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研究——民族与族际关系研究

（二）民族与族际关系研究

此类研究成果运用了族群、社会结构、法人类学等理论进行分析，表现出较为专业的学术水平，而且在研究内容上，不仅关注了藏区的主体民族——藏族，还将生活在藏区的其他民族作为研究对象，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杜永彬的《都市少数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以北京的藏族为例》（《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以文献、档案、实地考察和访谈为依据，对居住在北京的藏族进行了初步研究，阐明北京和藏族的关系，研究北京藏族人的价值；勾勒藏族人在北京的分布及其现状，解释北京藏族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探讨北京藏族人所采取的适应现代化的策略。

朱玉福、尼玛扎西的《青藏铁路通车对西藏传统文化的影响》（《黑龙江民族丛刊》第4期）一文，认为青藏铁路通车在加快西藏传统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对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针对青藏铁路通车对西藏传统文化已经或有可能造成的消极影响，务必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保护其优秀传统文化，使青藏铁路成为传播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者”，或者使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有效衔接。唐雪琼、薛熙明等人的《旅游影响下的生态文化景观变迁和重构———基于云南藏区R村的研究》（《学术探索》第3期）一文，认为旅游影响研究尽管已经较为成熟，但是大多研究缺乏将其文化社会影响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关联，民族地区的生态文化景观常常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云南藏区R村的案例表明，旅游引致的藏族生态文化景观的变迁，更多是通过对当地社区文化施予影响来实现的。在旅游发展背景下，重构藏族生态文化景观迫切需要来自规划、经营管理和社区多个层面的关注。

王冬兰、刘彤的《藏族传统社会宗教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一种文化人类学视角的分析》（《当代教育与文化》第3期）一文，从文化人类学视角分析了藏族传统社会宗教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拉巴次仁《论印度种姓制度对西藏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对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发展、比较及其传播到西藏的途径、负面影响、现状进行剖析，提出了如何预防这种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种姓意识的对策，并强调了提高自身修养，保持高贵品德的重要性。

王延明、王丽娟的《工业化进程中汉藏族际关系新质——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麻当乡为例》（《甘肃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在分析夏河县麻当乡传统汉藏族际关系特点的基础上，对该社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族际关系新貌进行深入调查，探讨了工业化进程对当地不同民族生产生活带来的变迁及对民族关系的影响和推动。

张实、李红春的《云南藏区“藏回”族群社会结构研究——以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一文，对云南迪庆“藏回”族群的社会结构进行了较深入调查，揭示了“藏回”族群的形成是在藏区回族移民和藏族长期频繁的社会交往中，回族对藏族社会生活及文化的积极适应结果，是回族文化多样性的表现。并提出云南“藏回”是历史上穆斯林积极适应藏区社会文化的产物，是回族的一个亚族群。冯瑜、金杰的《乡村传统宗教文化复兴中的生存和发展诉求——云南迪庆两个藏区回族村庄个案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6辑）一文，通过云南迪庆州两个回族村庄的个案调研认为，民间传统宗教文化的复兴是一个自发的积极主动的过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与人们对社区及自我身份认同、自我生存发展的诉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