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2009年10月16日至20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西藏文化博物馆和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承办的第四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斯塔、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晓霞、故宫博物院副院长陈丽华、 副总干事郑堆出席了开幕式。

参加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共计62位，主要来自国内外高等院校和相关文博机构，其中国外代表23人，分别为美国9人、日本5人、法国3人、瑞士3人、德国2人和印度1人。国内代表（含港台地区）39人，列席9人。收到论文53篇，涉及近年西藏考古新发现、敦煌与吐蕃美术研究、藏传佛教文本与图像研究、藏传佛教艺术与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关系研究、藏传佛教艺术传统流派研究、藏区西部美术研究等主题。

近年西藏艺术研究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是确立并倡导了“汉藏佛教美术”的研究趋向，重点讨论以往受到西方西藏艺术史研究忽略的、自公元7世纪以来汉藏艺术的相互交流，本次会议的焦点仍然围绕这一主题进行。西藏文物保护所陈祖军的《青藏高原东部石棺墓遗存初探》讨论青藏高原东部的石棺墓遗存，探讨其与川滇文化的联系。文章将发现于藏东地区金沙江西岸的贡觉县香贝石棺墓地、怒江西岸的洛隆县如瓦康石棺墓地的出土陶器与上述三支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器物形态比较研究，指出至少在距今2000年前后，在青藏高原东部的藏东、川西和滇西北地区的古代先民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为我们就藏东、川西和滇西北地区的古代先民的交往的时间问题提出了新的考古发现和证据。中央民族大学岩画研究中心的张亚莎认为，“赭面”是吐蕃本部对青藏高原某些部族的特定称谓，且很可能特指与“蕃部”相对应的“卓部”族群（即北部的游牧部族）。在吐蕃佛教美术研究方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张建林的《吐蕃样式——藏传佛教早期的本土化造像》根据近年在川藏边界地区的实地考察，为早期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提供了新的例证。文章指出，“吐蕃样式”造像最早出现的时代还不清楚，现可确定较早的是9世纪初，11—12世纪仍有遗风，佛教初传西藏，为迎合传统崇拜习惯，视佛祖如帝王，用最为尊贵的服饰装扮佛祖，这可能是其主要原因。四川大学中国藏学所杨清凡为“吐蕃时期密教五方佛图像的传入及流布”梳理了新的文献和图像证据。西藏文物保护所和靖公布了西藏自治区墨竹工卡县唐加寺尼玛拉康11世纪前后绘制的壁画。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谢继胜的《重建11世纪前后的西藏艺术史》指出，艺术史学者无法在9世纪和11世纪的西藏艺术之间勾勒出一个明确的文献、图像至风格的演变轨迹，作者认为有必要对相关藏文文献作重新诠释。西藏大学艺术系白日·洛桑扎西则认为聂塘寺所藏的佛教造像保存完整，是研究11世纪西藏艺术史的重要依据。

敦煌藏传佛教美术一直是汉藏美术研究的重点之一。敦煌研究院沙武田的《榆林窟第25窟八大菩萨曼荼罗图像补遗》通过普林斯顿大学罗寄梅影像档案复原了八大菩萨的原貌。对敦煌晚唐至五代密教曼荼罗有深入研究的东京东部研究所田中公明（Tanaka Kimiaki，Japan）的《关于安西榆林窟第三窟中的所谓“胎藏界曼荼罗”》（On the So-called Garbhadhātu-maṇḍala in Cave No.3 of An-xi Yu-lin Cave）认为敦煌研究院将第3窟曼荼罗定名为胎藏界与金刚界“两界曼荼罗”，这在藏传佛教图像学中并不存在，因为两界曼荼罗是分别传承的。敦煌研究院赵晓星的《莫高窟第465窟八十四大成就者图像考释》凭借研究院的天时地利，辨认出了很多以前未曾识别的大成就者像。德国西藏艺术史学者赫尔穆特夫妇（Helmut F. Neumann and Heidi A. Neumann）《西夏金刚亥母曼荼罗》（Xixia Mandala of Vajravarahi）分析近年国外所见的一件有西夏文供养人和西夏文榜题的刺绣唐卡，这件曼荼罗不仅展示了西夏如何以宋代织绣技术将西藏风格与宗教内容相结合，同时也加深了后人对西夏宗教实践的了解。

密歇根州立大学美术史系景安宁的《元代西藏佛教造像的材料变化》指出，从元代起，西藏佛教造像突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作品中前所未有地开始大量使用贵重材料——金、银、绸缎等。贵重物质开始成为西藏佛教艺术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与同时期道教造像（不包括蒙古皇室为赏赐道观和上层道士而制作的个别作品）和文人画的材料——木、泥、石、纸墨等——形成鲜明对比，主要原因是贵重物质开始从内地大量流入西藏。 熊文彬的论文对元代皇室成员施刊的藏文佛经及其施主、经典施刊地、插图风格和流通等问题进行探讨。法国科学院艾米·海勒（Amy Hellar）,则考察了尼泊尔多波寺藏14世纪晚期至16世纪的藏文文书，为后藏寺院造像的研究提供了文献证据和绘画风格比对的材料。

在藏传佛教图像学及其相关文献研究方面，美国特拉华大学的旃德拉·茹蒂（Chandra L.Reedy，USA）《如何界定狮吼观音图像？》（What Defines a Simhanada Avalokiteshvara Image?）分析了狮吼观音图像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中国国家博物馆李翎的论文分析吉祥天母图像的样式，认为其身形样式的变化，显示了不同流派与不同时期，对于此女神崇拜的微妙变化，其像式确立的时代不能机械地与文献对应。浙江考古学会赖天兵的《一种新的三佛图像》通过考察山西、北京、浙江与福建的若干佛塔或石窟寺石刻遗存，甄别出一种新的三佛图像类型——由两尊触地印与一尊禅定印组成的三如来并坐像。

藏传佛教艺术研究中文本和图像的问题目前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对图像学文本进行校勘考证是一项急迫的工作。哈佛大学梵语系范德康（Leonard W.J. van der Kuijp，USA）《印藏与藏传佛教图像学研究中的文本与考证》（Of Texts and Textual Criticism in the Study of Indo-Tibetan and Tibetan Buddhist Iconography）正是对此问题的讨论，文章首先主要着眼于对已经存在讹误的印度文本进行翻译的一个例子展开讨论，之后，又将注意力转到两篇对喜金刚与时轮金刚譬喻的重要评论上。从而进一步说明：关于文本的研究将有益于对佛教艺术与历史的理解。日本金泽大学张雅静讨论《续部总集》中收录的喜金刚曼荼罗图像与文本。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员王微(Françoise Wang Toutain，French)的《乾隆陵寝地宫所刻藏文和梵文经文》（Tibetan and Lantsa Inscriptions of Qianlong's tomb）认为，在建筑上裕陵尊随中国传统陵寝结构，但地宫的内壁和顶的装饰相当引人注目。券顶、券壁和石门上刻满了佛教题材的图案如四大天王、八大菩萨、忏悔三十五佛、五佛曼陀罗、宝塔等等，可见裕陵与佛教关系很密切。这也许是在创造一个曼荼罗虚拟空间。

藏传佛教艺术与明清两朝中央政府之间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研究一直是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的重点，此次会议有相当数量的论文与此相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白瑞霞（Patricia Berger，USA）的《清朝和时轮》（The Qing and the Wheel of Time）认为，清代帝王们对时轮经有始终如一的兴趣，正如转轮王主宰整个佛国一样，时轮传统为帝王们自我观念提供了经典的支持。巴黎大学艺术史系伊莎贝尔（Isabelle Charleux，French）的《从摩羯陀国到布里亚特：蒙古人视野中的旃檀佛》（From Magadha to Buryatia-The ‘Sandalwood Buddha’from the Mongols' perspective）认为，北京旃檀寺或弘仁寺中供奉的旃檀佛是蒙古人入京朝圣的主要地点。在汉地，旃檀佛为汉人提供了一条与印度直接相通的纽带，对蒙古人来说这尊圣像的作用是同样的。由于更容易到达，蒙古人把前往北京朝圣等同为前往印度。而且这个象征符号促使清王朝成为一个能够统治多民族、信仰佛教国家的合法政权。台北中华科技大学罗中展的《乾隆菩萨装唐卡研究》，以图像与文献结合，探讨乾隆皇帝扮演文殊菩萨造型绘制唐卡的用意与用心。北京印刷学院王艳云《古代御容发展与汉藏佛教的关系》认为作为肖像性质的帝王御容，其特殊的身份和背景，使其兴衰嬗变、起伏跌宕无不与教权皇权的亲疏远近相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吴明娣、范俊卿的论文探讨明清时期藏传佛教骨质法器在北京等地的流传及其影响。司徒班禅却吉迥乃从住持八蚌寺到他圆寂，与丽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国鲁宾博物馆的杜凯鹤（Karl Debreczeny，USA）参阅了数种藏文资料，尤其是却吉迥乃的日记，来重新考察司徒与丽江的关系。芝加哥大学的凯普斯坦探讨拉莫却寺、拉莫护法神及其相关的历史事件。包头师范学院奇洁则考察呼和浩特大召寺乃琼庙壁画中白哈尔神图像。

藏传佛教艺术传统流派的研究近年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本次会议德国波恩大学亚洲与伊斯兰艺术史研究所贝纳黛特·布诺斯卡姆（Bernadette Broeskamp M.A）讨论西藏传统流派中的钦则风格造像。四川大学康·格桑益希考察了藏族传统三大绘画流派中的噶玛嘎孜画派唐卡中对汉地青绿山水技艺的吸纳。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陈乃华的《西藏的“无我”人物:唐卡画师的身体感与作者观》是对安多热贡为中心的唐卡画师进行的艺术人类学调查。故宫博物院罗文华在甘孜自治州丹巴县发现了4处时代在15—16世纪的藏传佛教经堂碉均保存有壁画遗迹。在其《甘孜丹巴藏传佛教壁画的时代与风格》一文中，他在初步判断其年代的基础上，指出有3处壁画基本上保持了卫藏地区古典传统的风格，另一处则风格独特，似乎有汉地绘画的影响。西藏博物馆夏格旺堆在《沉寂数百年于佩古措湖边上的两座寺院——恰芒波拉康与喇普德庆寺的最新考古调查》考察吉隆县与聂拉木县交界处佩古措湖边的两座寺院，其中喇普德庆寺是一座修建于13世纪的苯教寺院。寺院内保存至今的苯教壁画，其创作年代至迟当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

本次会议对藏区西部美术有相当的关注。印度喜马偕尔邦大学历史系拉克斯曼（Laxman S Thakur）《阿里风格的出现：考古学的展望》（The Emergence of the mNga' Ris Style: the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讨论藏区西部的“阿里风格”，很多图像材料和碑铭文献是与会学者所不熟悉的。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张长虹的《西藏阿里札达县帕尔嘎尔布石窟的图像辨析》找到了12世纪至13世纪卫藏样式与西部风格的节点。美国西北大学艺术史系林瑞宾（Rob Linrothe ,USA）的《绛色喜绕桑布图像的辨识》（“Portraiture on the Periphery: Recognizing Byang.sems Shes.rab bZang.po.”）分析拉达克地区藏传寺院一铺带有题记的上师壁画，并分析了这铺肖像被误读的社会因素。与藏区西部美术相关的还有贝奇壁画保护基金会主席巴尔兹·贝奇(Baechi Balz)与澳大利亚阿得莱德大学历史和政治系范蓉的报告，介绍了2001年至2009年该基金会对托林寺遗址保护与维修的过程。

本次会议还设定了辽、金、西夏与吐蕃美术的关系主题，相关文章有兰州大学艺术学院宁强的《谁创造了古典小说〈西游记〉？——来自辽、西夏考古材料的启发》、首都师范大学于硕的《张掖大佛寺西游记壁画内容与绘制时间推证》、故宫博物院孟嗣徽的《十一曜星神图像考源——以西夏时期〈炽盛光佛与十一曜星神宫宿图〉为例》、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乌力吉的《祖州石房子的功能与契丹族丧葬习俗的变化》等。

本次会议的论文集将在会议结束后正式出版，它将是本次会议成果的一个集中展示，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