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民主改革60年。有关民主改革的研究自然广受各界关注，学界也推出了系列著作和文章，其中不乏分量十足的佳作[1]。不过笔者想推荐的一本书是201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由西藏社会科学院郭克范研究员编写的《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该书共收录43份档案资料，涉及的时间段为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开始至1965年自治区成立前，其中又以1959年至1960年为重点；涉及内容主要有“三反双减”运动（农村和寺庙）、土地制度改革，以及社会经济、医药卫生、文物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这是一本关于西藏民主改革不得不读的书。不过也许是早出版了几年，该书在今年西藏民主改革60年的研究热浪中竟然悄无声息，湮没无闻。因此笔者不揣鄙陋，试着来解读该书的两个特点：一是资料的珍贵性，二是观点的创新性。
一
目前，有关西藏民主改革的研究，以宏观叙事的居多，缺少微观的细描。大部分的研究著作都是这样写的：先是介绍民主改革的方针政策，接着介绍农区的民主改革、牧区的民主改革、寺庙的民主改革、城镇和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最后总结一下民主改革的意义[2]。引用的都是西藏出台的各种文件或者当事人的回忆、日记[3]，再加一些数据，基本千篇一律。至于西藏民主改革在农区、牧区、寺庙和城镇是如何开展的，一概未见。可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当然这也是相关档案材料不易查寻的缘故[4]。不过，《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的出版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5]。该书收录了扎囊县有关民主改革的档案20份，基本展示了扎囊县民主改革的进程：1959年6月至年底，扎囊县开展农区“三反双减”运动（反叛乱、反奴役、反乌拉差役和减租减息）、寺庙“三反三算”运动（反叛乱、反人身奴役、反封建特权，算政治压迫账、算等级压迫账、算经济剥削账）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1960年2月中下旬，开始土地改革复查试点工作，8月20日结束土改复查工作。
寺庙经过民主改革，实行政教分离原则，进行民主管理，成立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当时在整个山南地区对12座历史悠久的名寺和教派主寺作为第一批保留寺庙予以保留，其中扎囊县有两座：桑耶寺和敏珠林寺，以后又逐渐增加到数十座。（详见上表）
试举一两件档案进行分析。一件是中共扎囊县委1959年9月20日所做的《三个月来三反双减运动总结》[6]。这一档案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运动的情况，第三部分是对领导“三反双减”运动的体会。第二部分下列当前运动进展情况、“三反双减”斗争果实、发动面及深度、建立核心组织的情况、存在的问题等五部分。我们仅以“发动面及深度”为例：
应组织发动面和实发动面及程度。全县总人口21499人，其中除去打击对象6%即1282人（因打击对象以户计占5%，若算人则是6%左右，这是因为打击对象家属人口比重较穷人的家属人口大些），于94%即20217 人是属于劳动人民的队伍，但其中成人占到60%左右，12—16岁的少年占到11%，11岁以下的占到29%，在60%的人中除去年特老、有病产妇等类不能参加斗争的人约2%，所以实际发动组织面是，成年、老年占58%即11658人，12—16岁的少年占11%即2211人，两类共实应组织面13869人。现已发动组织11277人，占应发动组织的81.4%，其中已充分发动7173人占已组织的63.6%，基本发动的2450人占21.7%，未发动的1654人占15.7%。[7]
在总结全县发动面情况的基础上，还具体分六种人、四种地区详细介绍了发动情况。甲、六种人的具体发动情况（除去6%的打击对象的人口）。农村，分四种：第一种，男应发动（16—55岁）；第二种，女应发动（16—55岁）；第三种，56岁以上老年（男女）；第四种，12—16岁的男、女少年。寺庙，分两种：第一种，喇嘛应发动；第二种，尼姑应发动。在介绍各种人总人数后，细列已充分发动人、基本发动人、未发动人及占比情况。“对上述六种人的分析是，僧尼比俗民发动深、广，农村中男比女深广，少比老深、广。” 乙、四种地区的发动情况是：第一种中心农区，第二种边沿区，第三种半农半牧区，第四种寺庙，其下又分3类。“上述四种地区经分析是，中心农区比边沿农区发动得深、广；全农区比半农半牧区发动得深、广；寺庙比农村深、广，喇嘛庙比尼姑庙深、广，大庙比小庙深、广，以寺庙为主带农村的庙比以农村为主带寺庙的庙深、广。”[8]
另一件是关于土地改革的，即1959年11月27日《中共扎囊县委关于土地制度改革的总结报告》[9]，报告分基本情况、土地改革运动的经过和收获、主要体会、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今后意见等4部分。其中，收获部分强调“我们取得的收获是极大的，而且是几千年来所梦想不到的”，“随着广大贫苦农民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解放，无论在人们的思想上、劳动劲头上和社会风气上，都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并详细列举了十大变化：一是由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翻身解放，因而新的生产情绪空前高涨。二是已经在广大群众中初步树立了“四爱”思想，即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帮助翻身解放的干部。三是通过土改，劳力从各个角落获得解放，劳动光荣的风尚初步树立，不劳而食被视为可耻。四是新翻身的农民，在土改后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克服困难，开始出现了自愿互利的小型的变工互助组。五是土地改革打烂了封建统治枷锁，长期处于妻离子散、父子不能团圆的分割局面已一去不复还。六是以贫苦农民为中心的民主团结的空气已经巩固地树立。七是土改后，由于广大农民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劳动人民之间出现了一片阶级友爱、相互谅解、团结和睦新气象。八是经过土改的实际斗争，广大劳动人民的敌我界线更加明确，识别敌我界线的能力进一步提高。九是由于广大劳动人民得到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解放，许多人为了进一步要求生活过得舒适，知道了讲卫生的好处，因而出现了整修房子、打扫街院的新气象；在个人方面，有许多人由过去长年不洗手脸变而为天天洗脸、洗手和洗衣服的良好习惯。十是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文化翻身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因而出现了送子女上学，兴办民校的新高潮。[10]
可以说这样的细节、个案在该书的档案中随处可见。正所谓一叶而知秋，《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是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资料宝库，正待有识之士挖掘。
二
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学界已经有广泛的讨论，其中《西藏：60年沧桑巨变》一文总结得较为全面：一是废除封建农奴制，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跨越；二是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保障了西藏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三是经济建设成绩斐然，社会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四是废除政教合一体制，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五是社会建设全面进步，民生事业欣欣向荣；六是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11]其他的总结几乎大同小异。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作者郭克范通过对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的解读，得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集体主义观念的兴起”。他认为，这是西藏民主改革中“一个未被充分认识的伟大成果之一”[12]。
“中国共产党人最为伟大的功绩之一，就在于把一盘散沙式的中国集合起来，并且让集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藏革命同样具有这样的实践结果。”[13]如果说在内地广大地区，旧中国时，呈现过一盘散沙的局面，那么西藏地区则更甚。在旧西藏，因为实行的是庄园制领主经济形式，谈不上互助组、合作化时期的那种集体劳动。“民主改革就是一个发动和组织群众的过程，是将群众组织起来的过程，是集体主义观念生长并逐渐成为主导观念的过程。通过民主改革，人们在集体框架内，都有了自己合适的位置。”[14]
郭克范通过对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的仔细分析，指出：集合成众并形成集体观念，是在西藏民主改革时期开始出现的，并通过以下步骤实现的：1.通过“三反双减”运动，把群众发动起来；2.通过各级农牧民协会，把群众组织起来；3.利用当时已经成型的形式，进行较为深入的发动群众，使集体观念开始扎下根[15]；4.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标志着集体观念已经成为共识。第四步在《扎囊县扎其区整顿互助组的经验》这份报告中有所呈现：
扎其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民主改革基本胜利的基础上，由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的提高，迫切要求发展生产，走组织起来的道路，因而从去年（即1959年——引者注）十一月中旬开始，农民参加互助组的户数很快就占到了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四；第二阶段是在组织起来显示优越性的基础上，经过十二月中旬整顿工作后，互助组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16]
扎其区全区共有1136户5123人，2876个男女全半劳力，14416藏克土地，经整顿，已组织起来的互助组112个，参加互助组的占总户数的94%，占总人口的96%，占总劳力的97%，占总土地的97%。
扎其区的互助组先后整顿过三次。前两次分别在1959年12月中旬、1960年1月中旬，第三次整顿工作是在售粮后，通过开展增产节约活动，从1960年1月28日开始的。分4个步骤进行，总共用时15天。其中第二步是全面贯彻政策，深入思想发动。“具体作法是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宣传互助合作政策，通过修订六零年计划，制定五年远景规划，进行农村发展方向的教育，目的要达到提高思想，分清是非，坚定办好互助组的信心和决心。”[17]显示出劳动互助观念或者说集体观念开始形成。
作者强调“集体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集体生活方式，同样是一种传统，对其精神价值需要有足够的认识”[18]。对于这一集体主义的传统，学界是有所关注的，但用词不一样。陈波用了“新共同体”这样一种提法。他在《生活在香巴拉:对西藏五十年间一个文明化村落的实地研究》设专章“新共同体的实践与瓦解”进行讨论，指出新共同体是在从互助组到生产队这些新的村落组织方式演变过程中逐渐建构的。[19]并与郭克范一样，指出这一共同体到1984年开始逐步瓦解。
郭克范慨叹“劳动者合作经济曾经是中国大陆广为采用的经济方式，并以此构建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它曾经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它现在却主要成了留存人们记忆中的传统”[20]。其实，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体主义观念在西藏已有所复兴。这突出表现在西藏集体经济方面。西藏集体经济经营形式多样，如村集体经济农牧民专业合作社、养殖大户等，领域包括种植业、养殖业、运输业、民族手工业、建筑业等。其中，西藏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从2012年的939家猛增到2018年的8364家[21]。目前，集体经济已成为西藏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助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西藏打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此外，本书作者郭克范在《甲玛沟的变迁——西藏中部地区农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一书中就西藏民主改革的意义还提及了另一个观点，即西藏民主改革在政治上的解放是全方位的：“在民主改革中占旧西藏人口5%左右的三大领主，从束缚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封建农奴制度中摆脱出来，同样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22]
1959年8月前往西藏访问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便接触到了不少属于领主阶层的人，她已经感受到了他们的新生。朗顿夫人早就期待过除了农奴制以外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我在西藏提出这个问题时，没有得到过答案，这不是女人能过问的事。一九五一年后，我看到中国越变越好，因为如今中国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女人与男人也平等了。我开始学习，后来我们发起成立了爱国妇女组织，再后来我的疑问开始有了答案。现在我本人再也不想按以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了。”[23]达赖喇嘛的诵经师、活佛嘉措林（Jaltsolin，音译）接受斯特朗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愿世界人民热爱和平，没有压迫”，“西藏这里，有人曾利用宗教剥削他人，活佛想的是如何谋取更多的土地、农奴和占有更多的财宝，这与佛教教义相悖。大寺院压迫小寺院，上层喇嘛压迫穷困僧人，这不是宗教自由，我本人不喜欢这样，过去就不喜欢”，“我们现在渐渐明白了只有废除了剥削制，才能真正遵循释迦牟尼的教义，是共产党使人民得到真正的宗教自由，因为如此，我现在能够为人们服务了，可以遵循真正的佛教教义了，我为此而感到万分高兴”。[24]显然，三大领主政治上的新生应该是广泛存在的，这一点有待学界关注并加以深入探讨。
[1] 如 推出的“西藏民主改革60年丛书”政治卷、宗教卷、民生卷、生态环境卷、文化卷等，中国藏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2] 如最新的研究成果《西藏通史•当代卷》第六章，参见朱晓明、张云、周源、王小彬主编：《西藏通史•当代卷》［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205—240页。
[3] 如林田的民主改革日记，魏克关于甘丹寺民主改革的日记。
[4] 1959年西藏开始民主改革，各地在平息叛乱、建立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留下了十分丰富、宝贵的档案资料。这批档案资料基本上沉睡在各个地方档案馆里。
[5]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得以出版，与作者的经历关系密切，20世纪90年代他曾在扎囊县档案馆工作过5年。
[6]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第18—30页。
[7] 同上，第21页。
[8] 同上，第21—23页。
[9] 同上，第95—106页。
[10]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第97—102页。
[11] 安七一：《西藏：60年沧桑巨变》［J］，《中国藏学》2019年第1期。
[12]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前言第24页。
[13] 同上，第281页。
[14] 同上，前言第24页。
[15] 有几个现在已经不再被提及的词：大鸣、大放、大辩论，在西藏民主改革中是作为发动群众的一个基本工作方法来使用的，可分三个步骤：一是培养重点，推动全盘；二是解除顾虑，轻装上阵；三是鸣放出来，辩论清楚。详见《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第284—285页。
[16]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第114页。
[17]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第115页。
[18] 同上，第287页。
[19] 陈波：《生活在香巴拉:对西藏五十年间一个文明化村落的实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06—239页。
[20] 《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第287页。
[21] 据《伟大的跨越：西藏民主改革60年》白皮书，2018年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8364家。
[22] 《甲玛沟的变迁》课题组：《甲玛沟的变迁——西藏中部地区农村生活的社会学调查》［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3] ［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孟黎莎译：《百万农奴站起来》［M］，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
[2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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