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众多爱国人士挺身而出,他们或投入战场,亲临前线为保家卫国浴血奋战;或为获取敌方情报深入简出、隐姓埋名,牺牲自我;或以笔做枪,刺向敌寇。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宗教派别均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一致御侮,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强大凝聚力和民族精神,为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爆发,藏族僧俗民众虽处边疆,但意识到“倘若隐忍,国亡立至。况康藏问题久悬难决,反变本加励者,英帝国为后盾耳,既见中国怯懦如此,日既强占沈阳一带,雄大素称之英国宁坐视不强占康藏乎,言念及此,欲哭无泪,哭亦非计,此时不战,又将何待。” “警耗传来,我等痛怆至极,发指血腾。悲愤之余,唯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以垂涎甚久,宿望至殷,事前筹划以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髦无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作亡国奴。”“尚望全国同胞一致主张,共赴国难,不胜迫切待命之至。”他们深感“以责任言不能袖手旁观,以良心言,不容隔岸观火”,组织了诸多抗日团体宣传、支持抗战。
组织较早的是1938年夏,西康相子翁堆、丹巴青攘呼图克图、康定贡嘎呼图克图等率领的“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一行十二人赴重庆和各大战区慰问前线抗日将士。
该团不仅仅是到前线慰劳抗日将士,表示藏族人民对抗战将士之崇敬。同时,也间接向国际社会说明敌方一向分化我国各民族奸计的必然失败,昭示西康各民族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面对日寇侵略之下团结一致抗日的立场。
该团于1938年3月动身,6月18日始至重庆。他们随即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献上锦旗等,表示要在政府领导之下,同心抗战,誓做前线抗战将士的坚强后盾,并继续“倾康藏人力、物力,分期分批贡献国家”。该团于是立即将在藏区募捐来的金银首饰400余件(银质饰物四十斤零十五两五钱,金质饰物六件,纱洋八十五元四角,大洋十九元,小洋十一元)以及狐皮、豹皮、藏族茶壶、马鞍等礼物一并献给国家,以应抗战之需。随后于24日乘船至汉口慰问前线将士,向20位“劳苦功高之高级将领”献锦旗。代表团还参加了汉口各界“七月七日抗战周年纪念大会”。
在内地期间,代表团发布了《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敬告将士书》《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回康宣告书》,宣传抗日救亡,号召康藏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活动,以多种方式,为抗战募捐。他们表示,“将西康民众所捐之来贡献中央,将来任务完毕回康,即将此次前方同瞩实况,宣告西陲民众,尽以地方人力物力,在政府指导之下,分期贡献,而为诸位将士之后援,代表等并深以未及走遍各战线为伤,就此谨祝我全体将士之健康,抗战胜利万岁!”
在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中,藏族僧俗民众积极参加抗战,捐款捐物,组织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宣传,祈祷抗战胜利,用自己的行动为国家的安危奔走抗争。尤其在组织边疆抗日力量、安抚沦亡地区民众与防范妥协势力上,体现了他们的民族大局意识和挽救国家危亡的历史使命感。特别是一些藏传佛教僧人的参与,是佛教思想在现世的应用与和平理论的践行,是他们对救国、护教行动的体现与表达。(中国西藏网 特约撰稿人/喜饶尼玛)
主要参阅文献:
《申报》(汉口版),1938年7月。
《新华日报》,193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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