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汉文部分）——民间文学及《格萨尔》研究

（三）民间文学及《格萨尔》研究

在民间文学研究中，《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首先，2009年度由西藏社会科学院在拉萨主持召开了“2009年全国《格萨（斯）尔》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37篇，其中汉文论文有27篇。这些论文讨论了《格萨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以及相关《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内涵、艺术特色、说唱艺人等方面的内容，这次盛会在如何保护《格萨尔》史诗艺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其次，仅从数量上来看，2009年度在汉文学术刊物上有40多篇研究《格萨尔》史诗的论文发表，并出版有一本学术论著。该论著即平措的《〈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研究》（西藏人民出版社），本书是作者多年来研究《格萨尔》史诗的一个总结性成果。全书包括“前言”和七章正文，其中第七章有关《格萨尔》的风物遗迹内容为措吉所著。全书讨论了《格萨尔》学、藏族的“万物有灵论”、苯教文化、佛教文化、《格萨尔》艺人、《格萨尔》中的义利思想等内容。作者梳理了《格萨尔》史诗中所蕴涵的藏族从原始社会至今的各种宗教思想内容，透彻分析了这些宗教思想在《格萨尔》史诗中的丰富内涵，具有独到的见解；另外作者对《格萨尔》学的思考和《格萨尔》艺人类型的论述也别具特色，值得引起学界关注。

而发表于学术刊物上的论文，集中讨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如《格萨尔》史诗的文化内涵、《格萨尔》史诗的语言及结构特色、《格萨尔》史诗艺人的保护问题以及相关《格萨尔》史诗的其他艺术等，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其中有两篇论文值得介绍，这就是曼秀·仁青道吉的《关于传统<格萨尔>早期版本》（《西藏研究》第5期）和诺布旺丹的《<格萨尔>伏藏文本中的“智态化”叙事模式——丹增扎巴文本解析》（《西藏研究》第6期）。曼秀·仁青道吉德的论文从其所见的111部手抄本和木刻本出发，通过作者认为的“六道工序”辨认出这些抄本和刻本的“传统”特性，即是否是抄本或刻本、传承和整理者、文本的出处、是否有异文本、完整程度以及是否具有传统意义；作者又通过设定“六大特征”来辨别一个文本的传统意义：歌诗、情节、曲调、氏族和部族、曲调、古字词以及措辞。最终分辨出具有传统特点的35部早期《格萨尔》史诗文本。尽管这些讨论在方法论上和部本结构的安排上尚有不足之处，但这种分析真正推动了《格萨尔》史诗研究的前进。

诺布旺丹的论文同样如此。作者运用近年来在中国史诗学界逐渐兴起的“口头程式理论”来解释作为传统藏传佛教思想下出现的一类掘藏《格萨尔》艺人——“智态化”艺人丹增扎巴的创作特色。作者通过几年来的调查研究发现，此类艺人比起一般的掘藏艺人更注重内心清静状态下呈现出的原始智性的创作，而不像“意念”掘藏艺人那样更多受制于宗教理论的束缚；进而作者又证明此类作为用文字创作的艺人，其作品完全符合“自撰口述性艺人”的特点，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艺人。这种研究暂且不论受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格萨尔》艺人研究中形成的分类方面的限制，从此类艺人概念的提出与分析上来说，其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2009年度讨论最多的问题依旧集中在《格萨尔》史诗中的文化内涵方面。其中有三篇论文值得推荐。马都尕吉的《藏族神话与英雄史诗》（《长江大学学报》第1期）讨论了《格萨尔》史诗中表现出来的藏族神话内容如“创世神话”、“人类起源神话”和“自然神话”以及受到苯教和佛教影响的神话等内容，指出沿着社会历史的进程，《格萨尔》史诗在吸收此类神话内容的同时，逐渐确立了部落时代的“现实”特色，淡化了神话内容，最终成为了一部民族史诗。此类研究继承了苏联学者如梅列金斯基的史诗起源研究的风格，具有一定的价值。元旦的论文《论<格萨尔>史诗中的过渡礼仪及其仪式原型——以<赛马称王>为例》（《民族文学研究》第4期）探讨了《格萨尔》史诗中的主要部本之一《赛马称王》所反映的民俗内涵。正如作者所提出的史诗主人公格萨尔通过“分离”、“过渡”和“聚合”三个阶段，完成了从“丑陋角色”到“神奇国王”的转换。这个过程正是《赛马称王》的主题，也反映了民俗学上如范·海耐普《通过仪礼》中提出的成年仪礼的一般过程，从而映证了《格萨尔》史诗所具有的一般民俗特性。另外一篇论文是郁丹的《英雄、神话和隐喻：格萨尔王作为藏族民间认同和佛教原型》（《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此论文运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阐述了《格萨尔》史诗的主人公格萨尔在藏族民间社会的多重角色的认同特点，从“原型”到佛教的“菩萨思想”，乃至具有人类的普遍的原型品质，在格萨尔人物及民众社会的期待和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其方法论值得引起关注，但从选取分析材料方面还需谨慎，比如降边嘉措、吴伟的《格萨尔王全传》具有编撰性质，应该说与艺人的说唱文本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关于《格萨尔》史诗及说唱艺人的保护问题研究，则有努木的《如何加强<格萨尔>说唱艺人工作——以藏北那曲<格萨尔>说唱艺人为例》（《西藏艺术研究》第4期），该文介绍了藏北丰富的《格萨尔》文化资源，特别是层出不穷的《格萨尔》说唱艺人。作者指出，现有的66名《格萨尔》艺人能够说唱《格萨尔》总和为473部，其中有74部是独有之部，因此藏北是名副其实的《格萨尔》艺人的故乡。但当地地处偏远、受社会经济条件所限，艺人生活艰难，其说唱没能得到应有的保护和抢救。作者根据多年调查研究，提出了几项保护和传承措施：如建立“藏北《格萨尔》研究基地”、成立“《格萨尔》协会”等方式，加强政府部门的支持，提高艺人的生活待遇，加紧制订抢救和保护措施。以及强化与学术机构的合作，推动《格萨尔》艺人的有效保护与传承。

关于《格萨尔》的音乐曲调、唐卡绘画以及藏戏艺术方面，则归入艺术研究领域，此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