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述评

近年来，藏学研究在学科领域方面至少有两大热点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是建立在日益丰富的田野资料基础上的西藏考古研究，另一个是以藏传佛教艺术为主要对象的西藏艺术研究。关于考古学与艺术史学，在西方人文科学的学科定位上，历来被认为是关联性及兼容性都十分突出的相近学科领域。而关于西藏考古与艺术史的关系，杜齐（Giuseppe Tucci）教授早年曾说过一段对后人颇具启迪意义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扩大大家公认的‘考古’一词的含义是有必要的。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考古不仅仅包括资料的收集以及对我们所拥有的、如此有限的考古资料的使用，而且还要对艺术史这一更广泛的领域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西藏艺术起源所处的环境进行探讨。”

然而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应是起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藏、汉学者几十年的辛勤工作，其标志不仅表现为对田野考古资料的科学记录与整理研究，更在于作为专门学科的考古学，开始介入西藏历史文化研究等藏学研究诸领域之中，扩展了藏学研究的资料库存和观察视野。对此，曾有学者针对不同的阶段作过综述性评介。当然，西藏考古在国际藏学界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并初步形成为藏学领域的一个研究方面，则是近十年来的一个新趋向。

与西藏考古相比，以佛教艺术为主要对象的西藏古代艺术研究则稍有不同，这一领域中，在国内外出版的相关图录、画册至少在数量上要相对丰富得多，然而作为学术性的专类研究，则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还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西藏艺术研究近年来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主要得力于国内一批勤奋专注的中青年学者和国外一些长期专攻该领域的学者的努力。

为了沟通藏学研究中“西藏考古与艺术”这一兼容性学术领域的交流和推动其深入发展，为相关学者提供一次交流资料、介绍观点、分享成果、促进联系的机会，由四川大学、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共同主办“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方式，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这次会议于2002年8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瑞士、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和中国西藏、四川、青海、江苏、浙江、北京、辽宁、内蒙古、香港等地区的专家和学者共40余人参加了会议，共向会议提交了题材不同的论文36篇。

围绕此次会议确定的“西藏考古与艺术”主题，与会者分别就“西藏及相邻高原地区田野考古的发现与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及文化史研究”、“藏传佛教文物及艺术品研究”、“西藏佛教艺术相关文献资料研究”及“藏族艺术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国内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新资料、新观点及新成果。

一、西藏及相邻高原地区的田野考古发现与研究

近年来，国内的四川大学、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陕西考古所、中国文物研究所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西藏开展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目标的田野考古工作，在史前石器时代遗址、古岩画、石窟寺、古墓葬、大石遗迹、石刻造像、古藏文文书等方面都有一些新发现、新收获。此次会议主要是介绍、讨论了这些最新发现中有关“史前时期”或“前佛教时期”的一批资料。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马克·奥登德菲尔（Mark Steven Aldenderfer）以《丁冬：西藏西部一处前佛教时期居住遗址的考古发掘》（Excavations at Dindun，aPre-Buddh ist Village Site in far Western Tibet）为题，对2001年西藏阿里札达县的丁冬遗址作了介绍和诠释。该遗址是一处“前佛教时期”的居住址，其中发现了不少于10座的房屋基址，其大小不一，平面形制基本上均为长方形，在多数房址内部的同一位置发现有火灶遗迹，从房址开间数量多寡来看，可能与房主经济地位、成员人口的多少有关。最大的一座房址西侧立有一高约2米的独石，据分析可能与古代生殖崇拜或祭祀仪式有关，这些现象对于探讨西藏西部的早期居民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赵慧民研究员介绍了西藏琼结县邦嘎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他将该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特征与拉萨的“曲贡文化”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邦嘎遗址虽与曲贡遗址同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但其相对年代可能略早于曲贡遗址，并且在文化面貌上与拉萨曲贡、贡嘎昌果沟等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史前遗址之间有共同性，而与“曲贡文化”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陶器加工技术上，如曲贡陶器上“磨光工艺技术”基本不见，打制石器上的“涂朱现象”也极少发现。该遗址发现有墓葬、灰坑、居住址和石砌框形建筑物等，应是一处山间谷地的重要聚落遗址。

西藏境内发现的大量岩画主要是高原古代畜牧、猎牧部族的遗存，而且主要分布在西藏西部和北部的高原荒漠湖盆地貌区，其海拔高度与现今的纯牧业经济区基本一致。近年在札达盆地的象泉河流域新发现了东嘎色日宁沟、皮央扎拉山、白东布村、象泉河北岸等多处古代岩画，画面特征与北部高原区相近。四川大学李永宪副教授就这些岩画在内容、技法、风格及意义等方面的特征作了介绍与分析，并与阿里日土、改则、革吉等县的岩画进行了比较，认为札达古岩画反映的综合特征主要属于河谷地貌区猎牧经济文化，可能与古“象雄”时期的西部古文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河谷地貌区古岩画的发现，对于探讨西部古代猎牧文化的部族、地域分布、宗教特征等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则重点介绍了青海高原出土的吐蕃时期的铠甲，依其时代、区域的不同，分为三期七型，并且排列出时代早晚关系和形式演变关系，这批出土物对于研究吐蕃时期金属铠甲的冶炼技术、战事用途，以及吐蕃与周边地区政权的交往接触等，都是极有意义的新资料。对西藏新石器时代至吐蕃王朝时期这一大时段考古遗址的确认、分类及编目，是一个难度颇大的考古研究课题。美国的约翰·文森特·贝莱沙（John Vincent Bellezza）试图在这方面进行尝试，他经过两年多的步行访查，据称确认了400多处“前佛教时期”的各类古遗址，并在其论文《上部西藏前佛教时期遗址综览：历史与考古的发现与展望》（A Comprehensive Inventory of Pre-Buddhist Sites in Upper Tibet：Findings and Prospect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ultur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中将这些遗址、遗迹分为六大类和若干小类，他从遗存形态、地理环境等方面分析这些古遗存的特点和内在联系。此外，还结合文献记载、历史传说对西藏地区尤其是西藏西部地区同周边文化的交流进行了研究，如象雄文明与突厥族、蒙古族等地区文化的碰撞及接触。关于未来针对这些古遗存的研究，他强调了西藏文物保护与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性。

青海省考古所所长许新国研究员以论文《都兰出土动物形银器和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为题，对青海境内新发现的一批银器上的动物图像和制造工艺特点作了分析介绍，与都兰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了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后，他认为这批银器的年代应为8世纪中叶，属粟特系统的器物，其中带翅膀的图像显然是波斯萨珊风格留存，同时其造型风格也受到中原内地唐王朝的影响。

近年来国外学者对西藏相邻的境外国家和地区，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调查与研究。瑞士著名女学者阿米·海勒（Amy Heller）在1999年考察了尼泊尔边远地区的一处小村——皮杰村（Phijor），对那里一处重要的古藏文文书藏书地（她称之为“图书馆”）进行了登记造册、分类和拍照。藏于该“图书馆”的书籍是用标准藏语书写，书中插有佛教图像，其中许多书籍都有特别献辞作为前言，而献辞中则明确记载有供奉者及其时代，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阿米·海勒女士在其论文《涅萨寺的彩色写本：尼泊尔多波寺藏14、15世纪藏文文书》（The Illum inated Manuscripts of Nesar Gompa）：14th and 15th century Tibetan books made for amonastery library in Dolpo，Nepal）中重点研究了当时的赠献礼仪、人物服饰、社会阶层及14、15世纪多波（Dolpo）的社会状况。

二、佛教考古——兼容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研究

佛教考古或佛教艺术考古的专类研究，此前在藏学领域中较薄弱，北京大学宿白先生所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在这方面是具有开启性意义的一部力作。近年来，随着西藏佛教石窟、寺院壁画的研究尤其是西藏西部佛教考古的一批新资料的面世，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进行了一些有创见的专门研究，并在考古、宗教、艺术综合研究的道路上作了不少的探索。四川大学的霍巍教授在《西藏西部石窟壁画艺术风格的分析及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文中，通过对西藏西部石窟壁画五种艺术风格——即“克什米尔—古格式样”、“印度—尼泊尔式样”、“中亚式样”、“中国内地式样”、“西藏本地式样”的划分与研究，并将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与塔波寺壁画、黑水城唐卡等绘画进行对比，他把西藏西部石窟壁画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约为11至13世纪，代表性石窟有阿里札达县东嘎遗址I区第1、2、3号窟，白东布石窟群第1号窟、皮央遗址I区第79、90号窟等。这一阶段佛教艺术主要受到来自克什米尔的影响，当与古格建国之初大译师仁钦桑布的活动有关，其显著的一个服饰特征是人物穿着的三角形大翻领长袍、宽檐帽子、鞋尖上翘的长统靴等，即所谓的“克什米尔—古格式样”。第二阶段的下限可能晚至14世纪。其代表为阿里札达县的帕尔嘎尔布石窟壁画。这一时期是重要的转折期，“印度—尼泊尔风格”是这一阶段注入西藏西部佛教艺术中而有别于“克什米尔风格”的新的文化因素，两者之间有相互影响。第三阶段可能始于15世纪以后，一直延续到17世纪。这一阶段西藏西部佛教石窟壁画受到来自卫藏地区各艺术流派的影响，尤其以格鲁派占主导地位之后产生的宗教、艺术两方面影响为最显著，也最广泛。现存的札布让古格遗址各殿堂和石窟壁画均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存。来自美国的托马斯·普瑞茨克尔博士（ThomasJ.Pritzker）在其论文《西藏西部卡孜藏珍》（The Treasures of Khatse in West Tibet）中也介绍了西藏西部卡孜的新发现。1996年和1999年他曾到过据称是仁钦桑布之父出生地和逝世之地的卡孜，根据在卡孜发现的佛教寺院、石窟，可知这一地区的宗教活动自11世纪早期一直延续至16世纪甚至更晚。普瑞茨克尔博士称他的新发现主要有三个：一是卡孜寺的各卡格帕（Go-kar-Gompa）造像，据说是公元998年由仁钦桑布托人制作；二是帕尔（Par）石窟内可能早至13世纪的壁画，这一发现弥足珍贵，因为11至12世纪以及15世纪以后札达境内的壁画发现较多，而13、14世纪的壁画发现较少。这处壁画可能由尼泊尔艺术家绘制。三是在帕尔一座晚期石窟中发现有晚期壁画叠压在早期壁画之上的现象，这为石窟壁画的断代提供了考古学证据。普瑞茨克尔博士的发现再次证实了文献中关于仁钦桑布传记中的细节，同时也表明克什米尔和尼泊尔艺术不仅通过艺术作品本身进行传播，还通过艺术家们的活动传播到了遥远的西藏西部边陲。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研究员谢继胜的发言则可称“以小见大”，他通过对甘肃武威博物馆收藏的、出自新华乡亥母洞的一幅西藏唐卡的综合分析，就唐卡内容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如唐卡描绘的白衣黑帽长者与西夏王造像及噶玛噶举黑帽的由来；萨迦派和噶举派上师像与西夏王室同此二派接触的历史；大黑天、班丹拉姆与大黑天神图像东传等。谢继胜最后归纳了武威唐卡汉藏糅合的风格及其年代推定，认为武威唐卡可称是一部浓缩了的西夏佛教史。中央民族大学的张亚莎女士对11世纪卫藏地区的两种“波罗艺术风格”——“萨玛达类型”（Samad-type）和“大昭寺二期类型”进行了考证论述。她认为第一种类型呈现为波罗、中亚两种风格的混合，主要继承了唐代吐蕃占领地区（藏东、安多及河西走廊等）的艺术传统。第二种类型表现出相当纯粹的东印度的艺术风格，基本不见中亚艺术的影响。故宫博物院罗文华研究员的论文《明人书内府金藏经考——兼论14、15世纪一种汉藏艺术风格要素》对明人书内府金藏经的不同版本、现存宫藏金藏经写的年代及插图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中插图的艺术风格要素进行了剖析，他认为，14世纪以前，释迦牟尼佛袈裟上的花朵纹只作为局部的装饰图案；14世纪上半叶西藏地区开始出现佛着花朵纹图案袈裟的绘画作品；约从明洪武年开始，汉地刊印佛经的插图中也开始出现了同样的佛袈裟形式；到15世纪在汉藏两地形成风气，汉藏艺术进入同步发展的轨道。

以考古资料结合汉文文献开展的佛教文化研究较为多见，但运用敦煌古藏文写本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则不太多，这应与古藏文释读难度较大有一定关系，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马休教授（Matthew Kapstein）运用敦煌藏文写卷PT16（巴黎）和IO751（伦敦）在这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尝试。他结合对安西榆林25号窟壁画的分析，针对为纪念吐蕃、唐、回鹘、南诏签订和平条约而于公元821年修建的所谓“条约窟”（The Treaty Temple）的确切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敦煌文书中的g.yutshal就是汉语中地名“榆林”，并在其论文The Tibetan Treaty Temple of Anxi Yulin中作了严密细致的论证。

三、藏传佛教文物及艺术品的研究

藏传佛教文物及艺术品通常被看做是图像学的研究内容，是佛教文化艺术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对各类造像、雕刻、唐卡、壁画等多类文物的分析与研究。

瑞士艺术史学家迈克尔·汉斯（Michael Henss）的论文《大昭寺和布达拉宫松赞干布塑像的再观察：几个历史和风格证据问题的探讨》（King ongtsen Gampo Revisited：The Royal Statues in the Potala Palace and in the Jokhang at Lhasa.Problems of Historical and Stylistic Evidenc）对拉萨大昭寺和布达拉宫的松赞干布及其随从塑像从历史风格、艺术特征、时代等方面进行了图像学分析，并结合文献材料及相关的建筑风格进行了重新讨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斯蒂文·考萨克（Steven Kossark）的论文《年代学的线索：11世纪晚期至14世纪唐卡肖像上的服饰纹样》（Chronological Clues：Textiles Patterns in Late 11th-14th Century Portrait Thankas）对于僧侣袈裟的“百叶莲瓣形”和“方格莲花形”纹样的演变过程及其时代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以此建立了一个可供年代学参考的标尺。前一种纹样源自11世纪晚期，此后延续了数百年，直到13世纪晚期都仅用于某些特定的外袍上；后一种纹样在13世纪晚期以前只局限于内袍上。这些纹样的长期流行反映了西藏艺术传统中的守旧本质，有些原型可追溯到印度。瑞士的奥瑞克·冯·施罗德（Ulrich von Schroeder）对在其著作《西藏佛教雕塑》（Buddh ist Sculptures in Tibet）中未收录和迄今为止尚未出版的噶玛派黑帽系第十世活佛却英多吉（1604—1674）的作品进行了介绍，内容有塑像、绘画作品等。瑞士的马库斯·斯潘德（MarkusO.Speidel）在其论文《西藏金刚界曼陀罗的汉地和印度祖形》（Chinese and Indian Antecedents of Tibetan Metallic Mandalas）中对西藏金刚界曼陀罗的祖型进行了追溯，认为其结构形式和内容意义与汉代“博山炉”有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在观念上可能源于商至汉代天圆地方的世界观以及印度的三维世界观，而且类似的证据在部分建筑、青铜器图饰和铜镜上可以见到。瑞士的赫尔穆特·纽曼（HelmutF.Neumann）以论文《早期西藏坛城中的尸林》（Cremation Grounds in Early Tibetan Mandalas）对早期坛城中“八大尸林”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八大尸林所对应的方位神进行了确认。

中国学者对藏传佛教金属造像的研究关注较多。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家鹏对故宫所藏金铜佛像题记进行了分类研究。北京雍和宫的马兰女士则对雍和宫收藏的西藏进贡的两尊佛像从造像特征风格、来源及历史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除上述学者介绍的宫廷所藏佛教造像外，首都博物馆副研究员黄春和就民间收藏的清雍正时期铜镀金弥勒菩萨像进行了分析，从其与康熙、乾隆时期的佛教造像相比较，对其艺术特征进行了介绍。关于早期佛教造像强烈的西北印度及克什米尔、斯瓦特、尼泊尔、东印度等地的影响，学者们论述较多，但对于上述造像体现的汉地北魏和唐代金铜佛像样式的影响和某些手法，则论述较少，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金申研究员则在《早期西藏系统佛像上所反映的汉风痕迹》的论文中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他在文中列举了四川省博物馆所藏的一尊唐风的青铜观音立像却配以斯瓦特式莲瓣的佛座、故宫博物院藏尼泊尔仿造的12世纪左右的隋式观音铜像、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所藏克什米尔制作的金铜莲花手观音像的光背具有北朝汉风，以及西藏阿里地区石柱上吐蕃时代的观音浮雕像等造像及造形艺术的诸多特征，指出这些造像的题材均为观音，而不见佛陀的形象，个中意味很值得思考。中央美术学院李翎博士则通过对常见的八种持莲花菩萨图像的系统考察，剖析了“莲花手”形象，并对常见的持莲花观音图像进行了辨识。来自内蒙古包头博物馆的王磊义先生则对唐卡的几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唐卡在不同时期的艺术特色作了论述。

此外，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与藏传佛教有关的建筑、造像也有学者论述。来自沈阳的李勤璞以论文《东部蒙古南缘的喇嘛教美术》对位于辽宁省彰武县大四家子乡扎兰营子村的圣经寺的现状和壁画配置、题材等进行了介绍与分析，这一东部蒙古地区惟一保存完整的寺院壁画对于西藏蒙古的佛教研究具有独特的作用。来自浙江杭州的赖天兵的《杨琏真伽与元代飞来峰造像相关问题的探讨》从飞来峰造像题记入手，结合有关史料，对学界通认的观点——“认为飞来峰元代造像是在杨琏真伽的指挥、提倡下开凿或主持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杨氏虽然是飞来峰元代造像的诸开造者中开龛造像数量最多的，但还上升不到“指挥”、“组织开造”这样的地位。

四、藏族艺术理论方面的研究

与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相比，有关艺术理论的综合性研究及比较性的研究则相对薄弱。西藏大学副教授阿旺晋美在这一方向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他的论文《论藏族传统美术理论的形态与定位》对藏族传统美术的定义进行了解释，提出了“诸家论美术”的形态定义，并阐明了其形成原因和形态特征，总结出了该形态五个方面的特征。来自四川甘孜州的根秋登子研究员则论述了藏民族的色彩观，对各种色彩观的形成历程、藏民族不同时期的色彩观以及每种颜色的象征意义等进行了详细论述。日本学者饭田泰也（Iida hiroya）根据其多年在跨喜马拉雅山地区的考古学调查，向与会学者介绍了尼泊尔穆斯塘和印度Uttaranchal的考古学研究（Archeological Research that has been Conducted in Mustang，Nepal，in Uttaranchal，India），这对了解国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展国际间的合作不无裨益。

本次会议与会者以论文、图片、幻灯、电脑演示及交流讨论等多种形式所涉及的西藏考古与西藏艺术研究的内容，有几个方面的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1.西藏考古在田野资料和研究时段上，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至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资料的重要性和被关注程度日益增强，这使传统意义上所谓“前佛教时期”的研究内容大为扩展，并显示西藏早期历史文化诸方面研究对考古学的需求宽度和介入程度也在提高。

2.由于近年来西藏邻近的青海省、川滇两省西北地区及境外尼泊尔北部、印度西北部等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的日益增多，西藏考古在研究工作系统化方面亦须有所提升，个案分析、单个遗址、遗迹的研究也需转进到大时段、大区域的综合研究层面上来。

3.中国藏、汉学者在西藏考古领域的前沿性和独特地位必须继续保持和发展，使之真正成为中国藏学研究的特色和强项学科。

4.以佛教艺术为主要对象的西藏古代艺术研究之所以成为学界所瞩目或成为研究热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传统的图像学研究、宗教史研究、特定人物事件研究等成分，已开始转化为由艺术出发、以遗存实物为主证，进而从多个方面探讨西藏历史文化特征的深层研究上。

5.综观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在本次讨论会中的反映，表明当前藏学研究无论是从学科理论方法上，还是研究的内容目标方面，都凸显出当前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渗透，以资料的多源化、研究手段的多样化推动其自身的深入与扩展。同时还有待于加强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了解，这应是西藏考古与艺术的研究现状所给予我们的一点启示。

通过这次会议可以看到，中国学者在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这是今后我们仍需努力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