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藏族人民为抗日战争胜利所作的贡献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七七”事变，近百年时间里，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然而近百年中，我们始终没有完成抵御列强的全面动员。抗日战争的开始，使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完成全面动员。“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地处“世界第三极”的藏族人民亦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

“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千年交融，我国各民族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那个年代，整个中国一穷二白，藏民族生活的区域，其经济社会发展更是严重滞后。即使如此，藏族人民亦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代价。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藏族人民与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一起保护抗日火种、通电支援抗战、捐助慰问前线、组建抗日武装，誓驱日寇出中国！

掩护红军，保护抗日火种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长征。途经四川、西康藏区时，红军得到了藏族人民的积极支持和无私奉献。

以白利寺著名活佛格达活佛为首的藏族人民，在听到红军的抗日宣传和看到了红军严明的纪律后，认识到红军才是藏族人民的亲人，是穷人的救星和抗日的希望，于是就竭尽全力支援红军。他们征集了大量的粮秣、皮毛等补充了红军的吃穿；他们拿出辣椒、青稞酒等为红军御寒；他们为红军当向导、当翻译，一大批青年还踊跃参加了红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1936年5月，藏族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博巴（藏族）政府”在甘孜县庄严宣告成立，格达活佛当选自治政府副主席。

自治政府提出的施政纲领的第一条就是“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在藏区的衙门，打倒英日帝国主义”，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抗日主张。

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先后北上之后，面对国民政府、各省军阀和地方反动僧俗上层的镇压与屠杀，藏族人民没有退却，他们不顾白色恐怖与迫害，想方设法掩护红军滞留人员和伤病人员。

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途中，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后来成为全民族抗日的中流砥柱，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藏族人民积极帮助红军长征，客观上起到了保留抗日火种、间接支持抗日战争的作用。一大批藏族优秀人士参加了长征，为党和红军输送了新鲜血液，更是直接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去。

发表抗日通电，开辟物资运输线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1年10月7日，噶厦地方政府驻京总代表、雍和宫堪布贡觉仲尼、巫明远，班禅堪布厅驻京办事处延长罗桑坚赞等发起成立了“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发表《为国难告康藏同胞书》，发布“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宣言等。

10月10日，他们又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写道：“大义所在，不敢后死，爰成立抗日救国会，以与我全国同胞同立一条战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几乎与此同时，西藏活佛发表《告蒙藏人士书》，甘肃佛教会发表通电，日军烧杀抢掠和破坏货款的罪行。

诺那·呼图克图是西藏昌都地区著名活佛。“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在京藏胞一道，组织了康藏驻京人士抗日大游行，并通电谴责日寇暴行，呼吁政府出兵抗战。

诺那·呼图克图在电文中说：“警耗传来了，我等痛怆之亟，发指血腾。悲愤之余，惟一希望政府者，即请立下全国总动员令，驱彼倭奴，还我故土，窃日本帝国主义之敢于悍然不顾，迹其居心，缘已垂涎甚久，事前筹划已详，进攻步骤如此严整，此非抗议交涉，即能璧还失地，处此千钧一发之际，国人无不愿以灼热赤血，洗此奇耻，刷此大辱。以我等老耄之力，亦愿与之一击，宁作战死鬼，不为亡国奴。”

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切断我国的海路运输，后方物资非常匮乏。川康藏族人士邦达多吉等策划并开辟了印度经西藏直通川、滇，完全依靠骡马运输的陆路国际交通线。据史料记载，抗战后期，“拉萨、昌都至云南、四川的古道上，马骡声不绝于山间，驼铃回绕于古道，以至于凋谢疲奔于路途，夜灯萤影于丛林”，从印度购进大批商品运至抗战大后方，输送抗战物资总值达1.5亿美元，对急救和繁荣战时后方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

邦达多吉等人当年走的运输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

捐款捐物，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藏族人民十分关心祖国内地的抗战，他们纷纷行动，为抗日前线捐钱捐物，以示慰问。最突出的代表是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和拉卜楞寺著名活佛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

1938年，康区著名政治活动家格桑次仁，联合在重庆的康藏人士青攘呼图克图、刘曼卿等人发起组织了“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西康民众慰劳前线将士代表团”，赴各大战区慰劳宣传。他们将在藏区募捐所得的金银首饰、钱币、氆氇等献给国家，并在各大战区举行慰劳前线官兵的活动。

后来，格桑次仁又在重庆向周恩来副主席敬献锦旗和哈达，向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八路军将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慰问。1942年，他又发动群众和学生，在家乡龙王潭修建了“抗战建国纪念塔”，激励前方抗日将士奋勇杀敌。

1940年，拉卜楞寺著名活佛洛桑嘉木祥·益西丹贝坚赞（即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自拉萨学法回到安多本寺后，随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中。他借助自己活佛的身份，游说甘、青、川、康四省边区，每到一地，随时随地向边区广泛宣传抗日救国纲领，揭露日寇的暴行，号召四省边区藏族同胞团结起来，忠诚拥护中央。

1941年，第五世嘉木祥呼图克图下令拉卜楞寺所属108寺组织慰劳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前往重庆献旗致敬，并献羊皮万张。两年后，他又委派其长兄洛桑泽旺带队，率所属寺庙藏族僧民致敬团抵重庆致敬。他们到各战区看望慰劳前线将士。为资助抗击日寇，组织捐款计国币600余万元，这些钱可以买飞机30架，创造边民向国家献礼的最高纪录。为此，国民政府颁发匾额，上书“输财卫国”。

藏族人民对抗日前线的慰问，从精神上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斗志，他们对抗日的捐助更是从物质上对抗日前线的最有力支持，这都有利于激励前方将士奋勇杀敌，报效祖国，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

组建抗日武装，同敌浴血奋战

在抗日战争中，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把反抗阶级压迫的斗争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自觉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组建了许多民间武装，在同统治阶级的斗争中，逐渐走上了抗日战争的道路，这其中首推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

1943年2月，怀来仓·肋巴佛率甘肃临夏、卓尼两县藏、汉、土等各族儿女3000人正式起义，他本人被众人推举为“反蒋抗日民族联军”总司令。在攻破洮州城后，肋巴佛率领义军同王仲甲义军会合，联合组成了“西北各民族抗日义勇军”，由张英杰担任总司令，肋巴佛、王仲甲为副总司令，肋巴佛兼任洮泯路藏军司令。蒋介石急调胡宗南7个正规军、两个骑兵旅，马步芳3个团，并联合当地驻军共同围剿义军。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失败了，肋巴佛和手下官兵分散隐蔽，并加紧寻找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正式抗日的道路。

1936年，同仁县藏族人民反对青海军阀拦阻红军，拒绝摊派出工，3个乡的藏胞被迫逃亡到甘南。1938年，果洛藏族人民因驻军横行不法，聚众包围了白玉寺，将一团驻军全部消灭。1936年，中甸藏族农民组织暴动，反对苛捐杂税。这些农民起义武装，都和肋巴佛领导的甘南农民起义军一样，起初都是为了反对阶级压迫，后来在抗日形势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下，都逐渐倾向了抗日，有的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直接投入到抗日战争的前线，同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

这是藏族人民直接参加抗日战争的代表和证明，也是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所做的最为直接的贡献。

综观藏族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表现，可以说，藏族人民的各个阶层都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积极地参与了抗日，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也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