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艺术交流（汉文部分）

2009年国内西藏艺术研究，还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以下分汉藏艺术交流、美术研究、音乐研究、藏戏研究、舞蹈研究五个章节，分别陈述2009年度研究成果。

在西藏艺术研究领域，西方的学者们秉持着一种长期以来的观念：西藏艺术是印度艺术的分支，常被称为“印度—西藏艺术”，这种观念常成为我们正确认识西藏艺术源流的障碍。西藏艺术研究要取得大的进步，就必须考察西藏艺术与其周边所有民族的艺术交流，而不能被“印藏艺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事实上，汉藏艺术的双向交流，是从7世纪就开始的一个持续的过程，并且一直都是国内学者所关注的一个课题，对其深入研究有助于廓清西方学者长期以来的偏见或忽视。2009年度关于汉藏艺术交流的研究仍在继续前进，既有宏观视角的考虑，也有具体个案的研究，它们有：

王家鹏、沈卫荣合著的《汉藏交融——金铜佛像集萃》（中华书局），以汉藏文化交融发展为历史脉络，以藏传佛教金铜佛像为主体实物，将金铜佛像放回到汉藏佛教交流的大背景中逐件考证，对汉藏佛教造像艺术风格的渗透和交融，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发掘。

《梵华楼》（四卷，紫禁城出版社）和《诸佛菩萨圣像赞》（中国藏学出版社）是关于清宫内藏传佛教艺术的两本图集，前者是从宏观上把握藏传佛教神系构架的有力尝试。后者的图像学特征、四种文体的名号在研究清宫藏传佛教造像和绘画时是十分重要的。文明、罗文华的《咸若馆供藏擦擦佛整理研究——兼及〈诸佛菩萨圣像赞〉之比较》（《故宫博物院院刊》第5期）将咸若馆保存的一套完整的360尊擦擦佛与《诸佛菩萨圣像赞》进行比较，有354尊完全相同。擦擦佛的发现为推动清宫藏传佛教造像研究和《诸佛菩萨圣像赞》研究深入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资料。

《伏虎罗汉、行脚僧、宝胜如来与达摩多罗——11至13世纪中国多民族美术关系史个案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第1期）、《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析——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中国藏学》第1期）是谢继胜教授长期以来关注汉藏佛教美术交流的成果，两文均以汉藏两个文化圈交集地带的艺术遗存为切入点。前者考察了藏传佛教罗汉中伏虎罗汉、布袋和尚与达摩多罗图像的来源，并梳理了汉藏罗汉图像的差异。后者在作者对川藏青藏交界地带现今公布的9世纪前后吐蕃时期的摩崖造像及其古藏文题记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著录考释后，重点探讨了这一区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图像与风格的来源及其与敦煌及藏区西部同类图像的关系。

赖天兵的《两种毗卢遮那佛造型：智拳印与最上菩提印毗卢佛造像探讨》（《中国藏学》第3期）和《从藏汉交流的风格形态看飞来峰元代造像与西夏艺术的关系》（《敦煌研究》第5期），前者还原了这两型造像在汉、藏佛教艺术发展中的历史面貌。后者就西夏佛教艺术与飞来峰元代造像中藏汉交流风格的具体表现形态，结合元初江南佛教艺术的创作背景及西夏艺术可能的传播途径，分析了飞来峰元代造像中含有的西夏风格因素。

其他的还有李翎的《藏传佛教护法神吉祥天母的图像样式》（《法音》第12期）梳理了现今存留的吉祥天母造像样式，认为：其图像学类型主要有两类，一面两臂式和一面四臂式，确立在明代，流行于清代。桑吉扎西的《藏传佛教绘画中的十八罗汉艺术》（《法音》第8期）则系统地考察了西藏美术作品中的十八罗汉形象，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十八罗汉在藏地的传播源流进行了论述。李宇红、李云峰的《汉藏文化的融合：藏族装饰艺术的发展与演变》（《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主要讨论了藏族装饰艺术，它们记载了藏族社会变迁过程，反映了民族文化的交融。

考察汉藏早期建筑相互影响的有刘波的《从华夏高台建筑看藏羌古碉的起源》（《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通过分析文献记载、考察藏羌古碉遗物得出：二者虽各具特色，但在很多地方都具有相似之处，它们彼此可作为研究对方的重要参照物。

格桑曲杰的《西藏佛教寺院音乐中的汉地器乐形式——楚布寺甲瑞居楚乐（汉乐十六种）》（《西藏研究》第1期）和黎国韬的《竹竿子与西藏传统乐舞关系试探》（《西藏研究》第2期）是两篇分别关于音乐和舞蹈的文章，前者对甲瑞居楚乐仅流传于楚布寺的现象进行了考察，说明噶玛噶举教派与明廷、清廷在历史上的特殊的宗教、政治关系和文化艺术方面的交往。后者考察了有关宋代宫廷舞中“参军色”所持“竹竿子”的记载，认为竹竿子本来形象应是西藏传统月舞中的“牦牛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