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理论与方法研究
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与藏语的研究密不可分。关于汉语、藏语以及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学术界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尤其在2009年度,关于汉藏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著述较多,主要有:陈忠敏的《历史比较法与汉藏语研究》(《民族语文》第1期),孙宏开的《汉藏语系假设——中国语言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学术探索》第3期)和《汉藏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节选)》(《汉字文化》第4期),李艳、李葆嘉的《汉—蕃语族:德里姆的假说及其证据》(《外语学刊》第3期),瞿霭堂的《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问题》(《汉字文化第》第6期),冯蒸的《汉藏语比较语言学重要论著述评语初步研究——附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亟需编纂<从现代汉语查找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安韵母编排的藏汉词典>》(《汉字文化》第1期),陈保亚的《解读蜀夏文化的一线曙光——三星堆玉石文字和汉藏语系研究的启示》(《科学中国人》第9期),张建军的《藏语和河州汉语方言的接触史及接触类型》(《西藏研究》第2期),田阡子、江荻、孙宏开的《东亚语言常见爆发音的类型学特征》(《语言科学》第6期),张军的《孙宏开民族语言学学术思想初探》(《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等。
孙宏开先生在《汉藏语系假设——中国语言学界的“歌德巴赫猜想”》和《汉藏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节选)》二文中,对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文章不仅简要回顾了汉藏语系研究的历史经过,而且还介绍了中国学者目前开展的一些工作。中国是汉藏语系语言的故乡,中国的学者理应为推动汉藏语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李艳、李葆嘉的《汉—蕃语族:德里姆的假说及其证据》对汉藏语系和汉语系属假说的分歧的进行了介绍,从古汉语和蕃语(Bodish,汉语音bo,吐蕃的“蕃”)同源的形态证据、词汇证据、考古文化证据三方面,介绍了德里姆(G.van Driem)的汉—蕃语族(Sino-Bodic)假说及其反响。文章认为某种或某支语言与古代汉语的同源词和形态对应最多,这种语言与汉语的亲缘度也就最高。陈忠敏在《历史比较法与汉藏语研究》中认为,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原则不仅适合于印欧语历史研究,也适合包括汉藏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历史研究。文章结合印欧语、汉藏语来讨论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内容和历史比较法的理论基础及缺陷。田阡子等的《东亚语言常见爆发音的类型学特征》一文,依据394个语言样本数据库,通过分析双唇、齿龈和软腭三套爆发音在四个基本模式和若干个破缺模式里清、浊、送气对立特征,归纳出东亚语言爆发音的普遍语音类型并对每一种类型中存在的例外情况,进行了解释。张建军的《藏语和河州汉语方言的接触史及接触类型》讨论了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的接触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接触的历史文化背景,对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接触进行研究,认为藏语与河州汉语方言的接触类型主要有三种,即文化型接触、地缘型接触以及商贸型接触。相关的研究还有陈保亚的《解读蜀夏文化的一线曙光——三星堆玉石文字和汉藏语系研究的启示》,文章从历史学、考古学、文化学等角度对汉藏语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冯蒸在《汉藏语比较语言学重要论著述评语初步研究——附论:提高汉藏语比较研究水平亟需编纂<从现代汉语查找古汉语同义词的词典><安韵母编排的藏汉词典>》文中指出,词典的编纂对于“汉藏语比较语言学”意义重大,尽管汉语和藏语这两个语言有亲属关系已经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实际上仍有许多细节尚待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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