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抗战中边疆女性的典范——藏族妇女冯云仙评述

学界普遍认同：“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全国各少数民族以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发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以实际行动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分化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企图，为中华民族的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1]少数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目前，有关藏族抗战史的研究有《西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略述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四川藏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评述（1931—1945）》《藏族人民是中国近代抵御外侮斗争中的重要力量》《“藏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等[2]，以上成果的研究对象涉及西藏各阶层及各类团体，涵盖面甚广，足见学界有关藏族抗战史研究的努力及深入。但是，具体到藏族女性参与抗战的研究尚无专文，仅在民国时期第一位赴藏“女特使”——刘曼卿[3]的研究中略见一斑，令人遗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4]抗战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关于少数民族女性在抗战中的活动，特别是个案分析应得到加强。目前，部分学者已关注到边疆少数民族妇女对抗战的贡献，例如对彝族妇女高玉柱（1906—1942，云南永胜人）的研究[5]。但就笔者基于目之所及的史料而言,藏族妇女冯云仙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更为突出,在当时社会的影响力更为显著。有关冯云仙的研究，最早的是郑舒心的硕士论文《民国时期藏族女性精英冯云仙研究》[6]，该文将冯云仙以“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身份展开论述，意在展现民国时期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观与民族观，但对其参与抗战则未作进一步深入研究。而随着近代藏族史诸多新材料的拓展，大量史实表明，冯云仙称得上全民抗战中边疆女性的典范。

一、国难家愁，心怀天下

1937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7]，周恩来指出“今天的中国妇女，在抗战中已经表示了积极的作用”[8]，可见妇女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藏族妇女冯云仙是鲜有学者关注到的具有“边疆”及“少数民族”两个特殊性质的抗战女性。

冯云仙（1909—1979），又名云先，藏名为格桑曲珍[9]，藏族，西康巴安（今四川巴塘）人。冯云仙因较好的家庭条件及社会关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开阔了眼界。1927年，18岁的冯云仙从汉源女子第一师范学校毕业[10]。同年，即由父亲做主嫁给泸定县一位驻军营长为妻。冯云仙的婚后生活并不如意。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的消息传到泸定后，忍受不了家庭暴力的冯云仙决定前往南京，从封建禁锢的枷锁中挣脱出来。

冯云仙短暂的不如意婚姻，激发了她改变自身命运，谋求妇女解放的志向。在当时社会中，能用写作表达自己思想的女性仍是少数，少数民族女性就更是凤毛麟角。1931年春，冯云仙到达南京后不久，即在《川康宁远夷教妇女生活谭》一文中表明了其研究妇女问题、参加妇女运动的志向：“在这社会中，妇女运动的重要社会问题，也就此马虎地忽略了。今春我到南京来，也因负这一点儿的微志，不顾一切的来奋斗”[11]。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全国各地民众掀起了抗日爱国潮流。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任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就特别提到，西康僧俗听闻日本的恶行后，非常义愤，筹备组织抗日后援义勇军，此外“各喇嘛寺间联络集资，设坛念经，祈求日军败退，我十九路军胜利”[12]。他认为“查西康僧民，向无所谓国家观念，昔闻内地被列强压迫之惨案，如庚子联军等役，康人闻之，均漠然不相关，此次可谓进步多矣”[13]。抗日战争时期，西康人民的国家观念较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时有了明显的转变，可见“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客观上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

在时代的大浪潮中，冯云仙逐渐意识到妇女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统一基础之上的，正如她在《记刘曼卿与高玉柱》中所说的那样，“我们都是从西南的封建草原社会里挣扎出来的人，我们都有着一颗朴实的热忱的心，都愿意竭尽自己的一点绵力来为我们的家乡，为国家的边防，以至为全中国，全世界的妇女运动作一点贡献”[14]。战争的爆发，使这个边疆女子的志向从单纯追求女性的独立解放，转变成为谋求民族解放与维护国家统一而奋斗。

她的思想的转变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其一，较好的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她的母亲阿宗夫人，是一位“国家思想、国族意识极为浓厚”的西康藏族女性，被时人誉为“边疆人民之楷模”[15]。在冯云仙的成长过程中，母亲的谆谆教导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汉源女子师范学校求学的经历，则为其打下了较好的知识基础。这一点在冯云仙撰写并公开发表的十余篇文章[16]中均可得到印证，如《苗彝与汉族之混合及文化》一文中她引用顾炎武《日知录》以及当时国内学者、美国社会学者的研究，阐述了自先秦至清末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融合与涵化。足可见，冯云仙具有扎实的文化基础和较好的思辨能力，是一位有才华且个性鲜明的女子。

其二，较为丰富的社会关系。她的舅舅格桑泽仁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阿姨（舅妈的姐姐）刘曼卿为连接中央与西部边疆的重要人物，他俩均任职于国民政府。冯云仙与格桑泽仁、刘曼卿为亲戚关系，无疑在思想上受到他们的影响。冯云仙正是在身边人等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华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九•一八”事件后不久，“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成立，格桑群觉为会长，冯云仙为9名执行理事之一[17]。“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冯云仙义愤填膺，即报名参战并赴热河宣传抗战。有报道称：冯云仙“因忿暴日在沪猖獗”，特欲参加蔡廷锴、蒋光鼐领导的十九路军对日军作战，发誓“欲手刃敌人而后快”。十九路军军长鉴于冯云仙纤纤弱质，力不胜任，婉言拒绝了她奔赴前线作战的请求。随后，冯云仙“目击热河当局态度模棱，无抵抗准备，乃特潜行赴热，游说二处”[18]。她的这一壮举，被时人称赞：“闻女士此行，抱有必达目的之决心噫，如冯女士者，其亦人杰也欤。”[19]至此，冯云仙在抗战中崭露头角。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关于妇女在此次抗战中的地位及其任务，1938年的《民族抗战与妇女》一文有详细的阐述。文中指出：“从民众动员以至伤兵救护难民安插等问题，过去显然做得非常不够，正因为过去对这些工作做得不够，所以使我们在抗战过程中感受无限的痛苦和重大损失”[20]，明确提出妇女应注重对民众的动员、伤兵的救护以及难民的安置工作。冯云仙同样看到了妇女在进行民众动员、伤兵救护等工作上可大有作为，并早在抗战初期就进行了具体的实践。她的工作主张，即“一切从基层的根本的工作做起，方能收得实效，与其做上层的政治活动，不如先在下层多做一些教育、宣传，及调查联络的工作为有效。因为我认为这是第一步深入民间，深入民间宣传联络，来奠立基础的工作”[21]。

在冯云仙看来，深入民间与民众联合在一起，做一些基层工作，是动员所有力量开展抗战工作的基础。有鉴于此，冯云仙结合自身少数民族身份的特殊性，在边疆地区进行大量的抗战宣传及动员；结合自身女性慈爱的本能，对难民儿童进行救济及教养。冯云仙的“国家”意识在抗日运动的实践中得到提高，她认为“我应该更加努力于我的本位的工作，以求我们（刘曼卿和高玉柱）的理想，能够有或多或少的实现，以求对于抗战建国的事业，能够有或多或少的贡献”[22]。

二、慰劳将士，宣传抗战

1937年末，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冯云仙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积极参与战时服务工作，在汉口与上海女工王涤之一起组织成立了著名的“妇女战时服务团”[23]。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慰劳前线将士及宣传抗日。[24]

1938年1月1日，正是新年开始之际，也是战火纷飞之时。冯云仙带领着服务团团员在这个特殊日子里前往慰劳抗战受伤战士。当时，团员们“脚步和着脚步，臂膀挽着臂膀的歌声，响进了平汉医院的大门，响彻了医院的每个角落”[25]。冯云仙率先发言，在说明此次慰劳的意义后，团员们为伤兵唱歌、替他们给亲人写信等，力图从各方面努力使抗战将士在精神上得到些许安慰[26]。伤员很快被服务团积极、乐观且充满斗志的氛围所感染，“他们的情绪很高，都很激昂，他们的信没有一个说泄气话的”[27]。冯云仙在替将士们写信时，有位战士注意到她佩戴的戒指，感叹道：“这位是西康人，现在也在这儿为国家服务，这正表示着我们国家现在是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的为国努力，我们应该很快的回前线杀鬼子啊！”[28]冯云仙激动地说道：“是的！我们中华民族是一家，现在来争取民族的生存，当然也要大家一起来干！”[29]伤员和冯云仙之间的对话将此次慰劳活动推向高潮，使伤员们真切地感受到祖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坚强力量。无论是冯云仙、其他服务团团员还是平汉医院的全体伤病员，均情绪高涨、斗志昂扬。

1938年4月7日，“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成立，冯云仙为康藏代表之一[30]。4月8日，她随代表团出发到平汉、津浦两战区慰劳抗日将士。23日，冯云仙在“国民外交协会欢迎蒙藏回代表团”大会上致辞，充分表达了她“团结抗战及拥护唯一领袖之挚诚”[31]。 6月10日，蒙藏回代表团在汉口市一江春礼堂举行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茶会，党政机关及各团体出席者约百余人，冯云仙作为藏族代表与新疆、蒙古代表等一同出席，且皆以主人的姿态在场和来宾们攀谈[32]。会上冯云仙用流利的国语致词并用藏语唱了一首“西康山歌”：“在山上打老虎，要大家的团结，方才能够把老虎打死。”她唱完并马上把它的意思翻译出来，并说道：“现在日寇是老虎，我们是打老虎的人！”[33]《大公报》报道称，“世界学生代表团对于这位极远山区里来的女性，表示十分注意。这正是表现着中国有着‘伟大的统一’！”[34]冯云仙在欢迎世界学生代表团茶会上的表现，给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学生代表留下深刻印象，展现了一位中国边疆女子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多民族共同抗战的决心。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边疆地位愈发重要，边疆建设与开发的呼声日益高涨。冯云仙尤为致力于在川西等边疆地区的抗战宣传和动员。究其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对抗战的认识需要提高。“救国不分男女老少，守土莫论南北东西，以弱御强在愈挫愈奋，转败为胜须再接再厉”[35]，挽救民族危亡的标语在各大报刊上赫然入目，这是当时全国人民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在边疆地区的民众一时尚认识不够，冯云仙曾接到西康来信，询问“是不是宣统皇帝要登基了？”[36]这如实反映了由于信息闭塞，西康民众多不知何为抗战，为何抗战。当时西康虽已形成和建立起了宣传抗战的官方新闻传播媒介，如《康藏前锋》《西康新闻》《西康青年》等报刊，但影响的区域、受众有限，特别是媒介语言以汉语为主，藏文报刊罕见，边疆民众文化基础较低，传播的局限性很大[37]。总之，受语言文化、交通地理等因素的限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民众对抗战的认识极为欠缺。

另一方面，对边疆地区进行抗战宣传很有必要。当时的抗战宣传工作所采取的形式多是民众不熟悉的，如“唱的歌大半还是‘洋歌’（调子老百姓不熟悉），讲的话大半还是‘洋学生的调子’，大道理、演的戏，也不是老百姓熟悉的，甚至标语用的还是美术字，漫画也是显著西洋作风的”[38]，所以民众不易接受。与之相反，“敌人已利用了我们民间传统的许多方式在进行它的怀柔政策，他们现在已利用各种迷信，传说，民间风俗，礼仪，娱乐等等，比我们的宣传还更接近民众，这是非常危险毒辣”[39]。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更加重视对民众的抗战宣传工作，包括宣传的内容、形式。正如冯云仙所说，“假如老百姓连什么叫抗战与为什么要抗战都不知道的话，‘开发’和‘动员’如何谈得上？在现时情况之下，要开发和建设边疆，必先从事于宣传以启发民智，以提高民众对抗战建国的认识”[40]。

冯云仙生于边疆地区，后又到内地，既有对家乡的了解，又有对抗日战争的深刻认识，在这方面责无旁贷。1938年10月12日，在冯云仙的领导下，“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在重庆正式成立[41]，其重要使命就是扩大宣传力度，使边疆同胞亦知国家之危机。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团员多是一些富有爱国热诚的难民儿童，共30人（男26人、女4人），年龄最大者为17岁，最小者仅9岁[42]。冯云仙认为这些团员具有3个特点：第一，团员们有信心，愿意为抗战奔走；第二，有热情，且能说较为流利的国语；第三，来自不同地区，有着特殊经历。他们曾在沦陷区目睹过日寇的残暴行径，亲身饱受敌人的皮鞭毒打，亲眼看见敌人抢东西、烧毁房子等情形。基于以上3点，冯云仙采取了新的工作方式，在宣传内容上鼓励团员将他们的亲身经历都真实地说出来，传播到大后方，传播到基层社会，传播到遥远的边疆，唤醒同胞，使他们认识到日本军阀的残暴，激发他们的抗战情绪，自动起来参加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43]

宣传团在团长冯云仙的率领下，原计划转道西康，但因环境关系，未能深入，转向川西及川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在川西历经温江、灌县（今都江堰市）等13县，元通场、街子场等35乡镇；川南方面，由眉山、嘉定进入雷马、屏峨各县，计在川南先后经马边等22县，石脚营等43个乡镇[44]，历时3年6个月。宣传团在大小凉山一带停留的时间最久，收获亦最大[45]。他们的宣传对象除了军校学生、大学生、中小学生、士兵外，还包括一般民众。宣传工作由演讲队、话剧队、歌咏队、救护队、文字队、展览队等6个分工不同的小分队承担。

宣传团意识到，过去的宣传工作有许多亟待完善之处，主要为：“第一，宣传方式是完全注入式的、说教式的，甚至于‘训话’式的；第二，没有按照每一个地方政治、经济、社会的特点，民众真正的要求；第三，不注意老百姓的生活，他们生活圈子内的事，他们的情绪，他们生活中发生的问题”[46]。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针对这些不足作了改进：话剧队，演出的剧本有《祖国的儿女》《小三子》《活捉东洋人》等，同时又穿插了金钱板、花鼓、独角戏、“机器人”、双簧等用旧瓶子装新酒的杂耍；歌咏队，则从音乐方面播植了爱国种子，小团员们用响亮的吼声，替代着英勇冲锋的号角，替代着有文字战士的笔杆；文字队，主要负责编发壁报，内容图文并重，文字着重通俗趣味；展览队，常常举行街头漫画、抗战照片与边地生活照片巡回展览，所收集的前方英勇将士浴血抗战的照片，敌人奸淫烧杀的照片，以及边地照片，政府救济难童的照片共3420张，使普通民众对抗战与边疆地区有了更加明晰的认识。[47]团员们注重学习当地语言、结合当地风俗，注入抗日救国的新内容进行宣传，如广西采茶调、四川民歌、打金钱板、打连响等。[48]他们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宣传，在城市乡村共演讲379次、演戏剧246次、歌曲计210余首[49]。当地人民十分喜爱，因而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40年2月22日，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与成都市立第一小学、市立第六小学、市立第九小学等一起，为响应各界春节运动，在成都市少城公园内举行春节露天宣传大会，全市儿童联合参加表演话剧、歌咏、杂技等节目，及抗战木刻漫画相片展览。[50]

1941年1月4日，冯云仙担任东方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并出席首次理监事会议。会议提及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凶暴，“全国人民应同日本帝国主义奋战到底，这不仅是保卫国家，也是保卫东方文化”[51]。次日，冯云仙参加边疆协会等文化团体举办的第三次晚会，并参与合唱，晚会在全体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结束。[52]

三、救济难童，赢得赞誉

抗战期间，中华民族陷入灾难的深渊，大片国土失守，数千万同胞家破人亡。社会大动荡中，一大批失去亲人的儿童沦为难童，整日在恐慌、饥饿、病痛中挣扎。难童作为未成年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身疲力弱，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或为炮灰，或沦落街头，情状十分悲惨”[53]，一批批流离失所的小难童成为社会的重要问题，更成为冯云仙开展抗战工作的重心。

1937年末，冯云仙参与组织成立的“妇女战时服务团”，其重要工作之一便是赴抗战前线抢救难童。服务团的一位负责人评价冯云仙，“冯同志艰苦负责，亲自领导着这六十位团员，不放弃每一个工作机会，不叫喊一声苦”[54]。服务团为了使团员们掌握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设定了相关课程，冼星海担任音乐老师，肖英担任政治及文化课老师。团员们现学现用，学会了就立即到“江边码头、大街小巷、电影院、伤兵医院等地方去宣传。汉口市难民收容所是她们重点帮助和宣传的点”[55]。在汉口市难民收容所内，冯云仙和团员们一起教难童们读书、认字、算算术、唱抗日歌曲。为了使收容所内的难童们受到更好的照顾，冯云仙在征得难童家长同意后，将他们接到妇女战时服务团，进行特别护理。女记者季洪听闻冯云仙的事迹后，专门对冯云仙进行了现场采访。1938年4月1日，《妇女生活》上报道了采访内容，引起较大社会反响。冯云仙接受采访时说道：

当我们的战时服务团训练期满后，慰劳会并没有工作分配给她们做，我觉得在这国难严重的今日，这么多青年妇女，整日吃饱了公家的饭，没有事做，心里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于是便带着她们做点防护团的工作，每当警报到来的时候，我们团员都走到街头上去，规劝民众躲到避难室去，还告诉他们种种防空防毒的常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大批的难民儿童，我跟他们玩着，唱着，当警报解除后，我便要他们排列成了队伍，教他们唱歌，我快活得不得了，因为我发现了一件最重要而最有意义的工作……我们便不分晴雨与远近，天天上难民收容所去教育他们。[56]

记者还特别提到，难民儿童“肮脏的脸，肮脏的手，长长的发，破烂污秽不堪的衣服”，一些团员都不肯和他们接近，而冯云仙却“拿她自己的脸盆与手巾，替他们一个个洗了脸洗了手，还给他们把头发剪短了，剪齐了，慢慢地他们引起了团员们的欢喜，教他们唱歌，跟他们玩儿起来了”[57]。这一描述尽显她对难民儿童的真挚爱心与满腔热情。该文还报道了一位难民儿童的诉说：“父亲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去了，身边又没有一个钱，弟弟又害了传染病这样快的死了，我母亲是天天在哭！”“这时冯云仙女士走来了，他倒在她的怀里，偎依着，亲吻着”[58]。在烽火连天的年代，内心敏感的难童能对冯云仙敞开胸怀，可见冯云仙受到难童的欢迎和爱戴，也展现了她在救济难童方面取得的成绩。之后，冯云仙为保障学龄儿童能够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又争取上级批准，开办了一所难童学校，后增至24所短期难民儿童学校[59]。

1938年2月1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救济和保育我们的儿童》的社论，同时刊发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著名人士的题词和诗文。3月10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汉口成立，宋庆龄为名誉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分别由宋美龄、李德全担任，并推选出国共两党和无党派的社会知名爱国妇女56名任理事[60]，冯云仙担任西康省分会理事[61]。“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是一个具有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组织[62]。

4月24日，“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派出的第二支前线抢救队，由保育委员会副主任唐国桢和宣传委员会委员徐镜平率领，从武汉专程赶往开封、郑州，负责抢救这一带战区的难童。冯云仙担任第一分队队长，率领部分成员和医护人员前往抗日战争前线的河南郑州，接收约1700余名难童回汉口[63]。

武汉保卫战后期，华中战局吃紧，抗敌后援委员会在武汉组织成立了“战地儿童抢救服务团”，冯云仙担任副团长。冯云仙冒着敌机轰炸的烟火和机枪扫射的危险，“赴前线抢救了一批儿童来汉，又在当地收容后撤之难童，成立西康教养院欲撒至西康”[64]。

当时，冯云仙和邓颖超、史良、丁玲、谢冰莹等均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员，其中邓颖超、史良为总会理事成员、常务理事会常务委员。史良还担任设计委员会主任，邓颖超为委员；丁玲为陕西省分会理事；谢冰莹为湖南省分会理事[65]。邓颖超、史良、丁玲和谢冷莹均是中国抗战中的典型女性代表（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史良曾担任司法部部长和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1939年，冯云仙的照片与邓颖超、史良、丁玲、谢冰莹等同时代的著名女性刊登于杂志同一页[66]。冯云仙能与这些女性精英相提并论，由此可见她在儿童保育等抗战救国方面的工作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外国记者莎绿蒂•何登在《大公报》载文称：冯云仙“精神气色，显着光荣的健壮，穿着青草绿色的衬衫，蓝布的工人裤……这个青年妇人和两个本身也是安徽难民的勇敢的助手，曾经在前线各村庄来往好几个月，从毁墟中拯救了几百吓坏饿坏的儿童”[67]，形象地描述了冯云仙奔走在抢救难童工作中的精神面貌。更为重要的是，冯云仙在救济难童方面的行动感染了这位外国记者。她呼吁国外成千上万做父母的人们援助中国难童，“这些孩子们的熬煎所引起的人们的愤怒，还不是流泪，可洗灭的。惟一适当的表示，就是要慷慨而迅速的援助他们！”[68]另一位外国友人，成都慈幼治疗院的创办人贝珊在回答记者关于创办慈幼治疗院的动机时，说道：“某次予于街头聆见冯云仙女士管辖之战区儿童歌咏队之爱国歌曲，其一种勇敢愉快与发奋努力之精神，令予感佩。”[69]这说明冯云仙救济难童的活动，也引起国外人士对中国难童的更多关注，他们受其影响，也投入了一定的财力和物力。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10日至12日，《大公报》《扫荡报》和《中央日报》等刊发国民政府对抗战有功人员授勋令，并公布授予“胜利勋章”人员名单，冯云仙因在抗战中的突出表现，被授予胜利勋章[70]。这是国民政府对她抗战工作的肯定与鼓励。

四、结语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71]。抗战史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共同谱写的杰作。藏族妇女冯云仙将自己对祖国的热爱落实到具体的抗战救国事业中，被誉为“西康妇女界领袖”[72]。从冯云仙参与抗战的活动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第一，藏族妇女冯云仙通过参与抗战，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取得的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运动，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于国家而言是“中国复兴的枢纽”[73]；于冯云仙个人而言，是14年参与抗战的艰苦岁月，更是她改变自身命运的重要契机。冯云仙在参与抗战的活动中，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所谓“时势造英雄”，全民抗战的浪潮使冯云仙走上政治舞台，使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发生重要变化。

1931年春，冯云仙初到南京时年仅22岁，除与格桑泽仁、刘曼卿等亲戚、同乡熟络外并无更多人脉。随着抗战的爆发，妇女问题、难童问题、边疆问题成为冯云仙时常思考的主题。她将这些思考撰成文章，在《妇女共鸣》《妇女月刊》《康藏前锋》等报刊公开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之后，冯云仙在慰劳战士、救济难童的活动中脱颖而出，与宋美龄相识，俩人交往密切并结为干姐妹；其照片与邓颖超、史良等时代女性刊登在报纸同一页；她的抗战事迹还引起世界学生代表团以及外国记者的关注。在抗日战争期间，她曾担任妇女战时服务团副团长[74]、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团长[75]、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西康省分会理事[76]等职务。抗战胜利后，冯云仙获得胜利勋章，这不仅是一份荣誉，还是国民政府对她抗战工作及社会地位的肯定。此外，抗战期间冯云仙还结识了她的第二任丈夫——著名藏学家、翻译家杨质夫，开启了新的生活。作为一名来自西康的藏族女性，冯云仙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成就了自我价值。她在抗战时期的表现，成为其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

第二，藏族妇女冯云仙的抗日斗争，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动员力及影响力。

抗战爆发后，冯云仙曾满腔热血奔赴前线，立志“手刃敌人而后快”，但受各种因素影响，转而改变方式支持抗日。1938年，冯云仙带领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深入川西地区宣传抗战，成为边疆宣传的先锋队。此次抗战宣传的内容不再是生硬的标语，而是加入了团员们的亲身经历，同时注重民众的语言、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形式等，使得宣传更加民众化。宣传团在边疆动员的过程中，团员们以热忱、天真去融洽汉、藏、彝、苗等各族同胞的感情，“所经各地多受欢迎，于汉夷及汉番感情增进极多”[77]，唤起了边疆民众的抗战热情，增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团结。

冯云仙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抗战宣传员，还是慰劳战士、救护难童的实践者。1938年，她亲赴平汉、津浦两战区慰劳抗日将士，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提升了他们的抗战信心；1937—1940年，她多次在炮火连天中救助、保育难民儿童，为难童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避风港；同时，通过救护难童，影响更多的人投入到抗日洪流，看清日寇的侵略野心。综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在抗战的前线还是大后方，冯云仙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具有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使命感。她的抗战事迹表明了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决心，充分说明少数民族参与抗战的重要历史事实，是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典型事例。

第三，藏族妇女冯云仙参加各种抗战活动，体现了边疆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事实上，抗战初期边疆民众的国家观念，特别是对抗战的认识并不深刻。对于冯云仙来说，为何抗战，如何参与抗战？如何争取边疆少数民族民众投入抗战？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全民抗战、共御外辱的斗争中，冯云仙的妇女解放意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并逐渐形成新的国家观和中华民族意识。她从单纯追求女性的独立解放，转变成为国家存亡而奋斗。特别是冯云仙提倡从基层出发，对边疆地区进行抗战的宣传与动员，主张“要获得我们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要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必须着重宣传”[78]，展现了其国家观念及对抗日战争深入认识的过程。简言之，在抗战的大背景下，冯云仙的思想经历了从追求个人发展—家乡发展—女性解放—国家统一的演变过程，最终将个人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展现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的爱国情怀。在这场战争中，藏族与中华各民族共同经历了一场生死一体、命运与共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讲，有人称之为“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79]不无道理。

需要指出的是，冯云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在旧中国的政治风云中，对当时社会的认识不无偏颇，甚至错误。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冯云仙为民族解放、抵御外辱作出的历史贡献则是非常突出的。纵观冯云仙的抗日活动，完全可以说她是全民抗战中边疆女性的典范。

首先，冯云仙作为一名边疆少数民族女性，“藏族”“女性”的身份本就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典型性。再者，冯云仙参与抗战的形式多样，信念坚定。她的爱国之举，不仅提升了自己，也改变着国人及国外人士对藏族、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识。她将个人、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完成了从自在转入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过程[80]。更为重要的是，她在边疆地区历时3年6个月宣传抗战，为抗战的胜利争取了更多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的支持，同时有力地推动了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民众的觉醒和进步。

众所周知，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像冯云仙一样为抗战而奔走的少数民族同胞还有许多，例如藏族精英九世班禅、喜饶嘉措、五世嘉木样、黄正清、格桑泽仁、刘曼卿、黄玉兰等，以及边疆各地少数民族的英杰。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我们重温历史，就是要以史为鉴，意在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通过研究少数民族的抗战历史，可以更为深刻地认识各民族团结一致、支持抗战的信念，更加准确地展现少数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贡献。从而对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促进民族团结，强化民族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

来源：喜饶尼玛，藏族，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民族历史研究院教授；李子君，女，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藏学》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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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组:《中国抗日战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80页。

[2] 李培林:《西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中国民族》1985年第8期，第28页；唐蓓:《略述藏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44—47页；袁晓文、陶利辉:《四川藏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5期，第4—9页；敏贤麟:《藏族人民是中国近代抵御外侮斗争中的重要力量》［J］，《中国藏学》2001年第4期，第105—111页；喜饶尼玛:《论战时藏传佛教界僧人的抗日活动》［J］，《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第64—86页；美朗宗贞、德西永宗:《康藏人民以商抗日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构建》［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78—85页；喜饶尼玛:《藏族抗日救亡团体评述（1931—1945）》［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15—122页；四川藏学研究所:《“康藏旅京同乡抗日救国会”支援抗日侧记》［J］，《四川统一战线》2015年第6期，第46—47页；四川藏学研究所:《拳拳活佛心 深深爱国情——九世班禅大师支援抗战记》［J］，《四川统一战线》2015年第9期，第44—45页；喜饶尼玛、李双:《抗日战争时期的康藏交通建设评述》［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59—79页；钟宇海、喜饶尼玛:《国家认同与全民抗战——以藏族民众的抗日活动为例》［J］，《中国藏学》2017年第3期，第75—83页；王川、马正辉:《“藏族抗战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J］，《中国藏学》2018年第1期，第163—170页等。

[3] 有关刘曼卿的研究参见叶小琴:《论吴忠信对刘曼卿使藏的评价及其缘由》［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57—61页；白雪曼:《民国时期西藏女杰刘曼卿研究》［D］，西藏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罗绍明:《民国回族女杰刘曼卿与西藏》［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84—89页等。以上研究成果均着重阐述1929年，刘曼卿入藏后，宣传国民政府对藏政策，为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缓和与恢复作出的贡献。其中也略有以抗战史的角度去分析1938年刘曼卿率“康藏民众抗敌赴难宣传团”入藏宣传抗战的重要意义的内容。

[4]习近平:《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EB／OL］，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7/31/c_1116107416.htm，2015年7月31日。

[5] 有关高玉柱的研究参见娄贵品:《土司与边地社会的抗战动员——从“远东”对边疆宣慰团的评论说起》［J］，《贵州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第187—192页；蔡燕:《抗日女杰高玉柱》［J］，《中国档案》2019年第9期，第84—85页等。

[6] 郑舒心:《民国时期藏族女性精英冯云仙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

[7] 纪念延安女大五十周年筹委会:《延安女大——纪念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建校五十周年（1939—1989）》［C］，（内部资料），1989年，第1页。

[8] 同上，第2页。

[9] 也译作格桑雀珍、格桑曲真、格桑确珍、格桑确真。

[10]青海新闻网:《传奇人物:杨质夫与爱妻冯云仙》［EB／OL］，http://roll.sohu.com/20150901/n420233463.shtml，2015年9月1日。

[11] 冯云仙:《川康宁远夷教妇女生活谭》［J］，《妇女共鸣》1931年第51期，第17页。

[12]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R］，1932年，第17页。

[13] 同上。

[14] 冯云仙:《记刘曼卿与高玉柱》［J］，《妇女月刊》1943年第2期，第28页。

[15] 国民政府档案，《喜饶嘉措等请褒奖冯云仙之母题赠》［Z］，协助抗战题颁匾额案（一），001-036180-00003-014。

[16] 冯云仙：《川康宁远夷教妇女生活谭》，《妇女共鸣》1931年第51期；《苗彝与汉族之混合及文化》［J］，《康藏前锋》1937年第7期；《边疆妇女在社会上的环境与地位》［J］，《妇女共鸣》1941年第6、7期；《元旦日慰劳杂感》［J］，《妇女文化战时特刊》1938年第3、4期；《一个理想的妇女工作区：大小凉山》［J］，《妇女月刊》1941年第2期；冯云仙：《记刘曼卿与高玉柱》，《妇女月刊》1943年第2期；《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J］，《组织》1943年第9期；《妇女史话：文成公主对西藏文化的贡献》［J］，《妇女月刊》1945年第6期；《莫小看了边疆妇女》［J］，《妇女月刊》1946年第1期；《妇女应该到边疆去》［J］，《妇女月刊》1947年第1期等。

[17] 《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成立:成立经过》［J］，《蒙藏旬刊》1931年第10期，第12—13页。

[18] 影霞:《爱国女子冯云仙》［N］，《新闻报》1931年10月21日第15版。

[19] 同上。

[20] 《民族抗战与妇女》［J］，《妇女文化战时特刊》1938年12月1日，第6页。

[21] 冯云仙:《记刘曼卿与高玉柱》，《妇女月刊》1943年第2期，第29页。

[22] 同上。

[23] 同上。

[24] 《妇女界消息》［N］，《申报》（汉口版）1938年1月22日。

[25] 冯云仙:《元旦日慰劳杂感》，《妇女文化战时特刊》1938年第3、4期，第7页。

[26] 李树衢:《怎样慰劳抗战将士》［J］，《慰劳半月刊》1939年6月20日，第9页。

[27] 冯云仙:《元旦日慰劳杂感》，《妇女文化战时特刊》1938年第3、4期，第7页。

[28] 同上。

[29] 同上，第8页。

[30] 《申报》（汉口版），1938年4月7日。

[31] 《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4月24日。

[32] 《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6月11日。

[33] 《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11日。

[34] 《大公报》（汉口版），1938年6月11日。

[35] 《妇女文化战时特刊》，1938年2月5日，第5页。

[36] 杨慧琳:《开发我们的西康——汉口慰劳分会服务团与冯云仙女士访问记》［J］，《妇女生活》1938年第10期，第11页。

[37] 周德仓:《中国藏族聚居区的抗战与新闻传播》［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87页。

[38] 《宣传的技术问题》［N］，《全民抗战第75号》1939年6月17日，第1078页。

[39] 同上，第1079页。

[40] 冯云仙:《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组织》1943年第9期，第13页。

[41] 《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三年来工作地区与经过》［J］，《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第200页。

[42] 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59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43] 冯云仙:《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组织》1943年第9期，第13页。

[44] 《中国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三年来工作地区与经过》，《边政公论》1941年第3—4期，第200页。

[45] 冯云仙:《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组织》1943年第9期，第14页。

[46] 《宣传的技术问题》，《全民抗战第75号》1939年6月17日，第1078页。

[47] 冯云仙:《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组织》1943年第9期，第14页。

[48] 罗存康:《少年儿童与抗日战争》［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年，第153页。

[49] 冯云仙:《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组织》1943年第9期，第14页。

[50] 《小朋友今开露天宣传会》［N］，《华西日报》1940年2月22日。

[51] 沈致金、李战领主编:《中华民国实录——抗日烽火（1937—1941）》［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516页。

[52] 《大公报》（重庆版），1941年1月5日。

[53]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委员会:《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27页。

[54] 杨慧琳:《开发我们的西康——汉口慰劳分会服务团与冯云仙女士访问记》，《妇女生活》1938年第10期，第8页。

[55] 关捷:《三毛的流金岁月:三毛扮演者王龙基的精彩人生》［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56] 《汉口的难民儿童》［N］，《妇女生活》1938年4月1日。

[57] 季洪:《历史的足迹——季洪妇女工作文选》［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8年，第258页。

[58] 同上。

[59] 同上，第257—260页。

[60] 全国妇联编:《抗日烽火中的摇篮》［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第317页。

[61] 战时儿童保育会编:《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Z］，战时儿童保育会印，1938年，第33—40页。

[62] 张纯:《战时儿童保育会研究（1938—1946）》［D］，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博士学位论文。

[63] 《救济协会接运难童》［N］，《申报》（汉口版）1938年5月13日。

[64] 王庄:《北碚文史资料》（第9辑）［C］，重庆市北碚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印，1997年，第184页。

[65] 战时儿童保育会编:《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战时儿童保育会印，1938年，第33—40页。

[66] 《战时新女性:西康妇女界领袖冯云仙参加参政大会演讲》［J］，《展望》1939年第1期，第8页。

[67] 莎绿蒂•何登:《拯救中国的孩子们》［N］，《大公报》（重庆版）1939年2月18日。

[68] 同上。

[69] 杨纪:《伟大的同情:成都慈幼治疗院参观记》［N］，《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1月5日。

[70] 《国庆日国府授勋，颁发胜利及忠勤勋章》［N］，《大公报》（重庆版）1945年10月10日。

[71] 《人民日报》［N］，2019年9月28日版。

[72] 《战时新女性:西康妇女界领袖冯云仙参加参政大会演讲》，《展望》1939年第1期，第8页。

[73] 杨策:《少数民族与抗日战争》［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页。

[74] 杨慧琳:《开发我们的西康——汉口慰劳分会服务团与冯云仙女士访问记》，《妇女生活》1938年第10期，第8页。

[75] 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337页。

[76] 战时儿童保育会编:《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战时儿童保育会规程》，战时儿童保育会印，1938年，第33—40页。

[77] 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337页。

[78] 冯云仙:《记抗建中的一个小小组织:战区儿童边疆宣传团的一段小史》，《组织》1943年第9期，第13页。

[79] 吴启讷:《抗战洗礼下少数族群的中华民族化》［J］，《江海学刊》2015年第2期，第146页。

[80] 《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发展》［N］，《光明日报》第5版，1997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