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与近代藏学研究

1922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创办了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大型综合性英文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1922—1947，以下简称《杂志》及JWCBRS，主要刊布关于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学术成果，而藏族社会研究一直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在抗战时期，随着大批海内外知名学者辗转至成都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其学术刊物《杂志》成为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国际性权威学术刊物，一批代表着当时高学术水平的藏学论著在此刊布，为今人研究当时的藏区提供了珍贵的田野调查资料和研究论著，备受学者们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学者将《杂志》的目录翻译、文章索引相继出版[2]，相关研究也取得进展。但这些研究或是对相关的叶长青、李安宅、顾福安等[3]个别学者及其成果展开研究；或利用其资料对藏族的宗教、社会等进行个案研究[4]，皆未能从整体上帮助我们了解其时《杂志》刊载藏学研究的整体情况。因此，笔者系统梳理抗战时期《杂志》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藏学研究成果，拟从藏学学科发展史的角度，探讨这一时期《杂志》藏学研究的传统及其特点。

一、早期《杂志》（1922—1929）与藏学研究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自1922年创立开始，一直保持着藏学研究的传统。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的目标是“旨在研究中国西部各县、人口、风土和环境，尤其探讨这些因素对非汉民众（Non-Chinese） 的影响”[5]，而川西北地区不仅紧邻成都，亦是非汉民族的聚居区，是天然理想的研究区域。因此，学会在成立的第一年所开展的讲座活动大多与川西北地区有关，如彭普乐（T.E.Plewman）两次讲演《黑俄番河谷行记》、李哲（S.H.Liljestrand，1888—?）宣读论文《从打箭炉到巴底、巴旺的生物学笔记：对药用植物的特别参考》，等等[6]。作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成果展示载体的《杂志》，自1922年创刊至1947年停刊，持续20余年，共出版16卷20册，发表文章339篇，涉及140位作者。[7]1922—1929年间，共出版3卷，刊载文章49篇，其中涉藏文章23篇，几乎占整个杂志篇幅的一半，内容涉及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员在康区及川西北高原地区的所见所闻、贡嘎山探险、动植物、藏医、宗教仪轨等内容，无不体现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期藏学研究的传统。

这一研究传统与叶长青（J.H.Edgar，1872.8.19—1936.3.23）个人的研究紧密相关。叶长青虽不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但学会成立时，叶长青给予了指导，并且成为学会的第一位荣誉会员，又是学会唯一享有荣誉主席（1932—1936）称号的殊荣者。[8]自1902年始，他先后在巴底、巴旺、打箭炉（今康定）、理塘、巴塘、灌县（今都江堰）、威州（今汶川）旅行、考察和生活。自1922年开始，一直生活在打箭炉，直到去世。[9]长期在这些地区的游历、考察和定居生活，使其不仅熟练掌握了藏语、汉语、嘉绒话，而且成为了藏学研究领域的高产作家。1922—1929年，刊载在《杂志》上的23篇藏学文章中，叶长青所写的就占了10篇。除叶长青外，葛维汉（D.C Graham，1884—1962）、莫尔思（W.R.Morse，1874—1939）、布礼士（A.J.Brace，1877—1949）、赫立德（G.G.Helde）、费尔朴（D.L.Phelps）、李哲、彭普乐、徐维理（W.G.Sewell）等人对藏地亦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先后发表了他们在康区和川西高原探险考察的研究成果，并在学会的会议和讲座中宣读了部分研究成果。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抗战时期的学术兴趣都发生了转向，如葛维汉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羌族、四川苗族的研究上。但在早期，他们的学术兴趣和成果大多集中在藏族社会研究，尤其是康区的研究中。由于上述学者均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从而使这一时期的藏学研究有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并重，集医学、博物学、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研究趋势，研究区域多集中在川西北地区，但文章多为探险、考察行记，较为简单，从学术思想上来看，则多以文化进化论和传播论为指导。

二、抗战时期的《杂志》（1930—1945）与藏学研究

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边疆备受国家重视，其研究的学术性质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许多大学纷纷成立边疆研究机构，边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国内外学者对西南边疆的关注和研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背景下，《杂志》亦取得较大的发展，在抗战时期[10]共出版13卷，刊载文章290篇，其中，藏学类文章81篇，占刊载文章总量的近三分之一，文章体裁丰富多样，包括诗歌、民谣、歌曲、研究论文、书评、短文、短评，并配有大量的东部藏区民族影像、地图、民族分布图等。这一时期《杂志》的藏学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西方学者主导时期和国内学者主导时期。

（一）西方学者主导时期（1930—1937）

1922—1937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杂志》主要由西方学者主导，自从1937年闻宥在此用汉文发表《印支语族中字首复音消失过程之一例》[11]，中国学者开始陆续在此刊上发表研究成果[12]，因此这一时期可称为西方学者主导时期。藏学研究方面，1930—1936年共刊载涉藏文章62篇，地图等插图26幅，举办学术讲座及会议10场，主要以叶长青、葛维汉、邓肯（M.H.Duncan）为代表。

叶长青的藏学研究主要体现在语言学、宗教学、地理学以及他在藏东旅行考察的行记和民族志。其在《杂志》上刊载的文章多达40篇，是这一时期发表藏学论文最多的学者。

首先，叶长青对藏语及嘉绒语有着浓厚的兴趣。一是翻译了他在民间收集的民谚、民谣，如《给拉萨旅行者的建议》[13]、《唵嘛哲穆耶萨嘞嘟：一则金川民谣》[14]，展现藏区不同地域的风情及宗教概况。二是推广使用藏语并编纂《嘉绒藏英字典》。他一再强调藏语对于理解藏文化的重要性，在文章中，对专有名词、地名、人名也尽可能地使用藏文，并在Jäschke(1817—1883)、Edvard Amundsen (1873—1928)的研究基础上对藏语的高低中音、升降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15]，展示藏文数字、藏文字母表、六字真言的正确写法，等等[16]。在《嘉绒藏英字典》中，叶氏则用藏语转写记录嘉绒语，并借相似的英文单词发音来讲解嘉绒语的发音，用句子和短语说明嘉绒语的句子结构，对今日研究嘉绒语及嘉绒语的变迁仍是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17]三是比较语言学的研究。叶长青深受人类学传播论和进化论的影响，一直试图从比较语言的途径解决藏族族源及人类起源问题。[18]他在《闪族语与藏语的对应词》[19]、《华西的语言变迁》[20]、《四川古代的戎人及其可能存在的后裔》[21]、《“吐番”字源考》[22]等几篇语言著作中，常将藏语与汉语等语言进行比较研究。

其次，叶长青十分重视对藏族宗教的研究，一方面他试图理解藏族宗教和文化，从而拓展其在川西北地区的基督教事业[23]，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寻找藏族宗教与其他宗教的相似因素，从而解决藏族的族源问题。大体来说，其宗教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对藏族寺院、教派、僧人、尼众、节日、仪轨及玛尼的考察记录。虽然叶长青的许多观点值得商榷，对于藏族宗教哲学深层次的问题也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但他总是事无巨细地记载其参加过的宗教节日和仪轨、见过的寺院、听说的宗教故事，并且从特殊视角观察藏族女性，如对觉姆、天葬中的女性死者、节庆中的藏族妇女等的观察和描绘，可以说是通过田野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笔记，至今仍是值得参考的资料。二是比较宗教学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有《金川的日月崇拜》《喇嘛教里一个疑似的摩尼教层面》《西藏的景教》《唵嘛哲穆耶萨嘞嘟与苯教崇拜》《藏东及邻近地区的神石和相关特征》等[24]。在这些文章中，作者将藏传佛教与摩尼教、景教等进行比较，试图找出其中的相似因素，证明藏传佛教与摩尼教的渊源，同时亦将苯教与藏传佛教及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相互对比，力图展现出藏族宗教的多元性。

此外，叶长青对东部藏区的地理、人群以及藏族的日常生活作了大量的描述，在《杂志》上刊载了一批可观的民族志和游记。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理塘至瞻对行记》《金川族群划分》《尼曲或雅砻江上游的霍尔巴人》《河口：雅拉的后门》《金沙江、理塘河、雅砻江、铜河或大渡河的弯道》《天葬》等。[25]由于受过地理学训练，在这些行记和民族志中，叶长青不但详细记录其参与观察的一切，并且十分注重自然环境对人群、社会组织形成的影响，对山川、河流均绘有地图。

葛维汉与叶长青不同，他主要持文化相对论的观点，在研究中尽量保持客观的研究态度，其为数不多的几篇藏学论文讨论了藏族的宗教节庆及仪轨，强调田野中“客位”[26]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他曾提出藏边研究的七条建议：第一，利用客观法而非主观方法，让事实和数据检测理论，而非围绕理论寻求证据和事实；第二，开始研究前，尽可能多地阅读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三，做自己最熟知的学科；第四，要花费时间和心思才能成就重要的学术研究；第五，在田野中，要尽快、尽量全面和完整地记笔记；第六，在田野中大量拍照、画图、绘制地图；第七，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要友好、同情、感激，尤其是在研究当地人的宗教和风俗习惯时要尊重当地人的宗教情感，欣赏每一种土著宗教的美丽、高贵、优秀之处。[27]这一治学态度对于今日的藏学研究已不是新鲜事，但在20世纪30年代，对于探索中的中国藏学乃至西方藏学研究都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在此方法论的指导下，葛维汉按照仪式发生的时间顺序，详细记录了1930年打箭炉营官寨居里寺（སྐྱིད་ལེགས་དགོན）举行的为期3天的跳神活动过程，并留存了参与跳神节的信众和僧侣的珍贵照片资料。此外，他还特别指出跳神被西方人狭隘地理解为“鬼舞”（devil dance）的不当之处，认为应重视藏族宗教的社会功能，但不能夸大[28]。

邓肯（M.H.Duncan）则对巴塘藏历新年的跳神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将其于1927年、1930年、1931年在巴塘参与观察的藏历新年跳神情况详细地记录下来，并附跳神使用的全部法器清单[29]，对于研究跳神活动同样是重要的参考资料。同时，他对巴塘一带的秃鹫也进行了细致的动物学调查[30]。

此外，在这一时期，学者们对藏族的历史碑刻、驿站商路、地质地貌、气候环境、山脉水系、地方性甲状腺疾病、体质测量均有一定研究，[31]并且对西方藏学界的藏学论著进行批评性阅读，以书评的形式呈现在《杂志》上，试图改变19世纪末欧洲传教士因想象西藏而产生的错误论点[32]。此时的藏学研究不但涵盖了人类学、地理学、博物学、宗教学、语言学、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而且在宏观史论上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并行交织。

(二) 国内学者主导时期（1937—1945）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期刊的出版因经费短缺、纸张价格上涨、运输困难等原因受到严重影响，文章数量明显减少，藏学类文章亦如此，1937—1945年仅刊载涉藏文章19篇，插图亦被大幅度削减，仅有4幅，但即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8年间亦举办相关藏学研究学术讲座11场，藏学研究仍是《杂志》关注的主要内容之一。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这一时期中国学者陆续加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逐步掌握了《杂志》的学术主导权。在藏学领域，李安宅（1900—1985）、刘恩兰（1905—1986）、闻宥（1901—1985）、蒋旨昂（1911—1970）等相继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藏学研究成果，成为这一时期藏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同时，西方学者顾福安（R.Cunningham，1883—1942）、大卫妮尔夫人（Alexandra David-Neel，1868—1969）等也是这一时期在《杂志》上刊发藏学研究文章的代表人物。

藏族宗教在这一时期受到了广泛关注。顾福安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藏传佛教上，其中《喇嘛的宇宙观》《唵嘛呢叭咪吽》《喇嘛教》《再论喇嘛教》《喇嘛教和喇嘛之地的起源》等[33]论文从藏语文和藏传佛教宗教哲学角度向西方介绍了藏传佛教的相关教义、教派情况及喇嘛的日常生活。比如对涅槃证悟修行所需的六种方式（ཕ་རོལ་དུ་ཕྱིན་པ་དྲུག）：布施、持戒、禅定、忍辱、精进、般若，均作了较为准确和到位的解读[34]。1933年达赖喇嘛的圆寂和1937年班禅喇嘛的圆寂，使得作者对活佛转世问题异常关注，他就活佛转世问题，详细询问他的两位藏文老师，试图解答藏族活佛转世的秘密，但似乎并没有成功[35]。1933年达赖喇嘛的圆寂和1937年班禅喇嘛的圆寂，使得作者对活佛转世问题异常关注，他就活佛转世问题，详细询问他的两位藏文老师，试图解答藏族活佛转世的秘密，但似乎并没有成功[36]。

1937年年底，其时闻名欧洲的传奇女子——大卫妮尔再次入藏未果，不得不滞留于打箭炉，直到1944年返回成都为止。这期间，其关于藏传佛教的开光仪轨、转玛尼、六字真言、自然神灵的研究成果，或由她亲自执笔或被人从法文译成英文发表在《杂志》上[37]。

李安宅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上两次演讲其对拉卜楞寺和萨迦派的研究成果，并在《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些成果的中文版本亦刊发在《边政公论》[38]、《新西北》[39]、《责善半月刊》[40]上，得到了中外学者的认可。深受人类学功能学派影响的他，在研究藏族宗教和寺院时特别注重寺院的功能。在对拉卜楞寺的研究中，除拉卜楞寺的历史背景、寺院教育、公开大会研究外，还对拉卜楞寺在宗教、教育、社区的功能给予了特别关注[41]。在对萨迦派的研究中，除关注藏语文化分区、萨迦派历史、代表人物、寺院活动外，亦特别强调藏传佛教的社会功能，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社会机制，具有宗教、经济（集中与分配）、教育、政治等社会功能。[42]

语言学仍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闻宥对藏语字首复音消失现象及理番的语言情况作了调查。[43]尤其是在《理番诸语》一文中，作者特别使用“Languages”（诸语）描述理番县的语言情况，认为在理番地区并非是仅仅讲一种语言，而是多语言混合，包括藏、羌、汉、嘉绒语的混杂使用，这说明这一地区亦非单一族群生活区，而是多族群混居区域。[44]杰弗瑞（J.Howard Jeffrey）认为藏语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语可能更亲近，藏语中包含了大量的雅利安语成分和借词，更接近雅利安北部语。[45]

在地理学方面，刘恩兰在理番考察期间，对大渡河岷江间的嘉绒、羌等边民部落的人地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气候、地形和河流对理番县的人群分布、穿着、食物、生计、习俗、女性生活和地位、娱乐消遣、宗教信仰产生了一定影响。羌、嘉绒、番、黑水河的“蛮子”“博罗子”均有自己的中心生活区域，并且因为山脉沟壑的阻隔，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方方言及社会习俗。[46]

社会学研究也得到发展。蒋旨昂使用政治社会学（Political Sociology）的理论和方法探究黑水河流域的社区政治和社区组织，将沿着黑水河和岷江流域自然分布的番、羌、嘉绒、“博罗子”视作一个狭长的社区。在这个社区内，衙门和头人生活的区域被看作是这个社区的核心，社区内部的人群相互敌对又有合作。同时也展现作为社区统治者的头人及管家的社会地位及婚姻关系、被统治阶层的地位等，是运用社区政治理论对藏区展开研究的较早尝试。[47]

此外，藏族文学领域的研究也有一些新的突破，著名的藏族戏剧作品《朗萨雯蚌》被译成英文出版[48]。

总之，与前一时期相比，《杂志》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加专门化和学术化，文学和艺术研究领域的成果得以展现，宗教哲学的研究更加精深，人类学的功能理论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相继介入藏学研究，使得这一时期的藏学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多彩。

三、结论

《杂志》从创刊直至停刊，一直是刊载藏学研究重要成果的英文载体，在近代藏学研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了解藏学学科发展史上中外藏学发展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从其所刊载的藏学研究成果来看，主要呈现出综合性、区域性及中国学者积极参与主导的特点。

（一）综合性  《杂志》的藏学研究成果涵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群的研究，地理学、医学、宗教学、语言学、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研究成果无不在杂志中一一得以刊布和传播。从宏观史论指导上来看，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功能论、社会知识论、语义学等流派的思想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不同的研究取向和观念，使其时的藏学研究呈现出多学科参与、多理论指导的综合性研究趋势。

（二）区域性  由于彼时深受时局影响，难以深入西藏地区，故中外学者的研究重心一直放在今之甘青、川西北高原及康藏地区，尤以康藏地区为最，使这一时期的藏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色。叶长青、李安宅、葛维汉等人在人类学理论的指导下，对这些地区的藏族及其周边民族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强调边疆对于理解中心的重要性，对后来任乃强等学者展开康藏研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及主导  《杂志》虽然为全英文期刊，但中国学者们也积极参与其中。1937年以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及其《杂志》所展现出的藏学研究的兴趣、方法及领域多与几位西方核心学者有关，如叶长青、葛维汉、邓肯、布礼士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的文教机构和知名学者聚集于此，《杂志》本土化特色愈加明显，闻宥、李安宅、刘恩兰等学者用中文或英文在《杂志》上发表他们的藏学研究成果，并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担任要职，举行各种藏学学术讲座，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研究及藏学研究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

今天，我们对这批藏学研究成果中的许多研究材料、研究结论及研究方法都进行了整理和校正，有的结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过时的，甚至其中某些研究成果明显带有一些基督教和科学帝国主义的色彩，但这仍不影响其历史贡献和学术价值。它们不仅对我们了解西方近代藏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十分重要，而且其中保留的大量甘青川地区19世纪20—50年代的田野资料极具史料价值，是我们进一步开展藏学研究的重要资料。

来源：李志英，女，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讲师，原载《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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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40年代‘华西学派’学术体系研究”（2017ZDA16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四川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skbsh2019-26）、“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资助。

[2] 赵心愚、秦和平编：《清季民国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下）［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029—1042页；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目录》［A］，《葛维汉民族学考古论著》［C］，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265—413页；邹立波：《1949年以前“藏彝走廊”研究论文索引》［A］，《藏学学刊》［C］，2005年第2辑，第202—254页。

[3] 代表性论著有朱娅玲：《传教士顾福安及其康藏研究》［A］，《藏学学刊》，2015年第12辑，第190—206页；向玉成、肖萍：《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外国会员的康区游历考察及其影响》［J］，《青海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第8—14页；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M］，巴蜀书社，2010年；申晓虎：《叶长青康藏民族学研究综述》［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10期，第64—70页。

[4] 比如申晓虎、阿旺嘉措：《传教士视野中的川藏地区苯教》［J］，《中国藏学》2013年第3期，第94—99页；申晓虎：《比较的视角:叶长青康区宗教文化研究探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22—127页。

[5] L.G.Kilborn.“Forward”.JWCBRS，Chengdu：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Mission Press，1930—1931，Vol.4，p.1.

[6] 1922年至1923年上半年，学会共举办了7次活动，其中4次均与藏区有关。参看“Organization and Frist Year's Program”，JWCBRS，Chengdu：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Mission Press，1922，Vol.1，p.1.

[7] 关于该学刊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研究参看，四川大学博物馆整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整理影印全本》［Z］（全1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周蜀蓉：《传教士与华西边疆研究——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J］，《宗教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27—133页；周蜀蓉：《发现边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研究》［M］，中华书局，2018年；成恩元、易艾迪：《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始末记》［A］，《南方民族考古》［C］，2015年第11辑，第193—230页；成佳：《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及其历史地理研究》［A］，《历史地理学的继承与创新暨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历代治理研究》［C］，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56—471页。

[8] 成恩元、易艾迪：《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始末记》［A］，载《南方民族考古》［C］，2015年第11辑，第194—195页。

[9] D.S Dye.“James Edgar，Pioneer”.JWCBRS，Shanghai：Tomas Chu and Sons Press，1936，Vol.8，pp.14—18.

[10] 因为《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最初为两年一卷，自1932年开始才改为一年一卷，因此笔者将1930—1931年卷进行拆分。

[11] 闻宥：《印支语族中字首复音消失过程之一例》(A process of Dissolution of the Initial Consonant Groups in the Indo-Chinese Family)，JWCBRS，Shanghai：Tomas Chu and Sons Press，1937，Vol.9，1937，pp.120—129.

[12] 1937年开始，由于中国学者陆续加入，《杂志》相继刊载少数几篇用中文写作的论文和摘要，但数量十分有限，英文仍是《杂志》的主要写作语言。

[13] J.H.Edgar.“Advice to Travelers on the Way to Lhasa”.JWCBRS，Vol.4，1930—1931，p.1.

[14] J.H.Edgar.“Om Ma Dre Mu Ye Sa Le Dug:A Ballad of the Kin Ch'wan”.JWCBRS，Vol.5 ，1932，pp.41—42.

[15] J.H.Edgar.“The Tibetan Tonal System”.JWCBRS，Vol.5 ，1932，pp.66—67.

[16] J.H.Edgar.“Tibetan numbers”.JWCBRS，Vol.8，1936，pp.170；“English-Giarung Vocabulary”.JWCBRS，Vol.5（增刊），1932，pp.1—63.

[17] J.H.Edgar.“English-Giarung Vocabulary”.JWCBRS，Vol.5（增刊），1932，pp.1—63.

[18] 张琪：《20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华西学派”的理论流变探略》［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8—16页。

[19] J.H.Edgar.“Sumerian and Tibetan Equivalents”.JWCBRS，Vol.5，1932，p.68.

[20] J.H.Edgar.“Language changes in West China”.JWCBRS，Vol.6，1933—1934，pp.258—262.

[21] J.H.Edgar.“The Ancient Yong(戎)and Possible Survivals in Szechwan”.JWCBRS，Vol.6，1933—1934，pp.246—251.

[22] J.H.Edgar.“A Note on the Characters 吐番”.JWCBRS，Vol.6，1933—1934，p.62.

[23] J.H.Edgar.“The Great Open Lands”.JWCBRS，Vol.4，1930—1931，pp.14—21.

[24] J.H.Edgar.“Sun and Moon Worship in the Chin Ch'wan”.JWCBRS，Vol.7，1935，pp.82—83；“A Suspected Manicheistic Stratum in Lamaism”.JWCBRS，Vol.6，1933—1934，pp.252—257；“Nestorianism in Tibetan”.JWCBRS，Vol.6，1933—1934，p.245；“Om Ma Dre Mu Ye Sa Le N’dug:and Bn Worship”.JWCBRS，Vol.5，1932，pp.39—40；“Sacred Stones and Associated Traits in Eastern Tibet and Contiguous Regions”.JWCBRS，Vol.4，1930—1931，pp.51—56.

[25] J.H.Edgar.“A Journey through Nyarung from Litang”.JWCBRS，Vol.4，1930—1931，pp.22—28；“The Racial Factor in the Kin Ch'wan Grouping”.JWCBRS，Vol.5，1932，pp.27—38；“The Horpa of the Upper Nya or Yalung”.JWCBRS，Vol.5，1932，pp.69—72；“Hokow:The Back Door of Chagra”.JWCBRS，Vol.7，1935，pp.23—28；“Bends in the Kin Sha，Litang，Ya Lung and T'ong or Ta—Du Rivers”.JWCBRS，Vol.7，1935，p.131；“Feeding Vultures with Human Flesh”.JWCBRS，Vol.5，1932，pp.54—55.

[26] 作者在文中并没有直接使用后来人类学中的客位研究方法（Etic Approach），但文章无处不体现这一研究理念。

[27] D.C.Graham.“Methods and Equipment for Research on the China-Tibetan Border”.JWCBRS，Vol.6，1933—1934，pp.viii—xiv.

[28] D.C.Graham.“Notes on the Tibetan Festival of the Gods”.JWCBRS，Vol.Vol.5，1932，pp.43—50；“Notes on the Tibetan Religious Ceremonies and Festivals”.JWCBRS，Vol.5，1932，pp.51—53.

[29] M.H.Duncan.“The Tibetan New Year Dances”.JWCBRS，Vol.4，1930—1931，pp.32—50.

[30] M.H.Duncan.“The Tibetan Vulture or Lammergeyer”.JWCBRS，Vol.4，1930—1931，pp.143—144.邓肯是驻巴塘传教士，除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外，他还曾出版过一部著作：Marion H.Duncan.The Mountain of Silver Snow，Cincinnati：Powell & White，1929，pp.20—23.

[31] 代表性论文有：W.Morse，B.A，M.D，C.M，F.A.C.S，LL.D.“Schedule of Physical Anthropological Measurements and Observations on Ten Ethnic Groups of Szechwan Province，West China”.JWCBRS，Vol.8（增刊），1936，pp.1—170；S.H.Liljestrand.“A Survey of Endemic Goitr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Gold Rivers District in the Chino—Tibetan Border Marches”.JWCBRS，Vol.6，1933—1934，pp.196—207；T.Torrance.“Free translation of a Stone Tablet at Lifan”.JWCBRS，Vol.6，1933—1934，pp.22—23；M.H.Duncan.“Eastern Tibetan Weather”.JWCBRS，Vol.4，1930—1931，pp.145—150；D.S.Dye.“Some Notes on the Sketch Map by J.Huston Edgar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JWCBRS，Vol.4，1930—1931，pp.106—110.

[32] 代表性论文有:J.H.Edgar.“Comments on the Mountains about Tatsienlu”.JWCBRS，Vol.5，1932，pp.75—77；L.G.Kilborn.“High Altitudes”.JWCBRS，Vol.6，1933—1934，pp.269—270；J.N.“Travel and Researches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JWCBRS，Vol.6，1933—1934，pp.172—177.

[33] R.Cunningham.“The Lama's Cosmogony”.JWCBRS，Vol.9，1937，pp.183—190；“Om Ma Ni Pad Me Hum”.JWCBRS，Vol.9，1937，pp.190—198；“Lamaism”.JWCBRS，Vol.12(A)，1940，pp.25—34；“Lamaism”.JWCBRS，Vol.13(AB)，1941，pp.1—13；“Origins in Lamaism and Lamaland”.JWCBRS，Vol.10，1938，pp.175—184.

[34] R.Cunningham.“The Six Planks Across the Srteam”，JWCBRS,Vol.9,1937，pp.190-198.

[35] R.Cunningham.“Om Ma Ni Pad Me Hum”.JWCBRS，Vol.9，1937，pp.190—198.

[36] R.Cunningham.“The Six Planks Across the Stream”.

[37] Alexandra David-Neel，V.Sydney.“Concerning Aum Mani Padme Hum Hri”.JWCBRS，Vol.12(A)，1940，pp.76—81；“Nature Gods in Tibet”.JWCBRS，Vol.13(AB)，1941，pp.42—45.

[38] 李安宅：《拉卜楞寺槪况》［J］，《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2期，第32—41页；《萨迦派喇嘛教》［J］，《边政公论》1945年第4卷第7—8期，第1—8页 。

[39] 李安宅：《拉卜楞寺概况》［J］，《新西北》1941年第5卷第1—2期，第5—13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J］，《新西北》1941年第5卷第1—2期，第14—24页；《拉卜楞寺大经堂——闻思堂的学制》［J］，《新西北》，1939年第2卷第1期。

[40] 李安宅：《拉卜楞寺概况》［J］，《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3期，第4—8页；《拉卜楞寺公开大会(续)》［J］，《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2卷第6期，第10—17页。

[41] Li An-che.“A Lamasery in Outline”.JWCBRS，Vol.14(A)，1942，pp.35—68.

[42] Li An-che.“The Sakya Sect of Lamaism”.JWCBRS，Vol.16(A)，1945，pp.72—87.

[43] 闻宥：《印支语族中字首复音消失过程之一例》，JWCBRS，Shanghai：Tomas Chu and Sons Press，1937，Vol.9，1937，pp.120—129.

[44] Wen Yu.“On the Languages of Li Fan”.JWCBRS，Vol.14(A)，1942，pp.31—34.

[45] J.Howard Jeffrey.“An Aryan Content in the Tibetan Language”.JWCBRS，Vol.9，1937，pp.135—159.

[46] Liu En-lan.“The Geography of Lifan”.JWCBRS，Vol.14(B)，1943，pp.28—34；“Tribes of Li-Fan County in Northwest Szechwan”.JWCBRS，Vol.15(A)，1944，pp.1—11；“The Social Customs of Tribes People as Affected by Thei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JWCBRS，Vol.15(A)，1944，pp.11—20.

[47] Chih-ang Chiang.“Black River Communal Politics”.JWCBRS，Vol.15(A)，1944，pp.22—33.

[48] R.Cunningham.“Nangsal Obum”.JWCBRS，Vol.12(A)，1940，pp.3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