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汉文部分）

考古方面，2009年度的成果并不多，但是有些文章保证了高质量，我们分总论、遗址和文物三部分加以叙述。

（一）总论

霍巍的《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西藏大学学报》社科版第1期）首先在介绍吐蕃兴起的历史和吐蕃文化的基础上探讨了吐蕃在亚洲文明史中占有的地位，然后重点从考古学的角度讨论了吐蕃考古与吐蕃文明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吐蕃考古既是吐蕃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传统意义上以文献研究为主体的吐蕃史研究有所区别，两者可以互为补充、互相借鉴。文章最后回顾了吐蕃考古的学术史，对近年来吐蕃考古的新材料所带来的新问题及其研究前景也作了学术展望。

石硕的《藏彝走廊: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四川人民出版社）通过对藏彝走廊这个独特的历史—民族区域中的藏缅语民族的共同起源联系、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遗存、新石器时代文化、石棺葬文化及石棺葬人群之族系面貌、夷人的社会面貌及其土著性、东汉时期夷人社会的动荡与变迁、汉晋时期的“氐”、“羌”、“越”等问题的探讨，对藏彝走廊的文明起源与民族源流作了系统、整体的梳理与研究。

石硕的《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人群向藏彝走廊迁徒路线之探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6期）一文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对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三个主要人群支系（澜沧江上游地区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人群支系、大渡河上游以丹巴中路罕额依文化为代表的人群支系、岷江上游地区以营盘山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代表的人群支系）的南迁路线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些人群的南迁路线各不相同，不仅造成了藏彝走廊不同区域人群之间的分化，也导致并形成了藏彝走廊地区文化面貌各异的人群支系与区域类型。

（二）遗址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的《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佛教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考古学报》第4期）一文对西藏阿里象泉河流域卡孜河谷的石窟、寺院、佛塔等建筑遗址以及这些遗址中保存的壁画、铜像、建筑构件等佛教遗存进行了介绍，包括聂拉康石窟、查宗贡巴石窟、卡孜寺、卡孜村佛寺与佛塔等主要遗址，并对相关遗址的考古学年代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遗存对认识卡孜在古格王朝不同历史时期佛教活动的情况与仁钦桑布的相关史迹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谢继胜的《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分类——兼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渊源》（《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对川青藏交界地区藏传摩崖石刻造像与题记的部分遗址进行了研究。文章通过对这些造像的分析和古藏文题记的考释，分析了这些造像之间的联系，并认为川青藏交界地区流行的大日如来与八大菩萨造像与敦煌所见的图像体系有渊源关系。

霍巍在《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中国藏学》第3期）一文中认为，敦煌莫高窟第465窟不是在同一个时期形成的，其建窟历史可以划分为吐蕃、西夏和蒙元等三个主要时期。

许新国的《茶卡吐浑国王陵浅谈》（《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第４期）一文对茶卡地区新发现的王陵的族属、陵墓主人的身份等做了考证，认为从其规模看应是一处吐谷浑王陵。文章就茶卡吐浑国王陵和周围发现的其他陵墓进行了对比研究，同时探讨了古代青海道的形成问题，最后就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王昱的《石堡城遗址考察纪实》（《青海社会科学》第5期）一文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成果，通过实地考察，对石堡城的方位和战略地位、石堡城的名称及山顶概况、唐蕃石堡城战役的规模及战况进行了介绍。

（三）文物

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所编《中国少数民族文物图典·民族文化宫博物馆卷》（辽宁民族出版社）一书分历史文物、宗教文物和民俗文物三部分辑录民族文化宫博物馆所藏800余件（套）文物，反映了该馆馆藏民族文物的基本面貌和独有特色。其中历史文物包括了自汉代以来的铜鼓、钱币、官印、官服、诰命、封文、献词以及礼品等，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礼品自成系统；宗教文物以造像、供器、法器、唐卡等藏传佛教文物为主，同时还有其他民族的文物，是研究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珍贵的实物资料；民俗文物包括各民族服饰、佩饰、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工艺品、民族乐器、民族面具等。

霍巍在《吐蕃系统金银器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一文中，首先梳理了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出土与流散海内外的吐蕃金银器，然后对吐蕃系统金银器的特点、风格和制作工艺进行了介绍，最后阐述了吐蕃金银器的对外交流。作者认为，无论是史籍记载还是发现的实物，都可以证明吐蕃金银器从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成就；吐蕃金银器造型生动、纹饰丰富多彩、富于民族气息的独特文化面貌；吐蕃金银器流行的年代主要为吐蕃王朝兴起和强盛于青藏高原时期；吐蕃在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中，逐渐形成了自身具有鲜明特色的金银器系统。

许新国的《都兰出土舍利容器——镀金银棺考》（《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通过青海都兰出土的两件舍利容器——镀金银棺和中唐以来我国中原地区的舍利容器——金棺银椁的相互比较，发现两者之间颇为相似，因此认为都兰出土的镀金银棺来源于中原。文章还探讨了舍利容器的产生、发展和流传等相关问题，指出都兰出土的镀金银棺是汉藏文化交流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