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汉文部分）——元、明、清

（三）元、明、清

近来藏史研究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清代研究进一步深入，而原来几乎与清代研究不相上下的元代研究却日益减少，2009年度除了陈庆英先生《1239年蒙古军进入西藏的杰拉康之战》（《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第４期）一文外几乎没有元代研究的力作发表。

1.明

明代藏史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相对薄弱的环节，2009年度关于明代藏史的研究包括：

明永乐五年（1407年）噶玛噶举派第五世活佛得银协巴（汉籍称哈立麻）奉旨晋京朝觐，期间在南京资设普度大斋为太祖皇帝及皇后“荐福”，被永乐皇帝敕封为“大宝法王”。永乐皇帝将14天的荐福活动中出现的种种奇景命画师逐日画出，配以五种文字说明，形成了长达4968厘米长、高66厘米的“荐福图”。索文清在《明初哈立麻晋京朝觐与“荐福图”的诞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一文对哈立麻晋京朝觐与“荐福图”的诞生进行了介绍，认为它对我们今天研究西藏与祖国关系史和西藏宗教发展史，以及明朝初年佛教在内地倡兴、民族文字的使用交流情况，均有重要的实证和参考价值。

王建敏的《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3期）一文介绍了明朝初年在广大藏族地区所设置的行都武卫机构及其具体职能：管理屯田、管理驿站、开办卫学、管理马赋差发，认为明朝在藏族地区设立行都武卫，任命当地僧俗首领为朝廷官员，让其分别治理，各尽其责，达到威服安定藏族地区、稳固明朝统治的目的，为其后多封众建、羁縻贡市等治藏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洲塔、何威的《河州何土司家族考略》（《西藏研究》第6期）一文首先对河州何土司家族世系进行了梳理，认为何土司家族作为明代在西北最早敕封的土司之一，对西北的政治、军事等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自清代起，其势力却逐步走向衰落。

2.清

2009年度的清代藏史研究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高水平，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关系（含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施政）、西藏与周边其他民族的关系及其他相关专题研究等方面，其中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施政占了2009年度清代藏史研究绝大部分，其中又可以分为在藏施政、驻藏大臣、制度研究和反侵略等方面。

在藏施政研究的成果有：冯智的《中甸在清初勘界暨治藏中的地位》（《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以地处滇、川、藏三地交界处的中甸为研究对象，经过梳理史料文献，对清初中央政府确立中甸归属的背景、过程及其意义进行了介绍和分析。

邹立波的《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第3期）一文对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康区塘汛的设置进一步巩固与强化了清廷对西藏的统治，客观上有助于驻防沿线的安定与汉藏经贸往来；推动大批汉族人深入康区，促进汉藏民族的交融与文化互动；塘汛的设置开辟了汉藏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通道。

孙宏年的《清朝末期达赖、班禅关系与治藏政策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指出，在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系统的矛盾日益加剧的清朝末期，中央政府和驻藏大臣从对达赖、班禅都有所猜忌到明确支持班禅系统、压制达赖系统，使两大系统的矛盾不断激化，达赖方面与清中央政府、驻藏官员的矛盾也不断加深。这些矛盾在清朝崩溃前夕全面爆发，并对以后40多年的西藏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

秦和平的《20世纪初清政府对西藏察隅等地查勘及建制简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对20世纪初清政府派程凤翔、段鹏瑞及夏瑚等官员对西藏察隅等地的全面勘察及积极经营的过程进行了介绍，比如程凤翔惩处翁腊寺进军桑昂曲宗；程风翔进军察隅勘察压必曲龚；段鹏瑞全面查勘、绘制地图；夏瑚纵深勘察，经营察隅西部等。文章认为，这一切并非一次孤立的事件，是清政府改变统治理念，更换统治方式，由“间接”到“直接”，健全及加强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防御侵略的组成部分；是实践现代国家建制、有效经营版图的客观要求。他们的全面勘察及积极建设，保障并延伸了清中央政府在察隅等地的统治。

清朝驻防西藏官兵的制度是清朝对西藏地方主权的标志之一，对于维护清朝驻藏大臣、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以及西藏社会的安定、保卫边防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周伟洲的《清驻藏兵制考》（《清史研究》第1期）一文对清朝驻藏官兵制度的初步形成、完善并成为定制、特征及作用、流弊和变革等做了介绍。

关于驻藏大臣的研究较多。其中，任新建的《凤全与巴塘事变》（《中国藏学》第2期）一文对1905年发生的巴塘事变进行了分析，作者在介绍巴塘事变发生的背景和整个事件发生始末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造成巴塘事变的复杂因素，认为多重矛盾导致了事变的发生，而不仅仅是过去认为的“反洋教”“反封建压迫”。赵心愚的《从<西藏志>看确立之初的驻藏大臣》（《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一文根据《西藏志》中关于驻藏大臣制度的记载，并结合其他史籍文献的分析，对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时间、确立之初驻藏大臣的职责与任务及驻藏大臣的职权范围与颇罗鼐职权范围的关系做了初步探讨。

制度研究方面，张双智、张羽新的《论清代前后藏朝觐年班制度》（《西藏研究》第5期）一文考察了清朝时期的前后藏朝觐年班制度，指出清廷定立了前后藏年班制度，并在朝觐人数、时间、贡道、沿途支应、贡品、赏赐、筵宴、朝礼等方面都颁定了严格的规章，这种制度作为国家管理西藏上层人士的重要行政措施，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初设立驻藏大臣并统领清军的制度，规定驻藏清兵军事、藏军操练以及维持地方安宁等，事无巨细，均受驻藏大臣统领和管理。冯智的《清初驻藏大臣统领清军及其体系》（《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第1期）一文认为这个制度是清中央政府在治藏方面高于“怀柔”政策的重大举措，表明清代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制度具有多层次性和丰富性，是历代中央王朝对西藏行使主权的继承和发展。

反侵略研究方面，邓锐龄的《清乾隆朝第二次廓尔喀侵藏战争（1791—1792）史上的几个问题》（《中国藏学》第1期）一文重点探讨了三个问题：一、乾隆是否在廓尔喀入侵前就知道藏人与廓尔喀秘密缔约；二、战争期间乾隆对达赖喇嘛的看法如何；三、战争最后在什么情况下结束。作者根据大量的史料及对其缜密的考证，还原了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