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通史》奠定了中国藏学研究的国际领先地位

作为中国历史组成部分的《西藏通史》，以其8卷13册850余万字的规模，展现了西藏地方、藏族历史发展的漫长进程中与内地、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空长卷。这是中国藏学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奠定登高望远新高地的巨大成就。在此，我首先向这部巨著的总主编拉巴平措先生、张云教授以及各卷主编和包括海峡两岸的藏学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西藏通史》的付梓面世，是中国藏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藏学在国际藏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的现实标志。毫无疑问，现代藏学研究肇始于早期西方学者对西藏地区开展的研究，如果从严格意义上以乔玛算起，中国本土的现代藏学研究兴起比西方人晚了近百年。但是，这部《西藏通史》的问世，却彰显了中国现代藏学研究跨越式发展的现实成就以及在国际藏学研究领域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学术地位。

在拉巴平措和陈庆英两位先生为这部通史撰写的“总序”中，很精确地指出了撰著《西藏通史》的几个关键，一是必须明确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摈弃西藏历史上的唯心史观和有神论思想；二是必须立足史料，充分吸收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遵循“厚今不薄古”的原则，实事求是，努力探讨西藏地方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必须处理好西藏历史与藏族历史的关系。这些基本的编撰原则，事实上也是我们阅读这部通史的思想路径指南。

“通史”，贯通古今之史。这是《西藏通史》显而易见的特点。但是，这部通史之“通”不仅是从古至今的编年、分代之通，而是历史知识与科学研究的学科融通，逻辑贯通和内外兼通。《西藏通史》是典型的历史著作，但是构成这部历史的知识体系，涉及了诸多学科。可以说，其知识体系的综合性、学科视野的开阔性，远远超越了传统“历史学”的学科范畴。

就《西藏通史》整体脉络而言，在依时叙事、依史叙事的谋篇布局中，贯穿了一个基本的思想逻辑，即唯物史观，通篇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记述历史、考辨史证、展现史实，体现了中国史学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时代特色。

所谓内外兼通，则是史料和研究成果的吸收和使用。在现有的地区—族别相互交织的地方性通史中，如果翻阅《西藏通史》各卷所附参考资料，除立足于汉文史料和研究著述外，还有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是藏文史料和研究著述的汲取，二是外文研究著述的利用，都可谓前所未有。这也正是这部通史“跨越性”成就的重要内涵之一，“跨越”是指吸收、借鉴和辨析的效率和速度，而非无视前人成就的学术过程缺失。

因此，我认为这部通史，是立足于国内外藏学研究前沿的综合性、贯通性成果，具有独一无二性。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体现继承性、民族性”特点时，强调了“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问题，并具体指出了“三种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中国化的思想成就，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这部《西藏通史》，在“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方面，堪称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界。

随手翻阅《西藏通史》早期卷，看到“雍仲”一目，短短两三千字，浓缩的知识空间令人叹服、令人信服。从考古范畴的岩画遗存、到苯教文化传统，从卍字左旋右旋的解读，到以两种雍仲区分苯教与佛教的误解，从古印度雍仲的信仰符号及其伴随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到中国甲骨文卍字出现的史证，从其符号由中亚和西亚传入，到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古老文明及其在世界范围广泛的存在，其知识含量之多，吸收古今中外各类见解之多，见微知著地体现了《西藏通史》作为一部信史的学术质量。

《西藏通史》是一部鸿篇大作，堪称中国西藏地区的“宏大叙事”，绝非“一口气”能读完的历史。我有幸先期获得了非正式出版的印本，期间因承担《清史·典志·民族卷》《清史·典志·宗教卷》，以及《清史·图录·宗教卷》的审核工作，从《西藏通史》中获益良多，其知识谱系如同关涉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百科”。同时，在涉及中国所面对的“涉藏斗争”问题，这部通史由远及近、直到当代，提供的知识系统性、资料丰富性、观点鲜明性和政策实证性，都是难能可贵的。其中，各卷所附的参考资料、大事记、索引、译名对照等附录，不仅体现了学术规范的严整，而且为读者、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精到的学术资源，为这部通史的学术权威性增添了光彩。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任务。我认为，这部《西藏通史》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机组成部分的藏学研究方面，为践行这一任务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作为一名读者、学习者，我衷心感谢 集自身之职责和中国藏学界之力量于一体，为中国和国际藏学界作出的独一无二的学术贡献！

（本文作者：郝时远，原载于《中国藏学》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