拉萨的代表。如此一来，英帝国主义在拉萨的机构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1. 英属印度西藏政策对尼赫鲁的影响

1947年，就在英国政府从印度撤离前夕，英国政府驻新德里高级专员费赖（L. Fry）拟制《1947年8月前的印度西藏关系》报告，总结了英属印度对藏政策： 

印度政府乐于承认西藏自治并希望看到这种自治得以保持，但除了用友好的方式加以鼓励之外，他们不准备做得更多；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当然无意采取任何主动，因为这种主动将会把印度卷入到与中国的冲突中去。他们建议采取的态度可以恰当地表述为乐善好施的旁观者，准备在任何时候——只要机会一旦出现——利用他们的斡旋来促使中国和西藏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方法。[2] 

该报告提到了英属印度对西藏地位认知的一个重要方面，即“西藏自治”地位问题。中英双方对于所谓“西藏自治地位”的国际法依据、内容和实质，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相互对立的立场。英国对西藏政策的核心是使西藏成为英国控制下的缓冲区，使之成为英属印度北部边疆的防卫区域。在英属印度的外围建立缓冲区，以此防止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临近印度，这是英属印度防卫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因此，英国遗留给印度的，是具有殖民主义性质且缺乏国际法效力，中国政府和西藏地方政权均未接受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特权。

1947年8月15日，英国从印度撤离，印巴分治，印度独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取得执政地位。经过长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而获得独立的印度，其对外政策与英国有着重大的区别。尼赫鲁作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就任独立后印度的总理并主管印度外交，对西藏的政策是矛盾的：他坚持其反帝、反殖的立场，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然而，独立后的印度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英国留给它的遗产，接受了英国移交给它的对喜马拉雅山南侧诸国（尼泊尔、锡金、不丹）根据不平等条约取得的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特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印度对其北部、东北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策实质上是英国政策的继续。

此外，为印度政府继续留任的原英属印度有关北部和东北部官员，也使独立后的印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了英国政策的一贯性。印度独立后，所有与对藏政策有关的英属印度官员均得到新成立的印度政府之聘用。卡罗（Olaf Caroe）被聘为外交部顾问，负责处理对藏事务的锡金政务官霍普金森（Hopkinson）和英国驻拉萨代表黎吉生均留任原官职。英国驻拉萨的代表机构只是改换了名称和旗帜，“原有人员全部留下来”。[3]

在上述留任官员中，卡罗对尼赫鲁的影响最大，在所谓“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为尼赫鲁及国大党政府所倚重，曾派他到英国查阅档案；尼赫鲁、国大党政府在中印边界谈判上采取强硬的立场，与他有直接关系。卡罗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任英属印度外事副秘书，后又升为秘书，是“斜坡理论”的鼓吹者、“缓冲国计划”和“战略边界计划”的支持者。在他的策划和策动下，英国政府同意出版《艾奇逊条约集》14卷新版，将非法的“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与夏札换文硬塞入新版中以蒙蔽世人。1940年1月，针对当时国际局势和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卡罗将寇松（Lord Curzon）的“斜坡防御论”应用到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周边国家地区，提出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战略防御体系，他将这个防御体系称为“通过稳定诸小国或部落组织来抵御任何强大势力占领印度的斜坡防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面对英国行将从南亚次大陆撤离的局面，卡罗依然坚持其“斜坡防御理论”，认为西藏对于独立后的印度防务仍具有重要意义，“有着广袤沙漠和高海拔的西藏保持其自治地位的重要性绝不次于过去”，“而西藏地位和权力结构的任何变化都将会对尼泊尔产生影响，打搅喜马拉雅山地区其他地方的安全”。他主张英国应利用其影响，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由列强公开声明保持西藏自治。[4]印度学者古普塔（Karunakar Gupta）揭露了卡罗对尼赫鲁、国大党对华政策及对“西藏问题”的立场的影响。国大党的外交家、第一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萨达尔·潘尼迦（Kavalam Madhava Panikkar）在1945年和1947年关于印度防务战略的书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卡罗“斜坡防御体系”和“缓冲国论”的阴影。在其1945年出版的《印度和印度洋》一书中，他说道：中国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以及她的经济和军事组织基地最近移向东南，给印度造成种种同样困难的问题。[5]

2. 印度政府对所谓“西藏问题”态度的分歧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加速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步伐。1950年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年10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获得了昌都战役的重大胜利，由此引发了印度政府和议会围绕所谓“西藏问题”而展开的激烈争论。有人建议应重新考虑中印两国关系，印度政府应该修改其对华政策，甚至讨论以武力干涉中国解放西藏。在印度政府内，强烈反对尼赫鲁在所谓“西藏问题”上持温和立场的代表人物是内务部长帕特尔和总统普拉萨德，他们极力主张让西藏成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独立”的“缓冲国”。帕特尔要求重新调整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公开批评中国在西藏地方的行动为“非正义”，并在1950年11月7日写给尼赫鲁的信中称中国为印度的“潜在敌人”[6]。帕特尔警告尼赫鲁：

中国占领西藏是一个悲剧，（“独立的”）西藏的消失将中国的扩张带到了印度的门口，在中国对西藏采取背信弃义行动的情况下，对（中国）再采取优柔寡断的政策是危险的，因为从现在起，印度不得不在自己的北方和东北方面对一个与之存在边界争议、怀有野心且不友好的共产主义中国，而敌手的目标和野心与印度的国家安全背道而驰。[7]

在印度议会的辩论中，一些印度议员公开谴责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要求政府竭力全力维护“西藏的自由”，敦促政府加强北部领土安全防务，指责政府当前奉行对中国非现实的“投降”政策。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在西藏的行动是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担心的直接后果，而在已经承认中国拥有西藏宗主权的情况下，印度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自己的领土而“大惊小怪”表示费解，对毫无必要地夸大中国威胁、制造恐怖情绪表示遗憾，提议印度分别与中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协定，建立莫斯科—德里—北京轴心，以促进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8]

1950年10月至11月间，印度召开了由外交部、军队和情报局负责人参加的高层会议，讨论了武力干涉中国解放西藏的可能性。帕特尔赞成对西藏进行军事干涉，并得到一些内阁成员和外交部的支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则不赞成军事干涉，认为印度出兵在法律上站不住脚。陆军总参谋长恰里阿帕将军对为使西藏不致落入中国之手而采取军事干涉的计划泼了冷水。情报局长穆里克（B. N. Mullik）也赞成出兵干涉，但是对于只能派几个营的兵力，则认为无异于自杀。[9]

情报局长穆里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共产主义者，他继承了帕特尔的遗产，将巴基斯坦和中国看作印度的直接敌人，并在情报工作中说服尼赫鲁接受这样的看法。[10]穆里克对尼赫鲁和国大党的对藏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向尼赫鲁宣传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并举出二战中，当中国与英国协商开辟藏印运输线时，却为西藏所拒绝，并称他们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11]公开资料表明，尼赫鲁从未对穆里克的评估提出异议，也从未反对过情报局的公开和秘密的行动。穆里克对尼赫鲁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62年战争爆发。虽然他仅是一个文职官员，但他是尼赫鲁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12]

3. 尼赫鲁对所谓“西藏问题”态度的改变

在卡罗和穆里克等人的影响下，尼赫鲁改变了他在西藏问题上摇摆不定的立场，在他领导下的国大党政府全盘继承了英国的遗产，继续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对藏政策。在1949年的一封信中，尼赫鲁表示：

我们对藏政策是相当含糊的。它是从英国人时期继承下来的。我们曾承认西藏在中国某种含糊的宗主权之下的自治。从法律上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宗主权。我们宁愿西藏自治，并与我们直接关涉，我们力争如此。[13]

尼赫鲁和印度政府接受的就是英国移交给他的建立在“西姆拉条约”及麦克马洪与夏札背着中国政府秘密签订的“英藏通商章程”和边界换文等非法文件基础之上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特权。早在印度独立以前，黎吉生就以即将成立的印度新政府代表的身份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新政府将继承英国与西藏地方订立的条约关系，在印藏未订新约以前，“西姆拉条约”及所附“英藏通商章程”依然有效。西藏地方政府不承认印度继承英藏关系，曾向印度政府指出：“现在英国在印度（的权利）已告结束，自不能以英藏间所订条约施行于印度政府与西藏之间”，并提议就边界问题举行会谈，要求印度归还英国侵占的领土。[14]印度独立后，中国政府就印度继承英国在藏条约的权利、义务的问题，也进行交涉。中国外交部常务次长叶公超10月14日在与印度驻华大使梅农商谈中印商约时指出，1908年中英间缔结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即将到期，梅农经请示国内后，即以1908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已为1914年麦克马洪、夏札签署的章程所取代，回复中国。叶公超以1908年中英间的条约试探印度，向印度方面表明中国坚持印度所继承的英国在西藏的条约权利是以中英间达成的有关西藏的条约为依据，而印度的回复，也向中国政府表明它所继承的是以英藏间的非法条约为依据。[15]

由此可见，独立之初的印度政府对藏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维持与中国关系，不因所谓“西藏问题”引发中印对立；另一方面是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分离倾向，引诱和压迫西藏地方承认印度依据英藏条约继承英国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的权益。[16]

02

昌都战役前后尼赫鲁政府的干涉活动

1949年7月8日，拉萨发生了“7·8”事件（即所谓“驱汉事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及其下属的小学、电台、气象测候所等单位人员共300余人，在藏军的威逼下，分批经亚东撤离西藏。这是一起明目张胆地策划“西藏独立”的严重步骤。西藏地方当局断绝了同中央政府的电报联系，却同英国、印度保持着密切的邮电往来。

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政府紧锣密鼓地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严重地威胁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和西藏的安全。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苦的包括藏族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国内外反动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得逞。藏族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声明，对西藏当局勾结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表示极大的义愤，殷切盼望人民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并西南局，此信的大意是，印度、美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解放西藏的问题要下决心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17]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西藏地方官员惊恐不安，向英、美和印度发出请求军事援助的紧急呼吁。英国拒绝了，但对西藏统治阶层的呼吁予以同情，他们认为不值得为了无足轻重的西藏而冒险与中国为敌。英国支持印度的政策需要，认为印度与西藏毗邻，西藏对印度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英国一方面鼓励印度给西藏人一点轻武器以提高他们的士气，同时又承认这对反对占据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任何军事意义。他们甚至提出秘密补还印度送去的任何武器。不过，伦敦坚持认为这种安排必须保密，他们不想公开承认与西藏的关系。[18]华盛顿和伦敦频繁协商，以及彼此有关西藏的所有外交联系也同样是保密的。[19]

印度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尼赫鲁总理认为使西藏继续成为一个缓冲国，对它实行自印度1947年独立以来对锡金、不丹一向实行的某种意味深长的控制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尼赫鲁也需要和北京的新政府建立密切的联系，以维护他的不结盟政策。他决定追求双重目标，一方面承认北京对西藏的宗主权，同时也秘密向藏军提供印度指派的“顾问”以及有限的军用物资。[20]

1. 参与策划拉萨“7·8”事件

1949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之际，印度政府驻拉萨代表黎吉生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频繁接触。黎吉生对西藏摄政达札进言：“目前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化时刻，我们要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又说：“这是关系到西藏政教宏业之大计，望各位严守机密，团结一心，认真办好。”[21]在黎吉生的鼓动下，西藏地方政府在当年7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驱汉事件”，噶厦派人占领了国民政府驻拉萨的电台，并派兵监视国民党政府驻藏机构和人员，催促其立即整装启程。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在拉萨的电台被捣毁，台长受伤，在拉萨经商的汉人都被驱逐。

黎吉生是否参与了“反共驱汉”谋划，目前尚未从印度档案中发现有关记载，而上述噶雪·曲吉尼玛所记录的是达札的转述，达札于1951年去世，也无这方面的证言。夏扎·甘登班觉则证实了噶雪·曲吉尼玛所说的黎吉生向达札出谋“反共驱汉”，他说，黎吉生还向达札秘密进言：“目前中国正值大局变化时刻”，要西藏地方“立即把汉人驱逐出藏，如不这样势必里应外合，引进共产党”。[22]据戈尔斯坦所说，黎吉生虽然否认了他参与策划，但并不否认他曾与达札交谈过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事。戈尔斯坦说：“也许黎吉生在私下或偶然谈话中说到一旦共产党上台执政，他们可能会要求将国民党的驻藏办事处改为自己的办事处，这种言论可能会对西藏人产生影响。”[23]上引噶雪·曲吉尼玛所转述的达札的话，也是讲黎吉生是在与他个人谈话中透露，而不是在正式场合下说的，这种私下谈话自然不会记入官方文件。

黎吉生关于如果共产党接管国民党政权将把原国民党的办事处改为共产党的办事处的话，对噶厦的确产生了“影响”。此前，噶厦的反共还停留在“宗教反共”，制造仇视、敌视共产党的思想意识和宗教情绪上。而黎吉生所说，将共产党与国民党驻藏机构联结在一起，使噶厦将反共与驱汉结合起来，有了一个明确的现实目标，即将国民政府各驻藏机构逐出西藏。当时，并不是所有噶厦的官员都赞成达札将“反共”的意识转变为“驱汉”的行动。在达札召开的会议上，噶雪·曲吉尼玛提出“驱逐汉人是否合适”的怀疑；索康、然巴等人则群起驳斥，他们声称：“乘中国时局不定之际，是能把汉人从西藏赶出去的。况且今后对各方面都有利，还是遵照摄政指令把汉人赶出西藏为妙”。[24]

7月7日，噶厦将藏军派入城内布防，在拉萨所有的街道路口设立岗哨。负责拉萨市区治安的“朗仔厦”派人挨家挨户传达噶厦命令，凡是雇佣康巴人的人家，无论男女，自即日起，必须将他们解雇，违者处罚。7月8日，噶厦派人到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请陈锡璋代处长到噶厦有要事面谈。陈锡璋回忆他到噶厦的情况：

我去到那里，在座的有三噶伦，即然巴、索康和嘎雪巴，还有基巧堪布。由首席噶伦然巴发言，大意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战甚烈，国民党的军队或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藏政府对贵处人员的安全，实在不敢负此重责。现在西藏“民众大会”（实系官员大会）决议：西藏政府对国民政府暂断绝政治关系，而宗教关系还是存在的。请你们转告其他机关准备于两星期之内启程赴印，噶厦已派定一名乃兴（引导员）和一名代本（军官），带领军队妥为照料和护送至印度边境。再者驻在西藏的汉人和康巴人中有共产党，我们也分不清究竟是谁，不过西藏是佛教圣地，是绝对不容留共产党的。我说：“我即电蒙委会请示，俟得复电，当再答复。”然巴说：“国民政府方面，噶厦已直接去电通知，你不必再行去电，现在所有的电报邮件均已封锁，你也无法通信了。”我说：“我没有得到上级命令，就这样一走，是不对的，等我考虑一下再谈吧。”[25]

黎吉生在《西藏简史》中简要地提及拉萨“7·8”事件：

西藏独立的另一很突出的证据，是1949年7月，西藏政府要求中国驻拉萨的官方代表团，和一些商人，离开西藏。他们认为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驻拉萨的代表团已经不再和任何中国的政治机构有联系，他们中间的一些成员可能已经成了共产党的代理人。代表团在财政上所依靠的印度存款，也被冻结了。西藏人害怕的是，假如代表团的一些人员，即使不是全部，仅仅为了他们的饭碗转而效忠于毛泽东的话，那么，西藏就面对着一个在拉萨的共产党的据点了。这一行动非常迅速而秘密。印度代表团事先毫无所知。在处理外人事务上一向迟缓的西藏政府，突然要求印度政府马上同意接受这些被驱逐的中国代表团，其中有一些可能是同情共产党的，这使印度政府感到很窘。甚至在还没有得到印度政府的同意以前，中国人已经被客气地和敲锣打鼓的押送出拉萨了。[26]

在黎吉生轻描淡写地提到的所谓“驱汉事件”中，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只字不提，只是一笔带过：“印度代表团事先毫无所知。”然而，这是黎吉生本人撰写的西藏历史，对于自己扮演的角色尽量淡化或者压根不提及是符合逻辑的。

对噶厦的“反共”和“驱汉”，中国共产党很快做出反应。9月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指出：“英、印侵略者嗾使西藏地方当局，以‘反共’作为借口，发动变乱，企图浑水摸鱼，更是极端冒险的蠢事”；“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定不移的方针”。[27]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的社论，号召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动员西藏人民迎接解放。1949年达札与噶厦的“反共”“驱汉”，标志着西藏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关系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西藏地方与中国的脱离。随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

2. 接待“西藏亲善使团”

拉萨“7·8”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失去了对西藏的控制，人民解放军还未到达，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理出现了暂时的真空。在美、印支持下，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积极制定抵制祖国统一的“文武对策”。11月2日，西藏地方“外交局”给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称：西藏“无论在过去和现在，一直享受着独立自主的权利，从未丧权于外国”，请不要让“军队越境进入西藏领土”。“西藏的一些土地，在最近几年被中国占去了，如中国内部的战乱结束后，希望能举行谈判解决。”[28]然而，西藏地方当局自知没有物质资源，也没有武器和人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因此试图借助外力插手，冒险一搏。1949年底至1950年初，噶厦在印度驻拉萨代表黎吉生的直接唆使策划下，决定派出几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等国，以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支持和军事援助。

1949年12月2日，向美国派出的“使团”携带的西藏“外交局”写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近来中国共产党称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已经占领了新疆、西宁以及西康等地。在此万分危急的时刻，我们派出堪穷·土登桑杰、定甲·多吉坚赞前往贵国，请求得到贵国政府的援助。”[29]西藏地方当局向其他国家派出的使团也携带有同样措辞的信函。当西藏地方当局正在同这些国家接洽联系的时候，英国路透社对外披露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地方当局的非法行径当即予以严厉斥责。中国外交部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拉萨当局没有权利擅自派出任何‘使团’，更没有权利去表明它的所谓‘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都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30]由于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加之美、英等国考虑自身利益，因而均表示不接纳西藏地方当局的“使团”。这样，就使西藏地方当局赴英、美、尼泊尔的“使团”未能成行，只有赴印度的“使团”秘密前往了新德里。

早在1950年初，西藏当局派出所谓“亲善使团”的同时，就决定派堪穷·土登结波、孜本夏格巴二人率代表团，到香港等地“寻找共产党官员说明或了解情况”。该代表团于2月5日从拉萨出发，抵达印度噶伦堡后，陆续于3月15日、4月10日致信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要求派代表赴香港谈判相关问题。毛主席指出：“西藏代表必须来京谈判，不要在港谈判”[31]，明确了处理所谓“西藏问题”的立场。因为此前曾率西藏商务代表团赴英美等国活动过，夏格巴一到印度就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英国驻香港总督葛量洪（Grantham）表示：“两年前他途经香港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滑头。”葛量洪随即报告英国政府，不赞成其在香港谈判。印度政府认为：“如果汉藏谈判在印度举行，就能密切注意谈判的动向”，因而直截了当地建议西藏代表团同中国新任驻印度大使谈判。[32]由于这样的原因，英方于6月4日阻止了夏格巴等人登上前往香港的飞机。

7月下旬，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临时代办申健到达新德里后，夏格巴先是致函声称他们有意去北京，因受阻未能成行；后于9月初来到大使馆，表示愿意谈判。申健向他们讲解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并赠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等文献，让其好好领会中央政府的施政纲领和民族宗教政策。然而，夏格巴在此期间频频出入于美国、英国驻印度机构以及印度外交部，寻求他们对所谓“西藏独立”的支持，并于1950年9月8日拜会印度总理尼赫鲁，转达西藏地方当局的意愿，请其“在西藏和中国之间斡旋”[33]，以求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9月14日，新中国首任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到任。袁仲贤随即接见夏格巴等人，明确告其西藏当局必须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人民解放军即将向西藏进军，西藏代表团务必于9月20日前到达北京，否则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当晚，袁仲贤大使设宴招待他们，耐心地说服和督促其尽快启程赴京。但夏格巴一面对袁大使虚以应付，一面继续鼓动印度政府出面阻止中国军队进入西藏。9月23日，袁大使邀请西藏代表团到大使馆看电影，并严正警告，限定20日前去北京的期限已过，后果由你们负责，但仍然可以继续前往北京谈判。夏格巴秉承西藏地方当局的旨意，玩弄两面派伎俩，终于失去首开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良机。

3. 干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为了加快扩军备战和改善藏军装备的步伐，西藏地方当局同印度政府联系，由印度派人来西藏探讨军事援助和扩军问题。1949年9月，印度派其驻锡金政治专员达亚尔（H. Dayal），带着尼赫鲁致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函到达拉萨，与噶厦进行了具体的磋商，确定了西藏噶厦向印度购买军火的种类和数量，共计迫击炮40门，炮弹2万发，步枪和冲锋枪子弹200万发。9月16日，西藏官员会议讨论通过了经噶厦和基巧堪布提出的具体扩军措施，主要内容是：扩建藏军1万人，成立军饷局，统一调拨各地积蓄的粮食，进一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同印度签订新的条约等。[34]在此前后藏军已由11个团陆续扩充到16个团，主要兵力部署在金沙江西岸和藏北一带，西藏地方当局妄图在印度政府等支持下，以武力阻止西藏的解放。

1950年1月17日，印度驻拉萨“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英国特务福克斯（Reginald Fox）向藏军总司令致函献策，要西藏地方政府做好破坏道路、桥梁，埋设地雷等准备。黎吉生还派报务员福特（Robert Ford）携带收发报机和大批汽油到昌都建立电台，收集军事情报，直接帮助西藏地方政府，企图抵制解放军。福特在昌都期间，害死了前去劝和的西南军政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后来，福特在昌都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获，成为外国势力阻挠中国解放西藏的铁证。

1950年8月12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即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的“西藏问题”，说“印度政府对西藏从未有过，现在也没有任何政治或领土的野心”。8月26日，尼赫鲁政府又照会中国外交部，说同西藏有宗教上、文化上极亲密的关系，劝中国不要进军西藏，要同西藏的代表和平解决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不理印度及其他外国的阻挠和干预，开始向西康进军。

1950年10月21日，昌都战役尚未结束，印度政府就给中国政府送交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称：中国在西藏的军事行动将会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因此而削弱，使中国参加联合国更加困难。[35]印度政府企图以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为筹码，要挟中国停止在昌都地区的军事行动。10月26日，印度外交秘书梅农（K. P. S. Menon）约见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政务参赞申健时称，中国进入西藏的消息如为事实，印度政府深感遗憾，并向申健递交了印度政府关于所谓“西藏问题”致中国政府照会的副本。申健的回答坚决而又得体：在印度报纸上时常看到中国“侵略”西藏的字样，在印度政府照会上也使用了，这样的用法是不对的。中国军队进入中国的领土西藏是不能叫侵略的，正如印度政府的军队进入印度联合省或孟买不能叫侵略一样。梅农说，印度仍希望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申健表示，中国政府始终愿用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军队不能进入西藏。[36]10月28日，当毛泽东看到申健的谈话纪要后，批示道：“申健答得很正确，态度还应强硬一点，应说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37]10月28日，印度政府再次照会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38]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国政府在10月30日再次作出更坚决、更明确的宣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解放西藏人民，保卫祖国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既定方针。”“西藏问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是两个完全没有关联的问题，如果这些对中国不友好的国家企图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对其领土西藏行使主权一事作为借口，进行威胁，以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组织，那只是再一次表示这些国家对中国不友好和敌对的态度而已。”[39]

印度政府没有估计到中国政府的态度会如此坚决和强硬，于11月1日再次照会中国政府，并以阻止西藏代表团赴京谈判相要挟。照会中说：“除非中国政府认为宜于命令他们的部队停止向西藏推进因此而给予以和平谈判的机会，印度政府不便再劝告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了。”[40]此外，印度政府还决定成立一个由国防部副部长希马特·辛格吉少将为主席，有国防、交通、内政和外交部代表参加的委员会，研究中国“入侵”西藏所产生的问题。[41]尼赫鲁政府如此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完全暴露了它要继承英帝国主义称霸南亚的野心，中国外交部复照一一加以驳斥，坚决指出无论西藏地方代表来不来北京谈判，和平解放或非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保卫中国边疆是坚定不移的。

03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尼赫鲁政府的举措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对外公布协议的全文，并报道了和平谈判的经过。同时发表题为《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指出协议“是西藏民族永远脱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来，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权利，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石，亦即是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的第一步。”社论指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制造所谓“西藏独立”和种种反共勾当，企图使西藏民族完全脱离祖国，成为他们的奴隶的阴谋，宣告完全破产了。然而，帝国主义并没有完全放弃唆使“西藏独立”的阴谋，在《十七条协议》签订之前，尼赫鲁政府尽可能为西藏分裂分子提供帮助；协议签订之后，依然与美国策划十四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且拒不承认《十七条协议》。

1. 支持夏格巴向联合国提交申请

昌都战役之后，1950年11月11日，当时仍在噶伦堡的夏格巴，在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以噶厦的名义向联合国提出申请，抗议“中国对西藏的入侵”。他宣称：

为了将西藏并入共产党中国而对西藏发起的武装侵略显然是赤裸裸的入侵事件。只要西藏人民违背意愿，为武力所迫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当前对西藏的侵略就会成为恃强凌弱的最重要例证。因此，我们通过您请求世界各国代表我们调停此事，阻止中国的入侵。[42]

然而，这项议案很快遭到否决。“美国和欧洲让刚刚解放的印度带头在联合国处理所谓‘西藏问题’。印度的第一任首相尼赫鲁认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被击败，他能在道德上与毛泽东达成高度一致。他梦想着中国和印度会一道把世界引入一个道德的、革命的秩序中，摆脱令人耻辱的殖民统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说，中国已确保中国——西藏关系将会通过和平方式解决。”[43]尼赫鲁认为，“既然中国军队已停留在拉萨以外，而且还向西藏提出进行和平解决谈判，因此没有必要将此问题拿到联合国会员大会上进行讨论。联合国全体一致地将西藏的请求置于大会议程之外”。[44]尼赫鲁在面对所谓“西藏问题”时的矛盾心态由此可见：“印度非常关注西藏所发生的一切，但尼赫鲁仍然不希望激怒中国。”[45]次仁夏加在此问题上试图撇清与印度政府的关系，但却起到了欲盖弥彰的作用，“暴露”了印度在此次夏格巴向联合国提出申请过程中的具体作用：

“四天后，夏格巴自噶伦堡向联合国提交了西藏的提案，印度政府以高度机密的方式告诉英国政府，该提案由印度驻拉萨代表辛哈先生（Mr. Sinha）执笔。然而，执笔撰写该提案并不意味着印度鼓励或支持西藏人向联合国提出议案，这只是因为单纯简单地需要找人用连贯的英语执笔提案而已。”[46]

美国学者戈尔斯坦对于印度驻拉萨代表辛哈起草的申诉书作出评价，认为“虽然西藏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令人惊讶的是，它向联合国提交的第一份申诉书异常老道，极具说服力”。[47]由此可见，向联合国申诉中国“侵略”西藏，显然是印度政府一手安排的。事实上，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G.  S. Bajpai）和尼赫鲁专门开会讨论印度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法案一事。尼赫鲁说：“如果英国或者美国支持此事，那么中国人不可避免会谈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影响。甚至如果印度支持此事，中国也会提出同样的指控。”巴杰帕伊则在11月16日告知英国高级专员，他个人认为印度应当支持西藏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议案。“这一点非常重要，既符合国际道义，又鼓舞西藏士气。”然而，印度国内对此问题持有不同态度，最后则由于联合国没有哪个国家对此问题感兴趣而作罢。[48]

2. 协议签订之前引诱达赖赴印

昌都战役胜利后，洛隆、边坝、丁青、波密地区相继解放，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惊恐不安，一片慌乱。在1950年12月17日召开的拉萨官员大会上，西藏地方当局决定，一面向昌都派出谈判代表，向解放军进行试探；一面劝导达赖出走亚东，观察事态发展，或与中央合作，或伺机逃往印度。达赖一行于1951年1月2日到达西藏西南边境重镇亚东，立即将其驻印度的商务代办和所谓“负责汉地事务”的官员夏格巴等召回亚东，听取其在国外“求援”情况的汇报。夏格巴等人报告了美国、英国、尼泊尔和印度政府对西藏的态度。1951年1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达赖寻求与中共签约》，比较详细地介绍西藏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指出“西藏年轻的达赖喇嘛和他的顾问现在亚东，留下了临时政府与中共进行谈判。如果入侵者提出的条件合理，他就返回拉萨……如果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这个年轻的神王就会去印度的保护国锡金，并经由那里最终去印度避难。”[49]

亚东噶厦的官员们认为，美英及印度等国不愿以支持“西藏独立”而损害其国家利益。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在支持“藏独”问题上讲得多做得少，而中央政府军事强大，无法对抗，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只得面对现实，准备和中央和谈。官员会议最后决定派代表去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决“西藏问题”。

1951年1月27日，达赖派人到印度新德里，请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转呈他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件。2月1日，袁仲贤复信达赖，转达毛主席对他亲政的祝贺，说明中央人民政府欢迎他速派代表赴北京谈判和平解放西藏问题。2月18日，达赖和亚东噶厦作出决定，除派阿沛·阿旺晋美等三名代表由昌都经甘孜、康定、重庆直接赴北京之外，增派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秘书长土丹旦达为谈判代表，并由达赖的姐夫尧西·彭措扎西等担任翻译，由亚东经印度前往北京参加谈判。

凯墨和土丹旦达转道印度途中，在新德里曾拜见尼赫鲁，转交了达赖致尼赫鲁的信件，请求印度总理对谈判给予指导。尼赫鲁告诉他们，要承认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西藏的外交要由中国统一管理。如果不承认这两条，就没法谈判。但如果承认解放军进驻西藏这一条，“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印度与西藏毗邻，对我们也很危险，所以不能同意。要运用巧妙办法，力争维护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利，但切记不可与中国作战。那是打不赢的。”[50]

达赖虽然同意派和谈代表，但其身边的分裂分子依然鼓动他逃往国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印度反华势力也企图引诱达赖出走。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1年3月21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郑重指出：

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如果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办法来解决，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同时，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的规定，西藏将来一定成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自治区域。为了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以及反动势力，保卫中国边疆，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果达赖不走，经过和平谈判解决，解放军就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果能如此，中印关系也可以增进一步，中国西藏还需要同印度通商。[51]从前的摄政（指达札）正在引诱达赖离开西藏去印度。达赖去了印度，就在中印关系上造成一种阴影，因为，印度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对西藏和平解放是有影响的。[52]

周恩来总理的严正表态，使新成立不过三年多的尼赫鲁政府对中印关系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印方答复中国外交部：印度不鼓励达赖离开西藏，可劝告他不去印度，如果他决定要去，只按国际惯例，给予避难。

3. 协议签订之后尼赫鲁政府的活动

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得到了西藏上层和僧俗各界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但遭到亲帝分裂势力的反对。达赖本人由于没得到美国确切的援助计划，不敢轻举妄动。他曾给夏格巴发急电，再次询问美国是否愿意帮助西藏？如愿意，达赖将为离藏赴印作准备，否则要夏格巴立即返回亚东[53]。美国则要达赖先声明反对《十七条协议》。根据《雪域境外流亡记》一书，双方（美国与达赖）“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按照这一协定，达赖喇嘛承诺在印度寻求庇护，公开谴责《十七条协议》。美国一方则保证支持达赖喇嘛及其在国外的政府，重新将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并为西藏的反华斗争提供财政援助，要是反华斗争有所进展的话，其中也包括军事援助，达赖喇嘛抵达印度的日期定在7月12日，尼赫鲁总理已经同意提供方便。”[54]（该书作者艾夫唐在此提到的“尼赫鲁总理已经同意提供方便”，并未标注清楚资料的来源。）然而，该计划并没有结果。“即便是对现代外交毫无经验的西藏人来说，美国方面宣布的支持也太过空泛，华盛顿不仅不愿意支持西藏独立于中国，而且还不愿意提供实质性的军事援助……美国人只承诺维持西藏的自治，并‘通过印度为西藏提供一些轻型武器’。”[55]不久，西藏三大寺堪布就来到亚东，多次会见达赖，请求他返回拉萨。1951年8月17日，达赖返回拉萨。

据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回忆：“在亚东跟随达赖喇嘛的一些人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们想把达赖喇嘛转移到西藏之外，在国外进行政治避难，在人身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争取另外一个更好的协议。我的哥哥当才活佛诺布当时正在锡金边境的噶伦堡，也认为应该这么做。当时同在噶伦堡的夏格巴也持有同样的意见。西藏外交局柳霞从亚东出发访问了锡金甘托克，与印度政务官达亚尔会面，讨论印度给予达赖喇嘛政治庇护身份的可能性。”“我想如果印度给予达赖喇嘛政治庇护的身份，他会去印度……印度政府退缩了，他们拒绝给予达赖喇嘛避难身份。尼赫鲁总理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我只能猜测其中的原因，印度人之前尽力提供帮助，也诚心实意，尼赫鲁在西藏问题上非常谨慎，西藏对印度来说地位重要……尼赫鲁认为他不得不和中国人打交道，他的看法是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对印度自身的发展至关重要。”[56]嘉乐顿珠的分析似乎不无道理。在当时，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尼赫鲁很可能不希望因为所谓的“西藏问题”而破坏中印之间的友好关系。

04

几 点 思 考

1. “缓冲国”战略思想对尼赫鲁政府的影响

百余年来，英国、俄国、美国等西方大国竞相在西藏展开角逐，积极插手中国西藏事务，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地缘政治的考虑。西方国家将西藏称之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国”（Buffer State）。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展开“大角逐”（The Big Game），英国将西藏视为阻挡沙俄南下、捍卫英属印度北部边疆安全的重要“缓冲”，西藏由此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西方国家插手西藏地方事务的先头兵。与其“前任”英国类似，美国在制定对西藏政策的过程中也将苏联对西藏的政策解读为其在中亚扩张的重要体现，同时将苏联扩大在西藏的影响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行动，西藏已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重要考量点。[57]

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便全盘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特权，也自然继承了英国将西藏视为“缓冲区”的战略思想。独立后的印度对西藏的政策是：一方面维持与中国关系，不因所谓“西藏问题”引发中印对立；另一方面则利用西藏地方政府分离倾向，引诱和压迫西藏地方承认印度依据英藏条约继承英国的对藏关系和在藏的权益。这一切都出自于继续将西藏作为印度北部边疆“缓冲区”的战略考量。也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尼赫鲁政府参与策划了拉萨“7·8”事件，接待西藏噶厦派往印度的“亲善使团”，并为西藏分裂分子出谋划策，明里暗里为其提供援助，妄图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2. 美国拉拢印度使其与之合作

1947年印度独立后，面对美苏两极世界的基本战略格局，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政府采取了所谓中立立场，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奉行“平衡外交”，尼赫鲁本人更是积极倡导“不结盟”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利用印度插手中国西藏地方事务的影响力。因而，对于美国来说，让印度倒向美西方，不仅有利于西方在两大阵营之间的较量中取得优势地位，更便于美国在西藏采取的行动。《纽约时报》在1950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现在印度急剧倒向西方》，文章说道：“中共军队入侵西藏和朝鲜导致印度对世界冲突形势重新清醒评估，其结果正如国会辩论及其他方面所表明的那样，印度急剧倒向西方民主阵营，与从前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8]

印度政府虽然初期对西藏地方政府在和平解放前后明显依赖于美国的诸多作法颇有不满，但考虑到既要维持自己将来在西藏的“特殊”地位，又不愿破坏与新中国刚刚建立的友好关系，最终选择沉默地配合美国提出的诸多要求，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的噶伦堡沦为“一个特务窝子”，甚至尼赫鲁本人都承认，“我怀疑噶伦堡的大部分居民是不是由外国特务所组成的”；周恩来总理也曾抗议“美国特务和其他特务利用噶伦堡从事破坏中国在西藏的影响的活动”。[59]西藏和平解放前后，达赖的兄弟嘉乐顿珠、当才活佛以及夏格巴等西藏分裂分子，就是以噶伦堡为活动中心，并充当华盛顿与亚东噶厦之间的传声筒，为达赖积极提供来自各方面的信息。

3. 尼赫鲁在印度政府对藏政策中的决定性作用

尼赫鲁本人在印度对藏政策的制定中起到决定性作用。1950年开始，尼赫鲁在印度大权独揽，直至其1964年去世之前，始终担任总理及外交部长等重要职务。因此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印度外交政策就是尼赫鲁个人制定的，而这个政策的执行也仅由尼赫鲁本人和印度外交部的几名高级官员负责。[60]

尼赫鲁个人的对华态度，在刚开始时是积极热情的，甚至是亲如兄弟的。这种态度渊源于他长期的信念：在他的想象中，两个亲人般的、平等的巨人之间的友谊象征着亚洲的前途，甚至象征着世界的前途。[61]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民族主义的胜利，也是亚洲政治复兴的表现，而不把它看作共产主义的胜利。他相信到头来中国文明将把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和共产党的结构消化吸收，然后也许会产生一种新的化合物。他深知由于中国和印度社会制度的不同，因而在广阔的政治领域中必然会在亚洲和世界上成为竞争对手。可是他认为中印竞争不一定会搞坏两国关系。尼赫鲁对北京的友好政策以及他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代表权的主张，使他在国内和国际上挨了不少责骂。从1950年起，印度国内批评尼赫鲁的人抨击他的对华政策是姑息政策。[62]而尼赫鲁政府之所以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后采取了一些看似自相矛盾的行动，实际上完全符合尼赫鲁本人试图对华友好、同时又想维系在藏特权的逻辑，同时还存在其他因素：（1）中国政府解放西藏地方的决心已定，态度坚决，不容置疑；（2）印度国内面临政治、经济困难，同时与巴基斯坦关系紧张；（3）印度希望在朝鲜战争中扮演“和平使者”的调停角色，因而尽量避免在所谓“西藏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

在1959年之前，中印两国之间至少表面上维系着较为友好的关系。然而，由于尼赫鲁始终坚持西藏为中印“缓冲”的理念，并在暗中始终同情、支持西藏少数分裂分子，1959年西藏叛乱爆发之后，尼赫鲁政府开始赤裸裸地支持西藏分裂势力，公开与中国为敌。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上采取步步逼近的“前进政策”，或者说“推进政策”的实质，就是继续奉行英国殖民者的扩张主义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62年中印爆发的战争在所难免。

时至今日，印度政府在边界推行的政策和采取的冒险主义行为，不能不说受到尼赫鲁政府时期政策深刻的影响。深入研究印度现代历史，研究尼赫鲁的思想和政策，以及由此造就的印度国民性格，有助于理解当今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所采取的政策，并由此作出更具前瞻性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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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藏与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研究》（20&ZD144）的阶段性成果。

[2] FO371/63943, Report on Indo-Tibet relations up to August 1947, prepared by L.Fry, Office of the United Kingdom High Commissioner in India, 7 November 1947；参见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22页。

[3] H. E. Richardson, Tibet and Its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173.

[4] 关于英国外交部与卡罗的争论，见陈谦平：《抗战前后之中英西藏交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414-415页。

[5] [印]卡·古普塔著，王宏纬、王至亭译：《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32页。

[6] Ajay B. Agrawal, India, Tibet and China: the Role Nehru played, N. A. Books International, 2003, p. 21.

[7] Bhim Sandhu, Unresolved Conflict China and India, New Delhi, Radiant Publishers,  1988, p. 89.

[8] 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9] B. 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Allied Publishers, 1971, pp. 80-81.

[10] B. N. Mullik, My years with Nehru: the Chinese betrayal,Allied Publishers, 1971, pp. 84.

[11] Ajay B.Agrawal,India, Tibet and China, the Role Nehru Played,N. A. Books International, 2003,p. 4.

[12] 尚劝余：《尼赫鲁时代中国和印度的关系（1947-196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253页。

[13] Nehru, Letters to Chief Minis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1, p. 485.

[14] 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第227页。

[15] 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432-433页。

[16] 周伟洲主编：《西藏通史·民国卷》，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433页。

[17] 《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52页。

[18] 《美国对外关系》1950年第六卷，东亚和太平洋（华盛顿：美国政府印刷所1976年）第272-273页，第317-318页。转引自[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19] 《谈话备忘录》，首都华盛顿，1949年11月28日，893.00西藏/11-2849，国家档案局外交处，首都华盛顿。转引自[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36页。

[20] [加]谭·戈伦夫著，伍昆明、王宝玉译：《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136-137页。

[21] 夏札·甘登班觉：《1949年夏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起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22] 夏札·甘登班觉：《1949年夏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起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

[23]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523页注释。

[24] 噶雪·曲吉尼玛：《英人黎嘉逊干涉我国内政制造驱汉事件暨我被贬黜始末》，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121-122页。

[25] 陈锡璋：《西藏从政纪略》，见《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34页。

[26] [英]黎吉生著，李有义译：《西藏简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民族学研究室出版，1979年，第155页。

[27] 新华社社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人民日报》1949年9月3日。

[28] 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西藏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编：《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1页。

[29] 西藏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噶厦卷，参见《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30] 《人民日报》1950年1月21日。

[31]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第15页。

[32] 《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12页。

[33] 《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13页。

[34] 《解放西藏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48页。

[35]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620-621页注92。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45页。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7页。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一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164-165页。

[40] 转引自周卫平著：《百年中印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70页。

[41] [印]卡·古普塔著,王宏伟、王至亭译：《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42] 杰恩（K. Jain）主编：《1947－1980年中国南亚关系，China South Asian Relations 1947-1980》，第一卷，新德里，1981年，第38页。

[43] Tsering Wangdu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imlico, 1999, p. 58.

[44] Thomas Laird, The Story of Tibet: conversation with His Holinessthe Dalai Lama, Grove Press, 2006, pp. 304-305.

[45] Tsering Wangdu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imlico, 1999, p. 53.

[46] Tsering Wangdu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imlico, 1999, p. 52.

[47] Melvy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 71.

[48] Tsering Wangdu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 Pimlico, 1999, pp. 53-54.

[49] “Dalai Lama Seeks Red China's Term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14, 1951,  page one.

[50] 土丹旦达：《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前后》，《西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51] 《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第456-457页。

[52] 《周恩来与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第117页；《和平解放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4页。

[53] [美]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685页

[54] [美]约翰·艾夫唐著，尹建新译：《雪域境外流亡记》，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45页。

[55] Melvyn 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 49.

[56] Gyalo Thondup and Anne Thurston, The Noodle Maker of Kalimpong: the untold story of my struggle for Tibet, Rider, 2015, pp. 112-113.

[57] 程早霞著：《美国传统主流媒体与中国西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58] Robert Trumbull, India now swings sharply to Wes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1950, page one.

[59] [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第108页。

[60] [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第93页。

[61] [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第94页。

[62] [澳大利亚]内维尔·马克斯韦尔著、陆仁译：《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