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化（汉文部分）——民俗研究

（三）民俗研究

2009年度有关民俗方面的研究，文章依然较多，内容包括宗教文化习俗、节庆习俗、衣食住行习俗、婚丧习俗等。

张鹰主编的《人文西藏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有三本涉及民俗。其中，《节庆礼仪》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藏地区日常礼仪（献哈达、敬酒、敬切玛），婚嫁习俗、丧葬礼仪、节日庆典等西藏的民俗活动。《生活习俗》展现了西藏地区饮食习俗、居住习俗、生产习俗（农业生产习俗、牧业生产习俗），工艺作坊（氆氇作坊、陶坊、卡垫、木雕、金属工艺、藏香作坊、藏纸作坊），行旅、信仰习俗、休闲娱乐、贸易习俗等各种生活习俗。《西藏服饰》分概述、拉萨服饰、山南服饰、日喀则服饰、阿里服饰、那曲服饰、林芝（工布）服饰、昌都（康区服饰），西藏的僧侣服饰等部分，图文并茂地介绍了西藏各地区各具特色的服饰风格。

丹曲的《从姓氏源流看果洛藏族的宗教文化习俗》（《西藏研究》第6期）一文依据藏文文献和口碑资料，就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果洛藏族姓氏的渊源有着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且其历史久远，与藏族族源一脉相承；果洛藏族的阿尼玛沁山神崇拜习俗，是祖先崇拜的一种反映，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是藏族社会早期部落制度的一种辐射，也成为历来维系黄河源头社会秩序的象征。果洛藏族的姓氏源流及其与宗教文化的关系，既是果洛地区藏族古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下文化习俗的沉淀，也是其部落文化和宗教信仰兼容性的折射。

许韶明的《论卡瓦格博转经圈》（《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2期）一文认为，作为藏区三大转经圈之一，卡瓦格博的形成既有藏传佛教的西风东渐，又是当地各民族、族群融合的历史进程。卡瓦格博的发展，有赖于其宗教性特征，具体表现在神圣与世俗两大世界。神圣代表一整套的信仰体系、象征符号与价值观念，世俗代表与神圣体系相关的种种生活禁忌，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作用，共同营造出自然、人与神三者的和谐统一。

王万平的《热贡“六月会”仪式的苦行与牺牲》（《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一文认为，六月会是青海省东南部热贡地区的一个民间祭祀仪式，这个仪式保留了许多原始宗教中的苦行，这些苦行是在藏传佛教广泛流行之前，西羌先民的原始信仰、北方游牧民族的萨满教以及现在仍然在这一地区具有广泛影响的吐蕃苯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相互涵化而形成的。村民通过流血和牺牲等来取悦神灵，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使村庄和村民得到神灵的保护，能够六畜兴旺、五谷丰登、身体健康、关系和谐、永葆安宁。

以弘扬藏传佛教教义、增强宗教凝聚力为主要目的的藏传佛教节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出现了世俗化现象。王世韦的《藏传佛教节日世俗化探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一文主要从民族学角度出发，探析藏传佛教节日世俗化现象的表现、特点及发生的原因等。

舟曲藏族头饰艺术具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价值，是极其珍贵的历史以及人类学符号文本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郭军燕的《浅析舟曲藏族的头饰艺术文化》（《西藏艺术研究》第2期）一文主要通过实地调查和人类学分析，对舟曲藏族的头饰进行分类，揭示其意义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索朗卓玛的《试析藏族饮食器具的特点及发展历程》（《西藏艺术研究》第3期）一文，旨在通过对藏族传统饮食器具的制作材料、器具艺术及器具的类型等三个方面对藏族传统饮食器具的发展历史作个简单的梳理。此外，对藏族传统饮食器具中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不同的特色进行了试探性地分析。

藏式传统聚落，与西藏的其他文化形态一样，具有其鲜明的个性，是西藏艺术发展史上一道靓丽的文化景观。禄树晖、刘维彬、宋扬扬的《拉萨市藏式传统聚落构筑机理研究》（《西藏科技》第5期），从藏式传统聚落的布局与构筑理论入手，着重就该聚落构筑的方位选择、布局特征、建筑空间结构和建筑色彩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其形态特征与特色，以期从理论层面为西藏打造精品城镇和特色城镇打下一定的基础。

陈默的《西藏农区的房屋空间及其意义——以西藏曲水县茶巴朗村社区调查为例》（《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以曲水县茶巴朗村第四自然村为田野调查地点，对该村不同时期家屋的物质建构和空间分割进行调查研究，并以此为例探究西藏农区家屋物质建构和空间分割的变迁以及家屋空间内含的意义。

齐琳的《甘南藏族民居地域适应性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一书，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半农半牧地区藏族民居建筑为研究对象，以相关调研、测绘资料为研究基础，通过类型学、比较法等相关研究方法，归纳出甘南半农半牧地区藏族民居的基本类型，总结其对特定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及对人文地域性的体现。

刘艳梅的《族群演化下的四川阿坝藏区居住形态变迁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7期）一文，关注旅游业影响下的四川阿坝藏区的居住格局变迁，认为在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藏族传统住宅成为一种旅游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其住宅形态和民族特色。但是，随着藏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对其居住空间也必然提出新的要求，传统民居的改建已成必然。

杨桂香的《浅析青海少数民族民居特色与审美价值》（《青海社会科学》第1期）一文主要阐述了青海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民居建筑风格，以及塑造了本民族文化建筑性格的特征和传统手法，体现了民族技艺和独具特色的乡土建筑文化，同时也体现了儒、道、佛合一的文化现象。

杨才让塔的《论舅权在天祝藏族婚俗中的遗存》（《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5期）一文以天祝藏族婚礼为个案，从征婚、订婚、送亲、迎亲、座次安排及馈赠礼品等仪式入手，阐述了舅权在天祝藏族婚俗中的遗存形式及原因，并尝试性地探讨了舅权在天祝藏族地区的发展趋势。

耿筱青的《青海化隆乙什扎藏族部落传统婚姻习俗调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6期）一文，主要叙述了藏族安多方言区乙什扎藏族部落20世纪30至50年代的婚姻习俗，认为这一时期乙什扎藏族部落比较藏族安多方言区传统婚姻习俗已发生变异。文章分析了影响传统婚姻习俗变异发生的主要原因，以及藏传佛教信仰对藏民族婚姻习俗的影响，认为相对稳定的文化内核保持了乙什扎藏族部落传统婚姻习俗的本民族特质。

洲塔的《论天葬产生的思想渊源及对藏族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认为天葬是藏族选择最多的一种葬仪，这种特殊的习俗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即藏传佛教中观论“人无我”、断除“我执”的思想。把中观思想引入藏族葬俗的是印度瑜伽僧帕·当巴桑吉和他的亲传弟子、西藏佛教史上觉域派的创始人女密宗大师玛吉拉珍。这两位大师及其教派教义提倡的理论和修持，尤其是觉域派的灵魂观念，是藏族天葬习俗产生及普遍流行的最主要原因，并对藏族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志农的《文化边缘视野下的云南藏族丧葬习俗解读——以德钦县奔子栏村为例》（《云南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认为与其他藏区相比，处于汉藏文化边缘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村藏族的丧葬习俗多种方式并存，其中土葬和树葬要进行二次葬，具有明显的无等级差别性、文化多元性和地域性，其独具特色的丧葬文化特征既源于这一地区独特的生态、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变迁，又源于他们对生与死的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是多元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